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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骨头 一、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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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骨灰
张芸把父亲的骨灰盒抱回茶岭村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
从殡仪馆到茶岭村，要转三趟车。第一趟是殡仪馆门口的面包车，专门拉丧属的，三十块钱一趟，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一路上不停地抽烟，烟雾在密闭的车厢里散不出去，呛得张芸直咳嗽。胖子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把烟掐了，什么也没说。
第二趟是长途汽车，从清江市区到茶岭镇，四十多公里，票价十二块。张芸抱着骨灰盒上车的时候，司机看了她一眼，想说点什么，嘴巴张了张又闭上了。车上人不多，张芸坐在最后一排，把骨灰盒放在旁边的座位上，用安全带固定住。骨灰盒是深褐色的，木头纹理很漂亮，是她花了八百块钱在殡仪馆买的，最便宜的一款。殡仪馆的人说还有更好的，红木的，雕花的，三千八。张芸说就要最便宜的。不是她不想给父亲买好的，是她兜里只剩下一千二百块钱了，那是她这个月最后的生活费。
第三趟是摩的，从茶岭镇到茶岭村，八公里山路，十块钱。骑摩托的是个年轻人，染着黄头发，耳朵上戴着蓝牙耳机，一路上放着震耳欲聋的DJ舞曲。张芸把骨灰盒抱在怀里，摩托车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颠簸，她的下巴一次次磕在骨灰盒的棱角上，磕出了血。
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大槐树下坐着几个乘凉的老人，看见张芸抱着一个盒子从摩托车上下来，都愣了一下。有人认出了她，小声说了句“老张家的闺女回来了”，然后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她怀里的盒子上。
没有人说话。
张芸抱着骨灰盒从他们面前走过，脚步很快，眼睛盯着地面，不敢抬头。她能感觉到那些目光像针一样扎在她身上，扎得她浑身发紧。她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老张家的闺女回来了，老张没了，茶山也没了，这个家算是完了。
张家的房子在村子的最里面，紧挨着茶山。是一栋三间的土坯房，墙是用黄泥和稻草夯的，年久失修，墙面上裂了好几条缝，最大的那条能从外面看见屋里。屋顶的瓦片也缺了不少，下雨天屋里比外面还湿。张老汉生前说过好几次要修，但一直没钱，后来也就不提了。
张芸掏出钥匙开门，门锁锈得厉害，捅了半天才拧开。屋里一股霉味扑面而来，黑黢黢的，伸手不见五指。她摸到灶台边，找到火柴，划了一根，点着了桌上的煤油灯。
煤油灯的光很暗，只能照亮桌子周围一小圈地方。张芸把骨灰盒放在桌子上，在旁边的板凳上坐下来，盯着骨灰盒发呆。
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按照村里的规矩，人死了要办丧事，停灵三天，请和尚念经，亲戚朋友来吊唁，最后送上山入土为安。但她父亲是被法院贴了封条的人——不是人被封了，是财产被封了。金穗基金在张老汉死后第三天就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查封了张家的房子和茶山，理由是张老汉生前欠下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其配偶（也就是张芸的母亲）有连带偿还责任。
张芸的母亲叫李桂香，今年五十四岁，瘫痪在床已经六年了。六年前她在茶山上摔了一跤，腰椎骨折，手术后神经受损，双腿失去了知觉。张老汉那时候还借了钱给她做康复治疗，借的是亲戚的，早就还清了。但金穗基金的人说，那些康复治疗的钱也是从他们那里借的，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
张芸不知道这是真是假，她只知道那本被农药浸透的账本上，她唯一能看清的几个数字是：128、23400、3%。128是父亲最后一次卖给金穗基金的茶叶斤数，23400是父亲欠下的债务总额，3%是月利率。她看不懂那些复杂的展期、复利、违约金条款，但她看得懂这三个数字之间的关系——128斤茶叶，按照金穗基金承诺的收购价，价值2560元。而父亲欠下的债，是这笔茶叶钱的九倍多。
九倍。
她想起小时候父亲教她算账，一斤茶叶卖十块，一百斤就是一千块，一千块够交一学期的学费。那时候她觉得一千块是很大一笔钱，大到她一辈子都挣不到。后来她上了卫校，才知道一千块在城里连半个月房租都不够。现在她知道了另一件事——在金穗基金的算盘里，一个茶农的命，值两万三千四百块。
两万三千四百块，在清江市的房价里，买不起两平米。
她在桌前坐了很久，煤油灯的火苗在穿堂风里摇摇晃晃，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像一个变形的人。她忽然站起来，走到父亲的房间，打开那个樟木箱子。
箱子里的东西她之前翻过一次，但那时候太慌乱，很多东西都没细看。这次她一样一样地往外拿——父亲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每一件都洗得发白，领口和袖口磨出了毛边。一条皮带，皮面开裂，用铁丝拧着当扣子用。一双胶鞋，鞋底磨穿了，垫着硬纸板。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父亲的各种证件——身份证、户口本、土地承包合同、林权证。还有一个铁盒子，里面装着硬币和毛票，加起来不到一百块钱。
箱子的最底层，压着一块红布。红布里包着一样东西，沉甸甸的。张芸打开红布，里面是一把茶剪。
