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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第 11 章 ...

  •   第十一章未亡人

      从石狮回福州的高铁上,陈望生靠着车窗睡着了。梦里没有红姑,没有榕树,没有地下那些缠满树根的洞穴。他梦见自己站在一个空荡荡的站台上,远处有火车进站的汽笛声,但铁轨上什么都没有。他低头看手表,表盘碎了,指针停在九点二十三分。他伸手去拨指针,指针忽然自己转了起来,转得飞快,转得表盘发烫,烫得他手腕上那条勒痕又开始隐隐作痛。

      他被自己的手机震醒了。屏幕上的来电显示是一个石狮的座机号码,他接了,电话那头是老吴的声音,听起来比三天前苍老了很多,像是好几天没睡觉。

      “陈先生,你得再回来一趟。振狮这边又出事了。”

      陈望生把额头靠在冰凉的车窗玻璃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红姑走了。姚千死了。黄德寿死了。林友庆也死了。还有什么事?”

      “你自己回来看。”老吴沉默了片刻,话筒里传来打火机点烟的声音,“302的东西被人搬空了。”

      “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早上发现的。三号楼的拆迁通知贴出来之后,物业派人上去清点房间,发现302的门锁被人从里面反锁了。撬开门一看——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不在了。不是被偷了。是被搬走的。搬得干干净净,连墙上的墙纸都被撕干净了。地上没有脚印,窗户没有撬痕,唯一留下的东西是茶几上的一双红色绣花鞋,鞋尖朝着门。”

      陈望生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收紧。窗外高铁开始减速,广播里传来前方到站的提示音。“我下午到。”

      振狮开发区的巷子口又拉起了一圈警戒线。这次不是派出所的警戒线,是拆迁办临时拉的——黄色的塑料带上印着“拆迁区域,禁止入内”的字样。巷子里的小吃摊已经撤了大半,剩下几家正在往三轮车上搬液化气罐,油污斑斑的塑料桌椅堆在墙角,和满地的烟头瓜子壳混在一起,散发着一股发酵的酸味。

      三号楼的铁门外站着几个穿着橙色安全背心的工人,正往墙上贴拆迁公告。公告上印着“石狮市城市建设规划局”的红头,落款日期是五天前。拆迁理由是“危房改造”,期限是十五天。

      老孙蹲在铁门旁边,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的烟,脸上没有什么表情。陈望生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把烟从嘴上取下来,在手指间搓来搓去,把烟丝搓了一地。

      “老吴在上面。”他说,声音哑得像是砂纸磨过的,“302的东西全空了。连衣柜都不在了。”

      “衣柜?”

      “对。卧室那个实木衣柜,嵌在墙里的那种,一个人根本搬不动。现在连个木屑都没剩下。”老孙把搓烂的烟扔在地上,“我在这栋楼里当了二十年房东,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

      陈望生推开铁门,楼道里的声控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二楼转角那个疯子今天不在了,墙上他画的那些血字也被人用白灰刷掉了。但白灰没有完全盖住字迹——灰太薄,底下的红色还在往外渗,从白色涂层下面透出一层淡淡的粉,像是一张被擦伤的皮肤。他蹲下来仔细看,发现白灰上被人用手指写了新的字,字迹很细很轻,像是用指甲在灰面上划出来的——“第十个。”

      第十个。疯子在数的那些人——之前是“第八个”“第九个”,现在到了“第十个”。姚千是第九个?黄德寿是第八个?林友庆是……不对。林友庆不在三号楼里住,不应该被算进来。那第十个是谁?

      他站起来继续往上走。三楼,302的门大敞着。老吴站在客厅中间,正低头看着茶几上那双绣花鞋。他身边还站着一个人——一个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的中年女人,胸口印着“振狮物业管理处”的字样。女人手里拿着一块写字板,脸色发白,嘴唇抿成一条细线。

      “这位是物业新来的管理员,姓刘。”老吴介绍道,“姚千死后物业处暂时没人管,拆迁办从市区调了刘姐过来负责清点工作。今天早上她是第一个发现302异常的。”

      刘姐攥着写字板的手指节发白。“我在这行干了十五年,什么怪事没见过——漏水、跳闸、白蚁、老鼠窝——但这间房子不一样。我早上八点开门进来的时候,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墙是空的,天花板是空的,地板是空的。整间房子像是被人从里面舔了一遍。”

