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第 12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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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阿弟
陈望生蹲在榕树下，耳朵贴着那块冰凉的石板，听到了一个死去七年的人在叫他的名字。
阿弟。他的外婆林秀兰活着的时候就是这么叫他的。七年前外婆在福州的家里过世，肝癌晚期，走的时候很瘦很轻，他守在床边，是唯一在场的孙辈。外婆最后一句完整的话是对他说的——“阿弟，外婆走了之后，不要来石狮。”他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时候他连石狮在哪个方向都不清楚。现在他蹲在外婆的姐姐吊死的榕树下，石板底下传出外婆的声音，叫他别走。
他把手按在石板上，掌心触到石面的那一刻，石板震动了一下——不是地震，是石板下面有什么东西在往上顶。力量不大，但很有节奏，一下一下，像一颗心脏在石板的另一面跳动。
老孙已经不在榕树底下了。陈望生站起来环顾四周，巷口拆迁工人还在往墙上刷“拆”字，白漆顺着砖缝往下淌，淌到地面的时候和泥土混在一起，变成一团灰白色的泥浆。没有人注意到榕树下的他。世界继续在转，小吃摊的音响还在放流行歌，有人在划拳，有人在倒车。但他的世界里只剩下石板下面传来的那个声音。
他搬开石板。石板比他想象中轻，四角嵌在泥土里的部分已经被什么东西挖松了，轻轻一抬就移了位。石板下面露出那个通风口——他上次下去拿嫁妆时爬过的铁梯还在，铁锈在正午的阳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洞口的泥土上有新鲜的痕迹，不是人的脚印，是一些细细密密的拖痕，从洞里往外延伸了一小段，然后又折了回去。拖痕的形状像是一条被什么东西拖过的绳子。或者脐带。
他打开手机手电筒往下照。铁梯往下延伸，手电筒的光照不到底。上次他下去的时候，铁梯下面是一个小平台，平台旁边是那条挂着铜镜的通道，通道尽头是放着供桌的地下房间。但现在从上面往下看，铁梯尽头不是平台——是一片暗红色的光。很弱，一闪一闪的，像是有人在下面点了一根蜡烛。
他把手机咬在嘴里，抓着铁梯往下爬。铁梯还是那么滑，锈迹混着雨水在掌心磨出一道道红印。往下爬了大概两层楼的高度，脚踩到了实地。不是平台——是泥土。铁梯尽头的平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被挖开的土层，泥土又湿又软，踩上去像踩在发酵的面团上。土层往四周延伸，形成了一个新的地下空间——不是林家挖的防空洞，不是林清源修的供室，而是一个被某种东西从地下掏出来的洞穴。
洞穴不高，他得弯着腰才能往前走。洞壁上到处是抓痕——不是人手指的抓痕，而是更小更细更尖锐的东西。抓痕把洞壁上的红砖都刮掉了一层，露出砖芯的土黄色。有些抓痕上沾着暗红色的残留物，用手指碰一下，是黏的。还没干。
洞穴往前延伸了大概十米，拐了一个弯，然后豁然开朗。
他站直了身体。
面前是一个和上次来时完全不同的房间。供桌还在原来的位置，但上面的遗物全被打翻了。木梳断成两截，香包被撕破了，里面的艾草和当归撒了一地。铜钱散落在泥地里，拨浪鼓滚到了墙角。嫁妆箱子被打开了，里面的新嫁衣被抽出来扔在地上，金线绣的龙凤被人用指甲刮花了——把金线一根一根从绸布上抠出来，在泥地上摆成了一个形状。
陈望生蹲下来看那个形状。金线摆的不是字，是一张人脸。眉毛、眼睛、鼻子、嘴巴，每一根线条都摆得一丝不苟。那张脸他认识——是他自己的脸。和结婚证上新郎一模一样的脸。也是林家人的脸。
