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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五章 一九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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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早。
三月还没过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雪就化得差不多了。社会主义大街的路面上翻出黑色的泥浆，踩上去吧唧吧唧响，溅起的泥点子能飞到裤腿上面。米哈伊尔的裤腿总是脏的，膝盖以下全是泥点子和干了的泥块，他妈每天晚上都要用刷子给他刷，刷完了挂在炉子旁边烤，第二天早上再穿上，又是新的泥点子。
米哈伊尔过了年就八岁了。八岁和七岁之间没有一条清晰的线，但他觉得自己跟去年不一样了。哪里不一样，他说不上来，大概是很多事情不再问他妈了。以前他不知道面包票怎么用会问，不知道几点钟该做饭会问，不知道他爸什么时候回来会问。现在他不问了。面包票他自己会用了，几点钟做饭看天色就能猜个大概，至于他爸什么时候回来——他不再想这个问题。
他爸走了快半年了。
半年的时间，足够让一个人的痕迹从一个家里慢慢消失。先是外套从椅背上被收走了——他妈在某个下午把那件灰色帆布工装叠好，塞进了床底下的木箱子里。然后是拖鞋——那双补过两次的皮拖鞋，鞋底已经磨得没有纹路了，也被收进了箱子里。然后是牙刷、梳子、刮胡刀。这些东西一件一件地消失，不是一下子全没了，而是一点一点地，像一幅画被水泡过，颜色慢慢褪掉，最后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
但轮廓还在。
米哈伊尔每天放学回家，推开门的时候，眼睛还是会先落在他爸以前经常坐的那把椅子上。椅子上现在是空的，有时候放着他妈叠好的衣服，有时候放着一本摊开的杂志，有时候什么也不放。但不管上面放着什么，米哈伊尔都会先看一眼那把椅子，然后才移开目光。
这个动作不是他故意做的，是眼睛自己动的。就像你走一条走了很多年的路，到了该拐弯的地方不用想就会拐。眼睛记住了那个位置，身体也记住了。记忆这种东西不藏在脑子里，藏在肌肉里，藏在骨头的缝隙里，你不想它的时候它也在。
他妈在一九三八年春天换了一份工作。
罐头厂的质检员不干了，去了一家被服厂——就是做衣服的工厂，跟以前在萨拉托夫的时候做的那份工差不多。她没说为什么要换，米哈伊尔也没问。但从罐头厂到被服厂，上班的路远了二十分钟，工资少了三十卢布，条件也更差——被服厂的车间里全是棉絮和线头，空气里的灰尘大得能见度不到五米。他妈每天回来的时候头发上、眉毛上、衣服上全是白色的棉絮，像一个从雪地里爬出来的人。
三十卢布不算多，但少了三十卢布，米哈伊尔家的饭桌上能感觉到变化。以前每隔一天能吃一次带肉汤的饭，现在变成了三天一次。以前黑面包是管够的，现在每人每顿固定三片，多了没有。以前米哈伊尔能吃到一个鸡蛋（他爸在的时候，厂里偶尔会发鸡蛋作为福利），现在鸡蛋变成了一个月才能吃上一两次的稀罕物。
米哈伊尔的裤兜里再也没有出现过硬糖。
他不是没想过再要一块。他想过，但他不会说。他能感觉到他妈身上的变化——不是说话的声音变了，是她坐下来的时候肩膀塌得更低了，像背着一个看不见的人。米哈伊尔知道那个看不见的人是谁，但他不会说出来，因为说出来也不能让他从背上下来。
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天，米哈伊尔跟着他妈去了市场。
