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章 上一章 目录 设置
13、第十三章 谎言与真爱 从台北回来 ...
-
从台北回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平静地入睡。
不是失眠，是睡下之后，总会做梦。梦见的，都是那片海。蓝蓝的，一望无际的，时而平静如镜，时而波涛汹涌的海。梦里，我总是在海上漂着，漂着，不知要去哪里。有时能看见远处有船，小小的，一点一点地往海天相接的地方去。我想追，可怎么也追不上。只能漂着，漂着，直到醒来。
醒来时，总是凌晨三四点钟。窗外一片漆黑，只有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或是一辆夜行的汽车驶过的声音。我便睁着眼，望着天花板，想着那些梦，想着那些事，想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人。
那封小舅舅的信，一直放在我枕头下面。每晚睡前，我都要拿出来看一遍。那些字，已经可以背下来了，可还是要看。仿佛看着那些字，就能看见那个人，那个从未谋面、却等了我一辈子的人。
信里有一句话，我一直想不明白：
那些东西，是沈家几代人的心血，是外公留给我的。可那些东西，也成了祸根。有人盯着它们，想要夺走。我不得不走。带它们走，是为了保护它们，也是为了保护你们。
“保护你们”——什么意思？那些东西，明明是外公留给他的，为什么反而成了祸根？什么人要夺走它们？他带走它们，又怎么能保护我们？
这些问题，像一群不肯安静的鸟，在我心里扑棱棱地飞着。我去问母亲，可她只是摇头。去问大舅舅沈维钧，他也说不清楚。去问陈先生，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有些事，需要时间去明白。也许，时候还没到。”
我便等着。等着时候到了的那一天。
那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另一个人。
他姓章，叫章秉文，是母亲一个远房亲戚的朋友。那年他来上海办事，顺便来看望母亲。母亲不在家，便和我聊了几句。聊着聊着，他忽然问：“你是沈维翰的外甥？”
我一愣，点点头。
他看着我，那目光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像是审视，又像是感慨，又像是别的什么。
“你小舅舅，”他说，“我认识。”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他顿了顿，又说：“我父亲，当年和你小舅舅，是朋友。很好的朋友。后来，他去了台湾，我父亲留在大陆。那些年，他们通过几次信，后来便断了。父亲临死前，还念叨他，说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他望着窗外，目光变得很远。
“我父亲说过一件事，关于你小舅舅的。”
“什么事？”我追问。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小舅舅走之前，来找过我父亲。那天晚上，他们聊了很久。我父亲后来告诉我，你小舅舅说，他必须走。不是自己想走，是不得不走。因为有人盯上了沈家的东西，要夺走。那些人，不是普通的人。他们有关系，有势力，得罪不起。他只有带着那些东西走，才能保住它们。也能保住你们。”
“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我问。
他摇摇头：“我不知道。父亲没说，我也没问。只知道，是些重要的东西。是一些能让有些人睡不着觉的东西。”
我听着，心里那些问题，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沉重。
“那些人，是谁？”
他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犹豫的东西。然后，他轻轻地说出一个名字。
那名字，我不认识。可他说出的那个身份，让我愣住了。
是一个当时很有势力的机构。一个可以让人消失、让一个家族覆灭的机构。
我坐在那里，很久很久，说不出话来。
原来是这样。
原来，小舅舅带走那些东西，不是背叛，不是贪财，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保护我们。为了不让那些东西落到那些人手里，为了保护沈家的老老小小，为了让我们能活下去。
