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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星光不渡 然后她走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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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星光不渡
艾莉丝·奥斯卡有三个名字。
第一个名字，印在护照上，叫艾莉丝·奥斯卡。奥斯卡家族的末裔，伦敦出生的混血名媛，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常年赞助人，苏富比拍卖行的VIP客户。这个名字出现在《Tatler》的社交版面上，出现在慈善晚宴的嘉宾名单上，出现在王室婚礼的观礼席上。体面，安静，没有争议。
第二个名字，刻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叫Alyssa Oskar。两个字母的差别，足够让狗仔队追错方向。这个名字出现在《Variety》的封面上，出现在奥斯卡颁奖礼的提名名单上，出现在全球票房排行榜的前列。她是二十一世纪最成功的混血女演员，没有之一。三座金球奖，两座英国电影学院奖，一座奥斯卡——最佳女配角，二十五岁拿的，至今保持着该奖项最年轻的混血得主纪录。
第三个名字，没有人知道。写在叶清秋的遗书里，写在她自己的日记里，写在那些从来没有寄出去的信上。这个名字叫——叶艾莉。叶家的叶，艾莉丝的艾。她母亲活着的时候这样叫她，叶清秋在信里也这样叫她。但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因为她觉得，这个名字太珍贵了，珍贵到不能随便让别人听见。
伦敦的社交圈知道她是名媛，不知道她是明星。好莱坞知道她是明星，不知道她是名媛。两个世界像两条平行线，在她身上交汇了三十年，从来没有交叉过。直到叶清秋的出现。
她为什么隐瞒？不是因为羞耻，不是因为恐惧，是因为承诺。
艾莉丝把这三个名字的来历，告诉了叶清秋。在她从上海回到香港之后，在他手术之前的那段日子里。她坐在半山别墅的书房里，手里捧着一杯热可可，窗外的白兰花正在落叶，一片一片的，像金色的雨。她把这些话告诉他，是因为她不想再对他有任何隐瞒。
“我十六岁被星探发掘。在伦敦，考文特花园，我站在那里听街头艺人拉小提琴。一个男人走过来，给我一张名片，说‘你想拍电影吗？’我以为他是骗子，把名片扔进了垃圾桶。他捡起来，追了我三条街。他说‘你如果不去试镜，会后悔一辈子’。我去了。导演看见我的第一眼，说‘就是你’。那是一部独立电影，成本不到一百万英镑。我演一个混血少女，在伦敦和香港之间寻找自己的身份。电影没有在大陆上映，但在欧洲拿了三个奖。”
她顿了一下，喝了一口可可。“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演。不是演别人，是演自己。一个不属于任何地方的混血儿，在东西方之间来回奔跑，永远找不到一个可以停下来的地方。影评人说我‘有一种破碎的美感’。他们不知道，那不是演的，是真的。”
叶清秋坐在她对面，没有说话。但他的眼睛在说——我懂。
“后来我签了经纪公司，去了好莱坞。他们让我改名字，说‘艾莉丝·奥斯卡’太像真名了，不像艺名。我说这就是我的真名。他们说‘那就改一个字母，Alyssa Oskar，听起来像东欧人，有神秘感’。我答应了。因为我不在乎叫什么名字，我只在乎能不能演戏。”
她放下杯子，看着他。“我演了十二年，演了二十三部电影。有一年我同时拍三部戏，三天没有睡觉，在片场晕倒了。醒来的时候在医院，经纪人在床边打电话，谈的是下一部戏的片酬。没有人问我‘你还好吗’。没有人在乎我好不好。他们只在乎我能不能演，能不能赚钱，能不能拿奖。”
她的眼泪掉了下来。“我累了。不是身体累，是心累。我想停下来，但停不下来。因为我有合约，有团队，有投资人，有成千上万的粉丝等着我的下一部作品。我像一个被架在舞台上的木偶，线在别人手里，我只能跟着动。”
叶清秋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他的手很凉，但握得很紧。
“所以你就答应了家族的安排，嫁给我。”他说。
她点了点头。“我需要一个理由离开。一个让我可以不用愧疚、不用解释、不用交代的理由。家族债务，契约婚姻，商业联姻——多完美的借口。我可以跟经纪公司说‘我要结婚了，要搬到香港，不能再拍戏了’。他们不能阻止我，因为婚姻是私人事务，受法律保护。他们恨得咬牙切齿，但只能放我走。”