他抬起头环顾洞穴。洞壁上多了很多以前没有的东西。不是刻字，不是抓痕——是画。用泥巴和某种暗红色的颜料在红砖上画的画。画的内容是同一个场景，反复画，画满了四面墙：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在榕树下站着。女人的脸没有画五官，只画了一个轮廓，穿着一件红色的衣服。孩子也没有画五官，但画了手——一只小手从红布里伸出来，指着某个方向。每一幅画里，那只手指的方向都不一样。东、南、西、北、上、下。有一幅画里那只手指着洞口的方向。有一幅画里那只手指着陈望生现在站着的位置。
他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撞到了供桌。供桌晃动了一下，桌面上掉下来一样东西——用红布裹着的襁褓。襁褓的大小和他上次在红姑怀里看到的一模一样，但红布的颜色变了。原本是正红色，现在褪成了一种暗沉的红褐色，像是被什么东西浸湿了又晾干。
襁褓是空的。
红姑没有把孩子带走。她留下了襁褓，襁褓里什么都没有。但襁褓的布面上有一个凹陷——一个婴儿身体形状的凹陷，凹陷处残留着极细微的温度。不是温热，是比周围的空气略暖一点点，像是刚才还被人抱过。他把手伸进襁褓里摸了一圈，摸到一样东西——拨浪鼓。不是他放在供桌上的那个，是另一个。更小更旧，鼓柄上的漆已经磨光了，露出下面原色的木头，鼓面上用墨汁写着——“小宝百日”。
这个拨浪鼓不属于新郎的遗物，不属于红姑的嫁妆。它是红姑自己买的。在她肚子里的孩子满百天的那天，她偷偷买了一个拨浪鼓，藏在衣柜深处，等着孩子生下来再给他。孩子没有生下来。拨浪鼓也没有被拿出来。它和那个永远没能出生的婴儿一起，在地底下被关了四十三年。
现在襁褓空了。孩子不在襁褓里，也不在洞穴里。墙上的画——那些用泥巴和暗红色颜料画的画——是孩子画的。那个在地底下长了四十三年的胎儿，不管它现在是什么形态，它都会画画了。它画了母亲抱着自己站在榕树下的样子，每一幅画里都伸着手，指着不同的方向。它在找什么？在指什么？
陈望生把襁褓放回供桌上，转身准备离开。走了两步，脚下踩到一样东西，发出一声脆响。他低头看——是一根骨头。很小，很细，不是人的骨头。是鸡的腿骨，被什么东西啃得干干净净，骨面上还留着几道细细的牙印。不是老鼠的牙印，不是猫的牙印，是人的牙印。婴儿的牙印。
供桌下面有更多这样的骨头。鸡骨头、鱼骨头，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动物的骨头，堆成小小的一堆，整整齐齐。骨头旁边放着几个搪瓷碗，碗里残留着已经干涸的食物残渣。有人在这里喂养那个孩子。不是红姑——红姑不需要吃东西。是活人。住在三号楼里的活人。
谁？
他想起二楼转角那个疯子说过的一句话——“红姑带走的不是新郎，是孩子。”不对。红姑没有带走孩子。孩子被留在地下，被一个活人养了不知多少年。那个人每个月十五在变电所烧纸，烧的不是纸钱——是食物。他把食物从通风口吊下来，喂给襁褓里那个永远长不大的东西。
林友庆。那个在变电所等了二十九年的老人。他说过——“我每个月十五来烧香包。”不是香包，是食物。他每个月十五来喂红姑的孩子，喂了不知多少年。他把食物吊在铁梯上放下去，把空碗拉上来，把鸡骨头埋在供桌底下。他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不是因为怕，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是红姑留在地下的最后一样东西。如果把它也带走，红姑在地底就什么都不剩了。
现在林友庆死了。孩子没人喂了。它从襁褓里爬出来，自己找东西吃。鸡骨头上的牙印还很新——大概就是最近几天留下的。
洞穴深处传来一个声音。很轻很细很尖，不是一个成年人的声音，也不是动物的声音，是介于婴儿和某种说不清形态的东西之间的声音。它叫了一声——不是哭，不是喊，是一种试探性的、带着奶气的咿呀声，像是不会说话的孩子在叫大人。
陈望生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洞穴最深处有一团更浓密的黑暗，手电筒的光照过去能看到榕树根须在那里织成了一面墙。树根上挂着一条一条暗红色的痕迹——不是血，是那些画在墙上的画用的颜料。颜料是从树根的末梢渗出来的，一滴一滴往下淌，在地上汇成一个小小的水洼。水洼旁边蹲着一个东西。
