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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四章 进入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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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十一月以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气温像被人从悬崖上推下去一样，一天比一天低。
早上起来的时候，窗户玻璃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花。米哈伊尔把手指按上去，冰花在体温下慢慢融化，露出一个指头大小的透明圆点。透过那个圆点往外看，社会主义大街灰蒙蒙的，路灯还亮着，灯泡在晨雾里像一颗发黄的牙齿。他把脸贴在玻璃上，冰花贴在额头上凉飕飕的，但他没有缩回去。他喜欢那种凉，清清楚楚的，不骗人。
走廊里的炉子成了整栋楼最热闹的地方。每天早上六点到七点之间，三家住户轮流用炉子烧水热饭。科里亚爷爷总是第一个，他起得最早，天不亮就在走廊里窸窸窣窣地走动。他的炉子手艺是最好的——别人生炉子要浪费三四张报纸，他只用一张半，火焰就能蹿起来老高。米哈伊尔有时候蹲在旁边看科里亚爷爷生炉子，想学他的手艺。科里亚爷爷注意到他在看，也不说话，只是把动作放慢了一点，像是在示范。先把报纸揉成团，塞进炉膛最底下，上面架几根细柴火，再上面放碎煤，碎煤要挑个头小的，大的放不进去。火柴要从下往上点，先点报纸，等报纸烧旺了，柴火自然会着。等柴火烧旺了，煤就着了。
“看到了没？”科里亚爷爷点完以后，拍了拍手上的灰，头也不抬地问。
“看到了。”米哈伊尔说。
“看到了就自己试试。”
米哈伊尔第二天早上试了一次，用了三张报纸，火还是没着起来。他又加了一张，火着了，但煤烧得不旺，只冒烟不出火，走廊里全是呛人的煤烟味，把他妈呛得从房间里跑出来，用扇子对着炉门猛扇。咳嗽声和骂声一起从她嘴里出来，米哈伊尔站在旁边，手里还攥着第四张报纸，不知道该不该把报纸扔进去。
“行了行了，”他妈把扇子递给他，“你扇风，我来弄。”
他妈把炉膛里的煤扒出来，重新铺报纸、架柴、放煤，动作比科里亚爷爷慢一些，但每一步都做得很仔细。火着了，煤烧起来了，蓝色的火苗从炉门缝隙里钻出来，像几条小舌头在舔空气。
“科里亚爷爷一张半报纸就够了，”米哈伊尔说，“你用了两张。”
“那是他，他烧了多少年了。你才七岁，不急。”
米哈伊尔把“不急”这两个字在脑子里转了两圈。他不急，但他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只用一张半报纸也能把炉子点着。也许到了八岁就可以了，也许到了十岁，也许永远不行。他不知道。
学校的课程在十一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罗曼诺娃老师开始教乘法表。她把这个任务看得很重，认为这是“算术这门学科的分水岭”——不会乘法表，就等于站在河这边永远过不去。她要求每个人把乘法表背下来，从一到五，下周检查。
米哈伊尔对乘法表的态度和对劈柴差不多：不讨厌，也不喜欢，需要做就做。他把乘法表抄在一张小纸条上，叠成四折，塞进裤兜里，和那枚三戈比硬币、那块已经吃完了只剩糖纸的蓝色糖纸放在一起。课间的时候别的小朋友在走廊里追跑打闹，他靠在教室门口的墙上，把纸条掏出来，默念：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谢尔盖跑过来，气喘吁吁的，脸上红扑扑的，额头上全是汗。“你在干什么？”
“背乘法表。”
“背那个干嘛，下周才检查呢。”
“早背晚背都要背。”
谢尔盖站着喘了几口气，觉得背乘法表这种事不值得浪费一个课间，就跑走了。米哈伊尔继续靠在墙上，把纸条翻了一个面，上面还有一行：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一三得三。这一行最简单，看一眼就记住了。难的是三三得九以后的那几个，四四十六，五五二十五，数字开始变大了，不像前面那么好记。
