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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女式摩托 明瑶骑摩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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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瑶有一辆女式摩托车。红色的，嘉陵牌，1998年买的。三年的时间，车身上划了好几道，左边后视镜断过一次，用胶布粘着的，排气管一到冷天就冒黑烟。可它还能跑。每天早上七点十分，明瑶从锦园后门推出来，跨上去，用脚踩启动杆——“突突突“三下，发动机喘着粗气醒了——然后一拧油门，冲出巷子。
七点二十五分，她经过江城棉纺厂的大门口。棉纺厂已经停产两年了，铁门锁着，门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通知：“根据市政府关于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部署……“通知被风吹烂了，只剩半张还粘在铁门上，像一个没有人揭的伤疤。
七点三十分，她经过建设路的肯德基。刚开门，里面没什么人。她在路边停下来，买两个蛋挞，一杯咖啡。蛋挞用纸袋装着，咖啡捧在手里，骑车的时候用嘴叼着杯盖喝一口，烫得龇牙，但日子就是这样开始的——烫一下，牙就不冷了。
七点五十分，她到了温氏丝绸集团。
集团在城北的工业路上，一栋四层的楼房，外面挂了一块招牌——“温氏丝绸集团有限公司“。招牌是1995年做的，铝合金的，风吹日晒之后，“集团“两个字已经掉漆了，远看像是“温氏丝绸有限———“，后面的字看不清。
明瑶把摩托停在楼后面的车棚里，拔了钥匙，拍了一下车座——这个动作她已经做了三年了，像是跟这辆摩托车打招呼。然后她拎着包走进楼里，经过门卫老周，点了下头，老周也点了下头。
什么都没说。
但都说了。
这是她和这座城市、这栋楼、这份工作之间最日常的默契——不需要语言。就像她跟景安之间的默契：不说话的时候最多，开口的时候最少。他们住在同一间屋子里，睡在同一张床上，每天早上起来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先开口。景安穿衣服，她叠被子。景安出门，她热牛奶。两个人在走廊里迎面碰上，就像两条平行线，各走各的，偶尔交叉一个眼神，然后继续平行。
有时候她觉得自己的婚姻就像锦园里那棵桂花树——它在那里，你绕不开，你也砍不掉。它活着的时候你不觉得它好，它要是死了你才会觉得少了一块。可是它活着的时候，你真的不觉得它好。
二
明瑶的办公室在二楼。
说是办公室，其实就是原来的档案室改的，十几个平方，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铁皮柜子、一台 windows98的电脑。电脑是1999年配的，开机要两分钟，运行Excel的时候风扇嗡嗡响，像一只快断气的苍蝇。
她打开电脑，趁开机的两分钟翻了一下桌上的报表。
上个月的出货量又降了。丝绸成品这一块，去年同期能出八百匹，今年只出了三百匹。厂里的织机停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也时不时要修。老师傅们一个个走了——有的退休了，有的跳槽去了浙江的私人丝绸厂，有的拿着买断工龄的钱去南方打工了。留下的都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师傅，手艺还在，但精力不够了，一天只能干半天活，下午就坐在车间门口抽烟、打瞌睡、聊以前的光景。
明瑶听他们聊天。她不是为了套话，是为了给自己找一点坚持下去的理由。
“九十年代初那会儿，咱们厂的缂丝是最好的，全省都来订货。“说话的是老周师傅，五十多岁了，在温氏干了三十年，织机上的功夫是厂里最好的。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亮亮的，像在讲一个他亲身经历过的传说。
