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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章 米哈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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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把那块糖在裤兜里装了两天，始终没剥开吃。
不是不想吃。是舍不得。他每天用指尖隔着裤兜捏一下，确认它还在，硬硬的，圆圆的花纸裹着圆圆的糖。他想象它的味道，可能是水果味的，也可能是牛奶味的。他不确定是哪种，因为他爸每次带回来的都不是同一批，有时候是柠檬味的，酸得让人皱眉；有时候是奶油味的，含在嘴里像喝了一口热牛奶；有时候还有一种红色的，不知道是什么水果，但甜得发腻，吃完以后舌头会变成红色。
他想等到一个“合适的时候”再吃，但他不知道什么是“合适的时候”。也许是考试成绩好？也许是劈柴的时候没有劈到手？也许什么都不为，就是想吃了，剥开就吃了。但那个“就是现在”的感觉一直没有来，所以糖一直待在裤兜里，糖纸被他摸得有点软了。
第三天早上，他爸还没回来。
他妈从厂里回来吃午饭的时候，米哈伊尔问了一句：“爸什么时候回来？”
他妈正在切面包，手上的刀停了一瞬，然后继续切下去，一刀一刀的，切得比以前更用力，案板被剁得笃笃响。“不知道，”她说，“说了是出差，出差就说不准。”
“他以前出差不是两三天就回来了吗？”
“这次——这次可能时间长一点。”
他妈把切好的面包推到他面前，转身去舀汤。她背对着米哈伊尔，米哈伊尔看不见她的脸，只看得见她肩膀的轮廓。她的肩膀很窄，窄得像一件衣服挂在衣架上，撑不起来。米哈伊尔忽然想伸手去碰一下那个肩膀，但他没有。他低下头，把面包掰碎了泡进汤里，用勺子压了压，看汤被面包吸进去，颜色从浅灰变成深灰。
下午，米哈伊尔去上学。
他已经习惯了没有他爸的日子——不，不是习惯，是还没来得及不习惯。两天的时间太短，短到生活还没来得及在他爸不在的地方长出新的形状。桌子还是那张桌子，椅子还是那把椅子，米哈伊尔放学回来推开门，看见房间里跟早上出门时一模一样，没有多出什么东西，也没有少。只是他爸的外套不在椅背上了，拖鞋整整齐齐地摆在床底下，像一个等待的命令。
第三节课是手工课。手工课在一楼拐角的一间教室里，窗户很小，光线暗，闻起来有一股胶水和锯末混在一起的气味。今天做的东西是纸船。老师发给大家每人一张长方形的白纸，教大家按步骤折：先对折，再折两个角，翻过来，再折……米哈伊尔的手指头不太灵巧，折出来的船歪歪扭扭的，船底没压实，放在桌上自己就塌了。他看了看旁边谢尔盖的船——谢尔盖是坐他前面的一个胖男孩，圆脸，手指头粗得像小香肠，但折出来的船却意外地整齐，棱角分明，像从工厂里出来的。
“谢尔盖，你帮我折一个。”米哈伊尔说。
“你自己折啊。”谢尔盖头也没抬。
“我折不好。”
“折不好就多折几次。我妈说的，笨鸟先飞。”
米哈伊尔不知道自己是笨鸟，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他低下头，把塌掉的纸船拆开，重新压平了纸张，照着老师刚才的步骤又折了一遍。这次船底压实了，船身还是有点歪，但至少能立在桌上了。他把纸船放在桌角，看了几秒，觉得不算好看，但也没那么难看。
下课以后，他把纸船带回了家，放在窗台上。白纸在窗台上被风吹得翘起一个角，像船帆。
第四天，他妈下班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米哈伊尔不认识的人。
