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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浮冰 一、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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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换锁
张芸从地下二层回来的第二天，做了一件事——她换掉了出租屋的门锁。
她没有搬回出租屋，但她需要那个地方。那间屋子是她父亲死后她唯一能称之为“家”的地方。床底下有父亲的骨灰盒，天花板吊顶里虽然已经空了，但墙角的裂缝里还藏着一把备用钥匙——不是给别人的，是给自己的，万一哪天她回不去了，至少还有一把钥匙能打开那扇门。
新锁是她自己换的。她在五金店买了一把弹簧锁，回到家，蹲在门口，用螺丝刀把旧锁拆下来，把新锁装上去。她的手很稳，螺丝拧得很紧，锁舌弹出来的时候发出清脆的“咔哒”一声。她试了三次，确认没有问题，才站起来。
她站在门口，看着那扇门。门是老式的木门，漆皮剥落，门板上有一道裂缝，是从上到下贯穿的，用报纸糊住了。她伸手摸了摸那道裂缝，想起了下马塘老城墙上的那道裂缝。城墙上的裂缝里塞着账本散页和骨头，她这扇门上的裂缝里塞着什么？塞着风，塞着光，塞着外面世界的寒冷。
她锁上门，把新钥匙挂在脖子上，塞进毛衣里面。钥匙贴着胸口，冰凉的金属被体温捂热了，贴在皮肤上像一块小小的、不会融化的冰。
然后她去了医院。
刘栋的第二个化疗疗程已经开始了。他的头发掉光了，眉毛也开始变淡，整个人像一棵被霜打了的小树，蔫蔫的，缩在被子里，只露出一张苍白的小脸。王桂兰坐在床边，手里织着一件毛衣，红色的，是刘栋最喜欢的颜色。她已经织了半个月，才织到袖子。
“刘师傅呢？”张芸站在病房门口，没有进去。
王桂兰抬起头，看到她，愣了一下。“你是？”
“我姓张，张芸。赵律师的朋友。”
王桂兰放下毛衣，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带上了一半。“建国他……出去找活了。”
“找活？他的腿……”
“他说不能闲着。闲着会疯。”王桂兰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张芸能听见，“他昨天去找了一个工地的活，搬砖。人家看他腿不行，不要。今天又去了菜市场，帮人卸货。卸一车给十块钱。”
张芸从口袋里掏出五百块钱，塞到王桂兰手里。“王姐，这个给孩子买点营养品。”
王桂兰看着手里的钱，眼眶红了。她没有推辞，把钱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
“张姑娘，你是个好人。”
张芸摇了摇头。她不是好人。她只是在还债。还她父亲欠下的债，还这座城市欠所有人的债。
她转身走了。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王桂兰还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攥着那五百块钱，看着她。两个人的目光在走廊里相遇，像两条河流汇合在一起，沉默地、无声地，流向了同一个方向。
二、跟踪
张芸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她沿着马路往公交站走，走得很慢，一边走一边想事情。她在想赵志远从省城回来后说的那句话——“他们会坐以待毙吗？”赵志远说的是“不会”。省纪委的孙处长也说了“不会”。两个人都说“不会”，但两个人说的“不会”不一样。孙处长的“不会”是“不会轻易处理”，赵志远的“不会”是“不会放过你”。
她走到公交站的时候，停下来，看了看站牌。她要坐的车是23路，末班车十点二十，现在十点十分，还有十分钟。她站在站牌下，把手插进口袋里，等着。
路灯的光照在她身上，把她的影子投在地上，短短的，像一个被踩扁的人。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影子，忽然注意到地上还有另一个影子。那个影子在她身后，比她的长，比她的淡，像是从远处投射过来的。
她没有回头。她看着那个影子，影子一动不动，像一个钉在地上的木桩。