“你恨我吗？”叶清秋问。
“恨你什么？”
“恨我让你放弃了事业。”
艾莉丝看着他，看了很久。“我放弃的不是事业。是枷锁。你给的不是婚姻。是自由。”
她把那枚蓝宝石戒指从手指上取下来，放在他的手心里。“你替我保管。等我们真正结婚的那一天，你再给我戴上。”
叶清秋看着那枚戒指，看着她的手，看着她眼睛里没有说出口的那句话。他把戒指收进口袋，说了一个字——“好。”
他们没有等到真正结婚的那一天。戒指第二次戴到她手上，是在他去世之后。江娇娇从他的遗物里找到了那枚戒指，放在她的枕头下面。她醒来的时候，手指碰到一个冰凉的东西。她拿起来，是那枚蓝宝石戒指。戒指的内壁上刻着两个字——叶艾。
她的名字。他刻的。在她不知道的时候。
艾莉丝把戒指戴在无名指上，再也没有摘下来。
这些往事，艾莉丝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但在这个中秋夜的前夕，在太平山顶的风里，她把这些话说给了一个人听——不是活人，是月亮。
月亮很圆，很亮，像一个银色的盘子挂在维多利亚港的上空。她坐在山顶的栏杆上，双腿悬空，脚上穿着那双已经破得不成样子的粉色拖鞋。风很大，吹得她的头发漫天飞舞。她对着月亮说：“叶清秋，你在听吗？”
月亮没有回答。但风小了一些。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我为什么爱穿旗袍。你以为是因为我母亲，因为我母亲喜欢旗袍。对，但不全对。我爱穿旗袍，是因为我第一次穿旗袍的时候，是在你的电影里。”她的声音很轻，轻到像在自言自语。“那是一部民国戏，我演一个上海名媛。造型师给我穿了一件墨绿色的丝绒旗袍，说我‘像从画里走出来的’。我第一次看见自己穿旗袍的样子，在镜子里，觉得那不是我，是另一个人。一个更好看的人，一个更勇敢的人，一个不会被任何事情打倒的人。”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身上这件旗袍。墨绿色的，丝绒的，和第一次见叶清秋时穿的那件一模一样。“后来我就爱上了穿旗袍。不是因为好看，是因为穿上它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另一个人。一个可以掌控自己命运的人。一个可以说‘不’的人。一个可以从好莱坞逃走、嫁给一个不爱自己的人、然后爱上他的人。”
她的眼泪掉了下来，落在旗袍的裙摆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叶清秋，你骗了我一辈子。你说你不爱我。你说你娶我是为了查真相。你说你教我是因为需要。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假的。但你做的一件事是真的——你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在你面前，我不需要演戏，不需要装名媛，不需要当明星。我只需要做艾莉丝。一个会哭、会笑、会发脾气、会穿破拖鞋、会吃小笼包吃到撑的普通人。”
她抬起头，看着月亮。“谢谢你。让我做了两年普通人。那是我这辈子最好的两年。”
月亮在云层后面躲了躲，又出来了。风把白兰花的花瓣从山脚下吹上来，落在她的肩膀上，头发上，手背上。她拈起一片花瓣，放在鼻子前闻了闻。很香。他说过的，白兰花的花语是纯洁的爱。她以前不信花语，觉得那是骗人的。现在她信了。不是因为花语是真的，是因为他说过的话，都是真的。
她在山顶坐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她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花瓣，走下山。
回到半山别墅的时候，江娇娇在门口等她。她的眼睛红肿，像是哭了一整夜。她看见艾莉丝，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没有发出声音。
“他走了。”艾莉丝说，“刘镇洋走了。不会回来了。”
江娇娇点了点头，眼泪又掉了下来。“他留了一封信。给你。”
她从口袋里拿出一只信封，递给艾莉丝。信封上没有署名，没有地址，只有一行字——“艾莉丝亲启。”
艾莉丝拆开信封，抽出信纸。信纸只有一页，字迹很潦草，像是写的时候手在抖。