那是一个男人，三十五六岁，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装外套，头发梳得很整齐，用发蜡固定住，油光锃亮的。他脸上的皮肤很干净，不像工厂里那些工人一样沾着机油和煤灰。他走进房间的时候，目光很快地扫了一圈——床、桌子、窗台、柜子、炉子——像一只猫走进一个陌生的房间，先把所有角落都看在眼里，然后才决定往哪个方向走。
“这是李森科同志，”他妈说，“你爸厂里的。”
李森科同志没有伸手跟米哈伊尔握手，只是朝他点了点头，下巴往前伸了一下，一个很官方的动作。然后他在桌边坐下了，坐到米哈伊尔平时坐的位置上。他的屁股压到了米哈伊尔的课本，他把课本拿起来，看了一眼封面，放在一边。
“米哈伊尔，你先到走廊里待一会儿，”他妈说，“大人要说事情。”
米哈伊尔没动。他坐在床沿上，两只手撑在膝盖上，看着李森科同志和他妈。他不愿意走，但没有说出来。他妈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某种东西——不是生气，是别的什么，一种米哈伊尔很少见到的表情，像是紧张，又像是恳求。
他站起来，走出房间，把门带上。门没有完全关上，留了一条缝，大概一个手指的宽度。他站在走廊里，背靠着墙，把那道门缝对准自己的右耳。
起初里面说话的声音很小。他听见李森科同志的声音，低沉的，像大提琴的弦被慢慢拉动。他妈的声调比平时高，说话的速度快，像在解释什么，又像在请求什么。然后李森科同志的声调也高了，不是高，是重，一个字一个字地砸出来，像用锤子往木板上钉钉子。
“……组织上……”他听见这几个字。
“……交代清楚……”又听见这几个字。
“……对你丈夫有好处……”
然后是他妈的声音，这次他听清楚了一句：“他已经把所有情况都说了，他真的没有什么——”
“情况会查清楚的，”李森科同志打断了她，声音又恢复了那种低沉的、温和的腔调，像医生在对病人说“没事的，回去休息吧”。“组织上不会冤枉好人。如果没问题，自然会放回来。”
放回来。
米哈伊尔在走廊里把这几个字嚼了一遍。放回来。这个词让他想到隔壁院子里那条被拴在狗屋旁边的黑狗，有时候链子松了，狗就放回来了。他不确定这个词用在他爸身上是不是同一个意思，但听起来不太对。狗是拴出去的，人是走出去的，人不需要被“放回来”。
他又听了一会儿，里面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了。李森科同志在说一些他听不太懂的话，什么“态度”“配合”“组织的宽容”。他妈没有再解释什么，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嗯”一声，声音越来越小，像一杯热水在慢慢变凉。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门开了。李森科同志走出来，在门口停了一下，低头看了米哈伊尔一眼。他的目光从米哈伊尔的头顶扫到脚底，像用一把尺子量了一下他的身高。然后他转过头，对他妈说了一句“有任何新情况，随时向厂里报告”，就走了。
走廊里响着他的皮鞋声。鞋底敲在水泥台阶上，咔咔咔的，节奏很稳，不快不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实。那声音从二楼降到一楼，从一楼降到地面，然后从大门口消失了。
米哈伊尔回到房间里。他妈站在桌子旁边，两只手撑在桌沿上，肩膀塌着，头低着，看着桌上的什么东西——其实桌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块旧的油布，上面有烟头烫出的黑洞。米哈伊尔走到她身边，碰了碰她的胳膊。她抬起头，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眼睛里有一点亮，不是泪水，是一种比泪水更远的东西，像冬天河面上的冰反光。
“妈，”米哈伊尔说，“爸是不是出事了？”