23路公交车来了。她上了车，坐在最后一排，透过车窗往外看。站牌下，一个人影站在那里，没有上车。车开动了，那个人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黑点，消失在路灯的光晕里。
张芸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她知道有人在跟踪她。从她离开医院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不是林小禾，林小禾的跟踪方式更隐蔽、更专业。这个人跟踪的方式很笨拙——站得太近，影子露了出来，被路灯照得清清楚楚。这个人是新手，或者是故意的。如果是故意的，那就是在告诉她一件事——我们盯上你了，你跑不掉。
她在前一站下了车，没有坐到终点站。下车后她快步走进一条小巷，巷子很窄，两边是居民楼的一楼院子，铁栏杆生锈了，院子里堆着杂物。她穿过小巷，拐进另一条街，又拐了一个弯，走进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
她买了一瓶水，站在货架后面，透过玻璃窗往外看。街上没有人。那个影子消失了。
她在便利店里坐了半个小时，然后从后门走出去，绕了一个大圈，回到了医院。急诊大厅里还是和以前一样吵，喝醉酒的、打架受伤的、发高烧的，人来人往。她穿过大厅，走进值班室，锁上门，在折叠床上躺下来。
她把手伸进毛衣里，摸到了那把钥匙。钥匙还是冰凉的，贴着胸口，像一块不会融化的冰。
她闭上眼睛。
三、孙德彪的第二个电话
赵志远接到孙德彪的电话，是在一月十八日的凌晨。
电话是两点多打来的，赵志远正在法援中心的办公室里整理材料。他最近几乎住在办公室了，家里不敢回，出租屋也不敢去。他知道有人在跟踪他——不是偷偷摸摸的跟踪，而是那种光明正大的、让你知道你被跟踪了的跟踪。一辆黑色的桑塔纳，白天停在法援中心对面的马路上，晚上停在他住的小区门口。车牌号他记下了，查了，是套牌。
电话响了，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陌生号码。他接起来。
“赵律师。”是孙德彪的声音，比上次更低了，低到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
“孙德彪？”
“你听我说。我没有多少时间。”孙德彪的声音在发抖，不是害怕，是愤怒，或者是一种比愤怒更复杂的东西，“撞沉赵海船的人不是我。是另外两个人。我只是开船，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要出去转一圈，我就开出去了。到了海上，他们让我往那艘渔船撞，我说不行，他们说‘你不撞你就别想活着回去’。我撞了。但赵海没有死。我看到他游走了。”
赵志远的手握紧了话筒。“赵海现在在哪里？”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没有死。因为如果有人死了，他们不会只找我一个人。”孙德彪的声音压得更低了，“赵律师，他们现在要杀我。我听到了他们的电话。他们说‘他知道得太多了’。我活不了多久了。我把这些告诉你，是想让你知道——我不是主谋。我只是一个开船的。”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声响，像是门被推开的声音。孙德彪的声音忽然变得急促起来：“他们来了。赵律师，你要小心。他们——”
电话断了。
赵志远拿着话筒，站在办公室里，心跳快得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他听着话筒里的嘟嘟声，站了很久，才把话筒放下。
他拿起电话，拨了110。
“我要报警。有人要杀人。清江码头冷冻厂，孙德彪——”
他话还没说完，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年轻民警的声音，不紧不慢的：“先生，你先冷静一下。你说有人要杀人，有什么证据？”
“我刚刚接到他的电话，他说有人要杀他。”
“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我是律师。他是我的当事人。”
“当事人？他有委托你吗？”
赵志远张了张嘴。没有。孙德彪没有委托他。他甚至连孙德彪的联系方式都没有，只有这个打过来的陌生号码。
“没有。但他确实有生命危险。”