      陈望生走进客厅。房间确实空了。不是“东西被搬走”的那种空——是“从来就没有过东西”的那种空。墙上贴了几十年的墙纸被撕得干干净净,露出下面裸露的水泥墙面。水泥墙面上有一道一道的刮痕,从墙角一直延伸到天花板,像是有人用指甲在墙上一遍一遍地刮过。地板上原本铺着的花砖被撬走了,露出下面黑灰色的水泥地。窗户上没有窗帘,玻璃被擦得一尘不染,阳光从窗外直直地照进来,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连一粒灰尘都照不到。

      只有茶几还在。茶几上端端正正地放着一双红色的绣花鞋,鞋尖朝着门口。鞋面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白灰,但鞋子本身的红色还是那种刺眼的、洗不掉的、被时间泡透了的红。

      “你刚才说衣柜也不在了?”陈望生问老吴。

      “你自己来看。”老吴领着他走进卧室。

      卧室的墙上有一个大洞。不是砸出来的洞——边缘很光滑,像是整面墙被人从里面切掉了一块。洞的形状是一个标准的长方形,宽约一米五,高约两米,正好是原来衣柜嵌在墙里的那个位置。衣柜本身已经不在了,连带着衣柜后面那面墙也不在了。洞里露出墙体内部的结构——红砖、水泥、钢筋。钢筋的断口很整齐,像是被极锋利的工具切过。但最让陈望生后背发凉的不是钢筋的断口——而是红砖上的痕迹。

      红砖上刻满了字。

      和防空洞里那些指甲刻的字一模一样。密密麻麻,横七竖八,大小不一。有些刻得很深,有些只是浅浅的划痕。但所有的字都重复着同一句话——“放我出去。”不同的笔迹。不同的力度。有些笔画轻得像蚊虫爬过,有些深得能塞进一根手指。和防空洞里那些被红姑关在地下的人刻的一模一样,但这些人不是被红姑关的——是被另一个人关的。

      或者说,是被同一批人关的。姚千往302里送了二十年的人。每一个被送进来的人,都被红姑“看过”了。有些人红姑放走了,有些人红姑留下了。留下的人不是死了——是被困在了墙里。困在了衣柜后面的这个夹层里,困了几十年,困到指甲在红砖上刻满了字。

      “这些人是谁?”老吴蹲下来,用手电筒照着砖墙上的字。

      “租户。”陈望生说,“那些没有出现在合同上的租户。老孙说往302里塞了二十年的人,租赁合同只有十一份。剩下的人没有签合同——直接住进来,直接消失。没人报失踪,没人来找。”

      “你为什么知道?”

      陈望生从背包里掏出那个铁盒,打开。铁盒里除了红姑的遗物之外,还多了一叠信纸——他在供桌上拿的新郎遗物。他抽出最下面一张信纸,翻过来。信纸背面密密麻麻全是小字,钢笔写的,笔迹很新——

      “以下为振狮开发区三号楼302室未登记租户名单。1980年:林友庆。1982年:王阿妹。1985年:陈春生。1987年:李秀英。1990年:张德福。1991年:赵美丽。1993年:孙国栋。1995年:周海燕。1997年:吴建设。1999年:郑秀珍。2000年:黄碧华。以上十一人均在入住后一月内自行搬离,未受影响。以下为2001年至2018年间被‘处理’人员名单,共十七人。名单如下——”

      后面是一串人名。陈望生没有念出声。十七个名字,十七个人。这些人没有出现在租赁合同上,没有在社区登记过,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曾经住过302。他们是老孙在“喂”红姑的过程中送进来的“饲料”——老孙自己大概也不知道他们后来去了哪里。他只是把钥匙交给他们,收了押金,然后等。等他们搬走,或者不等。

      但姚千知道。姚千和他的父亲姚金海,从头到尾都知道。他们记了名单——不是忏悔,是账本。给黄德寿的账本。黄德寿需要定期知道302里住进了什么人,长得像不像新郎,需不需要启动五行阵。这份名单在姚千的抽屉里放了不知多少年,被老吴收走的时候大概没仔细看。现在名单上的十七个人,都在这面墙上的刻字里。

      “这些人的遗骨在哪?”老吴问。

      陈望生没有回答。他把手按在红砖墙上一块刻着“放我出去”的砖面上,用力一推。砖是松的。不是砌上去的——是被人从里面塞上去的。砖掉进去,露出后面一个黑洞洞的空间。他打开手机手电筒往里照,光照进夹层深处,照出了一排一排摞起来的骨头。股骨、肋骨、脊椎骨、颅骨。不是完整的骨架——是被人拆散了,按种类分类码放,像是仓库里的存货。所有的颅骨都面朝同一个方向——朝着衣柜的位置。朝着曾经挂着红姑嫁衣的那个方向。

