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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冰下 一、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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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接
苏静走后的第三天，张芸被叫到了兰骁民的办公室。
兰骁民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文件，手里的笔还没有放下。他抬起头看了张芸一眼，目光和平时一样——温和、平静，像一面结了冰的湖，看不出下面藏着什么。
“苏静的事，你知道了吧？”
“听说了。”
“她家里有事，回老家了。”兰骁民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总裁办的事，你先顶着。过几天会从下面调个人上来帮你。”
张芸点了点头。她没有问苏静去了哪里，也没有问“老家”是哪里。她知道有些问题不能问，问了就是告诉对方你在意。
“还有一件事，”兰骁民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文件夹，推到她面前，“金穗基金年底要做一个专项审计，你配合一下钱经理，把近三年的账目整理出来。审计公司是省城来的，你负责对接。”
张芸接过文件夹，翻开。第一页是金穗基金三年的资产负债表，密密麻麻的数字。她的目光扫过“应收账款”一栏——一千二百三十四万，和她之前在苏静文件柜里看到的数据一致。但这次多了一栏备注：“其中逾期资产：八百九十万。”
八百九十万的逾期资产。按照金穗基金的运作模式，这些逾期资产的背后，是无数个被查封的房子、被收走的土地、被逼到绝路的人。她的父亲是其中一个。
“有问题吗？”兰骁民问。
“没有。”张芸合上文件夹。
“出去吧。”
张芸转身走到门口，手刚碰到门把手，兰骁民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张芸。”
她停下来，没有回头。
“苏静走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办公室里的暖气很足，但张芸觉得后背一阵发凉。她握着门把手的手收紧了一下，然后松开。
“没有。”她说，“苏姐什么都没跟我说。”
她走出办公室，轻轻带上了门。走廊里空无一人，她靠在墙上，闭着眼睛，心跳快得像打鼓。兰骁民问那句话的时候，语气很随意，像是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但张芸知道那不是随意的。他在试探。他怀疑苏静走之前留下了什么。他也许知道苏静拿走了什么，也许不知道。但他在怀疑，而怀疑本身就是一种危险。
她回到自己的工位，把文件夹放下，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水。水是凉的，凉意顺着喉咙往下淌，一直凉到胃里。
她想起苏静留给她的那张照片，和那行字——“张芸，这些东西你拿着。我走了。不要找我。”
苏静走了，但她在走之前，把最后一颗扣子缝在了张芸的衣服上。张芸不知道这颗扣子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但她知道，兰骁民已经开始注意到她了。
二、省城来的人
金穗基金的专项审计从十二月十日开始。
审计公司叫“正信会计师事务所”，从省城来的，带队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方，短发，穿深灰色西装，说话做事都很快，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她带了两个助手，一男一女，都是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看起来精明干练。
张芸负责对接。她把金穗基金近三年的账目整理好，搬到了二十二楼的会议室，堆了整整一桌子。方会计师坐下来，一本一本地翻，翻得很快，一上午就翻完了两年的账。
中午吃饭的时候，方会计师在员工餐厅跟张芸坐到了一桌。她端着餐盘，里面只有一碗米饭和一碟青菜，吃得很少，嚼得很慢。
“张小姐，你在兰氏集团干了多久了？”方会计师问。
“八个多月。”
“以前做什么的？”
“护士。”