星期三的下午，老师又要开会，提前放学。米哈伊尔走出校门的时候，发现天开始飘雪花了。不是那种正经的雪，是一粒一粒的、像碎盐一样的冰晶，落在脸上不疼，但凉。他把衣领竖起来，快步往回走。鹅卵石路上铺了一层薄薄的白色，踩上去像踩在粗盐上，嘎吱嘎吱的。
路过面包店的时候，他看到面包店门口的队伍不像以前那么长了。不是因为买面包的人少了，是因为下午这个时段面包还没出炉，很少有人在这个点来排队。米哈伊尔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透过玻璃窗往里面看了一眼。面包店里灯光昏黄，柜台上摆着几个空托盘，胖女人不在，可能在后厨。他闻到从通风口飘出来的面包气味，酸酸的，热乎乎的，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从远处伸过来，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脸。
他加快脚步往家走。
到了家，他掏出钥匙开门。钥匙是铁的，很大，比他的手指还长，他妈用一根麻绳穿起来挂在他脖子上，塞进衣服里面，贴着胸口，这样不会丢也不会冻手。他把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圈，锁开了。
房间里没有人。他爸不在，他妈还没下班。他脱下外套，挂在门后的钉子上——那个钉子离地面比他高很多，他要踮起脚尖才能够到。他把外套挂上去的时候，袖子耷拉下来，挡住了他爸挂在旁边的旧工装。他把袖子拨开，露出他爸工装的袖子，灰色帆布的，手肘的地方磨得发白，快要破了。他用手指摸了摸那块发白的地方，布料薄得像一层纸，不用太大力就能戳穿。但他没有戳穿，把手缩了回来。
他把炉子捅开，加了几块碎煤，然后坐到桌前，拿出练习本和乘法表纸条，继续背。背了三遍以后，他把纸条翻扣在桌上，闭着眼睛默背了一遍。三四十二，四四十六，四五二十。背到四五二十的时候卡了一下，他想了一想，想起来是二十，又继续往下背。五五二十五。
背完了。他睁开眼睛，看见窗台上的纸船还在，船底已经彻底软了，塌在窗台上，像一朵蔫了的花。他没有去动它。有些东西塌了就塌了，扶起来也站不稳。
他开始写算术作业。今天留的作业是二十道乘法题，都是乘法表里的，没有超纲。他一道一道地算，写得不算快，但每道题都对了。写到最后一道——五乘以五，他写了个“25”，然后把练习本合上，靠在椅背上，呼了一口气。
写完作业以后，他给自己找了一个新的事情做：收拾那个放杂物的木箱子。木箱子在床底下，平时不怎么打开，上面落了一层灰。他把箱子从床底下拖出来，揭开盖子。箱子里面装的东西乱七八糟的——旧报纸、碎布头、几个空瓶子、一把断了齿的梳子、一双他妈穿破了没来得及补的袜子，还有一个铁盒子。
铁盒子是饼干盒，圆形的，盖子上的图案是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抱着一只猫，油漆已经磨掉了大半，小女孩的脸只剩下两只眼睛和半个嘴巴，看起来像一个没有鼻子的鬼。米哈伊尔把盒子拿出来，摇了摇，里面有东西在响。他撬开盖子——盖子有点生锈了，费了好大劲才撬开——里面装了一堆小玩意儿：几颗纽扣、一截铅笔头、一只玻璃弹珠、一个用铁丝弯成的小人，还有一块石头。石头是灰色的，圆溜溜的，表面很光滑，不知道是从哪条河边捡来的，搁在这里多久了。米哈伊尔把弹珠拿起来，对着窗户看了看。弹珠是绿色的，里面有螺旋纹，光线穿过弹珠在墙上投下一小片绿色的光斑。他在墙上移动弹珠，光斑也跟着移动，像一只绿色的小虫子在爬。
他把这些玩意儿一个一个地拿出来，在桌上摆成一排。摆完以后看了看，觉得它们放在一起还挺好看的。不是因为它们值钱，是因为它们都是小小的，圆圆的，握在手心里刚刚好。他把它们重新装回铁盒子里，盖上盖子，放回木箱里，把木箱推回床底下。
他不打算把这些东西丢掉。说不上为什么，就是觉得应该留着。也许以后会想看看，也许不会。留着的成本不高，占不了多少地方，不坏事。
快六点的时候，他妈回来了。
她今天的脸色不太好，嘴唇发白，眼角有点红。她把布口袋放在桌上，拉开椅子坐下来，坐了一会儿，没去厨房做饭。米哈伊尔看着她，等她说话。她坐了一分钟，站起来，走到炉子旁边，把水壶放上去，然后站在炉子前面，背对着米哈伊尔，不动了。
米哈伊尔从椅子上下来，走到她身后，拉了拉她的衣角。他妈转过身来，低头看着他。她的眼睛里有血丝，但不像是哭过的样子，更像是没睡好。
“妈，你今天怎么了？”
“没事。累了。”
“厂里的事？”
“厂里的事。”她说了这四个字，又加了一句，“别问了。去把土豆拿来，今晚煮土豆。”