他走了。带着那些东西，远走他乡，一去不回。把所有的骂名，所有的误解，所有的孤独和思念，都一个人扛着。
而我们，那些被他保护的人，却什么也不知道。甚至，有些人还在背后说他，骂他，说他是沈家的罪人。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巨大的、说不出的感觉。那是愤怒，是悲伤，是愧疚，也是深深的、深深的敬意。
小舅舅。那个我从未谋面的人。那个在全家福上带着调皮笑容的人。那个等了四十年、等到死也没有等到回家的人。
他不是叛徒。他是英雄。是沈家真正的、最伟大的英雄。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苏州河边走了很久。
夜色很浓，河水很黑，只有远处工厂的灯火，在河面上投下一道一道的、破碎的光。我走在河边那条熟悉的小路上，想着那些事，想着那个人。
四十年前，他也是这样一个人，在某个地方，想着我们吗？想着上海，想着沈家，想着那些再也见不到的亲人？他有没有哭过？有没有后悔过？有没有在某个夜里，梦见自己回来了，醒来却发现，还在那个回不去的岛上？
我不知道。可我知道，那一刻，我希望他能知道——我知道了。我终于知道了。知道了他为我们做的一切，知道他背负的一切，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
可他已经不在了。他听不见了。
我停下脚步，望着那条黑沉沉的河，望着远处那些破碎的灯火，心里忽然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的悲伤。那悲伤，不是为了我自己，不是为了任何具体的事，而是为了所有那些像小舅舅一样的人——那些为了保护别人，而牺牲了自己一生的人。那些背着骂名，却从不解释的人。那些被人误解，却依然沉默的人。那些把爱藏在最深处，用一生去证明的人。
河风吹过来，凉凉的，带着一股腥味。我站在风里，让那风吹着我的脸，吹着我的头发，吹着我的衣服。仿佛这样，就能把那些悲伤，也吹走一些。
可它们吹不走。它们就在那里。在苏州河里，在那破碎的灯火里，在这个永远无法弥补的夜里，在我心里，永远，永远。
第二天，我去找了母亲。
她坐在窗前，还是那个老位置，望着窗外。阳光照在她脸上，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把她整个人镀上一层淡淡的、温暖的光。她老了。比上一次见时，又老了一些。脸上的皱纹更深了，眼睛里的光更淡了，整个人像一张褪了色的照片，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遥远。
我在她旁边坐下，沉默了很久。然后，把那些事，一件一件地，告诉了她。
章秉文说的那些话，那些人，那个名字，那些猜测，那些真相。
她听着，脸上没有表情。只是望着窗外，一动不动。我以为她没有听见，又重复了一遍。她才转过头，看着我。
那双眼睛，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清澈了，可里面，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我看不懂的东西。
“你知道，”她说，“你小舅舅走的时候，我才十六岁。”
她顿了顿，声音很轻，很慢，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回声。
“那天早上，他来找我。站在门口，也不进来。只是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然后他说，‘小妹，哥哥要走了。去很远的地方。你好好照顾自己，照顾母亲。’”
“我问，去哪儿？什么时候回来？他不说。只是摇摇头，摸摸我的头，说，‘会回来的。等能回来的时候，就回来。’”
“然后，他便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走出弄堂，拐过弯，再也看不见了。我不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她的声音，有些哽咽。可她没有哭。只是望着窗外，望着那遥远的、看不见的地方。
“后来，有人来说，他带走了沈家的东西，是沈家的罪人。我不信。可我不知道该信什么。只能等。等了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等到母亲死了，大哥死了，那些骂他的人也死了。等到我以为，这辈子，再也等不到答案了。”
她转过头，看着我。那双眼睛，忽然亮了一下，像一盏快要熄灭的灯，最后闪了一闪。