茶剪是铁制的，刃口已经钝了，手柄上缠着布条，布条被汗水和茶汁浸透了，变成了深褐色。张芸认得这把剪刀，这是父亲用了二十多年的茶剪，每年采茶季，父亲就是用这把剪刀在茶树上剪下一芽一叶，一剪一剪，一年又一年。剪刀的手柄上有一道深深的凹槽，那是父亲的手指磨出来的，日积月累，铁都被磨出了印子。
张芸把剪刀握在手里，手柄的形状和父亲的手指完全吻合，仿佛父亲的手还留在上面。她把剪刀贴在脸上，铁的冰凉透过皮肤传进来，冷得她打了个哆嗦。
她把剪刀重新包好，放进自己的包里。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灶台前，把煤油灯也拿了过来，走进了母亲的房间。
二、瘫痪
李桂香躺在床上，像一截被遗忘在岸上的木头。
她已经六年没有下过床了。最初那两年，张老汉还借钱带她去城里做康复，针灸、理疗、按摩，什么都试过，没用。医生说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除非做干细胞移植，但那是一项新技术，国内能做的地方不多，费用至少要二十万。
二十万。张老汉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只是点了点头，说“知道了”。他后来再也没有提过干细胞移植的事，但张芸知道，他一直在想办法攒钱。金穗基金的那笔债，有一部分就是为了给李桂香买药借的——她每天要吃三种药，一种止痛，一种营养神经，一种防止肌肉萎缩，一个月的药费要五六百块。张老汉卖茶叶的钱，一大半都花在了药上。
张芸推开母亲房间的门，屋里有一股浓烈的药味和尿骚味混合的气味。她皱了皱鼻子，不是嫌弃，是心疼。她知道母亲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没人帮忙翻身，没人帮忙换尿布，只能躺在自己的屎尿里，一躺就是好几个小时，直到邻居周婶子来送饭的时候帮忙收拾一下。
“妈。”张芸叫了一声。
床上的李桂香动了一下，慢慢转过头来。煤油灯的光照在她脸上，张芸倒吸了一口凉气——母亲比她上次见到的时候又瘦了许多，颧骨高高凸起，太阳穴深深地凹下去，脸上的皮肤像一张被揉皱的纸，松松垮垮地挂在骨头上。她的头发全白了，不是花白，是雪白，白得像外面的雪。张芸记得母亲的头发去年还是灰白的，怎么一年之间就全白了？
“芸儿？”李桂香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枯叶的沙沙声，“你爸呢？”
张芸站在门口，手里的煤油灯晃了一下。她张了张嘴，想说“爸走了”，但话到嘴边变成了别的东西：“爸去城里了，过几天回来。”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撒谎。也许是因为母亲的眼神——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希望，比希望更原始，是某种只有瘫痪了六年的人才有的、对“回来”这两个字的极度渴望。她不忍心把这个东西打碎，至少不是今晚。
李桂香点了点头，没有再问。她似乎已经习惯了丈夫的缺席，习惯了等待，习惯了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等天亮。六年了，她的身体动不了，但她的脑子一直在转。她知道自己的病是好不了了，她知道家里没钱，她知道丈夫在外面受了多少苦。她什么都知道，只是什么都不说。
张芸把骨灰盒藏在了自己房间的床底下，用一块旧床单盖住。然后她烧了一锅水，给母亲擦了一遍身体，换了干净的床单和尿布，又熬了一锅粥，一勺一勺地喂母亲喝下去。李桂香喝了半碗就说不喝了，张芸又喂了半碗，她才勉强喝完。
“妈，我明天要去城里上班了。”张芸一边洗碗一边说。
“上啥班？”
“兰氏集团，做行政秘书。”
李桂香沉默了一会儿，说：“就是那个……收你爸茶叶的那个？”
张芸的手在水盆里停了一下。母亲知道金穗基金的事，虽然她下不了床，但村里人的嘴是关不住的。有人来串门的时候，总会把外面的事带进来——谁家的儿子进城打工了，谁家的姑娘嫁人了，谁家的地被征了，谁家借了金穗基金的钱还不上了。这些消息像风一样在茶岭村的山谷里飘来飘去，最后都会飘进李桂香的耳朵里。
“是。”张芸说，“但那是基金的事，跟集团总部不是一回事。我去的是总裁办，不跟基金打交道。”
这话连她自己都不信，但她必须说。她需要一个理由来说服自己，说服自己不是在往火坑里跳。
李桂香没有再说话。她闭上了眼睛，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念什么。张芸凑近了听，才听清楚母亲在说什么。
“你爸走的那天晚上，跟我说了很多话。我以为他只是想说话了，没想到是在交代后事。”
张芸的手抖了一下，碗差点掉进水盆里。
“他说什么了？”
“他说，‘桂香，我这辈子对不起你，让你在床上躺了六年。下辈子你投个好人家，别找我这样的。’我说，‘你别说这种话。’他说，‘我说的是真的。我这人没本事，种了一辈子茶，连老婆的病都看不起。’我说，‘你有本事，你供芸儿上了卫校，这是咱村头一个。’他笑了，说，‘卫校不算啥，要是能供她上医科大学就好了。’然后他就没再说话，坐了一夜，天亮的时候走了。”
李桂香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糊着旧报纸，报纸发黄发脆，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她的目光停在报纸上的一行标题上，那行标题是：“清江市被评为全国双拥模范城”。
“芸儿，”李桂香说，“你爸是不是不回来了？”
张芸蹲在床边，把脸埋进母亲的手掌里。母亲的手冰凉，骨节粗大，掌心有厚厚的茧——那是她瘫痪之前干活留下的，六年了，茧还在，像化石一样嵌在肉里。
“妈，”张芸的声音闷闷的，从母亲的指缝间传出来，“爸走了。”
李桂香的手猛地攥紧了，五根手指像铁钳一样扣住张芸的脸，指甲嵌进她的皮肤里。张芸疼得想叫，但没有出声。她感觉到母亲的手在剧烈地颤抖，抖得像风中的树叶。
过了很久，那只手慢慢松开了。
李桂香没有说话，没有哭，没有叹气。她只是把手从张芸脸上移开，放在自己的胸口上，轻轻地按了按，像是在确认自己的心脏还在跳。
然后她闭上了眼睛。
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灭了。屋里一片漆黑，只有窗外的月光透过破损的窗纸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片惨白的光。