“艾莉丝：我走了。不是逃走，是去找他。去找叶清秋。我知道他死了，但我不信。他那种人，不会那么容易就死了。他一定在某个地方，活着，好好的，只是不想见我们。我要去找他。找到他之后，我会告诉他——你很好。你没有哭。你穿着他买的拖鞋，戴着他给的戒指，穿着他喜欢的旗袍，活成了他想让你活成的样子。我会告诉他，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然后我会回来。如果你还在等我，如果你还愿意让我叫你一声‘朋友’。如果不愿意，我就远远地看着你。看着你笑，看着你哭，看着你老。这是我欠你的。刘镇洋。”
艾莉丝把信折好，放进口袋。她没有哭。她只是站在门口，看着江娇娇，看了很久。
“娇娇。”
“嗯。”
“你哥哥不是坏人。他只是不知道怎么做一个好人。”
江娇娇的眼泪流得更凶了。“我知道。”
“他去找叶清秋了。”
“我知道。”
“他找不到的。”
“我知道。”
两个人沉默了很久。风把白兰花的枯叶吹起来，在院子里打转，沙沙的，像无数人在低声说话。
“娇娇，你走吧。”
江娇娇猛地抬起头。“什么？”
“回加拿大。开花店。你不是一直想开花店吗？叶清秋给你的遣散费，够你开一家最好的花店。种白兰花，种栀子花，种所有你喜欢的、他喜欢的花。每一种花都有一个花语。白兰花是纯洁的爱，栀子花是永恒的爱，玫瑰是热烈的爱，百合是重逢的爱。你把它们种在一起，它们会替你说话的。替你说那些你说不出口的话。”
江娇娇哭着摇头。“我不走。我走了你怎么办？”
“我不会一个人。”艾莉丝说，“我还有他。”
她指了指自己的心口。
江娇娇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她伸出手，抱住了艾莉丝。两个人抱在一起，站在半山别墅的门口，站在白兰花的落叶里，站在秋天的风里。哭了很久。
江娇娇走的那天，艾莉丝送她到机场。没有哭，没有说再见，只是握了握她的手，然后转身走了。她走进机场大厅，走到登机口，排着队。队伍很长，前面是一对年轻的夫妻，带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扎着两个小辫子，手里拿着一只粉色的纸飞机，正在和爸爸玩。
“爸爸，你看，飞机会飞！”
“对，飞机会飞。”
“那它能飞到天上去找妈妈吗？”
“妈妈就在天上呀。她看得见你的。”
艾莉丝低下头，看着自己手里的登机牌。目的地——伦敦。她要去伦敦，不是回奥斯卡家族，不是去找长老会，不是去做任何和圆桌会有关的事。她要去伦敦，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咖啡馆，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和一个等了三十年的人。
她要去替她外公，给那个女人一个答案。
伦敦的雾一如既往地浓。艾莉丝走出希思罗机场的时候，天灰蒙蒙的，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煤烟和雨水混合的气味。她深深地吸了一口，觉得鼻子有点酸。这是她长大的地方。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建筑，每一盏路灯，她都认识。但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这座城市是陌生的。
她叫了一辆出租车，说了那个地址。司机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伦敦人，头发花白，围着一条格子围巾。他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说：“你看起来面熟。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
“没有。”艾莉丝说，“我第一次来伦敦。”
司机笑了笑，没有追问。
车开了四十分钟，停在一排老建筑前面。艾莉丝付了钱，下了车。她站在街对面，看着那家咖啡馆——门面很小，漆成深绿色，招牌上写着“Café Marguerite”。窗户很干净，里面坐着几个客人，正在喝咖啡、看报纸。吧台后面站着一个女人，头发花白，围着一条褪色的围裙。
艾莉丝穿过街道，推开门。门上的铃铛响了一声。
玛格丽特抬起头，看见她，手里的咖啡杯差点掉在地上。她放下杯子，从吧台后面走出来，走到艾莉丝面前，看着她，看了很久。
“他呢？”玛格丽特的声音在发抖。
“他还在香港。”艾莉丝说，“他让我告诉你——他会来的。等一切结束。”
玛格丽特的眼泪掉了下来。她哭得没有声音，只是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落在围裙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她伸出手，握住了艾莉丝的手。她的手很粗糙，满是老茧，但很暖。