“可现在，我知道了。他不是罪人。他是好人。是最好的好人。”
我点点头。握住她的手。那手，干枯的，冰凉的，像一片快要凋零的叶子。
“是的。”我说，“他是好人。是最好的好人。”
母亲望着我，那眼睛里，终于流下了眼泪。
一滴，两滴，三滴。落在她苍老的手上，落在她洗得发白的衣襟上，落在我握着她的手上。
那眼泪，等了四十年。终于，流了出来。
那天之后，母亲的精神，似乎好了一些。
不是那种表面上的好，是另一种。是她眼睛里的光，不再那么遥远，那么模糊；是她说话的时候，不再那么小心，那么犹豫；是她偶尔会笑一笑，那笑容，虽然还是很淡，却比从前真了一些。
有一次，她忽然说：“你小舅舅，小时候最喜欢吃我做的酒酿饼。”
我一愣。酒酿饼。那是阿大做的，母亲从来没做过。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笑了笑，说：“阿大的酒酿饼，是跟我学的。我教他的。你小舅舅爱吃，我便常常做。后来，他走了，我便不做了。怕一做，就想他。”
她顿了顿，又说：“你想吃吗？我做给你吃。”
我点点头。她便起身，去厨房忙起来。
那是第一次，我看见母亲下厨。她的动作很慢，却很熟练。和面，揉面，放酒酿，再揉，再放。那双手，虽然老了，抖了，可做着那些动作的时候，却有一种奇异的、专注的、仿佛回到了从前的光。
酒酿饼煎好了。她端出来，放在我面前。那饼，金黄的，微微冒着热气，散发着一种熟悉的、却又有些陌生的香味。
我咬了一口。那味道，和阿大做的，不一样。更淡一些，更软一些，也更有一种说不出的、家里的味道。
母亲看着我吃，脸上带着笑。那笑，是我从未见过的。不是那种应付客人的、礼貌的笑，也不是那种偶尔流露的、淡淡的笑，而是一种真正的、从心里漾出来的、欢喜的笑。
“好吃吗？”她问。
我点点头。眼眶，忽然有些湿。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酒酿饼，不只是酒酿饼。它是母亲对小舅舅的思念，是她等了四十年的爱，是她终于可以放下、可以笑着做、可以看着别人吃的东西。
这饼里，藏着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那年秋天，陈先生的沙龙里，来了一位稀客。
是沈念华。
她从台北来，说是有些事情要办，顺便来看我。她比在台北时瘦了一些，脸色也有些苍白，可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那么黑，那么温柔。
我带着她，去了陈先生的沙龙。她看着那些书，那些画，那些沙发，那些昏黄的灯光，眼睛里有一种惊喜的、又有些敬畏的光。
“真好的地方。”她说，“在台北，没有这样的地方。”
我点点头。让她坐下，给她倒了茶。
陈先生从藤椅里看过来，看着她，目光里，有一种很深的、探究的东西。然后，他点点头，微微一笑，没有说话。
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多。聊她在台北的生活，聊她工作的地方，聊她偶尔会去淡水海边，站在小舅舅喜欢站的那个地方，望着那片海，很久很久。聊她这次来，是想去浙江看看。看看沈家的老家，看看那些父亲念叨了一辈子的地方。
“我父亲，一辈子想回去。”她说，“可回不去。我要替他回去看看。”
我点点头。说，我陪你去。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在闪。
几天后，我们去了浙江余姚。
那是一个小县城，离上海不远，坐火车几个钟头就到了。沈家的老家，在县城外面的一个村子里。我们找了很久，问了很多人才找到。
那是一个小小的村子，很旧了，房子都是些老旧的砖瓦房，有些已经塌了，有些还有人住着。村口有一棵很大的樟树，据说有几百年了，树冠撑开来，遮出一大片阴凉。
我们在那樟树下站了很久。沈念华望着那些老房子，望着那条通往村外的小路，眼睛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
“父亲说，他小时候，常在这树下玩。”她说，“夏天的时候，在树下乘凉，听老人们讲故事。讲那些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她顿了顿，又说：“他说的那些故事，我都记得。可我从来不知道，那些故事发生的地方，是这个样子。”
我们沿着那条小路，走进村子。找到沈家老宅的位置，可那房子，早已不在了。只剩下一片空地，长满了杂草。空地的一角，有一口井，井沿上的石头，已经磨得光滑了，井里还有水，幽深的，看不见底。
“这井，父亲说过。”沈念华说，“他说，小时候，他常来这井边打水。夏天的时候，把西瓜吊下去，冰着，晚上捞上来吃，又凉又甜。”