张芸在黑暗中蹲了很久，直到双腿发麻，才站起来，摸黑走到自己的房间，和衣倒在床上。
她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什么也没有，只有黑暗。
三、面试
兰氏集团的总部在清江市最繁华的中山路上，一栋三十二层的蓝色玻璃幕墙大楼，是全市最高的建筑。大楼的一到五层是商场，六到十五层是写字楼，十六层以上是兰氏集团自用的办公区。总裁办在二十八层，整层楼只有不到二十个人办公，人均面积比下面那些挤在格子间里的普通员工大了不知多少倍。
张芸来面试的那天是个晴天，太阳很大，但气温很低，风刮在脸上像刀割。她穿了自己最好的一套衣服——一件藏蓝色的呢子大衣，是去年冬天在商场打折时买的，原价八百，打完折三百二。里面是一件白色高领毛衣，下面是一条黑色西裤，脚上是一双黑色皮鞋。这套行头是她为面试特意准备的，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熨烫，每一个褶子都熨得笔直。
她站在兰氏大厦的门口，仰头看着楼顶那四个红色大字——“兰氏集团”。阳光照在玻璃幕墙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她不得不眯起眼睛。大楼的门口站着两个穿制服的保安，身材高大，腰里别着对讲机，目光警惕地看着每一个进出的人。
张芸深吸了一口气，推门走了进去。
大厅很宽敞，地面铺着浅灰色的大理石，光可鉴人。天花板很高，垂着一盏巨大的水晶吊灯，即使在白天也亮着，折射出七彩的光芒。前台是一张弧形的大理石台面，后面坐着两个穿职业装的年轻女人，化着精致的妆，头发盘得一丝不苟。
“你好，我来面试总裁办行政秘书。”张芸走到前台，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左边的那个女人抬头看了她一眼，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两三秒，然后低下头在一张表格上找了找：“张芸？”
“对。”
“二十八楼，出电梯左转，第一个房间。面试十点半开始，你现在上去吧。”
张芸道了谢，走向电梯间。电梯间有六部电梯，分成两排，墙上嵌着一面巨大的镜子。张芸在镜子前站了一下，看了看自己的样子——藏蓝色大衣，白色毛衣，黑色西裤，黑色皮鞋。她把头发拢了拢，又整了整衣领，按了向上的按钮。
电梯到了，她走进去，里面已经有两个人了，一个穿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和一个穿红色连衣裙的年轻女人。中年男人手里拿着一份文件，低头在看，年轻女人在补妆，对着粉饼盒的小镜子涂口红。张芸站在角落里，眼睛盯着楼层按钮上方跳动的数字。
二十八楼到了。
她走出电梯，按照前台的指示左转，第一个房间的门开着，门上贴着一张A4纸，打印着“面试签到处”五个字。房间里有七八个人，都是女的，年纪从二十出头到三十出头不等，每个人都穿着职业装，妆容精致，有的在低头看手机，有的在翻杂志，有的在小声聊天。
张芸走进去，在签到表上写了名字，然后找了一个角落的座位坐下来。她旁边坐着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圆脸，大眼睛，看起来比她还年轻，穿着粉色西装外套和白色衬衫，领口别着一枚蝴蝶结胸针。
“你好，”女孩主动跟她打招呼，“你也是来面试的？我叫林小禾，你呢？”
“张芸。”
“你以前做过秘书吗？”
“没有，我是护士。”
“护士？”林小禾睁大了眼睛，“护士来应聘秘书？你学过文秘吗？”
“没有。”张芸说，“但招聘广告上写着‘有医护背景者优先’，我就来了。”
林小禾“哦”了一声，点了点头，然后压低声音说：“我听说这次只招一个人，但来面试的有四十多个，好多都是专门学过文秘的，还有两个是从省城过来的。竞争好激烈。”
张芸没接话。她看着房间里这些精心打扮的女人，忽然觉得自己像个走错了片场的人。她们说话的方式、坐姿、表情，都和她不一样。她们笑的时候只露出八颗牙齿，坐着的时候脊背挺得笔直，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每一个动作都像排练过一样精准。而她的坐姿是卫校里学的“护士坐姿”——也是挺直的，但没有她们那种从容，多了一种随时准备站起来干活的气势。
“张芸。”
一个穿黑色套裙的女人出现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份名单。她看起来三十出头，短发，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表情严肃，说话的语气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张芸站起来，跟着那个女人走进走廊尽头的一间大办公室。办公室很大，至少有五六十平米，地面铺着深色木地板，墙上挂着几幅油画。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巨大的办公桌，桌上有一台电脑、一部电话、一个笔筒、一盏台灯，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干净得像样板间。
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男人。
张芸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心里咯噔了一下。
这个男人大约三十七八岁，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定制西装，白衬衫，没打领带，领口解开了一颗扣子。他的脸型方正，下颌线条分明，眉毛很浓，眼睛不大但很有神，鼻梁高挺，嘴唇微微上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他的头发修剪得很整齐，鬓角处有几根白发，不显老，反而多了一种成熟男人特有的沉稳气质。
这个人就是兰骁民。