很小。大概只有一只成年猫那么大。浑身裹着一层薄薄的暗红色的膜，像是被一层凝固的血包裹着。膜的下面能隐约看到蜷缩的四肢和圆圆的头颅。它背对着陈望生蹲在水洼旁边，用它不该有的手指——那些手指很细很长，每一根手指末端都长着暗红色的指甲——蘸着水洼里的颜料在洞壁上画。一笔一划，横平竖直。它在写字。
陈望生把手电筒对准它的时候，它停住了。手指悬在半空中，指甲上还挂着一滴颜料。它缓缓地转过头。
它的脸不是婴儿的脸。但那上面也没有狰狞，没有獠牙，没有翻白的眼球。只有一张小小的、皱巴巴的、还没完全长开的脸，脸上的五官挤在一起，额头很大，下巴很尖，嘴角微微上翘——和红姑嘴角那颗痣的位置一模一样，有一粒小小的暗红色的肉瘤。它的眼睛是睁着的。眼眶里没有眼珠——是两个浅红色的凹陷，像是眼珠还没长出来。但它“看”着他。用一种不是眼睛的方式看着他。
它张开嘴。嘴里没有牙——不是掉光了，是没长。是一个婴儿的牙床，粉红色的，软软的。从牙床里发出一个声音，很轻很细很尖，不是哭声不是喊声，而是两个音节叠在一起的、含含糊糊的发音——
“阿——弟——”
和林秀兰的声音一模一样。不是它在叫，是它把林秀兰的声音“录”下来了，然后一遍一遍地回放。像一个学会了母亲声音的孩子，在母亲走了之后反复模仿她说话。
它又叫了一声——“阿——弟——别——走——”这一次声音变了。不再是林秀兰的声音，而是红姑的声音。那个在302客厅里念信给他听的声音，软软的糯糯的闽南语尾音。然后是陈某明的声音——“明天见。”然后是林友庆的声音——“我在等你。”然后是林清源的声音——“林家后人。”然后是姚金海的声音——“千儿。”然后是那个疯子周海生的声音——“第十个。”然后是——
它把所有人的声音都学了一遍。每一个在地底下留下过痕迹的活人死人，它都学会了他们的声音。它在用这些声音拼凑出一句话，反复播放，像是在寻找正确的排列组合。
陈望生站在原地没有动。手电筒的光在发抖——不是手电筒在抖，是他的手在抖。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那个东西蹲在墙角的样子让他想起了一个很久以前的画面——小时候第一次在幼儿园被人欺负，蹲在墙角，抱着膝盖，等着有人来接他回家。外婆来接他的时候他哭了，外婆抱着他说——“阿弟，别哭。”
他往前走了一步。那个东西往后退了一步，缩进榕树根须织成的墙里，只露出半张脸和一只没有眼珠的眼睛。它发出一声急促的咿呀声，像是在警告他不要靠近，又像是在问他为什么不过来。它在地上蹲了不知多少年，吃鸡骨头长大的，用暗红色的颜料在墙上画母亲的画像，一遍一遍地模仿活着的人的声音。它不知道自己是鬼还是孩子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它只知道那个每个月来喂它的老人不来了，襁褓空了，母亲走了。地下只剩它一个。
陈望生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光亮朝上照着天花板上的榕树根。他慢慢地朝那个东西伸出一只手——空的，什么都没有，掌心朝上。
“小宝。”他说出那个拨浪鼓上的名字，声音很轻很轻，像是怕吓到一只刚出生的猫，“你叫小宝。”
那个东西不动了。它歪着头，没有眼珠的眼眶对着陈望生的掌心。然后它缓缓地、慢慢地，把自己的一只手从榕树根后面伸出来。那只手很小，五根手指又细又长，指甲是暗红色的，手腕上戴着一个银镯子——和在洞里伸出的那只手一模一样的银镯子。镯子上刻着一行极细的小字——“小宝周岁”。
它把手指放在陈望生的掌心上。手指是凉的，但不像红姑那样刺骨的凉，而是一种更温和更接近体温的凉。它发出一声很轻很细的咿呀，然后它嘴里的声音又开始变了。它把刚才模仿过的所有声音重新排列了一遍，这一次它拼出了一个完整的句子——不是林秀兰的，不是红姑的，不是任何人的。是它自己的，用所有人的声音碎片拼出来的，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的，含含糊糊的带着奶气的声音。