“那时候一个月能拿四百多块钱，厂里还给分房子。“旁边的李姐接话，“哎呀那个年代啊……“
“现在呢？现在你看看。“老周师傅朝车间里努了努嘴，“二十台织机，能动的不到十台。订单呢？没有订单。客户呢？都被浙江那边抢走了。“
“也不能说抢——人家那边确实做得好。“
“好什么好！他们用机器织的！机器织的也叫丝绸？那叫化纤！“
老周师傅越说越激动，拍了一下大腿。明瑶坐在旁边，没有说话。她知道老周师傅说的是对的——机器织的跟手工织的确实不一样，手感、光泽、垂坠感，完全不同。可是市场不在乎这些。市场只在乎价格。手工缂丝一匹卖两千块，机器织的一匹卖两百块——差十倍。买的人不是傻子。
她有时候觉得自己在经营的不是一家丝绸厂，而是一台织布机——这台机器太老了，老到连修它的零件都找不到了。可是你不能停。你停了，这台机器就彻底报废了。你只能继续转，继续转，哪怕转出来的布越来越粗、越来越短、越来越不值钱。
你就像一只蚕，困在一台快要报废的织机里，吐着越来越少、越来越细的丝。
可是丝不能断。断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三
中午十二点，明瑶去厂食堂吃饭。
食堂在厂房的一楼，原来是个车间，后来改成了食堂，墙上的标语还是“质量就是生命“——是八十年代刷的，红色的漆大半已经脱落了，“生命“两个字只剩下几个偏旁，像两根断了的骨头。
明瑶端着不锈钢饭盘打了两个菜——一个炒白菜、一个红烧豆腐——找了个角落坐下。
她吃饭很快。十年前她还在家的时候，妈妈就说她吃饭像打仗。明瑶觉得妈妈说得不对——她不是像打仗，她是没有那个心情慢慢吃。慢慢吃意味着你在享受这顿饭，享受这顿饭意味着你觉得生活还不错，觉得生活还不错意味着你还抱有某种期望。
而明瑶不抱期望。
不是悲观。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她知道事情不会变好，但她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就像天要下雨，你知道要下雨，你带了伞，那就这样了。你不会因为要下雨而高兴，也不会因为要下雨而哭泣。你只是带了一把伞。
“明瑶，“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
她转过头。是刘姐，厂里的出纳，四十多岁，烫着一头卷发，嘴皮子比谁都利索。刘姐端着饭盘坐到她对面，压低声音说：“你听说了吗？“
“什么？“
“老大昨天在酒桌上跟人说了，城南那块地要卖。深圳那边的开发商已经出了意向了。“
明瑶的筷子停了一下。
“多少？“
“没说具体数，但老大的原话是'比我们干十年丝绸都赚得多'。“
明瑶没有说话。她低头夹了一块豆腐，豆腐很烫，她吹了两下，放进嘴里。
刘姐凑过来：“你说这地卖了，咱们厂怎么办？“
“不卖厂。卖地。“
“地卖了，厂房呢？厂子还能撑多久？“
明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知道答案——撑不了多久。丝绸厂之所以还能运转，靠的就是城南那块地的预期价值。银行贷款用那块地做了抵押，供应商的账期也是看在那块地的面子上。一旦地卖了、钱分了，丝绸厂就只剩一个空壳——一个没有地、没有钱、没有订单、没有人的空壳。
可是她不能跟刘姐说这些。
她把豆腐咽下去，说：“别传了。大哥说什么的还不知道呢。“
刘姐撇了撇嘴：“他说的还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瞎说的？“
明瑶站起来，端着饭盘走了。
她把饭盘放在回收窗口，走出食堂，站在厂房外面的空地上。太阳很大，秋天的太阳，晒在脸上暖洋洋的。远处传来织机的声音——“咔嚓咔嚓咔嚓“——像一台老旧的钟表在走秒。
她在想：如果那块地真的卖了，她怎么办？
回娘家？回不去了。爸爸1999年中风，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妈妈在家照顾他，弟弟在深圳打工一年到头不回来几次。她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是她妈说的。虽然她妈说的是气话，但气话有时候比真话还准。
离婚？嫁给谁呢？不嫁给景安，嫁给谁？一个二十七岁的女人，离了婚，没有孩子，没有存款，在江城这个巴掌大的地方，能去哪里？