他妈张了张嘴，又闭上了。她伸手摸了摸米哈伊尔的头顶，手在他头发上停了两秒钟，然后放下来。“没有，”她说，“出差。说过了，出差。”
米哈伊尔没有再问。他走到窗台前，拿起那只纸船，在手里转了一下。船底有点软了，因为窗台上有一小滩水——不知道是杯子洒的还是从窗户缝漏进来的。他用手指把船底捏了捏，让它重新硬起来，然后把它放回窗台上，这回放在靠里面的位置，不会被风吹到的地方。
晚上吃饭的时候，米哈伊尔发现他妈只喝了半碗汤。
不是不饿。是不想吃。她坐在桌子对面，面前摆着一碗汤和一片面包，面包掰了两小块，泡在汤里，泡得稀烂，但她始终没有动勺子。她看着那一碗泡烂的面包，像是在看一样她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米哈伊尔把自己的汤喝完了，看了看他妈的那碗，想说“你不吃我吃”，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拿了半片面包，干嚼着吃了。
吃完以后，他妈开始烧东西。
不是像上次那样烧“带字的纸”——这次烧的是衣服。他爸的两件旧衬衫，一条裤子的裤腿，还有一双已经磨破了后跟的袜子。她把这些东西塞进走廊的炉膛里，一件一件地塞，塞进去的时候犹豫了一下，但最终还是塞进去了。衬衫是棉的，烧起来很快，冒出几团火苗就没了。裤子的布料厚一些，烧得慢，卷起来，边烧边冒黑烟，一股焦臭味弥漫了整个走廊。
米哈伊尔站在走廊的另一头，看着炉膛里的火光。那火光忽明忽暗地照在他妈脸上，跟上次烧书的时候一模一样。上次烧的是文字，这次烧的是布。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妈要烧这些，但他隐约觉得，这两次烧东西的原因是同一个。
烧完以后，他妈把炉灰扒了，用铁锹铲到一个破铁桶里，盖上盖子，放在走廊角落。她做完这些，在走廊的水池边洗了手，把手指上的黑灰搓干净，然后回到房间里，坐到床沿上，拿起那件拆了一半的旧毛衣，继续拆。毛线从毛衣上被一根一根地抽出来，绕在手上，缠成一个球。
米哈伊尔躺在被窝里，看着她拆毛衣。毛线从深蓝色变成浅蓝色，从旧旧的灰蓝色变成在灯光下有点发紫的蓝。他妈的指尖在毛线上移动，动作很轻，像在抚摸什么东西。
“妈，”米哈伊尔在被窝里说。
“嗯。”
“爸会回来吗？”
他妈的手在毛线上停了一下。只有一下，然后继续拆。毛线绕过她的手指，一圈一圈的。
“会的，”她说，“他说了出差，就会回来。”
米哈伊尔把被子拉到下巴底下，下巴抵住被子的边缘。他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看。那条裂缝从灯座旁边开始，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流在地图上的形状。他不知道那条裂缝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也许一直在那里，只是他从前没有注意过。
他闭上眼睛。
他该睡觉了。明天早上还要早起，要穿衣服，要洗脸，要喝粥，要去上学。罗曼诺娃老师说下周要默写单词，他还没有背。那些单词在课本的第四十二页上，都是一些很长的词，他记不住。他把那些单词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一个以“п”开头的，一个以“с”开头的，中间有个“т”……想着想着，他的脑子就糊了，像有人在上面盖了一层薄纱，所有的字都变得模糊了。
在模糊的间隙里，他听见他妈拆毛衣的声音。窸窸窣窣，像老鼠在啃墙角。这个声音持续了很久，久到他以为自己已经睡着了，但还没有。他翻了一个身，面朝墙壁。墙上的灰浆掉了一小块，露出里面的砖，砖是红色的，比灰浆的颜色温暖得多。他把手指塞进那个小坑里，指尖触到砖的粗糙表面，一种结实的、不会消失的触感。