“先生，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出警。你先让他本人来派出所报案。”
电话挂了。
赵志远握着话筒，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街。老街上空无一人，路灯昏黄，梧桐树的枝条在风里晃动，像一群在跳舞的鬼。他不知道清江码头那边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孙德彪还活着没有。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拿起手机，拨了张芸的号码。
响了三声，接通了。
“张芸，孙德彪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有人要杀他。我报了警，警察不管。”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赵律师，你报警的时候，有没有录音？”
赵志远愣了一下。没有。他没有想到录音。
“没有。”
“从现在开始，你接每一个电话都要录音。”张芸的声音很低，很稳，“因为每一个电话都可能是最后一个。”
赵志远挂了电话，从抽屉里翻出一个录音笔，充上电，放在桌上。
他坐在椅子上，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烟雾在灯光下散开，像一团模糊的鬼影。他看着墙上那张大白纸，看着那些红圈和黑线，看着孙德彪的名字——他刚加上去的，写在了赵海的旁边。
他拿起笔，在孙德彪的名字旁边，画了一个红圈。
四、林小禾的午饭
一月二十日，林小禾请张芸吃午饭。
不是在公司食堂，是在外面。林小禾说食堂的菜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她选了一家川菜馆，在老街上，门脸不大，但生意很好。张芸到的时候，林小禾已经坐在里面了，面前摆着两杯茶，一杯是她的，一杯是张芸的。
“芸姐，这边。”林小禾招手。
张芸走过去，坐下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铁观音，烫的，她抿了一下就放下了。
“今天怎么想起请我吃饭？”张芸问。
“想跟你聊聊。”林小禾笑了，笑容还是和以前一样，眼睛弯弯的，声音甜甜的，“芸姐，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张芸看着她。“挺好的。”
“真的？”
“真的。”
林小禾低下头，用筷子拨着碗里的花生米，拨了很久，一颗都没夹起来。
“芸姐，你有没有觉得，我这个人有点假？”
张芸的心跳加速了，但她的表情没有变化。“什么意思？”
林小禾抬起头，看着她。那双大眼睛里，第一次没有了笑意。
“芸姐，你翻过我的抽屉了，对不对？”
空气凝固了。川菜馆里的嘈杂声在那一瞬间变得很远，像隔了一层玻璃。张芸看着林小禾，林小禾看着她，两个人对视了几秒钟。
“是。”张芸说。
林小禾点了点头，没有生气，没有惊讶，只是点了点头，像是在确认一件她早就知道的事情。
“那你应该知道我是谁了。”
“你叫林小禾，但你不是林小禾。”
“我是林小禾。”林小禾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林小禾是我的真名。但我不是你认识的那个林小禾。”
“你认识苏静？”
“苏静是我的上线。”林小禾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张芸能听见，“她在这个系统里待了五年。她走之前，让我接替她的位置。”
张芸的手指在桌下攥紧了。“你是她的人？”
“我是她的人。”林小禾看着张芸的眼睛，“芸姐，我给你写的那些信，是苏静让我写的。她让我告诉你账本少了一页，告诉你K-7的钥匙在哪，告诉你她什么时候走。她让我在暗中保护你，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递信。”
张芸想起那些匿名信——第一封“你父亲的账本，少了一页”，第二封“K-7的钥匙在苏静保险柜里”，第三封“苏静下周辞职。她要带走一样东西。拦住她”。每一封信都在关键时刻出现，每一次都把她引向更接近真相的地方。
“为什么？”张芸问，“苏静为什么要帮我？”