留在这里。留在温家。留在丝绸厂。留在锦园。
好像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可留下来的代价是什么？看着那块地被卖掉，看着丝绸厂关门，看着锦园拆掉，看着自己嫁进来的那个家一点一点散掉，像一把沙子从指间漏走——你攥不住，你也舍不得松手，你就那么看着，沙子越漏越少，越漏越少。
明瑶忽然觉得嘴里有一股苦味。
她回头看了看食堂的方向。刘姐的影子从窗户里晃过去，大概是跟别人在说什么。
消息传得真快。
比织机还快。
四
下午三点，明瑶接到一个电话。
是城南街道办的张主任。电话里张主任的声音很客气——那种官场上的客气，每一个字都带着“我有事找你“的意思。
“顾主任啊，你们温氏集团的改制方案报上来了，我们这边正在审核。那个城南地块的规划图呢？方便的话发一份过来。“
明瑶说：“好，我下午给您送过去。“
挂了电话，她坐在椅子上发了一会儿呆。
改制方案。这几个字她已经听了两年了。1999年，市里推动国企改制，温氏丝绸作为“集体所有制企业“（虽然实际上就是温家的），被列入改制名单。两年来开了无数次的会、写了无数次的报告、报了无数次的审批，方案改了一版又一版，改到最后谁都记不清第一版写的是什么了。
明瑶自己写的方案就有四版。每一版她都仔仔细细地核算过数据——资产、负债、人员、设备、存货——每一个数字都要准确，因为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是钱，每一笔钱后面都是人。
她不是心疼钱。她是心疼那些人。
老周师傅。李姐。还有车间里的十几个老师傅。他们在这个厂里干了一辈子，从二十岁干到五十岁，手指甲缝里全是丝线磨出来的茧子。他们不会别的，只会织丝绸。可是丝绸的市场在萎缩，手工缂丝正在变成一种奢侈品——不是那种人人都买得起的奢侈品，而是“博物馆里的活化石“那种奢侈品。
明瑶有时候觉得温氏丝绸就像一个活着的化石。它还活着，还有呼吸，还能吐出丝来。可是它活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就像锦园——锦园还立在那里，可是外面的世界已经变成了肯德基和商品房，谁还会在乎一座民国年间的旧宅子呢？
可是她不能这样想。
她要是也这样想了，那这个厂就真的完了。
五
傍晚五点半，明瑶骑摩托回锦园。
秋天的傍晚，天黑得比夏天早。五点半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到楼房后面了，路上橘黄色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明瑶骑车经过建设路，经过肯德基，经过棉纺厂的大门口——棉纺厂的铁门上那张褪色的通知已经被风彻底吹走了，铁皮上只剩一圈胶纸的痕迹。
她把摩托停在锦园后门，拔了钥匙，拍了车座。然后她没有立刻进去，而是站在后门口，看着巷子。
巷子很窄，两边是高墙——左边是锦园的围墙，右边是隔壁小区的围墙。地上铺着青石板，石板之间的缝隙里长着草。巷子的尽头连着一条大路，大路上有路灯，有车，有行人。
明瑶站在巷口，看着远处大路上的灯火，忽然觉得——那条大路离自己很远。
不是物理距离上的远。是她觉得自己走不过去。
就像站在一个茧的里面，你能看到茧壳外面的光，可是你钻不出去。不是茧太厚，是你不知道该从哪里咬。
她深吸一口气，走进了锦园。
天井里黑了。桂花树的轮廓在暮色里模模糊糊的，像一团浓墨。正厅里亮着灯——是陈姐在给老太太的灵位上香。明天就是头七了，要办一场小型的追思会，陈姐在准备东西。
明瑶没有去正厅。她沿着走廊走到自己的房间，推门进去。
房间不大，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书桌上放着一台小收音机，是她结婚那年买的，只能收三个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省电台、江城电台。她每天晚上听江城电台的夜间节目，主持人用低沉的声音读听众来信，读着读着就放一首歌——通常是邓丽君的，或者蔡琴的。
她打开收音机，调到江城电台。主持人正在读一封来信。