方会计师看了她一眼，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好奇，不是审视，而是一种职业性的、习惯性的观察。她见过太多人了，每个人在她眼里都是一本待查的账。
“护士转行做行政，跨度不小。”
“公司给的待遇好。”张芸说。
方会计师点了点头，没有继续问。她低头吃饭，吃得很安静，连咀嚼的声音都几乎没有。张芸坐在对面，心里在想一件事——这个方会计师，是真的来审计的，还是来做别的事的？兰骁民说“审计公司是省城来的”，语气很平常，但张芸记得，金穗基金以前的审计都是本地的事务所做的，为什么今年换了省城的公司？
她没有问。有些问题不能问，至少不能在这个时候问。
下午，方会计师的助手——那个年轻女人——在整理账目的时候发现了一处对不上的地方。她拿着账本找到张芸，指着其中一页说：“这笔账的原始凭证找不到。”
张芸看了一眼，是一笔一百二十万的支出，摘要写的是“咨询费”，收款方是一家她没听说过的公司。她在系统里查了，没有找到对应的发票和合同。
“我问问钱经理。”张芸说。
钱经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正在打电话。看到张芸进来，他对着电话说了句“回头再说”，挂了。
“什么事？”
“有一笔一百二十万的咨询费，找不到原始凭证。方会计师那边要。”
钱经理的脸上的表情变了一下，变化很快，快到几乎看不出来。但张芸看到了——他的嘴角往下撇了一下，又迅速恢复了正常。
“那笔账啊，”钱经理站起来，走到文件柜前，翻了翻，抽出一个文件夹，“凭证在我这里，上次拿过来忘了还回去。”
他把文件夹递给张芸。张芸接过来，翻开，里面是一张发票和一份合同。发票是正规的，合同也是正规的，看不出任何问题。但她注意到合同的日期是十一月三十日，而账目上的日期是九月十五日。差了两个月。
她没有说什么，拿着文件夹走出了钱经理的办公室。
回到会议室，她把凭证交给方会计师的助手。助手接过去看了一眼，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但张芸注意到，助手把那页合同复印了一份，夹进了自己的笔记本里。
那天晚上，张芸值夜班的时候，偷偷去了一趟二十二楼的会议室。会议室的灯关了，门锁着，她有钥匙。她打开门，走进去，在方会计师的公文包里翻了翻——不是翻别人的私人物品，而是想看看方会计师到底在查什么。
公文包里有一本笔记本，上面记着方会计师这几天的笔记。张芸翻开，看到了一页她没想到的内容：
“金穗基金账目疑点：
1. 应收账款与实际抵押资产不匹配，差额约300万。
2. 多笔‘咨询费’流向同一家公司，该公司注册地址为空壳。
3. 逾期资产处置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接盘方均为兰氏集团关联公司。
4. 存在账外账的可能性，建议申请调阅原始借款合同。”
张芸合上笔记本，放回公文包，走出会议室，锁好门。
她回到自己的工位，坐在椅子上，手心全是汗。方会计师不是普通的审计。她是来查问题的。是谁请她来的？兰骁民自己？不可能。兰骁民不会请人来查自己的账。那是谁？省里的监管部门？还是某个兰骁民的对手？
她不知道。但她知道一件事——这台机器开始松动了。不是因为她，而是因为机器本身运转得太久，齿轮开始磨损，螺丝开始松动。而方会计师，就是那个拿着扳手来检查的人。
三、三根骨头
赵志远把从刘建国那里拍到的照片和从张芸那里拿到的账本复印件放在一起，花了整整一个周末的时间，画出了一张关系图。
他在墙上贴了一张大白纸，用记号笔在上面画线、写字、标箭头。中间是“金穗基金”，向上三条线分别连到“潘月明（市长）”“吴达山（银监局）”“郑怀远（省高院）”。向下无数条线，连着茶岭村的茶农、下马塘的工人、清江边的渔民。向左向右，连着法院、银行、拆迁队、媒体、会计师事务所。
画完之后，他退后两步，看着这张图。
这张图上，少了一样东西。一个人。
苏静。
刘建国说，那个叫苏静的女人给了他一个信封，里面是金穗基金内部的账目。张芸说，苏静是总裁办的行政主管，在兰氏集团干了五年，辞职了，走之前给她留了一张照片。赵志远翻遍了自己手上的所有材料，没有找到苏静的名字。她不在借款人名单里，不在保护伞名单里，不在任何一张纸上。但她在所有的事情里。她是把那些纸塞进墙缝里的人，她是给张芸留线索的人，她是那个在暗处递刀的人。
她是谁？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赵志远把苏静的名字写在大白纸的右上角，然后用红笔圈了起来。红圈在白纸上格外醒目，像一只眼睛。
他拿起电话，拨了张芸的号码。
“张芸，你见过苏静吗？我是说，除了在公司。”