林小禾没有直接回答。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放在桌上，推到张芸面前。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二十七八岁，长头发，圆脸，穿着一件白色的护士服，站在医院的走廊里，对着镜头笑。张芸认出了那件护士服——清江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护士服。她以前也穿过。
“她叫陈雪。”林小禾说，“一九九八年在兰氏集团工作，总裁办的行政秘书。她在地下二层看到了那些箱子，写在了日记里。后来她辞职了，签了保密协议，拿了五万块钱。但她在走之前，把日记藏在了出租屋的天花板吊顶里。那间出租屋，就是你后来住的那间。”
张芸的手开始发抖。她见过那本日记。她读过那些字——“今天在B2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那些箱子，里面不是文件，是钱。”
“陈雪后来怎么样了？”张芸问。
林小禾把照片收起来，放回口袋。“她死了。二〇〇〇年三月，车祸。在清江大桥上，被一辆大货车追尾，连人带车翻进了清江。尸体三天后才找到。”
张芸的血一下子凉了。
“是意外吗？”她的声音在发抖。
“不是。”林小禾的声音很平，平得像一潭死水，“货车司机第二天就自首了，说是疲劳驾驶。判了三年，缓刑两年。一天牢都没坐。”
张芸想起自己在出租屋吊顶里翻到那本日记时的感觉——像是有人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但她听清了。那句话是：你也会死。
“苏静知道陈雪的事。”林小禾说，“她在兰氏集团干了五年，就是为了查清楚陈雪是怎么死的。她查到了很多东西——账本、箱子、那些人的名字。但她没有找到能直接指证凶手的证据。她需要时间，需要更多的人。所以她找了刘建国，把一部分账本散页塞进了老城墙的墙缝里。她找了赵海，让他留意那艘快艇。她找了赵志远，让他收集证据。她找了你，让你在兰氏集团内部帮她盯着。”
“她为什么自己不站出来？”
“因为她站在明处，那些人站在暗处。她在兰氏集团五年，见过太多‘意外’了。陈雪的‘意外’，赵海的‘意外’，张德顺的‘意外’——每一个站出来的人，都变成了‘意外’。”林小禾看着张芸，“她不想变成下一个。”
张芸沉默了很久。川菜馆里的嘈杂声又回来了，有人在划拳，有人在笑，有人在喊服务员加菜。这个世界还在正常运转，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你呢？”张芸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林小禾低下头，看着自己面前那碗已经凉了的米饭。她拿起筷子，夹了一口，放进嘴里，嚼了很久，咽下去。
“因为陈雪是我姐姐。”她说。
张芸的脑子里“嗡”的一声。
“她大我六岁。我上初中的时候，她上了卫校。我上高中的时候，她当了护士。我上大学的时候，她去了兰氏集团。她走之前跟我说，‘小禾，等我攒够了钱，带你去旅游。’”林小禾的声音终于有了裂痕，像一面墙被凿开了一道缝，光从外面照进来，“她没有等到那一天。”
张芸伸出手，握住了林小禾的手。林小禾的手很凉，凉得像冰。
“芸姐，”林小禾抬起头，眼眶红了，但没有流泪，“苏静让我告诉你——那些人已经注意到你了。你不能再回兰氏集团了。”
张芸摇了摇头。“我不能走。我走了，那些证据就没有人续了。”
“你留下来，你会死。”
“我走了，我父亲就白死了。”
两个人对视着，没有说话。川菜馆里的嘈杂声在她们周围起起落落，像海浪拍打着礁石。她们坐在海浪的中心，沉默着，像两块被水淹没的石头。
过了很久，张芸松开了林小禾的手。
“小禾，”她说，“你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帮我盯着钱经理。他最近在销毁证据。我需要知道他什么时候动手、从哪里动手、把东西销毁到哪去。”
林小禾点了点头。
张芸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五十块钱，放在桌上。“这顿饭我请。”
她转身走出了川菜馆。林小禾坐在椅子上，看着那五十块钱，没有动。
五、空壳
一月二十二日，赵志远收到了一份快递。
快递是匿名寄的，寄件人写的是“李先生”，地址是省城的一个小区。赵志远拆开包裹，里面是一叠打印纸，封面写着“清江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登记及银行流水”。