那个触感让他觉得踏实了一点。
他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沉进了睡眠里。
第二天早上，米哈伊尔醒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是摸了摸裤兜。那块糖还在，糖纸已经被摸得有点皱了，但糖还是硬的。他把它翻了个面，把皱的地方用手捋平，然后放在枕头下面。放在枕头下面比放在裤兜里安全，不会忘记，也不会在换裤子的时候弄丢。
他起床，走到走廊里。炉子已经灭了，昨晚的煤烧光了，只剩下一层灰白色的灰烬。水壶是凉的，他摇了摇，里面的水结了一层薄冰，冰碴碰着壶壁，发出细碎的声响。他往炉子里塞了几张旧报纸和两块碎煤，划了一根火柴点燃。报纸很快烧了起来，火苗舔着煤块的表面，煤块发出一阵嘶嘶声，然后也着了。
水壶重新坐上去的时候，壶底碰到了火焰，发出咔的一声响，像骨头关节被掰了一下。
他洗脸的时候，发现盆子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小块报纸，上面印着几个粗体字：“……伟大……”后面半截被撕掉了，不知道伟大什么。他用湿漉漉的手指在那个词上蹭了一下，报纸湿了，那两个字洇开了，变得模糊，像写在纸上的名字被水泡过一样。
他甩了甩手，把手指上的水珠甩掉，回到房间里。
他坐在桌前，看着对面那把空椅子。那把椅子上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椅背上有他爸留下的痕迹——外套的领子在椅背上磨出了一层黑印，木头的颜色被磨浅了，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弧度。米哈伊尔盯着那个弧度看了一会儿，想象他爸把外套搭在椅背上的样子。先搭左边袖子，再搭右边，领口挂在椅背顶端，下摆垂下来，悬在半空中。他爸挂完外套会转半个身，坐到椅子上，拿起勺子，开始喝汤。有时候他会把面包掰成两半，一半泡进汤里，一半留着蘸最后一口汤。
这些动作他已经做过很多次了，但在米哈伊尔的脑子里，它们忽然变成了某种珍贵的东西——不是因为那些动作本身有什么了不起，是因为现在没有人来做这些动作了。空椅子不会自己挂上外套，不会自己拿起勺子，不会自己掰面包。
米哈伊尔把那半碗凉了的粥喝完了，背上书包，出门。
他走到楼下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亮透。社会主义大街的路面上结了一层白霜，踩上去滑滑的，靴子底下的碎石被霜冻住了，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他的呼吸在面前形成一小团白雾，很快就散了。
面包店门口，排队的队伍又长了。排在第一个的是一个穿棉袄的老头，肩膀上落了一层霜，不知道站了多久。米哈伊尔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闻到一股浓烈的旱烟味，混着棉袄被雨水打湿后又晾干的那种潮湿的酸味。老头没有看他，眼睛一直盯着面包店紧闭的门。
学校的大门开了，米哈伊尔走进去。门厅里有一面镜子，镶在木头框里，挂在墙上，镜面有些发黄，照出来的人影是灰蒙蒙的。米哈伊尔从镜子前面走过去的时候，瞄了一眼镜子里的人——一个瘦瘦的男孩，头发有点长，耷拉在额头上，灰蓝色的眼睛像两片结了冰的湖面。他停下来，对着镜子理了一下头发，把耷拉下来的那绺头发拨到一边。镜子里的他也做了同样的动作，但比他慢了半拍。他看着那个慢半拍的自己，忽然觉得镜子里的那个人比外面的这个更真实一些。