“他好吗？”玛格丽特问。
“他不好。”艾莉丝说，“他瘦了，老了，头发全白了。他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因为他一闭上眼睛就看见那些被他害死的人。他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枕头都是湿的。他不会哭，但他的身体替他哭了。”
玛格丽特攥紧了她的手。“他还戴着那五枚铜钱吗？”
“戴着。从来没有摘下来过。”
“他还记得那首歌吗？”
“哪首歌？”
玛格丽特张了张嘴，轻轻地唱了起来。声音沙哑，走调，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妹在山上唱山歌，郎在河下撑竹篙。山歌撑过九重岭，竹篙点破万里涛。一朝龙归沧海去，半边月亮照空巢。若要冤家重相见，除非铜钱生羽毛。”
她唱完了，看着艾莉丝。“这是他教我的。三十年前，在巴黎，他坐在我现在站的位置，教我唱这首歌。他说，‘这首歌是叶家的，你学会了，就是叶家的人。’我以为他在求婚。他没有。他只是想找一个人，在他死了之后，替他唱这首歌。”
她擦了眼泪，转过身，走回吧台后面。她倒了两杯咖啡，端过来，放在桌上。“这杯是你的。这杯是他的。等他来了，告诉他——咖啡还是热的。”
艾莉丝看着那两杯咖啡，没有喝。她站起来，从口袋里拿出一枚铜钱，放在桌上。不是秦半两，是永乐通宝。那枚从她母亲脖子上摘下来的、戴了一辈子的、嵌着暗红色丝线的铜钱。
“这是他的。”艾莉丝说，“他还给你的。他说，‘等我回来的时候，亲手给我。’但他怕自己回不来了。所以让我先还给你。”
玛格丽特低头看着那枚铜钱，伸出手，用指尖轻轻碰了碰。铜钱在桌上轻轻震动，发出低沉的嗡鸣声，像一个人在心碎的时候发出的叹息。她把它拿起来，贴在胸口，闭上眼睛。
“他回得来。”她说，“他一定会回来。”
艾莉丝没有说话。她转身走了。门上的铃铛又响了一声。
她在伦敦待了三天。三天里，她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去了她母亲的墓。墓地在伦敦北郊的一个小教堂后面，很安静，周围种满了白桦树。墓碑是黑色的花岗岩，上面刻着“叶秋棠，1930-1985”几个字。没有墓志铭，没有照片，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就像她母亲这个人，把所有的故事都藏在了不说话的那些部分里。
艾莉丝蹲在墓碑前，把一束栀子花放在碑座上。栀子花是白色的，很香，和她母亲生前最喜欢的一模一样。
“妈，”她说，“我来看你了。”
风把白桦树的叶子吹得沙沙响，像有人在回答。
“我知道你的事了。你不是奥斯卡家的人，你是叶家的人。你不是我父亲的妻子，你是我外公的女儿。你不是什么名媛，你是一个等了八年没有等到回音的女人。”
她的眼泪掉了下来，落在墓碑前的地上。
“妈，我替你把那枚钱还给他了。他还在。他没有死。他只是不能认你。但他一直在你身边。你结婚的时候，他在教堂对面。你生我的时候，他在医院走廊。你死的时候，他在太平间门口。他没有离开过你。一分钟都没有。”
她伸出手，摸了摸墓碑上的字。“叶秋棠。秋天的海棠。海棠的花语是苦恋。妈，你苦了一辈子。但你不是一个人苦的。他比你更苦。他活着，但不能认你。他看着你，但不能碰你。他在你身边，但不能叫你一声‘女儿’。你知道他有多痛吗？你知道他每天晚上梦见你的时候，有多想跟着你一起走吗？”
风停了。白桦树的叶子不再响。整个世界安静得像一座坟墓。
“妈，我会替你活下去。我会替他活下去。我会替叶清秋活下去。我会活成你们想让我活成的样子。不是名媛，不是明星，不是任何人。是艾莉丝。是叶艾莉。是你给我取的那个名字。”
她站起来，擦了眼泪，转身走了。走出墓地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墓碑在夕阳下闪着暗金色的光，栀子花在风里轻轻摇晃。她觉得有人在看她。不是从墓地里，是从天上。她抬起头，天空很蓝，很干净，没有一丝云。
“妈，再见。”
第二件，去了叶清秋在伦敦的旧居。不是丽兹酒店，不是半岛酒店，是一栋在肯辛顿的小房子，藏在一条安静的街道里。他生前在香港住，但他在伦敦买了这栋房子，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艾莉丝是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的——房产证夹在那本《百年孤独》里，第二百二十三页，他读到的最后那一页。