“阿——弟——带——我——走——”
陈望生把手合拢，握住了那只小手。手指很细很凉，握在掌心里像握着一根刚折下来的树枝。那个东西往前挪了一步，从榕树根后面走出来，走到手电筒的光圈里。它很小——比一般的婴儿还要小一圈，身上的暗红色薄膜在光线下泛着半透明的光泽，能透过膜看到里面蜷缩的四肢和缓慢跳动的胸腔。它没有呼吸。但胸腔里有什么东西在跳，一下一下很有节奏，像是心跳。
他把它抱起来。重量比他想象中沉，不是婴儿的重量，而是更重的、更结实的、带着泥土和鸡骨头和四十三年的重量。它的小手抓住他的T恤领口，抓得很紧，暗红色的指甲在布料上留下几道浅浅的划痕。它把头埋在他的锁骨窝里，发出一声很低很低的呼噜声——像猫，像婴儿，像所有终于被抱起来的幼崽。
供桌上的龙凤烛忽然亮了。不是他点的，是他自己燃的。两根烛芯同时蹿起一簇火苗，火焰是暗红色的，和302的窗户里曾经透出的那种光一模一样。烛火照亮了整个洞穴——照着墙上的金线人面，照着洞壁上一幅一幅的红衣女人抱着孩子的画，照着供桌上面那些被打翻的遗物和那个空空的襁褓。然后烛火跳了一下，灭了。
洞穴陷入完全的黑暗。他的手电筒也灭了。他抱着那个东西站在彻底的黑暗里，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到，只有锁骨窝里那个东西发出的呼噜声一起一伏，像是一台很小很旧的发动机在缓慢运转。然后他听到一个声音，不是从那个东西嘴里发出来的，是从洞穴顶部的榕树根里渗下来的，很轻很柔很软——
“阿弟，谢谢你。”
不是林秀兰的声音。不是红姑的声音。是两个声音叠在一起同时说出来的。一个是外婆，一个是姨婆。她们大概见面了——在地下，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两姐妹隔了几十年终于见了面。一个叫林秀红，一个叫林秀兰。一个吊死在房梁上，一个老死在福州的医院里。她们在下面把那个孩子交给了他。
手电筒忽然亮了。不是他自己开的，是开关自动弹回去的。光柱打在供桌上，照在拨浪鼓旁边的那个搪瓷碗里，碗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样东西——一把钥匙。很小很旧的铜钥匙，钥匙柄上穿着一根褪色的红线。不是他上次拿嫁妆时用的那把，是老孙还回衣柜里的那把。那把红姑出嫁前锁衣柜的钥匙。衣柜里锁着她给新郎织的毛衣，就差两只袖子。
钥匙下面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只有一行字，字迹很稚嫩，笔锋很软很糯，像是刚学会写字的小孩一笔一划描出来的——
“阿弟。衣柜里有毛衣。织完了。带给阿明。”
下面还有一行字，字迹更淡，大概写的时候颜料快用完了——“阿明是谁？阿妈说，阿明是阿爸。”
陈望生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里。他抱着那个东西爬出通风口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夕阳把整条巷子染成了橘红色，榕树的影子拉得很长，从三号楼一直拖到二号楼的墙根。洞口旁边的泥土里多了一串脚印——很小很浅，从洞口一直延伸到榕树的主干，然后消失了。那是那个东西之前自己爬出来的脚印。它大概在几天前就出来了——在林友庆死后的第二天，在襁褓里的食物全部吃光之后。它爬出通风口，爬到榕树底下，在树根旁边坐了整整一个晚上，等着有人来接它。
没有人来接它。它又自己爬回去了。
现在有人接它了。陈望生把它托在臂弯里，站在榕树下，看着三号楼三楼那扇黑洞洞的窗户。窗户上没有了“囍”字剪纸，没有了暗红色的光，没有了穿红嫁衣的身影。但他知道红姑回来过——不是以鬼魂的形式，而是以母亲的身份。她把孩子留在地下，不是不管它，是带不走。它和红姑不一样——红姑是死去的活人，它是没活过的死人。它没有呼吸，但有心跳。没有眼睛，但能看到东西。没有语言，但能模仿世间一切声音。它不是鬼，也不是人，它是那个在婚期前夕被死亡一起带走的胎儿，在地下被树根和鸡骨头和老人烧的香包喂养了四十三年长出来的东西。
