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旧梦 虽然张伯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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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张伯和盛家爷爷盛铭远相遇已经快要五十年了，但故事却要从更早的时候说起。
五十多年前。
那是一个盛夏，日头毒辣辣地挂在头顶，蝉声嘶力竭地叫着，像是要把整个夏天都喊穿。
张福生叼着一根狗尾巴草，躺在田埂上，翘着腿，眯着眼，懒洋洋地晒太阳。
那个年代，乡下还是吃大锅饭的生产队模式，干多干少赚的工分都差不多。十几岁的张福生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干农活时能偷懒就偷懒，每天满脑子想的都是去哪条河里摸鱼、去哪片林子里掏鸟窝。
他不是不勤快，是该干的活干了，该偷的懒也偷了。生产队的活计，记工分，多劳多得。但半大小子能挣几个工分？他爹说了：“能吃饱就不错了，别想太多。”他就真的不想太多。
躺在田埂上，听着知了叫，嘴里叼着狗尾巴草，嘴里嚼着一丝青涩的汁水，觉得日子就是这样了。
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会遇到那个女孩。
他是被一阵喇叭喊醒的。
村支书敲着锣，挨家挨户地通知：“城里来的知识青年要到咱们村插队了！各家各户把空房子收拾出来，腾给同志们住！”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村里传开。张福生跟着看热闹的人群跑到村口，看到一辆破旧的卡车停在土路上，从车上跳下来几个年轻人，有男有女。
在一群穿着绿军装、满脸迷茫的知青里，那个女孩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帆布包，看起来怯生生的，像是一只误入狼群的小白兔。
“你好，我叫沈若棠。”她对着帮她提行李的张福生轻声说道。她的声音太轻，气质太温婉，和村里那些从小风吹日晒、扯着大嗓门骂街的乡下丫头截然不同。她站在那片灰扑扑的土墙青瓦前，格格不入，却又美得让人不敢直视。
而这个声音，他记了一辈子。
张福生的父母把隔壁那间用来堆柴火的屋子收拾了出来，给她住。
后来，村里人闲聊时，张福生才听说，这个和泥巴地完全不沾边的女孩，她爹是北城大学里很有学问的教授，只是现在挨了批斗，被关进去了，她也跟着受了牵连。
沈若棠开始跟着大队下地干活。锄草、施肥、掰玉米，再脏再累的活儿，她都咬着牙干。
她那双握笔的白净小手，很快就磨出了血泡。
泡破了，混着泥土结成痂，第二天又被磨破。但她从来不喊疼。
张福生教她干农活。怎么握锄头省力，怎么分辨杂草和麦苗，怎么在田埂上走不会滑倒。他话不多，总是在前面走几步，回头看她有没有跟上。有时候他看不下去，就偷偷帮她多干一些，把她的活接过来，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干完。
作为回报，沈若棠教他识字。
她带来了一箱子书，从《新华字典》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唐诗宋词到小说。晚上的煤油灯下，她指着书上的字，一个一个念给他听。
“这是‘天’，蓝天的天。”
“这是‘地’，大地的地。”
“这是‘福’，福生的福。”
张福生学得很慢，但很认真。他用树枝在地上画，一笔一划，歪歪扭扭，像小孩子学写字。沈若棠从来不笑他，只是在他写对了的时候，轻轻说一句“对了”。
他学会写了自己的名字，也学会了写那个女孩的名字。他把两个字并排写在地上，看了很久，又用脚蹭掉了。
那年冬天，沈若棠第一次在乡下过冬。土坯房的墙薄得像纸，而队里给知青发下来的口粮和棉被还没到，她饿着肚子，受了寒，很快就发起了高烧。
整个人烧得迷迷糊糊，蜷缩在硬邦邦的土炕上，病得连下地打水的力气都没有。
张福生就在她的隔壁。隔着那堵薄薄的土墙，他听着她低低的咳嗽，一声一声，像挠在心上。
他翻来覆去睡不着，把被子蒙住头，咳嗽声还是钻进来。
于是他天不亮就偷偷爬了起来。
他摸到生产队的地里，偷偷摘了红薯和玉米。队里的东西不能拿，他知道。
他是偷偷摸摸去的，心跳得很快，一边摘一边回头看。他又从自家地窖里扒拉出几颗土豆，从鸡窝里摸了一个鸡蛋。
他把红薯和土豆洗干净，架在火盆上烤。红薯的表皮烤得焦黑，裂开的口子里渗出蜜一样的汁，甜丝丝的香气在屋里弥漫开来。鸡蛋煮熟了，剥了壳，白嫩嫩地躺在碗里。他又去山上挖了一把野葱，切碎了撒在本来是自己的白粥里。