走进教室，坐到倒数第二排靠窗的位置上。窗外的电线杆上，几只麻雀又来了，还是上次那些，还是站在同一根电线上面。米哈伊尔打开课本，翻到第四十二页。那些单词还在那里，一个也没少。“потолок”是天花板，“стена”是墙，“окно”是窗户。他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念到第三遍的时候，他发现“стена”这个词他以前就会，因为他每天都能看见墙。墙不需要在课本上，墙就在他身边。
第一节课开始了。罗曼诺娃老师走进教室，把一摞本子放在讲台上。这个动作她每天都做，但今天放得特别用力，本子落下去的声音比平时大，像一声闷雷。
“上次的听写，”她说，“有两个人的成绩是一分。”
教室安静了。一分是最差的，比二分还差一分。
“谢尔盖·伊万诺夫，一分。”
谢尔盖的脸白了，低着头站起来，走到讲台前拿回自己的本子。他转身往回走的时候，米哈伊尔看见他的耳朵尖红得像两粒樱桃。
“另一个，”罗曼诺娃老师翻开第二个本子，念了一个名字，“米哈伊尔·科洛廖夫。一分。”
米哈伊尔站起来。他的腿没有发软，脸没有发白，耳朵没有发红。他走到讲台前，罗曼诺娃老师把本子递给他，目光从镜片后面透出来，落在他的脸上。她的嘴唇动了一下，像要说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没说。
米哈伊尔拿着本子回到座位上。他翻开看了一眼，纸上全是红叉，叉叉叉，一个连一个，像一道铁丝网。最后一行是罗曼诺娃老师的批语：“没有复习。态度问题。”态度问题。他盯着这个词看了一会儿，把本子合上，塞进桌斗里。
一分，他不在乎。不是不在乎成绩，是不在乎这件事。他今天早上想的东西跟昨天不一样——不是复习不复习的问题，是他脑子里塞满了别的东西。昨天晚上的炉子灭了，水壶里结了冰，他妈坐在床沿上拆毛衣，那个叫李森科的人端端正正地坐在他家桌子旁边，说“放回来”。这些词塞在他的脑子里，把那些该背的单词挤出去了。天花板，墙，窗户，这些他都会，但默写的时候老师念的是别的一些词——他不记得了，一个也不记得了。他只记得他把那些不认识的词胡乱写下来，有些写了又划掉，有些划了又写，到最后纸上一片狼藉，像被猫抓过。
下课后，谢尔盖过来找他。谢尔盖的眼睛还有点红，但已经不哭了——他刚才在座位上抹了一下眼泪，没有人看见，但米哈伊尔看见了。
“你也得了一分，”谢尔盖说。这话听起来像在安慰人，又像在找个同样倒霉的人抱团。
“嗯。”
“你复习了吗？”
“没有。”
“我也是。”谢尔盖把手插进裤兜里，站了一会儿，又说，“我妈说一分就是不及格。不及格就是什么都不会。”
米哈伊尔想了想，说：“也分什么。有些东西我会，有些不会。”
“那你会什么？”
米哈伊尔想了一会儿，没想出来。他会的那些事情好像都不在学校的考试范围里。他会劈柴，会把炉子点着不让它灭，会在排队的时候忍住不上厕所，会在听到不想听的话的时候假装没听见。这些不算知识，罗曼诺娃老师不会考这些。
“不知道，”他说。
谢尔盖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觉得没意思，走了。
米哈伊尔把下巴搁在窗台上，看着操场上追球的人。球换了，今天踢的是一个真正的皮球，不知道是谁带来的，表面有一道裂缝，每次被踢到都会发出“噗”的一声，像放屁。追球的人还是那些，满头大汗，跑得气喘吁吁。米哈伊尔看着他们跑，觉得他们跑得挺开心的，但这种开心跟他没什么关系。他不是一个会追着球跑的人。不是跑不动，是不想跑。球是圆的，跑到哪里去最后还是回到原处，追来追去，意义不大。
他突然想到一个事情。他爸出差之前，给过他一块糖。他把手伸进裤兜里——空的。他想起来了，放在枕头下面了。现在不在身边。那块糖他本来想留着，留到某个“合适的时候”，但他现在忽然很想吃。不是因为饿，是因为甜的东西能让人舒服，像一只温暖的手按在肚子上。
但糖在枕头下面，他现在在学校，吃不到。
他把手从裤兜里抽出来，在桌面上摊开，看着自己掌心的纹路。那些纹路乱糟糟的，像一张没有画完的地图。他用铅笔顺着其中一条纹路描了一遍，在手掌心留下一道黑色的铅痕。