他抱着它往巷口走。路过三号楼铁门的时候，老吴正好从里面出来，手里提着证物箱，嘴上叼着烟。他看到陈望生怀里抱着的那个东西的时候，烟从嘴上掉了下来，掉在水泥地上弹了两下。
“这是什么？”老吴的声音变了调。
“孩子。”陈望生没有停步，“红姑的孩子。”
“你从哪抱出来的？”
“洞里。”
“那东西是活的还是——”老吴没有说下去。他当了三十年警察，见过一切法律定义范围内的东西，但法律没有定义过一个在洞里活了四十三年的胎儿。
那个东西似乎感应到了老吴的目光。它从陈望生的锁骨窝里抬起头，没有眼珠的眼眶对着老吴。然后它张开嘴，用一种和刚才完全不同的声音说了一句完整的话——不是含含糊糊的咿呀，不是模仿的录音，而是字正腔圆、语调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的话。
“我叫小宝。我爸叫陈某明。我妈叫林秀红。我家住在石狮镇振狮巷林家老厝东厢房。”
老吴的证物箱掉在了地上。箱子摔开了，里面的档案袋散了一地。那个东西说话的时候用的不是婴儿的声音，而是一个成年男人的声音——不是陈某明，不是林友庆，不是任何他以前听过的声音。是它自己的。它选择了这个声音作为自己的声音。
“它刚才说了什么？”老吴的声音在发抖。
“它说它是林秀红和陈某明的儿子。”陈望生低头看怀里的东西。它已经把脸重新埋进了他的锁骨窝里，嘴里又发出了那种猫一样的呼噜声。但它的一只小手举起来，五根手指张开，在空中停了一下，然后缓缓地握成了拳。它在做什么？在回应什么？还是只是在活动手指？
陈望生抱着它走出巷口。老吴在身后喊他：“你去哪？”
他没有回答。他走到巷口那棵歪脖子榕树下面，低头对怀里的东西说了一句话——“回家。”
那个东西没有睁眼——它没有眼珠可睁。但它的小手在他的锁骨上按了一下，像是按了一个确认键。然后它开口了，用的是林秀兰的声音——“阿弟，回家。”
陈望生打了一辆车。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他怀里抱着一个裹在红布里的小东西，以为是个普通的婴儿，随口问了一句男孩还是女孩。他没有回答，只是把红布裹得更紧了一些，遮住了那个东西身上暗红色的薄膜和不该有的长指甲。车开了两个半小时，从石狮开到福州。那个东西在他怀里睡了一路，胸腔里缓慢的心跳一直没停。它做梦了。梦里有声音——它把梦里听到的声音断断续续地播出来。陈某明的自行车铃声，林秀红的哭嫁歌，林友庆的叹息，林清源的咳嗽，姚金海的哭泣。它像一个收音机，把那些和它有关的人都录进了身体里，在梦里一遍一遍地重放。
到了福州，陈望生没有回自己的出租屋。他让司机开到了城郊的一座老小区——他外婆林秀兰生前住的地方。外婆死后房子一直空着，家具拿白布盖了，窗户关得紧紧的。他上楼打开门，把那个东西放在客厅的沙发上。它醒了，歪着头用没有眼珠的眼眶“看”了一圈房间。然后它张开嘴，用林秀兰的声音说了一句——“到家了。”它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但它认得。因为它在洞里听过林秀兰的声音。那个每个月去变电所烧纸的老太太——不是林友庆，是林秀兰。外婆在死之前也回过石狮，大概去过榕树下，对着石板说过话。它把她的话录下来了。
陈望生把外婆的遗像从柜子里拿出来，摆在茶几上。遗像上的老太太笑得很慈祥，嘴角有一颗小小的痣——和红姑那颗在同一个位置。两姐妹都有这颗痣。他把那张纸条——红姑的孩子用暗红色颜料写的纸条——放在遗像旁边。纸条上的字在灯光下泛着淡淡的暗红色光泽。
那个东西从沙发上爬下来，爬到茶几旁边，用长指甲的手指碰了碰遗像的玻璃框。它碰了一下林秀兰嘴角那颗痣的位置，然后缩回手，把手指放在自己嘴角那颗暗红色的肉瘤上。它发出一声很轻很细的咿呀，然后它开口了——用的是它自己的声音，那个成年男人的、字正腔圆的、平静得像在陈述事实的声音。