房子的钥匙放在房产证的信封里。她打开门，走进去。房子很小，两层，一楼是客厅和厨房，二楼是卧室和书房。家具很简单，没有多余的装饰，墙上一幅画都没有。但书房里有一面墙的书架，从地板到天花板，全是书。中文的，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她随手抽出一本，翻开，里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批注。他的字迹，清瘦，力透纸背。
她在那面书架前站了很久，没有把书放回去。她把书抱在怀里，坐在书桌前，打开台灯。灯光是暖黄色的，照在书页上，把那些批注照得像一行行金色的诗。她开始读。不是读书的内容，是读他的批注。在《百年孤独》的第二百二十三页，他写了一句——“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在《红楼梦》的第一回，他写了一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在《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最后一页，他写了一句——“我等你，等了一辈子。不差这几天。”
她合上书，把脸埋在书页里。书页上有他的味道——不是烟草，不是古龙水，是一种干净的、温暖的、像阳光晒过的棉布的味道。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把这味道记在肺里，记在心里，记在骨头里。永远不会忘。
她在他的书房里坐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她把书放回书架上，站起来，走出书房。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下来，回过头，看了一眼那面书架。
“叶清秋，”她说，“你的书，我替你保管。你的人，我替你记住。你的命，我替你活着。”
门关上了。
第三件，去了她自己的过去。伦敦的电影制片厂，松林工作室。她以前在这里拍过三部电影，每一部都拿了奖。制片厂的门口还挂着她的海报——《东方之珠》《雾中花》《海上花》。三张海报，三个不同的她。一个穿着旗袍，一个穿着洋装，一个穿着婚纱。都是她，又都不是她。
她站在海报前面，看着二十岁的自己。那时候她刚拿了第一座金球奖，以为自己的人生从此一帆风顺。她不知道，后面等着她的，不是鲜花和掌声，是更深的孤独，更重的压力，更大的空虚。
“你还好吗？”她对着海报上的自己说。
海报上的她笑得很灿烂，眼睛里有光。她记不得那光是真的还是假的。也许是摄影师打的光，也许是她真的那么开心过。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那个二十岁的艾莉丝，已经死了。死在好莱坞的片场里，死在记者的闪光灯下，死在经纪人的电话里。死得悄无声息，没有人发现。
她现在活着的这个艾莉丝，是另一个人。一个不拍电影、不拿奖、不走红毯的人。一个穿着破拖鞋、吃小笼包、在太平山顶对着月亮说话的人。一个她二十岁的时候绝对不会成为的人。但她是她这辈子最想成为的人。
她转身走了。没有回头。海报上的她还在笑，但那笑容已经不属于她了。
三天后，她飞回了香港。
中秋节。月亮很圆，很亮。半山别墅的院子里，白兰花已经落尽了叶子，光秃秃的枝干在月光下像一幅水墨画。艾莉丝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面前是一张石桌。桌上放着一壶茶，两只茶杯，一碟月饼。月饼是莲蓉蛋黄的，叶清秋生前最喜欢的那种。
她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对面，一杯自己端着。“叶清秋，中秋节快乐。”
风把白兰花的枯枝吹得沙沙响，像一个人在笑。
“我给你带了月饼。莲蓉蛋黄的。你不是最喜欢这种吗？你说香港半岛酒店的月饼最好吃，我买了。你尝尝。”
她拿起对面那杯茶，往地上倒了一点。茶渗进泥土里，很快就不见了。然后她把茶杯放回桌上，端起自己的那杯，喝了一口。茶是苦的。她笑了一下。“你不在，茶都不香了。”
她把月饼切成小块，一块一块地吃。吃了半个，吃不动了。她把剩下的半个放在对面的碟子里。“你替我吃吧。我知道你吃不了。但我放着，就当你在。”