他翻开第一页，看到了一行字：“法定代表人：兰晓军。股东：兰晓军（51%），兰骁民（49%）。”
兰晓军。兰骁民的弟弟。赵志远没有见过这个人，但听说过。兰晓军比兰骁民小三岁，一直在幕后打理兰氏集团的房地产业务，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工商登记显示，清江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一九九七年，注册资本五千万，实缴资本五千万。但银行流水显示，公司的实际资金往来远超这个数字。二〇〇〇年一年，公司的账户流水达到三亿七千万，其中一亿两千万来自金穗基金的“资产处置款”。
一亿两千万。这些钱，是那些被查封的房子、被收走的土地、被逼到绝路的农民的血肉换来的。
赵志远一页一页地翻，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看到了一张表格——“资产处置明细”。表格里列着二〇〇〇年全年金穗基金通过司法拍卖处置的资产，每一笔都标注了原所有人、资产位置、评估价、成交价、接盘方。
第一行：张德顺，茶岭村茶山三亩、房产一处，评估价四万两千元，成交价一万八千元，接盘方：清江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交价不到评估价的一半。而这些被低价买走的资产，经过泰和公司的开发，变成了高档住宅、商业广场、豪华墓地，以几十倍的价格卖出去。利润流进了兰骁民的账户，流进了境外那个不知名的账号，流进了潘月明、吴达山、郑怀远等人的口袋。
赵志远把这份材料锁进了保险柜，然后拿起电话，拨了省纪委孙处长的号码。
“孙处长，我是赵志远。我又找到了一些新材料。”
“赵律师，你上次的材料我们已经转交相关部门了。正在走程序。”
“孙处长，清江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银行流水显示，金穗基金的资产处置款一亿两千万流入了这家公司。这家公司的股东是兰骁民和他的弟弟。这是直接的资金往来证据。”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你把材料寄过来。”
“我不能寄。寄丢了怎么办？”
“那你送过来。”
赵志远挂了电话，坐在椅子上，看着墙上那张大白纸。他的目光停在了“孙德彪”的红圈上。孙德彪已经三天没有联系他了。他打过那个陌生号码，关机。他去过清江码头冷冻厂，门锁着，窗户封着，里面没有人。他在门口站了很久，风吹得他脸疼，他转身走了。
他不知道孙德彪还活着没有。但他知道，时间不多了。
六、最后一个夜班
一月二十五日，张芸值了最后一个夜班。
不是她主动要值的，是排班表上轮到她了。她可以请假，可以找人替班，但她没有。她想去看看那些箱子——最后一次。
凌晨一点，她坐电梯下到地下一层，走消防通道到了地下二层。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嗡嗡地响着。她沿着走廊往前走，经过K-7的门时，停下来，把手放在门上。门是铁质的，冰凉，门把手上那道划痕还在。
她没有停。她走到设备间的门前，推门进去，蹲下来，把眼睛凑到墙角的裂缝前。
箱子还在。但这次她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有人在搬箱子。两个穿黑色衣服的男人，戴着口罩和手套，一箱一箱地从架子上往下搬，码在推车上。推车已经装满了，上面码了十几个箱子，用帆布盖着。
他们要把箱子搬到哪里去？
张芸屏住呼吸，看着那两个男人。他们搬得很小心，箱子在手里像易碎品，轻拿轻放。搬完一车，一个人推着车走了，另一个人留在原地，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一明一暗，像一只萤火虫。
推车的人回来了，两个人继续搬。他们搬了大约半个小时，搬走了五车。架子上的箱子少了一半。
张芸退后几步，站起来，走出设备间。她的腿在发抖，但她没有停下来。她走到防火门前，推开门，走进楼梯间，往上走。
走到一楼的时候，她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脚步，是很多人，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声音沉闷而有节奏。和上次一样。她加快了脚步，穿过大厅，推开侧门，冲进夜色里。
