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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针锋相对 如果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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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面几次都只是小摩擦，那接下来这件事，让两个人彻底陷入了僵局。
十一月底的一个周一，陶知夏到教室后发现，她放在课桌里的数学错题本不见了。
那是一本淡蓝色封面的硬皮笔记本，里面是她从初二开始整理的数学错题，每一道题都写了三种解法，旁边用红笔标注了易错点。那是她最珍贵的东西，花了她整整一年半的时间。
她把课桌翻了个底朝天，没有。书包里，没有。座位周围的地上，没有。她问了前后左右的同学，都说没看到。
“你们谁看到我蓝色封面的笔记本了？”她站在座位边上，声音有点发抖。
同学们面面相觑，都摇头。
“别急，再找找。”刘敏帮她把书包里的书一本一本地掏出来重新翻，还是没有。
陶知夏站在原地，脑子飞速转着。她记得上周五放学的时候，笔记本还在课桌里，因为她还拿出来翻过。周末两天她没来学校，周一早上来了就不见了。
也就是说，有人在上周末来过教室，拿走了她的笔记本。
“会不会是打扫卫生的阿姨当废纸收走了？”有同学说。
“不会，阿姨不会动课桌里面的东西。”班长说。
陶知夏忽然想起一件事。
上周五下午，学生会检查卫生。各班教室都要开门接受检查。学生会的人里有——
她脑子里闪过一个画面：陆时寒。
他是学生会的。她之前在公告栏上看到过学生会成员名单，其中就有他。上周五放学后，她走的时候确实看到几个戴着红袖章的学生会成员在教学楼里走动。
她的心猛地沉了一下。
她不想怀疑他。她真的不想。但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分数的事、垃圾池吵架的事——像一根根线，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也许不是他拿的。也许只是巧合。
但万一呢？
陶知夏不是一个冲动的人。她做数学题的时候会反复验算三遍才写答案，做决定之前会想好所有的可能性。但那天，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也许是那本笔记本太重要了。也许是她最近的压力太大了（奶奶又念叨她“一个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也许是她心里对陆时寒的那股气憋了太久，需要一个出口。
午休的时候，她去了四班教室。
陆时寒不在。她问了四班的一个同学，说陆时寒可能在画室——所谓的画室，其实就是美术老师办公室旁边的一间空教室，陆时寒偶尔会在那里画画。
陶知夏找到那间空教室的时候，门虚掩着。她推门进去，看到陆时寒正坐在窗边的一张旧课桌前，面前摊着一张素描纸，手里捏着一支铅笔，正在画一个石膏几何体。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侧脸上。他的表情很专注，嘴唇微微抿着，和平时在走廊上遇到时那种冷淡的样子完全不同。
陶知夏忽然有点犹豫。
但来都来了。
“陆时寒。”她站在门口，叫了他的名字。
他抬起头，看到是她，表情从专注变成困惑，又从困惑变成一种隐隐的戒备。
“有事？”
“我的笔记本不见了。”陶知夏说，“蓝色的，硬皮，数学错题本。”
陆时寒放下铅笔，靠在椅背上，看着她。
“所以呢？”
“上周五学生会检查卫生，你来了三班教室。”
“学生会检查卫生，每个班都去，不是只去三班。”陆时寒的语气不咸不淡，“你到底想说什么？”
陶知夏深吸一口气。
“我想问，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笔记本？”
“没有。”
“你能不能帮我回忆一下，你检查三班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谁动过东西？”
“没有。”陆时寒的回答简短得像在打发人。
陶知夏忍了忍，又问：“那你能不能问问你们学生会其他同学？”
“你可以自己去问。学生会的名单公告栏上有。”陆时寒说完，拿起铅笔，低下头继续画，好像她不存在了一样。
这个动作彻底点燃了陶知夏的怒火。
“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跟你没关系？”她的声音提高了，“我的笔记本丢了，最后见过它的人可能是你们学生会的，我作为失主来问一句，你连问都不愿意帮我问？”
陆时寒的铅笔停了。
他慢慢抬起头，看着陶知夏。他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到近乎冷漠。
“第一，”他伸出食指，“我没有拿你的笔记本。第二，你不相信我，所以你才会站在这里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第三，”他的中指也竖了起来，但很快收回去，变成了一根点着桌面的手指，“你从进来开始就没有好好问过一句，你是在质问我。”
陶知夏被他说得哑口无言。
她想反驳，但脑子里一团乱，找不到可以反驳的点。因为她心里清楚，他说的是对的。
她确实不相信他。
如果不怀疑他，她根本不会来这里。
“你说完了？”陆时寒看着她。
陶知夏攥紧了拳头，转身走了。
她走得很快，快到差点在走廊上绊倒。她没有回头，所以没有看到陆时寒追到门口站了一会儿，手里还捏着那支铅笔，表情不是冷漠，而是——
她也说不上来是什么。
也许是她不愿意去想。
笔记本在三天后找到了。
就在陶知夏自己的书包里。
准确的说是书包的夹层里，一个她平时从来不用的小隔层，夹在一本英语词典和一件叠好的雨衣之间。她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被塞进去的，也许是某天收拾书包的时候随手放的，然后彻底忘了。
她拿着那本失而复得的笔记本，站在座位边上，脸烧得厉害。
刘敏看她不对劲，问：“怎么了？”
“找到了。”陶知夏说。
“在哪儿？”
“我书包里。”
刘敏沉默了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说：“那你那天……去四班找他……”
“我知道。”陶知夏把笔记本塞回课桌里，声音闷闷的，“我知道。”
她应该去道歉。
她知道她应该去道歉。
但她没有。不是因为拉不下面子，而是因为她不知道怎么开口。她从小到大就不擅长道歉。不是嘴硬，是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她怕自己去了，说出来的话又不合适，又把事情搞得更糟。
算了。
过几天再说。
过了一周。
两周。
她始终没有去。
而陆时寒那边，也没有再来找过她。走廊上遇到的时候，两个人连目光都不交汇了。以前还会绕道，现在连绕道都省了——他们开始本能地不看对方，好像对方是空气里一件透明的、不存在的物体。
这种“不存在”，比吵架更让人难受。
陶知夏不知道的是，在那间空画室里，陆时寒在那天之后，把画了一半的石膏体素描揉了扔掉，重新画了一张。新画画的是窗外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
他画完之后看了很久，然后在画纸的背面写了一行字，又涂掉了。
没有人知道他写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