星期天的市场比平时热闹得多。农民们从周边的村子赶着马车进城，把地里的东西摆出来卖。市场上的人挤来挤去，空气里全是牲畜的粪味、酸白菜的气味、湿羊毛的气味和人的汗味混在一起的复杂味道。米哈伊尔跟在他妈身后，手伸进她的衣兜里，攥着衣兜的边缘，怕在人流中走散。
他妈在一个卖土豆的摊位前停下来，蹲下去，拿起一个土豆在手里掂了掂，又捏了捏，问卖土豆的老头多少钱一斤。老头说了个数字，他妈摇了摇头，站起来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摊位，叹了口气，继续往前走。
她们在一个卖鸡蛋的摊位前停了更久。鸡蛋装在篮子里，铺着干草，一个个圆滚滚的，淡褐色的壳上沾着几根鸡毛。米哈伊尔盯着那些鸡蛋看了好几秒，想象着把鸡蛋煮熟了剥开，蛋白白白的，蛋黄黄黄的，咬一口，满嘴都是蛋香。他妈问了价格，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买。
她们在市场里转了一圈，最后买了三斤土豆、一棵白菜、一小袋黑麦粉。买完以后，米哈伊尔帮着他妈拎那个装土豆的布袋。布袋不重，但走远了胳膊会酸。他左手提一会儿换右手，右手提一会儿换左手，两只手都酸了就抱在怀里。他妈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但走路的步子放慢了一点，让他不用走那么急。
回家的路上，他们经过面包店。面包店门口排着队，队伍跟以前一样长，排在第一个的还是那个穿棉袄的老头，只是棉袄换了一件薄的，说明天真的暖和了。米哈伊尔从队伍旁边走过去的时候，面包店的门正好开了，一股热乎乎的面包味从里面涌出来，扑面而来，像一只温暖的手捂住了他的脸。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这个味道存在肺里，走了很远才呼出来。
到家以后，他妈开始揉面。黑麦粉加水和成面团，放在盆里用布盖着，等它发酵。米哈伊尔坐在旁边看，看他妈的手在面团上揉、压、翻、折，动作很有节奏，像在做一件很旧但还不舍得扔的事情。他想起他妈以前做面条的时候也是这样，手在面团上动来动去，不急不慢的，好像时间在她手上走得特别慢。
“妈，”米哈伊尔说，“以后我们家就一直吃这些吗？”
“吃这些怎么了？”他妈看了他一眼，“土豆、白菜、面包，哪一样不是人吃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米哈伊尔不知道怎么把他的意思说出来。他不是嫌土豆和白菜不好吃，他只是想知道这种日子——每天三片面包、每隔三天吃一次带肉汤的饭、裤兜里永远摸不到糖的日子——是不是就是以后全部的日子了。他不怕过这种日子，但他想知道答案。就像你走进一条隧道，你不怕黑，但你想知道隧道有多长，什么时候能走出去。
他妈没有回答他。她低下头继续揉面，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鼻尖上也有。面粉粘在她的手指上，指甲缝里塞满了白色的面糊。她揉了很久，面盆里的面团从硬变得软，从粗糙变得光滑，最后成了一个圆润的、泛着微光的球形。她用手拍了拍面团，像拍一个孩子的头，然后把布盖回去，把面盆放在炉子旁边，让温度帮助它发起来。
那天下午，米哈伊尔一个人去了铁道边。
他很多天没去了。上次去还是他爸走之前的事。铁道边的编组站跟以前一样，十几条铁轨并排铺着，枕木上的沥青在太阳底下有点软。货运车厢停在那里，有的装煤，有的装原木，有的空着。铁轨中间长出了几簇青草，嫩绿色的，在煤灰和锈迹中间显得有点不搭，像一件干净衬衫上的一块补丁。
米哈伊尔蹲在土坡上，看一个铁路工人从铁轨上走过去。那工人扛着一把扳手，跟上次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上次那个瘦一些，这个壮一些，走路的时候步子很大，每一步都踩在枕木正中间。他走到一列车厢旁边，弯下腰，用扳手在车轮上敲了几下，发出铛铛的声音，然后直起腰，继续往前走。
