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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北伐军逼近 “我要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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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
三月底了，法租界的梧桐树才开始吐出嫩芽，那些小小的、黄绿色的芽苞在光秃秃的枝丫上冒出头来，像无数只刚刚睁开的眼睛，怯生生地看着这个正在剧烈变动的世界。
上海在变。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紧张感，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那种闷——气压很低，云层很厚，风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连树叶都一动不动地垂着，像在等待什么。
北伐军来了。
从广州出发的那支队伍，打了一路，赢了一路。吴佩孚垮了，孙传芳跑了，北洋系的势力像退潮的海水一样从南方各省撤退，留下一片狼藉。现在北伐军已经打到了南京，下一个就是上海。
上海滩的每一个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北伐军来了，我们怎么办？
商人们在算账，政客们在站队，军阀们在观望，普通老百姓在囤米囤面，生怕哪一天枪声一响，什么东西都买不到了。街上的黄包车夫比平时跑得更快，小贩的吆喝声比平时更响，好像声音大一点就能把恐惧压下去似的。
沈静澜这段时间忙得脚不沾地。
北伐军的逼近意味着上海的政治格局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会直接影响到沈氏银行的每一笔生意、每一个客户、每一分钱。他每天要看好几份情报，分析局势的走向，预判各种可能的结果，然后据此调整银行的业务策略。
他几乎没有时间想顾霆钧。
几乎没有。
四月三日的傍晚，沈静澜还在办公室里加班。窗外的天已经黑了，黄浦江对岸的农田完全融入了夜色，只剩江面上还有几艘船的灯光在移动，像几颗缓慢行走的星星。
他正在看一份关于北伐军经济政策的分析报告，看得入了神，连秘书敲门都没听到。
“沈先生。”秘书又敲了一下。
沈静澜抬起头：“嗯？”
“顾先生来了。”
沈静澜的笔在纸上顿了一下——这次顿得很明显，在文件上留下一个不大不小的墨点。
“让他进来。”他说。
门开了，顾霆钧走进来。
沈静澜已经有两周没见到他了。自从出院之后，顾霆钧来银行的频率降低了不少——不是因为他不想来，而是因为顾大帅开始给他安排越来越多的军务，他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偶尔来一次也是匆匆忙忙的，坐不了十分钟就得走。
但今天不一样。
沈静澜在看到顾霆钧的第一眼就感觉到了——今天不一样。顾霆钧的脸上没有笑。不是那种偶尔露出的认真表情，而是一种彻底的、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没有笑意。他的嘴角是平的，眼睛是直的，整张脸的线条像被冻住了一样，硬邦邦的，没有一点弧度。
他穿着一件深墨绿色的军装，扣子全部扣好了，连领口的风纪扣都系得紧紧的。左臂的活动看起来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没有挂吊带，只是走路的时候还会下意识地不摆左臂，像是在保护一个还没有完全愈合的东西。
他走进来，在沈静澜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没有像平时那样翘二郎腿，没有靠椅背，而是坐得很直，双手放在膝盖上。
沈静澜看着他，等他说话。
“我要走了。”顾霆钧说。
声音不高，语气很平，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但就是这种“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让沈静澜的胃猛地收缩了一下——比看到报纸上“顾霆钧中弹”那条新闻时缩得更紧、更狠、更疼。
沈静澜正在批文件的手顿了一下。
不是刻意的顿，而是一种本能的、来不及控制的身体反应。他的手腕僵住了大约零点三秒，然后继续写字——把那个写到一半的字写完，一笔一划，工工整整。
他把笔放下。
“什么时候？”他问。声音很稳，稳得像一潭死水。但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潭死水的表面之下，有什么东西正在急速地下沉，像一艘被击中的船，正在以不可逆转的速度沉入黑暗。
“下周。”顾霆钧说。
沈静澜的手指在桌面下攥紧了。
“去哪里？”他问。
“黄埔军校。”
沈静澜沉默了几秒。这个名字他当然知道——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培养军官的摇篮。北伐军的中高级将领，大半都是从那里出来的。顾霆钧去那里，意味着顾家已经做出了选择。
他放下笔，抬起头，看着顾霆钧。
在办公室的灯光下，顾霆钧的脸显得比平时苍白了一些。不是生病的那种苍白，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混合着疲惫和某种他说不出的东西的苍白。他的眼睛下面有淡淡的青色，看起来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了。
“多久？”沈静澜问。
顾霆钧看着他，目光没有躲闪。
“一年。可能更久。”
沉默。
办公室里的挂钟在走，滴答滴答，每一声都像一把小锤子敲在沈静澜的胸口上，不重，但每一下都敲在同一个地方，积少成多，慢慢地、慢慢地，在胸口上敲出一个凹痕。
窗外的黄浦江上，一艘货船拉响了汽笛，低沉而悠长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像一头巨大的鲸鱼在深海歌唱。
沈静澜先开口了。
“那……祝你顺利。”他说。
声音很平，很稳，很礼貌。像对一个即将远行的普通朋友说的那种话——客气、得体、没有任何多余的温度。
顾霆钧看着他，眼神变了。
不是愤怒，不是失望，而是一种更复杂的、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的、微微的刺痛。他的眼睛眯了一下——不是生气的那种眯，而是“你居然说这种话”的那种眯。
“你就这些想说的？”他问，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
沈静澜的目光没有躲闪，但他放在桌面下的手——那只攥紧的手——指节已经泛白了。
“不然呢？”他说，声音还是很平，“你想让我说什么？”
顾霆钧站起来。
他站起来的动作很慢，不像平时那样一下子从椅子上弹起来，而是一寸一寸地、像一座正在从地上长出来的建筑一样慢慢升高。他的目光始终锁在沈静澜脸上，没有移开过。
沈静澜本能地后退了一步。
不是害怕，而是一种更古老、更本能的反应——一种面对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时，身体自动做出的防御姿态。他的后背撞上了书架，书架的木框硌着他的肩胛骨，微微的刺痛从脊椎两侧传开。
顾霆钧在他面前停下来。
没有把他困在书架前，没有伸手撑在他耳边，没有做任何带有侵略性的动作。他只是站在一步之外——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一个既不会让人感到压迫、又不会让人觉得疏远的距离。
他低下头，看着沈静澜。
在办公室的灯光下，沈静澜的脸显得格外白净。他的眼睛在灯光的照射下呈现出一种透明的琥珀色，像两块被阳光照透的宝石。他的嘴唇微微抿着，下颌的线条紧绷，整张脸看起来平静而克制，但那双眼睛出卖了他——那双眼睛里有光，不是冷静的光，而是一种被压抑的、正在燃烧的光。
“沈静澜，”顾霆钧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说一个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秘密，“我要走了，你能不能跟我说句真心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