“我叫小宝。我爸叫陈某明。我妈叫林秀红。我外婆叫——”它顿了一下，没有眼珠的眼眶对着遗像上的老太太，“——阿妹。”
陈望生不知道红姑和外婆之间互相叫什么。红姑叫外婆“阿妹”，外婆大概叫红姑“阿姐”。两姐妹一个死在1976年，一个死在2012年，隔了三十六年。她们在下面终于见了面，然后把那个留在地下的孩子交给了他。他把那个东西从茶几旁边抱起来放在沙发上，用一条干净的毛巾把它身上残留的泥土和暗红色颜料擦干净。擦到手的时候他停了一下——那五根又细又长的手指，指甲是暗红色的，看起来确实不像人的手。但他把它握在掌心里的时候，那些手指会蜷起来抓住他的拇指，力度不大不小，刚好是一个婴儿应该有的力度。
他把它安顿在沙发上，走进外婆的卧室。卧室里的衣柜是老式的实木衣柜，和302里那个被姚千毁掉的衣柜是同一年代、同一种样式，大概是从同一家木匠铺子里打出来的。外婆是红姑的亲妹妹，她嫁给了一个福州人之后，把林家老厝的一些老家具带到了福州。也许衣柜就是其中一件。
他打开衣柜，里面挂着一排外婆的旧衣服——碎花衬衫、深色长裤、几件冬天的棉袄。衣服上还残留着樟脑丸的味道和外婆生前用的那种老式雪花膏的甜香。他把衣服一件一件往外拿，拿到最里面的时候，手指碰到了一样东西，挂在衣柜最深处，被一件厚棉袄遮住了。
一件红色的毛衣。织好了的，两只袖子都织完了，针脚细密，颜色是正红色，但因为放了几十年，红已经褪成了暗红。毛衣的胸前用金线绣了一个字——明。毛衣上别着一张发黄的纸条，纸条上是外婆的笔迹——钢笔字，和结婚证上林友全代签的名字不一样，是更秀气更端正的笔迹。纸条上写着——“阿姐说，毛衣织好了。给阿明穿。秀兰，一九七六年冬。”
红姑上吊的时候，衣柜锁着。钥匙被她带上了房梁，后来被木匠——老孙的爷爷——从她手腕上解下来，放在家里当护身符传了三代。衣柜里锁着的毛衣，没有人拿出来过，直到拆迁拆了老厝，林家搬了家，小女儿林秀兰把衣柜和毛衣一起带到了福州。外婆从来没有跟陈望生提过这件毛衣，也没有提过石狮，没有提过红姑，没有提过林家任何一件事。她只是把那件织好的毛衣锁在自己卧室的衣柜最深处，锁了四十三年。大概每年八月二十，她会打开衣柜看一眼毛衣，然后重新锁上。
陈望生把毛衣叠好放进背包里。毛衣上残留着一缕极淡的雪花膏味——和红姑身上那种甜腻腻的雪花膏味一模一样。不是红姑用过同一款雪花膏，而是外婆在织毛衣的时候把自己用的雪花膏也放在衣柜里。两姐妹共用同一种雪花膏，同一种味道。一个在婚纱里裹了三天三夜，一个在婚纱的残片上洒了四十三年。
他走出卧室的时候，那个东西从沙发上抬起了头。它用没有眼珠的眼眶对着他手里的背包，忽然张开嘴，用一种陈望生从来没听过的声音说了一句话——不是模仿，不是拼凑，是它自己的。一个成年男人的，低沉而平静的，带着供销社职工那种特有的温和语调的声音。
“那是我的毛衣。我妈给我爸织的。我妈说，我爸穿红色好看。”
陈望生在沙发边蹲下来，和它面对面。“你怎么知道？”
“我妈说的。她在洞里跟我说了好多遍。她说，阿弟长大了要把毛衣带给阿爸。阿爸在地底下冷。”它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眼珠，但眼眶里那两个浅红色的凹陷忽然亮了一下——不是发光，而是有一层极薄极淡的液体在凹陷处聚集，像眼泪。但它没有泪腺，哭不出来。
“你叫我什么？”
“阿弟。”它用林秀兰的声音回答，然后又换成自己的声音，“外婆叫你阿弟。我妈也叫你阿弟。她说你是林家的阿弟。她说你长得像阿爸，但你不是阿爸。她说你是来替阿爸接我的。”
陈望生沉默了。他在沙发上坐了整整一个晚上，看着旁边那个永远长不大的东西慢慢蜷缩成一团，胸腔里的心跳一起一伏。它睡着了之后又开始做梦，梦里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往外漏——哭嫁歌、自行车铃铛、林友庆的叹息、姚金海的哭泣，然后是一个新的声音。一个苍老的、沙哑的、带着福州口音的声音——“阿弟，吃饭了。”