一只猫从铁轨下面钻出来。
米哈伊尔一眼就认出了它——黄白花的，瘦，肋骨的轮廓凸出来，跟上次在铁道边看到的那只是同一只，也跟科里亚爷爷喂的那只是同一只。猫走到铁轨旁边的一摊水洼前，低下头舔水，舌头一伸一缩的，舔得很专心。米哈伊尔从口袋里摸出一小块黑面包——是他中午留的，本来打算下午饿了吃。他把面包掰成更小的碎块，放在手心里，蹲下来，朝猫的方向伸过去。
猫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有动。米哈伊尔也没有动。一人一猫对峙了几秒钟，猫的尾巴尖轻轻抖了一下，然后它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过来，走到米哈伊尔的手前面，低下头，用舌头把面包碎块卷进嘴里。舌头是粉红色的，粗糙的，舔在手心里像砂纸轻轻刮过。米哈伊尔感觉到那种痒痒的、热热的触感，忍不住笑了一下。这是他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笑。
猫吃完了面包，抬起头看了米哈伊尔一眼，眼神里没有感谢，也没有别的什么，只有一种平静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你喂了我，我吃了，就这样。然后它转身走回铁轨下面，消失在枕木和碎石的阴影里。
米哈伊尔蹲在土坡上，把手心里的面包屑拍了拍，站起来。膝盖蹲得有点发麻，他原地跺了两下脚，等麻劲过去，然后往回走。
他边走边想那只猫。猫不会问“以后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日子”，猫有吃的就吃，没吃的就饿着，不计划明天。人跟猫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人会想明天。但想明天有什么好处呢？明天不会因为你提前想过就变得更好。只会让你在今天就已经开始为明天发愁。
他决定以后少想一点明天。
五月中旬，学校组织了一次野游。
说是野游，其实就是走到城外的草地上坐半天，做做游戏，吃点东西。地点在城西的一个小山坡上，从学校走路过去要四十分钟。罗曼诺娃老师让大家排成两队，男生一队女生一队，她在前面带队，边走边喊“一二一”，让大家脚步整齐。但走不了几十步队伍就散了，后面的跟不上前面的，前面的等后面的，走着走着就变成了一长串稀稀拉拉的人流。
米哈伊尔走在男生队的中间。前面是谢尔盖，后面是一个叫维克多的男孩。维克多跟他不是一个班的，米哈伊尔不太认识他。两个人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走着。
到了山坡上，罗曼诺娃老师让大家把带来的食物放在一起，铺了一块布在地上，搞了一个“共产主义午餐”——每个人拿出自己带的东西，大家一起分着吃。有人带了面包，有人带了煮鸡蛋，有人带了腌黄瓜，有人带了一小罐果酱。谢尔盖带了三块肉饼，猪肉的，煎得焦黄，香味一拿出来就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过去了。罗曼诺娃老师把肉饼切成小块，每人分了一小块，刚好够塞牙缝。米哈伊尔分到的那块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但他嚼得很慢，把肉味留了很久。