“没有。她走了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她有没有跟你提过，她为什么要在兰氏集团干五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她说过一句话。她说，‘我想去一个不用每天穿高跟鞋的地方。’我当时没在意，现在想想，她说的不是地方，是生活。”
赵志远握着话筒，没有说话。
“赵律师，”张芸的声音压得很低，“你是不是觉得，苏静不只是一个线人？”
“我不知道。”赵志远说，“但她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她知道账本少了一页，知道K-7的钥匙在哪，知道那些纸塞在墙缝里。她不是偶然拿到这些信息的。她是有计划地在收集。”
“你觉得她收集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
“为了有一天，有人能用这些东西，把金穗基金的盖子掀开。”赵志远顿了顿，“但她自己为什么不做？她在兰氏集团干了五年，手里有证据，有渠道，有能力。她为什么不自己站出来？”
张芸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赵志远也没有答案。
他挂了电话，坐在办公桌前，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烟雾在灯光下散开，像一团模糊的鬼影。他看着墙上那张大白纸，看着那个红圈里的名字，忽然觉得这张纸上还少了一样东西——一个把所有这些线索串联起来的人。不是他，不是张芸，不是刘建国，不是苏静。是另一个人。一个所有人都没见过，但所有人都听说过的人。
他把烟掐灭，在纸上写下了一个新的名字：
“陈雪。”
陈雪。那个在张芸出租屋的吊顶里留下日记的女人。她也在兰氏集团工作过，也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然后消失了。她和苏静之间，有没有联系？
赵志远把陈雪的名字写在苏静旁边，也画了一个红圈。
两个红圈，像两只眼睛，看着他。
四、码头
赵海在船被撞沉之后，没有再出海。
不是不想出，是没有船了。那艘铁壳船是他花了十八万买的，开了三年，本钱还没收回一半，就沉在了清江入海口的海底。他去找过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说他的船没有买全额险，只能赔三万。三万块，连还银行的贷款都不够。
他去找过渔政部门，报了案，说有人故意撞沉他的船。渔政的人做了笔录，说“我们会调查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又去了公安局，公安局说这事归渔政管。他又去了□□办，□□办说这事归公安局管。他在两个部门之间来回跑了半个月，没有任何结果。
陈嫂劝他别跑了。“那些人你惹不起。”她说。
赵海知道她说的“那些人”是谁。金穗基金。他从来没有跟金穗基金打过交道，没有借过钱，没有签过合同，没有任何往来。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得罪了他们。但他想起了一件事——去年夏天，有一艘快艇在夜间停在他家码头附近，船上的人在往岸上搬箱子。他多看了一眼，被船上的人骂了一句“看什么看”。他当时没有在意，现在想想，那艘快艇可能就是后来撞沉他的那一艘。
他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那些人以为他看到了什么，其实他什么都没看到。他只是多看了一眼。一眼，赔上了一艘船。
十二月十五日，赵海在码头修网。不是自己的网，是别人的。他不能出海了，但修网的活还能干。村里的渔民知道他手艺好，有人会把破了的网拿来给他补，补一张给十块钱。他一天能补四五张，挣四五十块，够吃饭的。
他蹲在码头上，手里的针一上一下地穿梭，渔网在他面前慢慢展开。阳光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刺得他眼睛疼。他眯着眼睛，看着远处的海面。海上有几艘渔船在作业，白色的船身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的船曾经也是其中一艘。
“赵海。”
他抬起头，看到一个人站在他面前。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瘦高个，戴黑框眼镜，穿一件深蓝色的棉袄，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
“你是谁？”
“我姓赵，赵志远，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男人蹲下来，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他，“你认识这个人吗？”