      老吴的烟掉在了地上。

      陈望生往后退了一步,背撞在卧室的另一面墙上。撞上去的时候,墙发出了一声空心的闷响。不是实墙的声音——是空心的。他转过身,看着那面墙。墙上没有痕迹,没有缝,看起来和普通的墙壁没有区别。但他用手敲了一下——又敲了一下。每敲一下,墙后面的回声就告诉他——这不是一堵墙。

      “这面墙也是夹层?”老吴的声音开始发抖。

      陈望生没有回答。他把手按在墙面上,用力往里推。墙壁没有动。但他注意到墙角有一条极细极细的缝,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像是把整面墙分成了两半。他把手指伸进缝里,摸到一个冰凉的金属把手。他握住把手,往外拉。

      整面墙缓缓地打开了。

      是一扇门。

      一扇和衣柜一模一样的门。

      门后面是一个比衣柜大得多的空间。手电筒的光扫进去,照出一张铁架子床。床上铺着发黑的被褥,被褥上躺着一具白骨。白骨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领口扣得整整齐齐,胸口的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白骨的双手交叠放在腹部,手指骨上戴着一枚金戒指。戒指的里侧刻着两个字——“姚金海”。

      姚金海。姚千的父亲。那个在黄德寿拔氧气管的时候负责望风的男人。那个在派出所做了假证的证人。他死在302的夹层里。不是被红姑杀死的——红姑的怨气主要在林友全和黄德寿身上。他是自己进来的。自己躺下。自己把门关上。

      床头放着一个铁盒子。陈望生把铁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封信。信纸已经发黄发脆,钢笔字的墨迹褪成了灰蓝色。信的开头是——“千儿”。是姚金海写给姚千的信。

      “千儿: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阿爸已经不在了。阿爸这辈子做错了一件事——1976年,阿爸替林友全做了假证。林某兴没有喝酒,阿爸说喝了。刹车没有失灵,阿爸说失灵了。阿爸害了两个人——一个姓陈,一个姓林。姓陈的死在医院,姓林的吊在房里。阿爸每年八月二十都去榕树下烧纸,烧了几十年,没用。红姑不收阿爸的纸。她说阿爸欠的不是她——是新郎。她不要阿爸还她。她要阿爸还给新郎。”

      信的第二页,笔迹开始发抖——

      “阿爸去还了。阿爸把自己的骨头还给新郎。这间房是新郎的,也是红姑的。阿爸躺在这里,替他们两个守着门。千儿,你不要怪红姑。她没逼阿爸。是阿爸自己进来的。你也不要再往302里送人了。送再多的人,也填不满一个良心。”

      信的最后一页只有一行字,笔迹抖得几乎认不出——

      “千儿,阿爸在这里躺了二十一年。每天晚上,红姑都站在床尾看着阿爸。她不说话。她只是看着。你不要来。不要来。不要来。”

      姚千来过。在他死前的那个晚上,他撬开了302的锁,不是来找红姑——是来找他阿爸。他也许想把他阿爸的遗骨带走。但夹层的门从里面反锁了——大概是姚金海在里面锁上的。他能听到阿爸的声音,能从门缝里看到阿爸的遗骨,但进不去。他在门口站了多久?站到午夜零点?站到心脏骤停?

      陈望生把信放回铁盒,站起来。老吴已经把烟掐了,靠在门框上一言不发。他当了三十年警察,见过自杀的,见过被杀的,见过失踪的。但一个在夹层里躺了二十一年的人——这种事情他没见过。他大概也不知道怎么往卷宗里写。

      “外面那些人——那十七个人的遗骨,是被谁拆散了码在墙里的?”刘姐站在客厅里,手里的写字板掉在地上,她自己都没注意到。

      “姚金海。”陈望生说,“他躺在这里,替红姑守门。那些人被红姑处理之后,骨头被封在墙里。他把骨头拆散了重新码——大概是在替红姑整理‘收藏’。红姑在等新郎,他替红姑整理那些被错当成新郎的人。”

      “他精神还正常吗?”

      “你觉得呢?”