外婆的声音。不是她在洞底说的话，而是她活着的时候每天都会说的话。它把它录下来了，大概是在陈望生抱着它经过外婆遗像的那一瞬间录下来的。它永远在录音，永远在模仿，永远在学。这个在地底下被关了四十三年的胎儿，把所有跟林家有关的声音都吸进了身体里。它不是一个鬼，不是一个婴儿——它是一部活着的林家家族史。每一个人说过的话都在它身体里，随时可以播放，随时可以拼凑，随时可以说出来。
第二天早上，他抱着那个东西去了石狮。不是去振狮开发区——那里已经在拆迁了，三号楼的墙被推倒了一半，榕树被移栽到了别处，洞口被彻底填平了。他去了变电所。变电所的院子里野草更深了，苦楝树下那个空空的土坑还张着嘴。他把那个东西放在树下，然后从背包里拿出那件红色毛衣，郑重地放进土坑里。毛衣上的金线“明”字在阳光下一闪。他填上土，把毛衣埋在新郎的尸骨旁边。陈某明被红姑带走的那具白骨已经不在这里了，但毛衣是织给他的——不管他在哪里，毛衣都应该放在他的衣冠冢里。
那个东西蹲在苦楝树下，用没有眼珠的眼眶看着陈望生填土。它没有哭——它没有泪腺。但它张开嘴，用一种陈望生从来没听过的声音说了一句话。那个声音很年轻，带着闽南口音，语调微微上扬，像是在跟谁打招呼——“阿明，有人来看你了。”是陈某明自己的声音。它录了陈某明的声音——在洞里，在供桌上，在那块手表指针停止的九点二十三分，在钢笔笔帽上刻的“石狮供销社”字样的凹槽里。它录了新郎的声音，大概是新郎骑自行车经过榕树下时哼的歌，或者是新郎在供销社门口跟人打招呼时说的话。它把那个声音保存了四十三年，然后在苦楝树下播放出来，放给埋在树下的空坟听。
陈望生填完土站起来，拍掉膝盖上的泥土。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最后一样东西——那把铜钥匙。老孙还给衣柜的那把。衣柜已经不在了，毛衣已经埋了。这把钥匙锁了几十年，现在什么都不用锁了。他把钥匙放在苦楝树的树根缝隙里，让它和那棵歪脖子树一起继续往下长。
那个东西从树下站起来，走到他脚边，伸手抓住了他的裤腿。它仰着头，没有眼珠的眼眶对着他。“回家。”它用的是它自己的声音。那个成年男人的、平静的、字正腔圆的声音，它最终选择这个声音作为自己最常用的声音。大概是因为这个声音最像它想象中的自己——如果它没有被死亡一起带走，如果它在1976年八月二十之后顺利出生，它现在应该是一个四十三岁的中年男人，说话声音低沉平静，像供销社里那些穿着中山装坐在柜台后面的职工。
陈望生把它抱起来。它蜷在他怀里，胸腔里的心跳一起一伏。他把手放在它背上，能感觉到那层暗红色薄膜下面有什么东西在缓慢地蠕动——不是肌肉，不是骨骼，是别的。是时间。是它在洞里度过的每一个日子，被树根缠绕又被老人喂养的时间，全都压在它的身体里，让它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他抱着它走出变电所的院子。身后苦楝树在午后的微风中轻轻摇晃，叶子和四十三年前种下去时一样碧绿。树下新填的泥土里埋着一件红色毛衣，毛衣上金线绣着的“明”字在阳光里闪了最后一下。
那个东西忽然从他怀里抬起头，用陈某明的声音又说了一句话——“明天见。”它对着苦楝树说，对着树下的空坟说。然后它把脸重新埋进他的锁骨窝里，发出一声很轻的呼噜声。
巷口的小吃摊又开始热闹了。有人在炸醋肉，有人在煮面线糊。油烟升起来，混着榕树叶的涩味和海风的咸味，在石狮老城区错杂的街巷里飘散。
陈望生抱着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经过振狮开发区的时候，他看到三号楼已经塌了一角，挖掘机的铁臂正在把三楼东边那扇窗户从墙体里扯出来。窗户在空中晃了一下，玻璃反射了一道夕阳的光，然后被丢进了建筑垃圾堆里。
那个东西在他怀里动了动，用林秀红的声音轻轻说了一句——“走了。”
他低头看它。“你以后叫什么？”
它歪着头想了想。然后它用那个成年男人的声音说了两个字——“陈小宝。”
（第十二章完）
作者有话说
第12章 第 12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