赵海接过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女人，短发，戴无框眼镜，表情严肃。他摇了摇头。
“不认识。”
“她叫苏静。她之前在一家公司工作，那家公司跟金穗基金有关系。”赵志远把照片收起来，“赵师傅，你的船被撞的事，我听说了。”
赵海手里的针停了一下。他看着赵志远，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信任，不是怀疑，而是一种被生活反复碾压之后剩下的、最底层的警惕。
“你想干啥？”
“我想帮你。”
“咋帮？”
赵志远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赵海。“这里面有一些材料，你看一下。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把金穗基金的事查清楚。不只是你的船，还有下马塘的拆迁，茶岭村的高利贷，所有的事。”
赵海没有接信封。他低下头，继续补网。针穿过网眼，拉紧，再穿过下一个网眼。他的手很稳，针脚很密，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赵律师，”他说，头都没抬，“你知道那艘快艇上的人说了什么吗？他们说，‘金穗基金办事，不想死的就滚远点。’”
他抬起头，看着赵志远。
“我不想死。我老婆还在家里等我吃饭。”
赵志远把信封放在赵海身边的石头上，站起来。
“赵师傅，材料我放这儿了。你什么时候想好了，给我打电话。”
他转身走了。走出码头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赵海还蹲在那里补网，没有看那个信封。风吹着信封的边角，哗啦哗啦地响，像一个人在轻声说话。
赵志远走远了。赵海放下针，拿起那个信封，塞进了怀里。
五、冰下
张芸开始留意钱经理。
方会计师的审计还在进行，钱经理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微妙。以前他对张芸是那种居高临下的客气——叫她“小张”，拍拍她的肩膀，说话的语气像是在对晚辈说话。现在他看到她的时候，目光会多停留半秒，然后移开。不是心虚，是警觉。
十二月十八日，张芸在二十二楼的走廊里碰到了钱经理。钱经理刚从会议室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脸色不太好。他看到张芸，挤出一个笑容。
“小张，方会计师那边，你多盯着点。她们要什么材料，你让她找我，不要自己乱翻。”
“好的，钱总。”
钱经理点了点头，快步走向电梯。张芸注意到他手里的文件夹，封面上写着“金穗基金·逾期资产处置记录”。这个文件夹她见过，之前放在苏静的文件柜里。苏静走后，这些材料被搬到了钱经理的办公室。
她回到自己的工位，打开电脑，登录了公司的内部系统。她有权限查看金穗基金的部分文件，但不是全部。她输入“逾期资产处置”，系统弹出了一份清单。她快速浏览了一遍，发现了一个规律——所有被处置的资产，接盘方都是同一家公司：“清江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叫兰晓军。
兰晓军。和兰骁民只差一个字。
她复制了这家公司的工商注册号，在另一个系统里查询。结果显示，清江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有两个——一个是兰晓军，持股百分之五十一；另一个是兰骁民，持股百分之四十九。
兰骁民通过自己的公司发放高利贷，获取抵押资产，然后以低价转让给自己的另一家公司。左手倒右手，钱从一只口袋流进另一只口袋，而中间流失的，是那些被查封了房子和土地的农民的全部身家。
她把这家公司的信息记在了笔记本上。
那天晚上，她回到出租屋，打开吊顶，把笔记本和陈雪的日记、苏静的照片放在一起。她蹲在地上，看着这些东西——几页纸、一本日记、一张照片、一个U盘。这些东西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每一件都是一块砖。她要垒一面墙，一面能挡住那台机器的墙。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窗外是另一栋居民楼，窗户密密麻麻的，有的亮着灯，有的黑着。她不知道那些窗户后面有没有人在看她。她不知道苏静现在在哪里。她不知道陈雪去了哪里。她不知道那封匿名信是谁写的。
她只知道一件事——冰面已经开始裂了。裂缝很小，小到几乎看不见，但它存在。水从裂缝里渗出来，冰凉刺骨。而她站在冰面上，手里握着一把锤子。
她不知道是该继续敲，还是该停下来。