张芸在电视上见过他无数次，在报纸上见过他的照片，在金穗基金的宣传单上见过他的笑脸。但真正面对面站在他面前的时候，她才发现，电视和照片都失真了。兰骁民本人比任何影像资料都要有压迫感——不是因为他的身高，不是因为他的穿着，而是因为他看人的方式。他看着你的时候，目光很温和，甚至可以说很温柔，像在看一个老朋友。但这种温和让你觉得不自在，因为你隐约感觉到，在那双眼睛的深处，有什么东西在冷静地观察你、分析你、给你打分，而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分数是多少。
“请坐。”兰骁民的声音比电视上听起来更低沉，带着一种不紧不慢的节奏，像大提琴的弦被缓缓拉动。
张芸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椅子是真皮的，很软，坐下去的时候她差点陷进去。她赶紧挺直了腰，双手放在膝盖上，和刚才那些女孩一样的姿势。
兰骁民翻了翻手里的简历，抬起头看着她：“你是护士？”
“是的，清江市第三人民医院，工作两年。”
“为什么想来做秘书？”
这个问题张芸准备了很久。她想过很多种回答——“因为我想转行”“因为我对企业管理感兴趣”“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能力可以胜任这份工作”。但她最后决定说实话，至少说一部分实话。
“因为我需要钱。”她说。
兰骁民看了她两秒钟，然后笑了。不是那种社交性的微笑，而是真的觉得有趣的笑。他的眼角出现了几道细纹，笑容让他的脸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
“诚实，”他说，“我喜欢诚实的人。”
他低下头，又看了看简历：“你父亲是茶农？”
张芸的手指在膝盖上蜷了一下：“是。”
“在茶岭村？”
“是。”
兰骁民把简历放下，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叉放在桌上。他看着张芸，目光里的温和没变，但张芸觉得那道目光变得更重了，像一块布蒙在脸上，不透气。
“茶岭村是我们金穗助农基金的重点服务区域，”兰骁民说，“你父亲有没有跟金穗基金打过交道？”
张芸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跳得她怀疑兰骁民能不能看见她脖子上的动脉在搏动。她花了全部力气控制住自己的表情，让脸上的肌肉不要有任何变化。
“打过交道，”她说，声音平稳得连她自己都感到意外，“金穗基金收购过我们家的茶叶。”
“怎么样？价格还满意吗？”
“比市场价高，但结算周期比较长。”
兰骁民点了点头，似乎在思考什么。然后他忽然问了一句让张芸后背发凉的话：“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办公室里的空调开得很足，但张芸觉得冷，冷得骨头缝里都在冒寒气。她看着兰骁民的眼睛，那双眼睛还是温和的，温柔的，甚至带着一点关切，就像一个好心的老板在关心下属的家庭情况。
“张德顺。”她说。
兰骁民的眉毛动了一下，只有一下，几乎看不出来。然后他拿起桌上的一个文件夹，翻开，在里面找了一下。张芸不知道那个文件夹里是什么，但她有一种强烈的直觉——那个文件夹里有她父亲的名字。
几秒钟后，兰骁民合上了文件夹，重新看向张芸。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张芸注意到他看她的方式变了。之前他看她是一个求职者，现在他看她是一个……什么？她说不清楚。猎物？麻烦？棋子？或者只是另一个名字后面跟着一串数字的编号？
“张芸，”兰骁民说，声音还是那么低沉温和，“你被录取了。下周一报到，试用期三个月，转正后月薪五千，五险一金，年终奖另算。有问题吗？”
五千。张芸在心里飞快地算了一下——她当护士的时候，一个月工资加奖金不到一千五。五千块是她当护士时工资的三倍多。她可以用这笔钱给母亲买药，给弟弟交学费，存够了钱还可以请律师打官司，要回被查封的房子和茶山。
“没问题。”她说。
兰骁民站起来，伸出手。张芸也站起来，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很大，很干燥，握力适中，不轻不重，像他这个人一样，一切都控制得恰到好处。
“欢迎加入兰氏集团。”他说。
张芸握着他的手，感觉到他掌心的温度。那只手温热而有力，传递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如果她不知道这只手做过什么的话。
她松开手，转身走出办公室。
走廊很长，铺着地毯，踩上去没有声音。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在丈量什么。走到电梯口的时候，她停下来，把手伸进大衣口袋里，摸到了那把茶剪。
铁的冰凉透过布料传到指尖，像父亲的骨头。
四、报到
周一早上八点，张芸准时出现在兰氏大厦二十八楼。
她提前了半个小时到的，但总裁办已经有人了。那个穿黑色套裙的短发女人——她后来知道对方叫苏静，是总裁办的行政主管——已经在工位上坐着了，面前摊着一摞文件，手边放着一杯冒着热气的黑咖啡。
苏静看见张芸，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指了指角落里的一张空桌子：“那是你的工位。电脑已经配好了，密码是你的工号。今天先熟悉一下环境，下午会有工作交接。”
张芸走到自己的工位前，把包放下，坐了下来。工位是一张L形的白色办公桌，桌上有电脑、电话、文件夹、笔筒、便签纸，还有一盆小绿植。她环顾四周，总裁办的办公室很大，占据了二十八楼的一半面积，用玻璃隔断分成了几个区域。最里面是兰骁民的独立办公室，门关着，透过磨砂玻璃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在走动。外面是行政主管、行政秘书、助理们的工位，每个人都埋头做自己的事，没有人说话，安静得像图书馆。
张芸打开电脑，输入工号，进入了公司的内部系统。她看到了自己的员工信息：姓名张芸，部门总裁办，职位行政秘书，入职日期2000年4月24日。她盯着屏幕看了几秒钟，然后关掉了页面。
上午的时间过得很慢。她不知道该做什么，也没人告诉她该做什么。她翻了翻桌上的文件夹，里面是公司的规章制度、组织架构图、通讯录之类的东西。她把这些东西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记住了每一个部门的位置、每一个负责人的名字和电话。