米哈伊尔带的是四片黑面包、半根腌黄瓜和一小把盐——盐是用纸包着的，他怕面包没味道，蘸着盐吃能多咽几口。他把面包掰开，撒了一点盐在上面，一片一片地吃着。旁边一个叫娜斯佳的女生看了他一眼，把自己带的一个煮鸡蛋掰了一半递给他。娜斯佳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头发扎着两条辫子，辫梢系着红色的蝴蝶结。米哈伊尔看了看那半个鸡蛋，又看了看娜斯佳的脸。娜斯佳的眼睛是棕色的，很大，睫毛很长，她看着米哈伊尔的时候眼睛里没有同情，也没有别的什么，就是很普通地递给他半个鸡蛋。
“谢谢。”米哈伊尔接过来，没有立刻吃，攥在手里。
“不用谢，”娜斯佳说，“我妈多给我带了一个。”
米哈伊尔把那半个鸡蛋吃了。蛋白有点凉了，蛋黄有点干，噎得他咽了一下。但他觉得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半个鸡蛋，不是因为味道，是因为它是别人给的。不是施舍，是分享。
午餐后，罗曼诺娃老师让大家围成一个圈做游戏。游戏的内容是传球——一个人拿着球，喊另一个人的名字，然后把球扔过去，那个人接住了再喊下一个人的名字。球是一个瘪了的皮球，气不足，扔起来飞不远，接的时候要跑两步才能接到。
米哈伊尔接到了两次球。第一次是谢尔盖扔给他的，他喊了一声“米哈伊尔”，球就朝他飞过来了。米哈伊尔伸出双手，球砸在他手心里，咚的一声，他抱住了。然后他看了看周围的人，看到一个他不记得名字的女生，就把球扔过去了。女生接住了，他松了一口气。
第二次是罗曼诺娃老师扔给他的。老师喊他名字的时候，声音比其他人更清楚，像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的。米哈伊尔接到球以后，犹豫了一下，把球扔给了娜斯佳。娜斯佳接住了，朝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在阳光下很亮，亮得米哈伊尔把目光移开了。不是不好意思，是那种亮让他想起了一些别的东西——很久以前的事，他以为已经忘了的事，其实没有。
野游结束后，大家往回走。米哈伊尔的腿有点酸，脚后跟在鞋里磨得有点疼，但他没有说。他跟在队伍里，低着头看自己的影子。下午四点的太阳把人的影子拉得比人长很多，影子走在他前面，像一个瘦长的陌生人。他看着那个陌生人走路的姿势，发现跟自己一模一样——左脚迈出去，左手往后摆，右脚迈出去，右手往后摆。那是他的影子，是他自己。
他忽然觉得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也像影子，是一个跟着他的陌生人。你以为你在想一件事，其实是那个影子在想。你控制不了影子，也控制不了那些想法。它们跟着你，你走到哪儿它们跟到哪儿，甩不掉。
六月的一天，米哈伊尔放学回家，看到家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
轿车是“吉斯”牌，又长又黑，车身上蒙了一层灰，说明它来了有一阵了。车门关着，车窗是烟灰色的玻璃，看不见里面。司机坐在驾驶座上，是一个穿灰色制服的男人，戴着一顶制服帽，帽檐压得很低，只露出半个额头和一双不看任何方向的眼睛。司机的手搭在方向盘上，一动不动，像一尊蜡像。
米哈伊尔从轿车旁边走过去的时候，闻到一股汽油和皮革混在一起的气味。那种气味不属于社会主义大街，更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飘过来的，一个他只在报纸上见过但没有进去过的世界。他上了楼，走到家门口，发现门是关着的，但门缝里透出声音。
他没有马上进去。他站在走廊里，耳朵贴着门板，听里面的声音。一个男人的声音，低沉，不是李森科同志，是另一个他不认识的人。那个声音在说话，说的内容他听不太清，但语调很客气，客气得像医生在跟病人说“没事的”。然后是他妈的声音，比平时小，小到几乎听不见。然后又是那个男人的声音，这次更低了，低到像在喉咙里自言自语。
米哈伊尔推门进去。