她蹲下来，伸手摸了摸那井沿。那动作，很轻，很慢，像在抚摸什么珍贵的东西。
我看着那口井，心里忽然想起很多事。想起小舅舅那张带笑的脸，想起他写的那些信，想起他等了四十年的等待。他小时候，也在这里打水，在这里玩，在这里长大。后来，他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可这井，还在。这村子，还在。这些他说的故事，还在。
我们站在那井边，很久很久，没有说话。
风吹过来，带着青草的气息，带着泥土的气息，带着从很远的田野里飘来的、庄稼成熟的气息。那风，和四十年前的风，是一样的吗？和一百年前的风，也是一样的吗？
我不知道。可那一刻，我觉得，小舅舅就在那风里。看着我们，看着这口井，看着这个他再也回不来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了县城里。
一个小旅馆，很简陋，却很干净。我和沈念华坐在院子里，望着天上的星星，聊着天。
那些星星，很亮，很多，密密麻麻的，像撒在黑布上的碎银子。偶尔有一颗流星，划过去，亮一下，便消失了。
“台北的星星，”她说，“也这么多。可看着，总觉得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我问。
她想了一会儿，说：“那里的星星，是陌生的。这里的星星，是熟悉的。像是父亲说的那些故事里，一直看着他的那些星星。”
我听着，没有说话。心里想的，也是那些星星。那些在姨母家池塘边，和静宜一起看的星星。那些在上海的夜里，一个人望着窗外时看见的星星。那些在台北的海边，和小舅舅一起看着的星星。
它们是一样的。同一片天空，同一轮月亮，同一群星星。只是看它们的人，不一样了。只是看它们的地方，不一样了。
可无论在哪里，无论和谁一起看，那些星星，都在那里。看着我们，陪着我们，照亮那些黑暗的、漫长的、孤独的夜。
这就够了。
第二天，我们去了沈家的祖坟。
那是一个小小的山坡，长满了青草，开着些不知名的野花。山坡上，有几座坟，墓碑已经旧了，字迹有些模糊了。
沈念华找到沈维翰父母——也就是我外公外婆的坟，跪下，磕了三个头。然后，她从篮子里拿出带来的东西——香，纸钱，水果，糕点。点燃了香，插在坟前。烧了纸钱，看着那烟袅袅地升起，消散在那淡淡的晨光里。
我也跪下，磕了三个头。
那些从未见过的、只在照片上看过的、早已逝去的人，此刻，就躺在这地下。他们知道吗？知道他们的小儿子，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等了一辈子，也没有等到回家的那一天？知道他们的孙女，从海那边飞来，替父亲来看他们了？
我不知道。可那一刻，我觉得，他们是知道的。在那袅袅的香烟里，在那淡淡的晨光里，在那山坡上静静吹过的风里。
沈念华站起来，望着那些坟，很久很久。然后，她从怀里取出一样东西，打开来。
是一封信。发黄的，折痕处已经有些磨损了。她轻轻地，把那封信，放在坟前。然后，点燃了它。
信纸烧起来，先是边缘，然后是中间，最后，整个儿变成了一团火。那火，跳动着，燃烧着，把那发黄的纸，一点一点地，变成灰烬。
“父亲的信。”她说，“他说，等他死了，要把他的信，烧在祖坟前。让那些话，随着烟，飘到天上去。让祖父祖母，听见他的话。”
我看着那火，看着那烟，看着那些灰烬，一点一点地，飘散在风里。心里忽然想起小舅舅信里的那句话：
替我，给故乡磕个头。
舅舅，我们磕了。替您，在祖坟前，磕了三个头。您的信，也烧了，让祖父祖母听见了您的话。您，可以安心了。
那烟，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那淡淡的、蓝蓝的天里。
可我知道，它会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这山坡，飘过这村子，飘过那口井，飘过那些小舅舅小时候玩耍的地方。飘到海那边，飘到淡水海边，飘到那个他等了四十年、也没有等到的回家的地方。
然后，告诉他：你的女儿来了。你的外甥来了。你，可以安心了。
回到上海之后，沈念华又住了几天。
我带她去了很多地方。外滩，城隍庙，苏州河，陈先生的沙龙。她看得很仔细，走得也很慢，仿佛要把这些地方，都刻在眼睛里，带回去，给那些再也来不了的人看。
“父亲说，他小时候，最喜欢去外滩。”她说，“站在江边，看着那些船，来来往往的。他总说，那些船，总有一天，会带他去很远的地方。可他没想到，那些船，带他去了那么远的地方，却再也没有带他回来。”
我听着，没有说话。只是陪着她，站在江边，望着那些来来往往的船，望着那些永远不会停下的、永远在流动的水。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又去了陈先生的沙龙。