这一次没有人追她。她跑过两条街，停下来，弯着腰，大口大口地喘气。汗从额头上滴下来，滴在人行道的砖缝里，瞬间就被吸干了。
她直起身，回头看。身后是空荡荡的街道，路灯昏黄，没有人在追她。
但她在街对面看到了一个人。
林小禾。
林小禾站在路灯下，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帽子戴着，围巾围着，只露出一双眼睛。她看着张芸，没有走过来，也没有说话。
两个人隔着一条街，对视了几秒钟。
林小禾转过身，走进了巷子里，消失了。
张芸站在原地，看着那条空荡荡的巷子，风吹着她的头发，在路灯下飘来飘去。她忽然想起林小禾在川菜馆说的那句话——“你留下来，你会死。”
她知道林小禾说得对。但她不能走。至少现在不能走。那些箱子正在被搬走，证据正在被销毁，时间正在一点一点地流失。如果她在这个时候走了，所有的东西——父亲的账本、陈雪的日记、苏静的照片、赵志远的材料、刘建国的账本散页——都会变成一堆废纸。
她转过身，往医院的方向走去。
她的脚步很快，很稳，像一个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人。但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往前走，走一步算一步。她身后，兰氏大厦的蓝色玻璃幕墙在黑暗中若隐若现，像一个巨大的、沉默的、正在注视着她的眼睛。
七、第二块骨头
一月二十八日，刘建国在老城墙下找到了第二块骨头。
他是去找赵志远的。赵志远让他不要回下马塘，但他回去了。不是不听赵志远的话，是他把一样东西忘在了家里——一张存折，上面有三千块钱，是他和刘栋的救命钱。他必须回去拿。
他趁着天还没亮的时候进了下马塘。巷子里很暗，没有灯，他摸黑走了进去。经过老城墙的时候，他停下来，站在那里，听着风声。风从墙缝里灌进去，发出呜呜的声音，像一个人在哭。
他走到墙根下，把手伸进裂缝里。不是因为他觉得里面有什么东西，而是因为他的手习惯了那个动作——伸进去，摸一摸，确认一下。就像一个每天都要摸一摸口袋确认钥匙还在的人。
他的手摸到了一个塑料袋。
和上次一样。黑色的垃圾袋，打了死结，塞在裂缝的最深处。他把塑料袋抠出来，打开，里面是一块骨头。猪的肩胛骨，和上次那块一模一样，但上面的刻痕不同。这次刻的是一个“冤”字。字的下面，刻着三行小字：
“张德顺，茶岭村，2000.1.17。”
“陈雪，清江市，2000.3.15。”
“赵海，清江入海口，2000.12.31。”
三个名字，三个日期，三条人命。
刘建国捧着这块骨头，手在发抖。他认识第一个名字——张德顺，他在那些纸上见过。第二个名字他不认识。第三个名字他认识——赵海，就是那个渔船被撞沉的渔民，赵志远跟他说过。
他把骨头揣进怀里，把塑料袋塞进口袋，转身往回走。走到巷口的时候，他又看到了那个人影。这一次，那个人没有站在远处，而是站在他面前，离他只有三步远。
是一个女人。短发，戴无框眼镜，表情严肃。苏静。
“刘师傅，”她说，“你把这块骨头交给赵律师。他会知道怎么处理。”
刘建国看着她。“你是那个——给我信封的人？”
“是。”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苏静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他能听见，“重要的是，你手里的这些东西，能让人知道那些人做了什么。”
她转身走了。刘建国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晨雾里。雾很大，她的影子在雾中变得越来越淡，最后像一滴墨水滴进了水里，散开了，不见了。
刘建国把怀里的骨头按了按，确认它还在。然后他快步走出下马塘，上了一辆早班公交车，往市区的方向去。
他要去找赵志远。
他要告诉他——又有人死了。不，不是又有人死了，是有人把死人变成了证据。那些骨头，是墓碑，是遗书，是控诉。每一块骨头都是一个人的一生，而刻在骨头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用血写的。
他坐在公交车上，抱着怀里的骨头，看着窗外的城市在晨光中慢慢醒来。路灯灭了，天亮了，行人多了，车流密了。这座城市又开始了一天的运转，像一台巨大的机器，齿轮咬合，活塞运动，蒸汽升腾。
没有人知道，这台机器的齿轮下面，压着多少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