      刘姐不说话了。她低下头,把写字板捡起来,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灰。然后她转身走出了302,高跟鞋的声音在楼道里嗒嗒嗒地响,越来越远,越来越急,最后被铁门的闷响吞掉。

      老吴点了一根新烟,吸了一口,缓缓吐出烟雾。“这些骨头怎么办?”

      “按无名尸处理。你能查的。”

      “查不了。”老吴苦笑了一声,“十七个人,没有任何身份信息,没有任何失踪记录。有的是打黑工的,有的是流浪的,有的是跟家里人断了联系出来打工的。没人找他们。没人知道他们来过石狮。他们就像是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姚金海呢?”

      “姚千死了。姚家没人了。”老吴把烟灰弹在地上,“我会把他和姚千的案子并案。姚千的办公室抽屉里有他阿爸当年的假证材料,加上这封信——应该能证明1976年的车祸是人为的。但涉案的人全死了。林友全、林某兴、黄德寿、姚金海、姚千。法律判不了死人。”

      陈望生在卧室的空墙前面站了很久。阳光从窗口照进来,照在红砖上那些指甲刻的字上。每一个“放我出去”都在阳光里泛着细微的红色——不是砖本身的颜色,是指甲磨损后渗进砖缝里的血。十七个人被困在墙里几十年,用指甲刻字,刻到指尖露骨。他们和地下那些被红姑关在洞里的不一样——洞里的人还活着,还能被抬出来。墙里的人只剩骨头。

      他转身走出302。走到门口的时候,他低头看了一眼茶几上那双绣花鞋。鞋面上落着一层薄薄的白灰。但鞋尖的方向变了——从朝着门口变成了朝着卧室。不是他动的。也不是老吴动的。老吴从头到尾站在卧室门口,没出来过。

      他蹲下来仔细看鞋面。白灰上有两个小小的手指印——不是成年人的手指印,是婴儿的。很小,很浅,五根手指刚好按在鞋面上,像是有一个不会走路的孩子趴在地上摸了一下鞋。

      那个孩子。红姑的孩子。它还在302里。或者——它回来过。

      他把绣花鞋端起来放回茶几中央,转身出了门。老吴跟在后面,把302的门锁上,贴了一张封条。封条上的红印盖的是“石狮市公安局”。

      下楼的时候,二楼转角那个疯子又出现了。他今天没有面朝墙壁,而是坐在楼梯上,拦住了两人的去路。他的脸上挂着一种很奇怪的平静,像是一个疯了很久的人忽然清醒了一分钟。

      “第十个。”他看着陈望生,眼睛里没有以前那种浑浊的狂热,而是一种清晰的、几乎是锐利的光,“第十个进去了。”

      “什么第十个?”

      “红姑在收第十个。她走之前已经收了九个——林友全、林某兴、黄德寿、姚金海、姚千……还有谁?还有我不认识的人。第九个昨晚刚进去。”疯子转头看着302的方向,“第十个还在等。”

      “谁是第十个?”

      疯子低下头,用手指在楼梯的水泥面上画了一个圈。大圆圈套小圆圈——又是五行阵的图。他画得很慢,很认真,每一道弧线都画得一丝不苟。画完之后他抬起手指,指着圆圈中心。“他自己知道。”

      陈望生蹲下来,和疯子对视。“你叫什么名字?”

      疯子的眼神又开始涣散。他的嘴唇翕动了半天,挤出几个含糊的字——“我叫……我叫……”然后他的眼睛翻白了,整个人往旁边一歪,倒在楼梯上,后脑勺磕在水泥阶沿上,发出一声闷响。他昏了过去。

      老吴翻了翻他的衣兜,找到一张皱巴巴的身份证。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周海生。陈望生不认识这个名字,但他记得刚才在姚金海的信纸背面看到过一个类似的——“周海燕。1995年”。周海生大概不叫周海生,或者周海燕是他的什么人。他来三号楼住了十几年,疯了十几年,在墙上画了十几年的血字。他不是在预测,是在记数。他数着每一个被红姑带走的人,把他们一个一个写在墙上。从第一个到第九个,现在第十个要来了。

      “第十个是谁?”老吴问。

      陈望生站起来,没有回答。他想起了一个人——老孙。老孙在302里说的话:“我偷了她的红绳。偷了聘礼就得还新郎。找不到新郎就得送人。送得够多了,她也许能找到一个像的。”老孙是送人的那个人。他不是被收的,他是欠债的。红姑从来不收送礼人,红姑只收欠命的人。老孙欠的不是命——是红绳。