米哈伊尔去走廊的墙角拿了三个土豆，在水池里洗了，削了皮，切成块。切土豆的时候他比以前小心了，刀离手指远远的，不敢切太快。上一次他切土豆的时候切到了指甲盖，切掉了一小片，疼了两天，指甲上留了一道白印，到现在还没长齐。
煮土豆的时候，他妈坐在桌边，拿着一本厂里发的小册子在翻。小册子薄薄的，封面是一幅图：一个工人站在机器前面，手里拿着一个零件，脸上带着笑。工人笑得很开，露出上下两排牙齿，但画工不好，牙齿画得太大了，看起来不像在笑，像在咬东西。米哈伊尔凑过去看了一眼，他妈把册子翻了一页，上面全是字，没有图了。他就不看了。
土豆煮好了，连锅端上桌。锅里的水没倒掉，混着土豆块，成了一锅稀稀的土豆汤。每人一碗，撒了点盐，配着黑面包吃。米哈伊尔把面包掰碎了泡进汤里，等面包吸满了汤水再吃。他他妈今天吃了两碗，这是她这几天吃得最多的一次。米哈伊尔看在眼里，没说什么，把他的那碗也吃完了。
吃完了饭，他妈说：“米沙，帮我去楼下把垃圾倒了。”
倒垃圾的地方在大门外面的拐角处，有一个铁皮垃圾箱，盖子很重，要两只手才能掀开。米哈伊尔提着铁桶下楼，桶里装的是土豆皮和昨天烧完的炉灰，不算重，但铁桶的提手硌手，他走几步就要换个手。走到楼下的时候，科里亚爷爷正站在大门口抽烟。他穿了一件旧棉袄，棉袄上好几个破洞，露出里面的棉花。棉花是灰色的，不知道是被熏的还是本来就这个颜色。
“倒垃圾？”科里亚爷爷问。
“嗯。”
“晚上风大，别走远了。”
米哈伊尔走到垃圾箱旁边，掀开盖子，把桶里的东西倒进去。盖子落下来的时候发出咣的一声，在安静的街上响得有点刺耳。他转身往回走，经过科里亚爷爷身边的时候，科里亚爷爷把烟头掐灭在墙上，咳了一声，说：“你爸还没回来？”
米哈伊尔停了一下。“没有。”
“嗯。”科里亚爷爷没再说什么，转身进门了。他的背影在昏暗的走廊里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楼梯拐角。
米哈伊尔提着空铁桶上楼。铁桶在楼梯扶手上磕了一下，发出一声脆响，像敲了一下钟，回声在楼道里嗡嗡地转了两圈才消失。
回到房间里，他妈已经把碗洗好了，正坐在床沿上用针线缝一条裤子——是他爸的旧军裤，膝盖的地方磨得只剩一层布了，再不补就要破了。她把一块深灰色的布贴在膝盖位置的里面，用针沿着边缘密密地缝了一圈。针脚很细很匀，像机器缝的。米哈伊尔坐在她旁边，看她缝。他的目光跟着针走，针上上下下的，每一次下去都准确地穿过布料，从另一面冒出来，带着一股轻微的拉扯感。
“妈，我爸什么时候回来？”他问。
他妈的手没停。“快了。”
“快了是多久？”
“快就是快。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米哈伊尔不问了。他看着针线在裤子上走完最后一针，他妈把线咬断，打了个结，把裤子抖开看了看，叠好，放在床尾。那条裤子补好了，但补的是膝盖，不是别的地方。米哈伊尔不知道他爸什么时候会穿上这条裤子，也许很快就穿上了，也许一直挂在椅背上，落一层灰。
睡觉的时候，米哈伊尔把被子拉到下巴底下，看着窗外的夜空。今晚没有月亮，天很黑，看不见任何星星，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暗色，像一口倒扣的锅盖在城市上面。他不知道那片黑暗的后面有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有，也许什么都有。
他闭上眼睛，想着今天背的乘法表。四五二十，五五二十五。这些数字很简单，简单到他觉得不应该花力气去背。但罗曼诺娃老师说这是分水岭，过了这个岭，那边有更多的东西。他不知道那边是什么，也许只是更多的数字，更大的数字，从一乘到十，从十乘到一百。数字没有尽头，就像火车轨道没有尽头一样。你沿着轨道走，永远不知道下一站在哪里，但你总得往前走，因为站在原地更冷。
他在被子里面把脚缩了缩，脚趾碰到了对侧的膝盖。冷的地方碰着冷的地方，还是冷的。
走廊里的炉子在夜里灭了，煤烧光了，剩下一炉的灰。明天早上他还要起来生炉子，用几张报纸，用几根细柴，加几块碎煤。也许能生着，也许生不着。生不着就再来一遍，总有一遍会着。
火这个东西很奇怪，它不欠你什么，你不欠它什么，但如果你伺候好了，它就给你热。热不是理所当然的，是需要换的。用报纸换，用柴换，用煤换，用大清早从被窝里爬出来的那几分钟换。
米哈伊尔觉得这个道理比乘法表重要多了。但学校里不教这个。学校里教的是四五二十，五五二十五。这些也对，但他觉得不够。远远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