中午吃饭的时候，她去了大厦五楼的员工餐厅。餐厅很大，能同时容纳几百人就餐，菜品也很丰富，从家常小炒到西式简餐都有，价格比外面便宜不少。张芸打了一份青椒肉丝盖饭，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来。
她刚吃了几口，对面坐下了一个人。是林小禾，那个在面试时跟她说过话的圆脸女孩。
“嗨！又见面了！”林小禾端着一份红烧排骨，笑得很灿烂，“你也进来了？太好了！我还以为就我一个新人呢。”
张芸笑了一下：“你也被录取了？”
“对！我是行政助理，就在你隔壁工位。以后咱们就是同事啦！”林小禾夹了一块排骨，边吃边说，“你分到哪个部门？”
“总裁办，行政秘书。”
“哇，总裁办？那不就是兰总身边的人？”林小禾的眼睛瞪得更圆了，“你好厉害！面试的时候兰总亲自面的你？”
“对。”
“他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帅？”林小禾压低声音，眼睛里闪着八卦的光，“我在电视上看过他好多次，真人是不是比电视上更好看？”
张芸想了想，说：“是挺好看的。”
她没说后面的话。她没说兰骁民看人的时候像在看一个编号，没说他笑的时候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印子，没说他握手的时候手掌的温度让她想起冰面下的暗流。
有些话不能跟同事说，尤其是不能跟一个新认识的、看起来毫无心机的同事说。
下午两点，苏静把张芸叫到她的工位前，开始交接工作。行政秘书的职责比张芸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安排兰骁民的日程、处理来往文件、接听电话、接待访客、预订机票酒店、整理会议纪要、管理总裁办的办公用品……林林总总加起来有几十项，每一项都有详细的流程和规范。
“这是兰总这个月的日程表，”苏静把一个厚厚的文件夹推过来，“你看一下，熟悉一下他的时间安排。兰总的日程变动很大，经常会有临时安排，你要随时待命。”
张芸翻开日程表，密密麻麻的字看得她眼花缭乱。从周一到周日，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兰骁民的时间被切割成了无数个小块，每一个小块里都填满了不同的内容——政府会议、商务谈判、项目考察、媒体采访、慈善晚宴、私人聚会……他的生活就像一台精密的钟表，每一个齿轮都在精确地转动，而行政秘书就是那个给钟表上发条的人。
“还有一件事，”苏静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兰总有的时候会在办公室待到很晚，有时候甚至到凌晨。如果他加班，你也要在。总裁办的秘书是轮流值班的，每个人一周值一次夜班。”
张芸点了点头。
“另外，”苏静看了一眼兰骁民办公室的方向，声音又低了一些，“兰总对秘书有一些……个人要求。比如他要喝特定温度的茶，要用特定的杯子，连茶叶放多少克都有规定。这些细节你要记住，错了的话他会不高兴。”
“什么茶？”张芸问。
“龙井。明前龙井，特级的，从杭州空运过来的。茶叶放在他办公室的柜子里，锁着的，钥匙在苏姐那里。”苏静顿了一下，“对了，你不许碰那个柜子，只有苏姐和兰总本人有钥匙。”
张芸又点了点头。
她低下头继续看日程表，手指在纸页上慢慢移动。她的目光停在了一行字上：“4月26日，14:00，金穗基金季度会议，地点：兰氏大厦22楼会议室。”
金穗基金。
她的手在纸页上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下翻。
五、夜班
张芸入职后的第一周，轮到她值夜班的那天是周四。
下午五点半，其他同事陆续下班了。苏静走之前把一串钥匙交给她：“这是总裁办所有房间的备用钥匙，包括兰总的办公室。兰总今晚有个应酬，大概九点多回来，你等他把事情处理完再走。他走之前会叫你，你不用主动去找他。”
“好。”
苏静走后，整层楼就只剩下张芸一个人了。她坐在工位上，听着中央空调的嗡嗡声，窗外的天色慢慢暗下来，城市的灯光一盏一盏地亮起来。从二十八楼往下看，清江市的夜景很美，万家灯火像撒在地上的星星，远处的清江像一条黑色的缎带，蜿蜒着穿过城市。
张芸没有心情看风景。她坐在工位上，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同一件事——金穗基金的账本，父亲的账本，那个被农药浸透的、只能看清几个数字的账本。
她想知道更多。
她想看到真正的账本，不是父亲手写的那种，而是金穗基金内部的那本。她想知道父亲到底借了多少钱，还了多少钱，那两万三千四百块是怎么算出来的。她想看看金穗基金的运作方式，看看那些“助农贷款”到底是怎么变成吃人的机器的。
而这一切的答案，也许就在这层楼的某个地方。
兰骁民的办公室是锁着的，她有钥匙。苏静的办公室也是锁着的，她也有钥匙。金穗基金的办公室在二十二楼，她进不去，但总裁办的文件系统里应该有相关的资料，因为金穗基金是兰氏集团旗下最重要的业务板块之一，定期要向总裁办报送经营数据。
她站起来，走到苏静的工位前，犹豫了一下，然后坐了下来。
苏静的电脑是锁着的，需要密码。张芸试了几个常见的密码——苏静的生日、她的工号、公司的成立日期——都不对。她放弃了，转而打开了苏静桌上的文件柜。
文件柜没有锁。
张芸蹲下来，借着工位上方日光灯的光，开始翻看文件柜里的资料。里面大多是行政类的文件——人事档案、考勤记录、办公用品采购单、差旅报销单——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她翻了整整两层，正要放弃的时候，在最下面一层看到了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没有封口，里面是一叠打印纸。张芸抽出来一看，是一份名单，标题是“金穗助农基金·逾期客户清单（截至2000年3月31日）”。
她的手指开始发抖。
名单很长，密密麻麻排了四五页，每一页大概有七八十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跟着一串信息——所在乡镇、借款金额、已还金额、逾期天数、担保人、备注。张芸的目光像扫描仪一样在名单上快速移动，从第一页找到第二页，第二页找到第三页，第三页找到第四页……
第四页的中间偏下的位置，她看到了一个名字。
张德顺。
她父亲的名字。