房间里多了一个人。那人穿着深灰色的西装，白衬衫，系着领带——领带是深红色的，打了一个很规整的温莎结。他坐在桌边，他妈的对面，面前放着一杯茶，茶没有喝，水面上浮着一层茶沫。他看见米哈伊尔进来，转过头来，脸上露出一个微笑。那个微笑不大不小，不冷不热，刚好够用——像一把尺子量过的。
“这是你儿子？”那人问他妈。
“是的，”他妈说，“米哈伊尔。”
“米哈伊尔，”那人把名字重复了一遍，发音很标准，每个音节都咬得很清楚，“好名字。圣米哈伊尔，天使长，上帝的战士。”
米哈伊尔站在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没有动。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不知道他来干什么，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提到天使长。他只知道这个人坐的那把椅子是他爸以前坐的，他的杯子——那个搪瓷杯，杯口有一小块磕掉的缺口——正放在那个人面前，里面装着不是他家的茶（他家的茶叶早就喝完了，杯子里的茶沫可能是那个人自己带来的）。
“米沙，”他妈说，“去走廊待一会儿。我跟这位同志说事情。”
又是“去走廊待一会儿”。米哈伊尔把门关上，退到走廊里。这次他没有留门缝，门关紧了，什么也听不见。他站了一会儿，蹲下来，在走廊的地上捡起一小块炉灰，用指尖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圆的起点和终点没有连上，留了一道缺口。他看着那个有缺口的圆，用鞋底把它抹掉了。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门开了。
穿灰色西装的人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他走到米哈伊尔面前，停下来，低头看着他。米哈伊尔抬起头，跟他对视。那人的眼睛是浅灰色的，眼神很安静，像冬天的湖水，表面不动，底下不知道有多深。他看着米哈伊尔看了几秒钟，然后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那只手很轻，拍在肩膀上像落了一片无力的叶子，几乎没有重量。
“好好上学，”那人说，“听妈妈的话。”
然后他走了。皮鞋声从二楼降到一楼，从一楼降到地面，黑色轿车的车门开了又关了，发动机响了一声，然后声音越来越小，社会主义大街又安静了。
米哈伊尔回到房间里。他妈站在窗户前面，背对着他，面对着窗户。窗户关着，玻璃纸被太阳晒得发黄，有什么可看的？米哈伊尔不知道她在看什么。他走到她身边，站在她的旁边，也看着窗户。窗户上除了自己的倒影以外什么也没有。玻璃纸起泡了，鼓起来一个圆圆的气泡，像一个水泡。
“那个叔叔是谁？”米哈伊尔问。
“厂里的人，”他妈说，“还是你爸厂里的人。”
“他又来说什么了？”
“他说，”他妈停了一下，“你爸的情况还在查。让我们不要着急。耐心等待。组织上会给出结论。”
米哈伊尔听不懂“结论”是什么意思。结论就是最后一个字，就是故事讲完了以后的那句话。故事还没讲完，哪来的结论？
他妈从窗边走回去，坐到床沿上，两只手叠在膝盖上，手指互相抠着指甲缝里的什么东西。她抠得很用力，指甲发出细微的咔咔声。米哈伊尔坐到他旁边，两只手也叠在膝盖上，学着她的样子抠指甲。他没有东西可抠，就抠指甲的边角，把指甲边缘的倒刺撕下来，撕到肉了，疼了一下，他用嘴含住那根手指，吸了吸。
窗外慢慢暗下来了。阳光从窗户纸的缝隙里斜射进来，照在床单上，形成一小块橘黄色的光斑。那块光斑慢慢地移动，从床单移到地板上，从地板移到墙上，最后消失在墙角。天黑了。