      但红绳是从聘礼里偷的。聘礼是新郎给新娘的。偷了新娘的东西,欠的是新娘。红姑没找他要过红绳。从头到尾没要过。不是不追究——是时候没到。

      陈望生跑下楼梯,冲出铁门。巷子里阳光正烈,拆迁办的工人正在往墙上刷“拆”字,白漆顺着砖缝往下淌。老孙不在铁门口了。他刚才蹲的位置只剩下半根没点的烟和一摊搓烂的烟丝。陈望生拉住一个工人问刚才蹲在这里的人去哪了。工人指了指榕树的方向。

      榕树底下,老孙背对着巷子站着。他的手里拿着一把铲子,正在往石板上填土。石板旁边那个被陈望生挖开的通风口——通向地下供桌的那个入口——被他用新土填平了。他的动作很慢,铲一铲土,停下来喘口气,再铲一铲,像是在做一件很重很累但必须做完的事。

      “老孙。”

      老孙没有回头。他把最后一铲土拍在石板上,用铲背拍了拍,拍得平平整整。“地下那个房间,你进去过了?”

      “进去了。”

      “嫁妆也拿了?”

      “拿了。”

      “拿了就好。”老孙把铲子扔在地上,转过身来。他的脸上有一种很古怪的平静——和二楼转角那个疯子在被“第十个”惊醒时的平静一模一样。“我在这栋楼里当了二十年房东。二十年前我从我爸手里接过钥匙的时候,他说这栋楼是林家盖的,林家后人迟早会来收。我以为他说的是鬼——原来是活人。”

      “你爸是谁?”

      “孙国栋。”老孙说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陈望生刚才在姚金海的名单上看到过——“孙国栋。1993年。”姚金海名单上的第三行,标注是“未受影响”。

      “你爸住过302?”

      “住过。住了三个月,然后搬走了。”老孙掏出烟盒,从里面抽出最后一根烟,叼在嘴里,但没有点,“他是为数不多从302里走出来还能正常活着的。他跟我说,不是红姑放过了他——是他跟红姑做了交易。”

      “什么交易?”

      “他把红绳还给红姑。红姑不缠他。但他得答应一个条件——他家世代替林家守榕树。守着那个洞,守着地下那些东西,守着302里的租户。他守了半辈子,死了之后传给我。我以为守到拆迁就完了,守到老房子塌了就完了,守到红姑走了就完了。原来不是。”老孙苦笑了一声,把没点的烟从嘴上取下来,看着烟丝在风里散开,“交易里还有一条:如果红姑走了,守榕树的人要替她做最后一件事。”

      “什么事?”

      “把钥匙还给她。”老孙从脖子上解下一根红绳。红绳上拴着一把钥匙——不是302的钥匙,也不是铁柜的钥匙。是一把更小更旧的铜钥匙,钥匙柄上穿着一根褪了色的红线。“这把钥匙是红姑出嫁前锁衣柜用的。衣柜里放的不是嫁衣——是她给新郎织的一件毛衣。毛衣织了三个月,就差两只袖子。她锁着,说等结婚那天晚上再拿出来织完。新郎没来,她也没开过锁。后来她吊死的时候,这把钥匙被人从她手腕上解了下来。”

      “谁解的?”

      “我爸。不——我爷爷。”老孙的眼眶忽然红了,“我爷爷是当年巷子里的一个木匠。红姑上吊之后,林友全叫他来拆房梁。他拆房梁的时候,从红姑手腕上解下了这把钥匙。他觉得红姑可怜——人都死了,还给新郎织毛衣。他把钥匙保存下来,放在家里,当护身符。后来他发现这把钥匙烫手——不是真烫,是晚上放在枕头底下,会做噩梦。梦里红姑站在他床尾,不说话,只是伸手。他不敢把钥匙扔了——怕扔了红姑更不放过他。他传给了我爸,我爸传给了我。”

      “你上次说你偷了红绳——”

      “那是骗你的。”老孙低下头,声音哑了,“不是偷了红绳——是欠了钥匙。我爷爷从死人手腕上摘了东西,没还。这么多年,一直没还。我爸说,红姑迟早会来收。我不信。我说她人都走了,钥匙挂在脖子上几十年也没见她要。直到昨天——昨天夜里我躺在物业办公室的沙发上,半梦半醒的时候,听到有人敲门。敲了三下,然后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门外说——”

      他停住了。喉咙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像是一口气上不来又下不去。

      “她说什么?”