借款金额：23，400元。已还金额：0元。逾期天数：76天。担保人：李桂香。备注：借款人已死亡，已申请财产保全，房产及茶山已查封，待法拍。
张芸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久到她的眼睛开始发酸，视线开始模糊。她用手指在那行字上轻轻划过，纸张的触感很光滑，墨粉附着在上面，指甲划过时留下一道浅浅的白痕。
她把名单放回信封，把信封放回文件柜，把文件柜关好，站起来，回到自己的工位。
她的心跳得很快，快得她能听见血液在耳朵里流动的声音。她深吸了几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水是凉的，凉意从喉咙一直蔓延到胃里，像一条冰线。
她坐在工位上，盯着兰骁民办公室那扇磨砂玻璃门，玻璃门后面的灯是关着的，黑黢黢的，像一只闭着的眼睛。
九点十五分，电梯响了。
张芸站起来，整了整衣服，走到电梯口迎接。电梯门打开，兰骁民走了出来。他今晚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西装，没打领带，衬衫领口敞开着，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酒味，但不是那种刺鼻的劣质酒味，而是一种醇厚的、带着橡木香气的酒味。
“兰总，需要我做什么吗？”张芸问。
兰骁民看了她一眼，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一秒：“你是新来的那个护士？”
“是，张芸。”
“给我泡杯茶，龙井，淡一点。”他边说边走向自己的办公室，“然后把明天的日程表拿给我。”
张芸走进茶水间，找到了兰骁民专用的茶具——一只紫砂壶、一只白瓷杯、一把不锈钢茶匙。她打开冰箱，取出一个贴着“特级龙井·明前”标签的锡罐，用茶匙舀了适量的茶叶放进紫砂壶里。她记得苏静说过，兰骁民喝茶的规矩很严格，茶叶要放三克，水温要八十度，第一泡十秒就要倒掉，第二泡才能喝。
她烧了一壶水，等水烧开后打开壶盖晾了两分钟，等水温降到合适的温度，然后按照步骤泡好了茶。茶汤是浅黄绿色的，清澈透亮，有一股淡淡的豆香。
她端着茶走进兰骁民的办公室，把茶杯放在他面前的桌上。兰骁民正在看一份文件，头也没抬地说了一声“放那儿吧”。张芸把明天的日程表放在茶杯旁边，转身要走。
“等一下。”兰骁民忽然说。
张芸站住了。
兰骁民抬起头，看着她。办公室的灯光很柔和，照在他脸上，把他下颌的线条映得更加分明。他的眼睛在灯光下看起来更深了，像两潭看不见底的水。
“你是茶岭村的人？”他问。
“是。”
“你父亲叫什么来着？”
“张德顺。”
兰骁民点了点头，目光从张芸脸上移开，落在桌上的茶杯上。茶汤的热气袅袅升起，在灯光下形成一道透明的雾。
“你父亲的事，我听说了，”兰骁民说，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很遗憾。”
张芸站在原地，手指在身侧攥成了拳头。她能感觉到指甲嵌进掌心的疼痛，但这种疼痛反而让她保持清醒。她看着兰骁民，看着他的表情——眉头微蹙，嘴角下撇，眼睛里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悲伤，不多不少，刚好够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有良心的企业家。
“谢谢兰总关心。”张芸说。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她自己都觉得陌生。
“你母亲的病怎么样了？”兰骁民又问。
“还是老样子。”
“公司的福利待遇还不错，医保可以报销一部分。你有需要的话，可以找苏静了解一下具体政策。”兰骁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眉头微微皱了一下，“茶淡了。下次多放半克茶叶。”
“好的，兰总。”
“你先出去吧。”
张芸转身走出办公室，轻轻带上了门。
她走回自己的工位，坐下来，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掌心里有四道深深的指甲印，印痕发白，过了好几秒才慢慢变红，渗出细密的血丝。
她把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
指甲缝里没有茶渍。她不是父亲。
六、账本
此后的日子里，张芸像一台机器一样运转着。
每天早晨七点半到公司，整理兰骁民的日程，泡茶，接电话，处理文件，接待访客，订机票酒店，写会议纪要，安排午餐晚餐，晚上等兰骁民走后才能下班。一周六天，周日照常待命。她的生活被切割成了无数个小碎片，每一个碎片都填满了工作，没有留给自己的时间。
但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时间——深夜。
每周四值夜班的时候，等兰骁民离开后，她会留下来，打开苏静的文件柜，一份一份地翻阅那些她不该看到的东西。她像一只在黑暗中觅食的老鼠，小心翼翼地在文件的迷宫里穿行，每一次翻动都轻得像羽毛落地，每一次听到电梯的响声都会迅速把所有东西归位，然后若无其事地坐回工位。
她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拼凑出了金穗基金的完整运作图景。
金穗基金成立于一九九八年，名义上是兰氏集团旗下的公益慈善基金，宗旨是“支持三农、助农增收”。但实际上，它的运作模式和公益没有半点关系。金穗基金的核心业务是向农民发放高利贷，年化利率从百分之三十六到百分之六十不等，具体利率取决于借款人的“风险等级”——风险越高，利率越高。而这些“高风险”借款人，恰恰是最穷、最 desperate、最没有议价能力的那群人。
金穗基金的业务流程是这样的：
第一步，以“高价收购农产品”为诱饵，吸引农民签订长期供货合同，同时发放“预支款”——也就是高利贷。农民拿到手的钱只有借款金额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剩下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被以“手续费”“管理费”“保证金”等名义扣除。
第二步，以“展期”为手段，让债务无限期滚动。农民还不起钱？没关系，可以展期。展期的时候，未还的本息加上违约金会被重新计入本金，再以同样的利率计息。这就是利滚利，驴打滚。