米哈伊尔站起来，去走廊点炉子。他从炉子旁边的纸箱里拿出一张旧报纸，揉成团，塞进炉膛底下，摆了几根细柴，从上面挑了几块小碎煤，码在柴火上面。然后他划了一根火柴，点燃报纸。火从报纸上窜起来，舔着细柴，细柴噼噼啪啪地着了，火焰蹿上去，碰到了碎煤。碎煤先是冒烟，然后冒出一小簇蓝色的火苗，然后更多的火苗，最后整个炉膛里都是红色的光和蓝色的焰。
他用了两张报纸。
比科里亚爷爷多半张，但比他开始的时候少了一张。他在进步。
他把水壶坐上去，回到房间里，告诉他妈炉子已经点着了。他妈点了点头，站起来，去厨房切菜。走廊里的水龙头哗哗地响了，菜刀切在案板上的笃笃声从走廊传进来，和炉子里的噼啪声混在一起，成了一首两只乐器的小曲子。
米哈伊尔坐到桌前，拿出练习本，继续背乘法表。五五二十五，五六三十，五七三十五。他背到了“五八四十”，停了一下，想了一下“五九四十五”，然后“六六三十六”。他的嘴巴在动，但没有发出声音，嘴唇一开一合的，像一条在岸上喘气的鱼。
六六三十六背完以后，他把乘法表纸条叠好，放回裤兜里。裤兜里现在有一枚三戈比硬币、一张蓝色的糖纸、一张乘法表纸条。这些东西在裤兜里挤在一起，互相摩擦，发出细微的沙沙声。米哈伊尔把手伸进去，摸了摸它们，像在确认它们还在不在。
它们在。
他站起来，去走廊帮他妈做饭。
土豆削了皮，切块。白菜切丝。锅里倒了水，放了一把盐，把土豆和白菜一起扔进去煮。这是一锅没有肉的汤，但煮开了以后，白菜的甜味和土豆的淀粉味混在一起，闻起来还是很香。米哈伊尔站在炉子旁边，闻着那股味道，肚子叫了一下。
晚饭的时候，他妈喝了两碗汤，吃了两片面包。米哈伊尔喝了一碗半，吃了三片面包。吃到最后一片的时候，他把面包掰成两半，一半蘸着汤吃了，另一半在汤里泡了泡，泡软了再吃。两种吃法换着来，不至于太单调。
吃完饭以后，米哈伊尔帮他妈洗了碗。他在水池边洗碗，他妈妈在旁边擦碗，两个人肩并着肩，走廊的灯在他们头上投下一圈昏黄的光。水龙头的水流很小，冲在碗上没什么力道，需要用手搓才能把油搓掉。米哈伊尔把碗一个一个地搓过去，搓完了递给他妈，他妈用一块干布擦干，摞在碗架上。
走廊另一头，科里亚爷爷的门缝里透出灯光和收音机的声音。收音机在播一个节目，一个女人在唱歌，声音很远，像从水底传上来的。歌词米哈伊尔听不太清，只听见“喀秋莎”三个字反复出现。他不知道喀秋莎是谁，但这名字听着像一个好姑娘，温柔的那种。
碗洗完了。米哈伊尔把手在水龙头下面冲了冲，甩干，在裤子上擦了擦。他和他妈一起回到房间里，他把门关上，把那首收音机里的歌关在了门外。但他还能听见，只是声音更小了，像一只蚊子在远处飞。
米哈伊尔躺到床上，盖好被子。他看着他妈把灯吹了，房间里陷入黑暗。黑暗中他听见她上床的动静，铁床的弹簧嘎吱一声，然后安静了。过了一会儿，她的呼吸变得均匀而绵长，睡着了。
米哈伊尔没有马上睡着。他睁着眼睛，在黑暗中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的裂缝还在那里，从灯座旁边一直延伸到墙角。他以前觉得那条裂缝像一条干涸的河流，现在他觉得它更像一条路，一条很长的、看不见尽头的路。路从灯座出发，一直走到墙角，墙角后面是什么，他看不见。
他想，也许那条路可以通到很远的地方。也许可以通到一个叫莫斯科的城市，也许可以通到一个他爸在的地方。也许路上会有火车站，有货运列车，有装满煤和木材的车厢。也许他可以跳上一列火车，坐在木板座位上，看着窗外的田野一点一点变亮。也许火车开到最后，会有一个车门打开，外面站着一个人，穿着灰色帆布工装，手肘的地方磨得发白，快要破了。
那个人会说：“米沙，你来了。”
米哈伊尔会回答：“我来了。”
然后那个人会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糖，圆形的，花花绿绿的糖纸包着，放在他的手心里。
他把糖攥在手心里，不会再留着，当场就剥开，塞进嘴里。
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