      “‘把钥匙放在衣柜里。’就这一句。敲三下门,说一句话。然后脚步声就远了——不是往下走的,是往上。往三楼的方向。”

      老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打火机,打了三次才打着火。他把火苗凑到嘴边要点烟,却发现嘴上根本没有烟。他把打火机熄了,攥在手里,指节发白。

      “我上楼的时候302的门开着。衣柜里空空的——上次你把嫁衣拿走之后,柜子里什么都没了。我把钥匙放在柜子角落里,转身想走。转身的时候看到茶几上多了一样东西——那双绣花鞋。鞋尖朝着我。”

      “然后呢?”

      “然后我就走了。锁了门,下了楼,回了办公室。睡到天亮,刘姐打电话说302空了。衣柜没了。墙纸没了。地板没了。”老孙终于把那根烟点着了,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孔里飘出来,被风吹散,“我把钥匙还了。她收了。守榕树的最后一件事也做完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欠她了。”

      陈望生看着他。老孙的手不抖了,肩膀也松下来了,整个人像是一根绷了几十年的弦忽然被松开。他靠在榕树的树干上,仰头看着树冠。榕树的枝叶在午后的阳光里纹丝不动,没有风,没有沙沙声。挂在树枝上那些红布条和白布条也安安静静地垂着,像是在等什么人来把它们解下来。

      “你以后去哪?”陈望生问。

      老孙弹掉烟灰,看着远处巷口正在刷“拆”字的工人。“不知道。三号楼要拆了。守了半辈子,拆了也好。拆了就什么都没了。”

      他把烟头扔在石板旁边那个通风口上新填的土面上。烟头在泥土里弹了一下,冒出一缕细细的青烟。青烟没有飘散——而是逆着重力往下沉,从泥土的缝隙里钻了进去,钻进了铁梯的入口,钻进了地下那个放着供桌的房间。

      “她还在。”老孙忽然说。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谁还在?”

      “红姑。”老孙指着石板下面,“她走了。但她留了一样东西在下面。”

      “什么东西?”

      “孩子。”老孙的声音变得更轻了,轻到几乎被榕树叶的沙沙声盖过去,“红姑带走了新郎,但那个孩子——那个在地底下长了四十三年的胎儿——她没带走。她把它留在供桌上了。裹着红布,放在嫁妆箱子旁边。你没看到?”

      陈望生的后背一阵发凉。“供桌上没有襁褓。只有遗物和嫁妆。”

      “那它动了。”老孙的脸在阳光下白得像一张纸,“它从供桌上下来了。它在地下爬了四十三年,早就不是婴儿了——是别的什么东西。”

      陈望生转身看着石板。石板纹丝不动地躺在泥土里,上面的“林秀红”三个字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但石板下面传出了一个声音——很轻,很细,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泥土里翻身。

      他把耳朵贴在石板上。凉意从石面渗进皮肤,渗进骨头,渗进颅腔最深处。然后他听到了——

      呼吸。

      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一起一伏,一起一伏。和他在榕树洞口听到的那种呼吸声一模一样,但比那时候更清晰,更近,像是在石板底下贴着石面在喘气。而那些呼吸声中,有一个是婴儿的呼吸——很细很浅很短,像是一只小猫在睡着了打呼噜。

      然后呼吸停了。

      一个声音从石板下面传上来。不是呼吸声,不是翻身声,是声音——人类的说话声。很轻很柔,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她说了一句话,一字一顿,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地穿透石板和泥土——

      “阿——弟——别——走——”

      陈望生往后退了一步。不是红姑在说。红姑叫他“陈望生”,叫他名字。这个声音叫他“阿弟”。在他小的时候,外婆用闽南语喊过他这个名字。每一次去外婆家,外婆都会站在门口喊——“阿弟,来啦。”那不是红姑。那是红姑的妹妹——林秀兰。他的外婆。

      死了七年的外婆。

      她的声音在石板下面。

      陈望生站在榕树下,太阳照在他身上,热辣辣的。但他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着凉气。老孙已经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巷口工人们还在刷“拆”字,白漆顺着砖缝往下淌。远处小吃摊的音响还在放着流行歌。世界在转。但他脚下的泥土里有人在喊他。

      阿弟。

      (第十一章完)
note 作者有话说
第11章 第 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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