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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九章 走自己的路 沈砚在铁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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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砚在铁岭卫住了半个月。
头几天，他几乎什么也没干。陈友德的母亲陈大娘每天给他熬粥、烙饼，把他养得白白净净的脸晒成了酱色。他的手开始脱皮，先是手心，然后是手背，一层一层地掉，露出底下粗糙的新皮。
“这是风刮的。”陈大娘说，“辽东的风跟刀子一样，你待久了就习惯了。”
沈砚看着自己那双脱皮的手，想起以前在绍兴时，他连毛笔都握得小心翼翼，怕磨出茧子。现在那双手裂得像树皮，他却觉得比从前有力气多了。
陈友德每天早出晚归，去附近的村子收皮货和人参。沈砚跟着去了几次，学会了辨认山参和园参，学会了看皮货的成色，还学会了用辽东话跟人讨价还价。他的辽东话说得磕磕绊绊，但当地人看他是个南方来的小秀才，都愿意跟他多说几句。
“你们南方人，跑这么远来做啥？”一个收山货的老汉问他。
沈砚想了想，说：“来找一条路。”
“路？”老汉笑了笑，“这地方除了雪就是土，哪有路？”
“走的人多了，就有了。”
老汉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把一张狐皮递给他：“便宜点卖给你，看你是个实在人。”
沈砚接过狐皮，摸了摸毛尖，又吹了一口气，看了看皮板的纹理。这是陈友德教他的——好皮子，毛要亮，皮要软，吹一口气能看见底下的纹路。
“五两。”他说。
“五两太低了，七两。”
“五两五钱。”
“六两，不能再少了。”
“成交。”
沈砚付了钱，把狐皮卷好，塞进包袱里。这是他第一次独自成交的买卖，心里有些激动，但脸上没有表露出来。这是陈友德教他的另一件事——做生意，不能让别人看出你在想什么。
回到陈友德家，他把狐皮拿出来给陈友德看。陈友德摸了摸，点了点头：“不错，六两买进，回到江南能卖十二两。你学会了一半。”
“一半？”
“另一半是眼光。”陈友德说，“你得知道什么东西好卖，什么东西不好卖。这趟回去，你要是能把这张狐皮卖到十五两，就算出师了。”
沈砚把狐皮收好，心里默默记下了。
临走前的那个晚上，陈大娘做了一顿好的——炖了一只鸡，蒸了一锅白面馍馍，还切了一盘咸菜。三个人围坐在灶台前，就着一盏油灯吃饭。
“小沈，你回去以后，还来不来？”陈大娘问。
沈砚放下筷子，想了想：“来。”
“真的？”
“真的。”沈砚说，“这条路我走熟了，以后可以常跑。秋天收皮货，冬天收人参，春天带南边的茶叶和丝绸过来，一年跑两趟，能养活一家人了。”
陈友德咧嘴笑了：“俺就说嘛，你小子是块做生意的料。”
陈大娘没有说话，只是又往沈砚碗里夹了一块鸡肉。
第二天一早，沈砚背着满满一包袱皮货和人参，跟着一支南下的商队离开了铁岭卫。陈友德送他到镇口，拍了拍他的肩膀：“路上小心，别让人把货劫了。”
“你不跟我一起回去？”
“俺还得待一阵子，收了这批秋皮再走。”陈友德说，“你先回去，把货卖了，明年春天俺去绍兴找你。”
沈砚点了点头，转身跟着商队走了。走了几十步，他回过头，看见陈友德还站在镇口，像一棵树一样，一动不动。他朝他挥了挥手，陈友德也挥了挥手。
回程的路比来的时候快了一些。一是因为路走熟了，二是因为跟着商队，有人照应。商队里有几个老兵，带着刀，一路上倒也没遇到什么麻烦。
走了将近一个月，沈砚回到了山阴。
他站在运河边，看着熟悉的石桥、乌篷船、垂杨柳，恍如隔世。离开的时候还是夏天，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深秋了。两岸的树叶黄了，落了，地上铺了厚厚一层。
他背着包袱，走在回家的路上。街上的人还是那些人，铺子还是那些铺子，但他觉得自己变了很多。
他敲了敲门。
门开了，母亲站在门口。她看见他，愣了好一会儿，然后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脸。
“瘦了。”
“黑了。”
“也壮了。”
沈砚笑了笑，从包袱里掏出一张狐皮，递给母亲：“娘，给你带的。冬天围在脖子上，暖和。”
母亲接过那张狐皮，摸着柔软的皮毛，眼眶红了。她没有说话，只是转过身，走进屋里，把狐皮小心地放在枕头上。
那天晚上，母亲做了一桌子菜。沈砚吃了三碗饭，把盘子里的菜扫了个精光。母亲坐在旁边看着他吃，自己一口也没动。
“路上苦不苦？”
“苦。”沈砚说，“但值得。”
他把辽东的事讲给母亲听——黄河的浪、铁岭卫的风、陈大娘炖的鸡、收山货的老汉。母亲听着，时不时问一句，更多时候只是安静地听着。
讲完了，沈砚沉默了一会儿，说：“娘，我想好了。我不考了。”
母亲没有惊讶，只是问：“那你想做什么？”
“做生意。”沈砚说，“先把林姐的铺子做大，再把辽东的货路跑通。以后，咱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
母亲看着他的眼睛，看了很久。那双眼睛跟她记忆中的不一样了——不再是那个蹲在榜前发呆的少年，而是多了一些她说不清的东西。
“你爹要是还在，他会怎么说？”
沈砚想了想：“他大概会说，不要走他的路。”
母亲笑了，笑得很轻，眼眶却红了。
“那就别走他的路。”她说，“走你自己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