中午吃饭的时候，他把黑面包掰成两半，一半现在就吃，一半留着下午。腌黄瓜的汁水渗进了面包里，面包变得又咸又湿。他嚼着那片面包，嚼了很久才咽下去，不是因为硬，是因为脑子里在想别的。
他想，下午放学以后，他要早点回家。到家以后，他要先去枕头下面摸一摸，把那块糖拿出来，剥开，放进嘴里，含住，让那个甜甜的味道在嘴巴里慢慢化开，化很久，化到吃晚饭的时候。吃晚饭的时候就不饿了，因为他会满嘴都是糖味，什么食物都盖不住。
这个想法让他觉得这个下午会过得快一点。
确实快了一点。
放学了。他走出校门，沿着鹅卵石路往回走。太阳已经偏西了，光线从侧面打过来，把人的影子拉得老长。他的影子走在前面，像一条黑色的带鱼，扭来扭去的。他踩着自己的影子走，踩了左脚踩右脚，踩到后来分不清哪个是左脚哪个是右脚了。
到了家门口，他没在楼道里停留，一口气跑上二楼，推开门。
他摸了摸枕头下面。
糖，还在。
他把糖拿出来，剥开糖纸。糖纸是蓝色的，上面印着一些白色的雪花图案。糖本身是浅棕色的，半透明，像一块琥珀。他把糖塞进嘴里，含住了，不咬，让它自己慢慢化。
甜的。
是一种说不上来的甜，有点像焦糖，但又不完全是，带着一点淡淡的苦味，在甜味的底下藏着，像一个害羞的人躲在门后面。他闭上眼睛，把糖顶在上颚和舌头之间，感受那个味道从舌头上往喉咙里蔓延。他很认真地在品尝这块糖，比做任何事情都认真。
房间里很安静。他妈还没回来，走廊里也没人走动。只有炉子里的火在燃烧，发出细微的噼啪声。下午的光线从窗户纸的缝隙里挤进来，在对面墙上画了一条细细的光线，从左上到右下，像一个逗号。
米哈伊尔把那块糖含了很久，久到糖从硬变软，从软变得粘牙，从粘牙变成一小滩液体，最后什么也不剩了，只留下一嘴的甜味，喉咙里滑滑的。
他把糖纸展开，铺在桌上，用手指抹平。蓝色的底纸上，雪花的图案有些褪色了，但他还是把它叠成了一个很小的方块，方方正正的，像一块迷你饼干。他把它塞进裤兜里，和那枚三戈比硬币放在一起。
然后他拿出练习本，趴在桌上，开始抄罗曼诺娃老师今天课堂上写在黑板上的那些句子。
他一笔一划地抄，抄得很慢。字还是歪歪扭扭的，但比上次好了一点——“е”上面的两点他点上了，没有忘记。“ё”也点上了。他觉得这是一种进步。
窗外的风大了一些，吹得窗框上的旧报纸沙沙响。米哈伊尔的笔尖在纸上滑过去，留下一行蓝色的字迹。
他抄的不是什么重要的句子，但他抄得很专心，专心到他妈回来的时候，他都没有听见开门声。直到他妈把手搭在他肩膀上，他才抬起头来。
“写作业呢？”他妈问。
“嗯。”
“写完了就洗手，帮忙削土豆。”
“好。”
他把练习本合上，站起来，去走廊的水池边洗手。水龙头拧开的一瞬间，一股冰凉的水流冲在他的手指上，他把手凑到水流下面搓了搓，搓掉了手上的铅笔灰和糖纸的残渣。
走廊尽头的窗户外面，天色暗下来了。水塔的轮廓在暮色里变得模糊，像一个巨人蹲在那里，缩着肩膀。火车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今天是从东边来的，拉着一长串车厢，车轮在铁轨上滚过，发出一阵阵有节奏的震动，连走廊的水泥地都能感觉到。
米哈伊尔甩了甩手上的水，回到房间里，拿起土豆和削皮刀，在桌边坐下。土豆皮很薄，他用刀尖轻轻一挑就起来了，一条长长的皮从土豆上垂下来，像一条褪掉的蛇皮。他把削好的土豆放在碗里，一个，两个，三个。
他妈在炉子旁边煮汤，锅里的水开了，蒸汽把锅盖顶起来又落下去，发出有节奏的敲击声。
米哈伊尔削完了三个土豆，把削皮刀放下，把手上的土豆皮碎屑搓进垃圾桶里。然后他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撑在膝盖上，看着炉子里的火。
火是红的，锅是黑的，蒸汽是白的。
三个颜色，像一面他认不出来的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