月亮从云层后面出来了，照在院子里，把一切都镀上了一层银色的光。艾莉丝抬起头，看着月亮。月亮上有一个阴影，像一个人坐在桂花树下。她突然想起一首诗——不是叶清秋教她的，是她自己在一本旧书里读到的。她轻轻地念了出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念完之后，她对着月亮说：“叶清秋，我想你了。”
风停了。整个世界安静得像一座坟墓。然后她听见了一个声音——很轻，很远，像是从月亮上传来的——“我也想你。”
她猛地站起来，四处张望。院子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只有月光，和风，和白兰花光秃秃的枝干。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心里那枚秦半两，在月光下发着暗金色的光。铜钱上的弹痕，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根白色的、像羽毛一样的东西。
她把它举到眼前，看着它。它在风里轻轻摇晃，像一个人在招手。她伸出手，想碰它。指尖刚触到它，它就碎了。碎成千万片细小的、发光的粉末，飘散在月光里，像一场无声的雪。
她站在雪里，一动不动。粉末落在她的头发上，肩膀上，手背上。凉凉的，像眼泪，又不像。她闭上眼睛，让它们落在她身上。一片，两片，三片。每一片都在说一个字。
她听见了。
“我。爱。你。”
三个字。三片雪。三声心跳。
她睁开眼睛，雪已经停了。月光照在院子里，一切都恢复了原样。石桌，石凳，茶杯，月饼，白兰花的枯枝。她一个人站在那里，手里握着那枚秦半两。铜钱上的弹痕还在，但那根羽毛一样的东西已经不见了。它碎了。碎成了她再也看不见的、细小的、发光的尘埃，飘散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里。
也许落在伦敦的泰晤士河里，也许落在上海的外滩上，也许落在香港的维多利亚港里。也许落在她的心上。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他来过。他真的来过。
她坐回石凳上，端起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茶，一饮而尽。苦的。但苦过之后，舌根有一丝甜。不是茶的甜，是他的。她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叶清秋，”她说，“你答应我的事，你做到了。你一直在。我也答应你一件事——我会一直在。”
月亮落下去的时候，天边出现了一颗星。很亮，很低，像一盏挂在半山腰的灯。艾莉丝看着那颗星，想起了他说的那句话——“人死了会变成星星吗？”她当时说：“不会。那是童话。”他说：“那你给我编一个童话。”
她编不出来。但现在她知道了。他不是星星。他是天亮之前，最后一盏还亮着的灯。灯灭了。天亮了。她一个人，走进了没有他的白天。但今天晚上，灯会再亮起来的。每一个晚上，都会亮起来的。因为灯没有灭。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黑暗里发光。在她的记忆里发光，在她的血液里发光，在她每一次心跳里发光。
她站起来，收拾了桌上的茶杯和月饼。走进屋子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院子。月光已经淡了，天边开始泛白。白兰花的枯枝在晨曦中显出轮廓，像一幅还没有画完的画。她看着那些光秃秃的枝干，突然想起一件事——白兰花的花期是四月到九月。现在是十月，花已经谢了。但明年的四月，它会再开。年复一年，永不缺席。就像他。她笑了。她对着那些光秃秃的枝干说：“明年四月，我等你开花。”
然后她走进屋子，关上了门。
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有一颗星，刻着“Alyssa Oskar”。每年都有游客在那里拍照，踩在那颗星上，留下脚印。没有人知道，那颗星的主人，已经不在好莱坞了。她在香港，在半山别墅，在白兰花树下，穿着破拖鞋，喝着凉透了的茶，对着月亮说话。她不再拍电影，不再走红毯，不再拿奖。她只做一件事——活着。替他活着。替所有那些来不及好好活的人，活着。她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过。因为她知道，他会在每一天的尽头等她。等她说完最后一句话，喝完最后一杯茶，看完最后一次日落。然后牵起她的手，说——“走吧，回家了。”她等那一天。等了一辈子。不差这几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