那天沙龙里的人不多。陈先生坐在藤椅里，望着窗外。沈阿姨在角落里擦着那些书脊上的灰。留声机里，放着那首我听过无数遍的大提琴曲。低沉的，悠长的，像一个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慢慢地，说着什么。
沈念华坐在那里，听着那音乐，望着那些书，那些画，那些昏黄的灯光。她的脸上，有一种安静的、满足的光。
“真好的地方。”她说，“要是父亲也能来看看，多好。”
我点点头。心里想着，也许，他来看过了。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在那些音乐里，在那些书里，在那些昏黄的灯光里。
他，一直都在。
沈念华走的那天，我去机场送她。
还是那个机场，还是那条通往飞机场的路。只是这一次，是我送她。
在安检口前，她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
那双眼睛，还是那么黑，那么亮，那么温柔。可里面，多了一些东西。是不舍，是感激，也是某种释然。
“谢谢你。”她说，“谢谢你陪我去余姚，谢谢你让我看见那些地方。我回去，可以告诉父亲，他的故乡，还在。那口井，还在。那些星星，还在。”
我摇摇头，说：“是我谢谢你。谢谢你让我知道，小舅舅是什么样的人。谢谢你，让我替母亲，替沈家，见到了他。”
她笑了。那笑容，和母亲一样，淡淡的，却那么真。
“我们还会再见的。”她说。
我点点头。一定会的。
她转过身，走进安检口，走进那条通往飞机的通道，走进那片属于她的天空。
我站在那里，望着她的背影，一点一点地，消失在人群里。
又是“见一面，就是最后一面”。
可这一次，我知道，还会再见的。也许不是很快，也许要等很多年。可一定会再见的。因为我们是亲人。因为那些流着同样血液的、从未谋面的、却永远在彼此心里的人，一定会再见的。
回到学校之后，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可我心里，却比从前，更满了。那些东西，那些记忆，那些人，都还在。小舅舅的信，沈念华的话，余姚的那口井，淡水的那片海，苏州河边的那些黄昏，陈先生沙龙里的那些下午。它们，都在我心里。
有一天，我把那枚玉佩，那块怀表，还有小舅舅的那封信，都拿出来，放在桌上。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把它们，收进一个盒子里。那个盒子，是我从台北带回来的，木头的，很朴素，却有一股淡淡的、好闻的香气。
我把那个盒子，放在枕头下面。和那些手稿，放在一起。
那些东西，是证据。证明那些人，真的活过。那些事，真的发生过。那些爱，真的存在过。
而我，是这一切的见证者。是那些逝去的人，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的回响。
那年冬天，母亲走了。
走得很平静。在一个普通的午后，她坐在窗前，望着窗外，像往常一样。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已经没有呼吸了。脸上，还带着一丝淡淡的、安详的笑。
我站在她面前，看了很久很久。
她终于可以休息了。不用再等，不用再盼，不用再望着窗外，望着那些永远回不来的人。她终于可以去找他们了。找外公，找外婆，找小舅舅，找那些她等了一辈子、念了一辈子的人。
我把那封信，放在她手里。那是小舅舅写给她的信，一直在我这里，等着她看。可她一直没有看。她说，等时候到了，再看。
现在，时候到了。
我把她的手，轻轻地合上。那封信，就在她手心里。带着她的温度，带着她等了四十年的思念，和她一起，去那个没有离散、没有等待、没有遗憾的地方。
窗外的阳光，照在她脸上，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把她整个人镀上一层淡淡的、温暖的光。
那一刻，我知道，她终于等到了。
母亲的后事，办得很简单。
来的人不多。几个亲戚，几个邻居，几个她晚年认识的朋友。他们来了，鞠个躬，说几句安慰的话，便走了。
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她面前，很久很久。
我想起很多事。想起那个夏夜，那道门缝后面，她独自望着镜子的背影。想起那些下午，她坐在窗前，望着窗外，一望就是很久很久的那些下午。想起她送我去上学那天，站在校门口，望着我走远，很久很久才转身离开的那个清晨。