“……这位听众说，她嫁给了一个不爱说话的男人，两个人在一起五年了，从来没有吵过架，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你'三个字。她不知道这算不算幸福……“
明瑶把收音机关了。
她不想听。不是因为那段话戳到了她。是因为那段话太准确了。准确到她觉得有人在偷看她的生活。
她坐在书桌前，打开铁皮柜子，拿出一个文件夹。文件夹里是她私底下整理的东西——不是公司的账，是她自己的账。从1997年结婚到现在，每一笔她为温家花的钱、为丝绸厂垫的钱、为景安还赌债的钱，都记在上面。
四年来，她一共为温家支出了十一万三千四百块。
这个数字她记得很清楚。不是因为她小气，是因为她需要记住。记住自己付出了多少，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
什么时候呢？
她不知道。也许永远不会停下来。也许有一天她翻开这个本子，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忽然觉得——这些都是丝。一根一根的丝，从自己身上抽出来，织进了一块她永远穿不上的绸缎里。
明瑶关上文件夹，放回柜子。
这时候门响了。是景安回来了。
他推门进来，身上带着一股烟味和酒味。不是喝醉了——他还没到喝醉的程度，只是喝了一点，走路不太稳，眼神有点涣散。他看了明瑶一眼，“嗯“了一声，然后走到床边，脱了外套，往床上一扔，躺在床上。
“吃饭了吗？“明瑶问。
“吃了。在外面吃的。“
“哦。“
两个人之间隔着三米的距离。三米之内有书桌、椅子、柜子、收音机，还有四年来积累的沉默。这沉默不是空的——里面装着很多东西，只是没有人把它倒出来。
景安翻了个身，背对着她。
明瑶坐在书桌前，没有开灯。房间里只有走廊透进来的光，模模糊糊的，什么都看不清。
她忽然想起今天下午刘姐说的话——“大哥什么时候是瞎说的？“
景安的大哥。温景年。
那个穿着黑色西装、打领带、皮鞋锃亮、站在老太太灵前鞠躬的男人。那个在葬礼当天就和助理谈卖地的人。那个手在发抖——不是悲痛，是牌瘾的人。
明瑶嫁进温家四年了。四年来她看清楚了一些事情——温家的三兄弟，表面上是亲兄弟，实际上是三条各怀心思的绳。老大有野心，老三有主意，老二——她的丈夫——什么都没有。景安是温家最没有存在感的那一个。他不做决定、不承担责任、不表达意见。他打牌、喝酒、偶尔发脾气，除此之外就是沉默。
他是温家那根最细的丝。不是主角，不是配角，是背景里一根看不清颜色的线——你以为它不存在，可是抽掉它，整块布就散了。
可没有人会去抽一根看不见的丝线。
明瑶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锦园的天井。月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照在桂花树上，树影落在青石板上，像一幅黑白的水墨画。绣房的灯是黑的——老太太走了之后，绣房就再也没有亮过。
她看了绣房很久。
然后她转过身，走到床边，替景安盖了被子。被子是老太太去年冬天给的——蚕丝被，很轻，但很暖。老太太说“明瑶你体寒，用蚕丝被好“。
蚕丝。
又是蚕丝。
这个家里的一切都跟蚕丝有关——床上的被子、门帘上的牡丹、屏风上的喜鹊、枕套上的并蒂莲、老太太手里最后攥着的绣花绷子。连她自己，也被织进了这张丝网里——她嫁进来，带来嫁妆和青春，像一根新鲜的丝线被接进了旧布上。旧布上的纹路她看不懂，可她得按照纹路走。往左还是往右，不是她说了算。
明瑶关了灯。
黑暗中，她听到隔壁院子传来钟蕊的声音——她在跟谁打电话，声音很低，听不清说什么，偶尔笑两声。
笑得好听。
那种笑里没有苦味、没有算计、没有小心翼翼。像一根刚抽出来的新丝——干净、光滑、没有被染过颜色。
明瑶闭上了眼睛。
锦园的夜很安静。
安静得像一只空了的蚕茧——所有的丝都抽完了，茧壳薄得透光，月光穿过它，在天井的地面上投下一个淡淡的影子。
影子很轻。
轻到风一吹就散了。
可是今晚没有风。
茧壳就那么静静地待在那里，月光照着它，它照着地面，地面照着黑暗中翻了一个身的顾明瑶。
她没有睡着。
她只是闭着眼睛，听着锦园的沉默，听着这沉默里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在轻轻颤动。
（第三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