他把吃食端过去，放在沈若棠的床头。
“你……你不怕被抓？”她声音哑哑的。
“怕。”张福生说，“但你不能死在这儿。”
后来他又偷了好几次，终于被队里发现了。生产队当着全村人的面，按在板凳上打屁股，问什么都说是自己嘴馋吃掉了，打完了他爬起来，一瘸一拐地走了。
沈若棠后来听说了，没有说什么。那天晚上，她坐在门槛上，手里攥着那本字典，攥了很久。
而她的身体，却慢慢好了起来。
他和沈若棠的关系越来越近。
他发现，这个叫沈若棠的女孩，明明看起来那么柔弱，骨子里却有着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强韧力量。明明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年纪，明明她在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乡下受尽了苦楚，但她的眼睛里从来没有怨天尤人，从来没有自暴自弃。
她会累得直不起腰，但第二天照样下地；她会疼得掉眼泪，但擦干了继续干活。
张福生有时候想，她到底是什么做的？明明是那样一个细皮嫩肉的城里姑娘，怎么能撑得住这些？
后来他明白了。她不是撑得住，她是不想认命。
有一天傍晚，两个人坐在田埂上。夕阳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远处的山影层层叠叠，像一幅水墨画。沈若棠捧着一本书，读给他听。那是一首古诗，张福生没有听过，但他觉得好听，因为她念出来的字，每一个都像在发光。
“张福生。”她忽然合上书，转头看他，“你觉得，人为什么要活着？”
张福生愣了一下。这个问题他从来没有想过。吃饭，干活，睡觉，吃饭。活了十几年，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
他想了想，说了实话：“为了吃饱饭。”
沈若棠笑了。那笑容很轻，像风吹过水面，带着一点他没有读懂的东西。
“你以后想去哪里？”她又问。
张福生看着远处的山，沉默了很久。他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他只知道这村子，这田地，这条走了十几年的泥巴路。他的爹一辈子没有出过县，他也没有。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老实回答。
“我想回城。我想读书，想考大学。”沈若棠的目光望向很远的地方，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我答应过我爸爸，我一定会回去的。”
张福生没有接话。他低下头，捏着手里的狗尾巴草，把草茎一节一节地掐断。
他知道他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她是天上的云，他是地上的泥。云会飘走，泥会留在原地。
但是看着这个女孩，他忽然觉得，自己也想出去看看。
下乡的第三年，沈若棠的父亲被“平反”了。
消息是公社的人带来的。沈若棠的父亲恢复了北城大学的教职，组织上批准她返城。她可以回去了。
张福生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他是在田里干活时，听到别人说的。“沈家那姑娘要走了，人家爸爸当大官了。”那些人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有羡慕，有嫉妒。
他没有去找她。他一个人坐在田埂上，坐到天黑才回家。
晚上，沈若棠来敲他的门。
“张福生。”她站在门口，背着那个来时的帆布包，脚边放着一个小箱子。
“我来跟你道别。”
张福生站在门内，没有让她进来。
“保重。”他说。
沈若棠看着他，看了很久。她从帆布包里拿出一本崭新的《新华字典》，递给他。
“你好好认字。等我回来，我要考你。”
张福生接过字典，手指在封面上摩挲了一下。纸是新的，带着油墨的味道。
“好。”他说。
沈若棠走了。她没有回头。张福生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着那辆卡车摇摇晃晃地消失在山路尽头，直到扬起的尘土落下来，直到什么都看不见了。
那天晚上，他翻开那本字典，从第一页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认。他把不认识的字用树枝在地上写，写到手指冻僵，写到天边发白。地上密密麻麻全是字，歪歪扭扭，但每一个都认真。
他知道她不会回来了。
直到读完了整本《新华字典》，把每一个字都刻进了脑子里。