想起她最后对我说的话。那是她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坐在她床边，陪着她。她忽然睁开眼睛，看着我，说：
“念知，你小舅舅，是个好人。”
我点点头。
她又说：“你也是个好人。好好活着。替我们，活着。”
然后，她便闭上眼睛，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
好好活着。替我们，活着。
这是母亲留给我的，最后的话。
我会的。替她，替父亲，替小舅舅，替所有那些爱我、念我、等我的人，好好活着。
母亲走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个人住在那间老房子里。
那是我长大的地方。那扇白色的门，还在。只是已经旧了，漆也剥落了，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本色。那门把手上的裂纹，还在。那块新补过的补丁，颜色已经和周围的漆差不多了，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可母亲不在了。那个曾经坐在梳妆台前、回头对我笑的人，不在了。那个曾经站在窗前、望着窗外、一望就是很久很久的人，不在了。那个曾经在厨房里、给我做酒酿饼的人，不在了。
只剩下那些东西。那些门，那些窗，那些椅子，那些桌子。它们还在。和我一样，守着这些空空的房间，守着那些永远无法回去的时光。
有一天傍晚，我坐在母亲常坐的那个窗前，望着窗外。望着那条弄堂，那些梧桐树，那些来来往往的人。
夕阳正在西沉。那光，金红色的，落在那弄堂里，落在那梧桐树上，落在那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把一切都镀上一层温暖的光。
我看着那光，心里忽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那个被茶香唤醒的午后。想起外公的书房，姨母的花园，外婆家的周日下午，庐山上的那场雾，那些信，那些等待，那些永远无法弥补的失去。
想起父亲，母亲，小舅舅，沈念华，陈先生，陈勉之，林雪，唐雪，静宜，方婉贞。
想起那些我爱过的人，那些离开的人，那些再也见不到的人。
他们都在这光里。在这金红色的、温暖的、流动的光里。看着我，陪着我，和我一起，望着这窗外，这夕阳，这永远在流逝的时光。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
那些谎言，那些误解，那些骂名——都不是真的。真正真的，是爱。是小舅舅为了保护我们，背负一生骂名，却从不解释的爱。是母亲等了四十年，却始终相信的爱。是方婉贞等了半辈子，等来一个“没有”却依然感激的爱。是所有那些逝去的、被误解的、被遗忘的人，留在我们心里的、永远无法磨灭的爱。
这就是真爱。不是说出来，是做出来的。不是被看见，是在看不见的地方，依然存在的。不是轰轰烈烈，是一生一世，安安静静，藏在心里，藏在那些最深的、最软的地方。
而我现在做的，就是把这些爱，记下来。让它们，不被忘记。让它们，在那些字里，在那些画里，在那些永远沉默的、却永远存在的东西里，继续活着。
继续爱着。
窗外，天快黑了。
我放下笔，望着窗外那片越来越深的夜色。远处的天际，有几颗星星，已经亮了起来，一闪一闪的，像在对我眨眼。
我伸手，摸了摸胸口那枚玉佩。它还是温温的，柔柔的，像一个小小的、不会熄灭的火种。
那是小舅舅留给方婉贞的，方婉贞留给我的。也是所有那些逝去的、被误解的、却始终爱的人，留给我的。
我会好好保存它。好好保存那些记忆。好好活着。
替他们，活着。
窗外，夜色正浓。星星越来越多，越来越亮，像无数双眼睛，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望着我。
我望着它们，心里忽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在姨母家那个池塘边，和静宜一起看的那些星星。它们还是那么亮，那么远，那么安静。
它们看过很多人，很多事，很多离散。它们知道很多秘密，很多悲伤，很多永远无法说出的故事。
可它们不说。只是看着，亮着，永恒地，亮着。
我们这些短暂的人，能做的，也只是这样。看着，亮着，让那些逝去的、被遗忘的、沉在河底的东西，在我们心里，暂时地，闪一闪光。
然后，继续流。往前流，往那个看不见的大海流。流到流不动的那一天。
那一天，还很远。
此刻，我还在流。
带着那些谎言，那些真相，那些爱，那些永远无法忘记的人，一起流。
一直流。
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