第三步，以“财产保全”为工具，用法律的外衣包裹暴力的内核。一旦债务滚到农民无法承受的程度，金穗基金就会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查封农民的房产、土地、林权，然后通过司法拍卖以极低的价格将这些资产收入囊中。被拍卖的资产，往往又以更高的价格被兰氏集团旗下的其他公司买走，完成一次完美的左手倒右手。
张芸看到了一份内部报告，上面详细记录了金穗基金自成立以来的“业绩”——累计发放贷款四千三百万，实际到账金额两千八百万，收回本息六千一百万，查封房产一百二十余处，土地三百余亩，林权五千余亩。报告的最后有一行总结：“金穗基金已成为集团重要的现金流来源和资产获取渠道，建议加大投入，扩大业务规模。”
“建议加大投入。”
张芸把这行字看了很多遍，每一遍都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胃里翻涌。她想起父亲蹲在灶台前烧火的样子，想起父亲手上永远洗不掉的茶渍，想起父亲在账本上歪歪扭扭写下的那行字——“兰家茶山年年青，张家骨头熬成灰。”
骨头真的熬成了灰。而熬出来的油，流进了金穗基金的那本账里。
她把报告放回原处，关好文件柜，坐回自己的工位。窗外是城市的夜景，万家灯火，璀璨如星河。她盯着那些灯光看了很久，然后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
“喂？”电话那头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带着睡意的沙哑。
“志远，是我。”
“姐？这么晚了，怎么了？”
张芸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志远，咱爸的茶山，我要要回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张芸的弟弟张志远今年十七岁，在清江一中读高二，成绩很好，是全年级前五名。他是个沉默寡言的男孩，话不多，但心思很重。张老汉出事之后，他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一个人在茶山上坐了一整天，天黑才回来，眼睛红红的，但一滴眼泪都没掉。
“姐，”张志远的声音很轻，“茶山已经被法院查封了，要拿回来得打官司，打官司要钱，我们没钱。”
“我有工作了，兰氏集团，月薪五千。”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这一次沉默的时间更长。
“姐，”张志远的声音忽然变了，不再是那种平静的少年嗓音，而是带着一种压抑的、像是什么东西要从喉咙里冲出来的颤抖，“你去兰氏集团上班，就是为了这个？”
“是。”
“你是不是傻？”张志远的声音忽然拔高了，“兰氏集团就是金穗基金的母公司！就是他们害死了咱爸！你去给他们打工，还要拿他们的钱去告他们？你疯了吗？”
“我没疯。”张芸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刚刚被弟弟骂疯了的人，“志远，你听我说。金穗基金的事，不是兰骁民一个人干的。有法院的人帮他们查封财产，有银行的人帮他们放贷收款，有政府的人给他们开绿灯。这些人不是我们惹得起的，要惹他们，就要先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哪、他们手里有什么。”
“所以呢？”
“所以我要待在这里，一直待到我搞清楚这一切。兰氏集团不是一台机器，是一个生态系统，里面有无数条线，每一条线都连着不同的人。我要找到所有的线，然后找到线的尽头。”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张志远的声音再次响起时，已经恢复了平静，但那种平静和张芸的平静不一样——张芸的平静是冰，张志远的平静是灰烬。
“姐，你会出事的。”
“不会。”
“你凭什么说不会？”
张芸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桌面上的手。掌心的指甲印已经结痂了，四道褐色的疤痕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像四道伤口，又像四道标记。
“志远，”她说，“你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带着妈离开清江。这里的事，交给我。”
她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然后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水是凉的，凉意顺着喉咙往下淌，一直凉到心里。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的城市。
清江市的夜景很美，万家灯火像撒在地上的星星。但她知道，在那些灯光下面，有无数个像她父亲一样的人，正在被那台名为“金穗”的机器一寸一寸地碾碎。他们的骨头熬成了灰，灰撒进了土里，土里长出了茶树，茶树上采下了新茶，新茶被端上了兰骁民的桌子，泡成了一壶碧绿透亮的龙井。
她想起今天给兰骁民泡的那杯茶。
那杯茶，是用她父亲的骨头浇灌出来的。
七、第一滴血
二〇〇〇年六月，张芸入职两个月后，金穗基金在茶岭村的“业务”全面铺开了。
她是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知道这件事的。那天兰骁民召集金穗基金的管理层开会，张芸作为秘书负责会议记录。她坐在会议桌的末端，面前摊着笔记本，手里的笔尖在纸面上移动，记录着每一个人的发言。
“茶岭村的覆盖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七，”金穗基金的总经理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秃顶男人，姓钱，说话的时候喜欢用食指敲桌子，“三百二十户农户，两百七十八户签了供货合同，两百三十一户办理了预支款，平均借款金额八千六百元，实际到账五千二百元，合同总金额一千九百八十万。”
“坏账率呢？”兰骁民问。