但她知道，冰面下面有人。那些人被埋在冰下太久了，手已经冻僵了，喉咙已经喊哑了，眼睛已经闭上了。他们需要有人把冰敲开，把他们拉出来。
她把窗帘拉上，关了灯，躺下来。
黑暗中，她听到远处有火车经过的声音，汽笛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消失在夜色里。她想，那列火车上坐着什么人？有没有人像她一样，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想着一些不敢跟任何人说的事？
她闭上眼睛，没有睡着。
六、走廊
赵志远再次去找刘建国，是在十二月二十日。
他带着从张芸那里拿到的材料——金穗基金的补充协议复印件、逾期客户清单、资产处置记录——想跟刘建国手里的账本散页做一次完整的比对。如果能对上，就说明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可以相互印证。
他骑自行车到法援中心，把材料装进公文包，正准备出门，电话响了。
是刘建国。
“赵律师，你方便来一趟医院吗？”刘建国的声音很低，低到几乎听不清。
“怎么了？”
“有人来找过我。昨天晚上。”
赵志远的心跳漏了一拍。“什么人？”
“不认识。两个男的，穿黑衣服，开一辆黑色的桑塔纳。他们知道我的名字，知道刘栋的病房号，知道王桂兰的上班时间。他们什么都知道。”
“他们说什么了？”
“他们说，让我把不该拿的东西交出来。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不该拿的东西。他们说，‘刘师傅，你儿子在住院，化疗很贵。你要是出了什么事，你儿子就没人管了。’”
赵志远握着话筒的手在发抖。
“刘师傅，你手里的东西还在吗？”
“在。床板底下。”
“你不要回家。你现在在医院不要动，我马上过来。”
赵志远挂了电话，冲出办公室，骑上自行车就往医院赶。风很大，骑得很快，链条在风中发出尖锐的摩擦声。他闯了三个红灯，差点被一辆卡车撞上，司机摇下车窗骂了他一句，他没有停。
到了医院，他跑上三楼，推开刘栋病房的门。刘建国坐在床边，刘栋躺在床上，王桂兰不在。病房里很安静，其他病人都在睡觉。
“刘师傅。”
刘建国抬起头，看到赵志远，站起来。他的脸色很差，眼窝深深地凹下去，像一具会走路的骷髅。
“赵律师，我想把那些东西交出去。”
“交给谁？”
“给你。你不是说这些东西能掀开金穗基金的盖子吗？你拿去。我不要了。”
赵志远看着刘建国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光，没有希望，没有任何东西。只有空。
“刘师傅，你跟我一起走。去医院外面找个地方住几天，等事情过去再回来。”
“我儿子在这。”
“你儿子在医院，医院有保安，那些人不敢在医院动手。但你不行，你一个人住在下马塘，他们随时可以找你。”
刘建国沉默了很久。他看着躺在床上的刘栋，刘栋睡着了，手背上扎着留置针，脸色苍白，嘴唇干裂。
“赵律师，”他说，“我能把那些东西给你，但我不能跟你走。我走了，我儿子怎么办？我老婆怎么办？”
赵志远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
他知道刘建国说得对。他可以带走刘建国，但他带不走刘栋和王桂兰。那些人只要想找，随时可以找到他们。跑不是办法。
“刘师傅，你把东西给我。我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放好。你不要再回下马塘了，住在医院，白天晚上都别出去。”
刘建国点了点头。
赵志远骑着自行车去了下马塘。他没有去刘建国的家，而是去了老城墙。他不知道刘建国家的床板底下藏了什么东西，但他知道，那堵墙的裂缝里，也许还能再藏一次。
他骑到老城墙下，天已经黑了。巷子里没有灯，他摸黑走到墙根，找到了那道裂缝。裂缝还在，比上次更深了。他把手伸进去，在裂缝的最深处摸到了一个塑料袋——不是刘建国藏的那个，而是另一个。他拿出来，打开，里面是一张纸条。
纸条上只有一行字：“不要动那些东西。他们在等你。”
赵志远的手僵住了。
他看着这张纸条，后背一阵发凉。有人知道他今天会来。有人知道他会来墙缝里找东西。有人在他之前来过这里，留下了这张纸条。
那个人是谁？是苏静？还是那个一直在给张芸递信的人？
他把纸条揣进口袋，没有去刘建国的家。他骑上自行车，往法援中心的方向走。风更大了，吹得他眼睛睁不开。他眯着眼睛，在昏暗的路灯下穿行，像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盲人。
他不知道的是，在他身后，一辆黑色的桑塔纳缓缓跟了上来，车灯没有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