那年他十八岁，张福生背起了行李，跟父母告别，说自己要去北城。
他爹蹲在门槛上抽旱烟，抽了好几袋才开口：“去干啥？”
“去讨生活。”
他爹没有拦他。他娘哭了一夜，第二天往他包袱里塞了一双新布鞋和几个杂粮饼子，红着眼送他出了村口。
他浑身上下就一点吃的和那本翻烂了的字典。没有钱，没有门路，连北城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他就靠着两条腿，走了三天三夜。
那时候进城管得严，还要暂住证，他一个盲流根本办不下来。他钻过绿皮火车的货厢，睡过桥洞，被联防队撵着满大街跑过好几次。他怀里那本贴着心口的字典，也一直没有丢。
他什么都做。在码头扛沙袋，肩膀磨破了皮，结痂了再扛。在工地搬砖，日头晒得后背脱皮，一声不吭。在饭店洗碗，手泡在碱水里肿得像馒头，咬着牙熬。挣的钱刚够吃饭，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但好歹活下来了。
他识字，而且能写会算。在码头扛沙袋的时候，会计看他算得快，就让他帮忙记账；在工地搬砖的时候，工头发现他认得合同，就让他帮忙跑腿。他慢慢地混出了点头脸，不再是个没人理的乡下小子了。
他是在一次酒席上遇到盛铭远的。
那时候的盛铭远还不到四十岁，刚从部队退伍不久。他手里有一笔不菲的退伍津贴，脑子又活络，开了一个厂子，专门给部队做配套物资。靠着军需订单，他赚到了第一桶金，又盘下了几间铺面。后来政策放宽，他一头扎进建材和地产，拿下了北城第一批旧城改造的项目。
盛铭远请客那天，张福生只是替工头跑腿送东西。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袖口磨出了毛边，站在一群穿中山装的老板中间，像一棵长错地方的庄稼。
但盛铭远多看了他一眼。不是因为张福生长得出众，是因为他站在角落里，安安静静地翻着一本书。
盛铭远端着酒杯走过去，低头看了一眼书皮。“你识字？”
“认得一些。”张福生站起来，不卑不亢。
盛铭远把酒杯放下。他打量着这个年轻人，瘦削，黝黑，眼神却静得像一潭水。不是那种被生活磨平了的木讷，是一种见过苦、挨过饿、却没有被折断的感觉。
“学过什么？”
“自己读过些书。字典，唐诗，小说，报纸，合同，账本。什么都看，看得不精，但都认得。”
盛铭远忽然笑了。他拍了拍张福生的肩膀。
“跟我干吧。”他说，“有饭吃，有地方住，还能学本事。”
张福生看着盛铭远的眼睛，没有立刻回答。他想起了田埂上的夕阳，想起了沈若棠问他“你以后想去哪里”。那时候他说“我不知道”。现在他知道了一点，但还不够。
“我能学什么？”他问。
盛铭远端起酒杯，抿了一口，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张福生后来才读懂的东西，不是施舍，不是利用，而是一种“我看你行”的笃定。
“你想学什么，我就教什么。”
张福生就这样留在了盛家。
他凭着骨子里的勤劳和忠诚，渐渐成为了盛铭远最信任的左膀右臂。从跟班做到贴身秘书，再做到大管家。
他穿上了高定的西装，戴上了白手套，他不再是那个泥地里的穷小子了。连带着当年在乡下吃苦的父母兄弟，也全都被他接到了城里，过上了体面的日子。
只是，他一直想见的那个女孩，却一直没有消息。
直到有一次，盛铭远说要带他去周家赴宴。周家是做纺织起家的，正在和盛家谈一桩大买卖。
张伯换上体面的衣裳，跟着盛铭远走进了周家的院子。
宴席上觥筹交错。张伯安静地站在盛铭远身后，目光扫过在座的周家老小。
然后，他看到了她。
沈若棠坐在周家老太太身边，穿着淡青色的旗袍，头发盘成端庄的发髻，颈间一串珍珠，眉眼间还是当年的模样，但多了几分从容。她的身旁，站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扎着两个小揪揪，怯生生地拉着她的衣角。
“那是周家的大少奶奶。”旁边有人低声说，“周家长子周明的夫人。听说当年是下乡知青，高考恢复后考上了北城大学，毕业后嫁到了周家。那个女孩是她的女儿，叫周若兰。”
沈若棠没有看到他。她的目光从席间扫过，似乎在他身上停留了一瞬，又若无其事地移开了。她笑着给周老太太夹菜，笑着和盛铭远寒暄，笑着招呼宾客。
张伯看着她，忽然想起那个在田埂上说“我要考上大学”的姑娘。她考上了。她嫁人了。她过得很好。
宴席结束，张伯跟着盛铭远走出周家大门。夜风吹过来，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
他本来想走的。他已经攒了一些钱，够做个小买卖，够在别处安身。他不想一辈子当下人。可是那天晚上，他改变了主意。
他留在了盛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