“目前不到百分之三，但预计未来六个月会上升到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茶岭村的茶叶今年行情不好，很多农户的茶叶卖不出去，还不上钱。按照我们的流程，逾期九十天以上的，就申请财产保全。”
“茶岭村的地值多少钱？”
钱经理翻了翻面前的材料：“茶岭村共有耕地三千二百亩，林地一万一千亩，茶园四千五百亩。如果全部拿下，按目前的地价估算，大概值两个亿左右。但需要分批次操作，一次吃太多容易引起上面注意。”
兰骁民点了点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张芸注意到，他今天喝的也是龙井，但茶叶放得比平时多，茶汤颜色深了一个色号。
“分批操作，”兰骁民放下茶杯，“先从逾期最严重的开始，做几单示范效应出来。让村里人看到，欠金穗的钱不是闹着玩的，房子会被查封，地会被收走，人会被赶出去。其他人看到了，就会想办法还钱。还不上怎么办？再借。借了再还，还了再借，永远不要让他们上岸。”
他说“上岸”这个词的时候，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种猎人看到猎物落入陷阱时的满足感。
张芸的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写。
她写的是：“兰总指示：分批操作，先做示范效应，确保农户持续借贷。”
但她的脑子里记的是另一句话——永远不要让他们上岸。
上岸。这个词语她太熟悉了。在医院的病房里，病人和家属也常说“上岸”——意思是病情好转，脱离危险。在金穗基金的词典里，“上岸”的意思是完全还清债务，重新成为自由的人。而兰骁民说“永远不要让他们上岸”，意思是，这些农民一旦上了岸，就不再是金穗基金的“现金流”了。所以他们必须在水里泡着，永远泡着，直到泡烂、泡胀、泡成一具漂浮的尸体。
会议结束后，张芸收拾好笔记本，跟着其他人一起走出会议室。在走廊里，钱经理叫住了她。
“小张，你是茶岭村的人？”钱经理上下打量着她，目光里有一种让人不舒服的东西。
“是。”
“你父亲是不是叫张德顺？”
张芸的手指在笔记本的封皮上收紧了一下：“是。”
钱经理“哦”了一声，脸上的表情很微妙，像是一个捕手终于确认了自己的猎物没有跑远。“你父亲的事，我很遗憾。你要是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公司会尽量帮忙。”
“谢谢钱总。”
钱经理拍了拍她的肩膀，手掌在她肩头停留了一秒多钟，比正常的时间长了那么一点点。然后他转身走了，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笃笃”声。
张芸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她低下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肩膀——钱经理拍过的地方，西装的面料上留下了一个湿漉漉的掌印，是汗。
她回到自己的工位，把笔记本放下，走进洗手间。她打开水龙头，把肩膀上的掌印用水冲了冲，然后用纸巾擦干。水是凉的，凉意透过面料渗进皮肤，让她打了一个寒颤。
她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镜子里的女人二十四岁，年轻，五官清秀，皮肤白皙，穿着一身合体的职业装。如果不认识她，任何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标准的都市白领，聪明、能干、前途无量。
但张芸看到的不是这些。她看到的是父亲的眼睛——那双在骨灰盒里没有完全闭上的、浑浊的、不甘心的眼睛。
她关上水龙头，擦干手，走出洗手间，回到工位前坐下。
电脑屏幕上弹出了一封新邮件，发件人是钱经理，收件人是“金穗基金·全体成员”，主题是“茶岭村项目专项会议纪要”。张芸点开邮件，快速地浏览了一遍，然后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喂，是清江市法律援助中心吗？”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只有电话那头的人能听见，“我想咨询一下，关于农村土地被查封的法律问题。”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公事公办的口吻：“您好，请问您是什么情况？”
“我父亲的茶山被法院查封了，因为一笔高利贷。我想问问，有没有可能解封？”
“高利贷？利息多少？”
“月息三分。”
“月息三分？那就是年化百分之三十六？”电话那头的声音变了，不再是公事公办的口吻，而是带着一种职业性的惊讶，“这个利率已经超过了法律保护的范围。根据法律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法院是不予保护的。您父亲借款的时候，银行贷款利率大概在年化百分之六左右，四倍就是百分之二十四。百分之三十六明显超标了。”
张芸的心跳加快了：“所以这笔债是不合法的？”
“不合法这个词不准确，应该说超过法定保护上限的部分，法院不会支持。但这不代表这笔债不存在，只是利息部分可能需要重新计算。具体情况我需要看到合同和账本才能判断。您方便来中心一趟吗？”
“方便。我明天下午请假过去。”
张芸挂了电话，坐在椅子上，手还放在话筒上，没有拿开。她的心跳得很快，快到她能感觉到血液在太阳穴那里突突地跳。
百分之三十六，超过法定保护上限。
她父亲到死都不知道这个数字的意义。他只知道两万三千四百块压在他胸口，压得他喘不过气，压得他喝下大半瓶敌敌畏，压得他在市政府广场的石狮旁变成了一具冻僵的尸体。
但张芸知道了。
她现在知道了，那两万三千四百块里面，有一大块是法律不保护的。金穗基金用一把名为“法律”的尺子丈量她父亲的骨头，但法律本身，也许可以成为另一把尺子。
她拿起笔，在笔记本的空白页上写下了几个字：
“茶山。法院。合同。账本。利率。”
她把笔记本合上，放进抽屉里，锁好。
窗外，天快黑了。城市的灯光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像无数只眼睛在黑暗中睁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