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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必须是我 九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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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第一个周一，首都大学博士新生报到。
罗志拖着行李箱穿过南门的时候，门口那两排银杏树刚开始泛黄，叶缘镶着一圈极细的金边。她在这所学校待了整整七年，对每一条路都熟得不能再熟。但今天的感觉不一样——以前是借住，现在是留下。
博士宿舍楼是六层灰砖楼，比本科和硕士楼新一些。宿管阿姨核对录取通知书和学生证，递给她一把钥匙和一张住宿须知。406，朝南，两人间。推开门，一个戴圆框眼镜的女生正蹲在地上拆纸箱，抬起头来，用一口慢条斯理的南方普通话说：“你是罗志吧？我叫方知微，考古专业的。你的床位是靠窗那张。”
罗志把行李箱拖到床边。房间不大，但比硕士那间朝北的隔断房好太多了。她打开行李，把那本《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放在床头书架上最顺手的位置，把周蕤送的小夜灯插在书桌旁边，把跑鞋放在鞋架最下层——那双鞋从去年九月穿到现在，鞋底已经磨得快平了。方知微从纸箱里一件件往外拿东西：一本考古学概论，一把小铲子，一个写满笔记的速写本。她拿起那把铲子的时候动作极其小心，用软布擦了擦铲刃上并不存在的灰尘，才放进抽屉里。罗志心想，这个室友大概会和自己相处得不错。
开学第一周被入学手续填满：注册、选课、体检、入学教育。罗志在研究生院门口排队办学生证的时候，听到身后有人小声议论：“听说这届历史系有个博士是沈老师的学生，之前在《山河令》剧组做过历史顾问助理。”她没回头，只是在帆布袋里摸到那本学生证，封面还是热的。
第二周开始正式上课。专业课是小班教学，一共六个博士生，围坐在沈老师办公室隔壁的小会议室里。每个人每周领一批阅读材料回去看，下周上课时做报告，然后所有人一起讨论。沈老师坐在桌子一头，大多数时候不讲话，只在关键处点拨几句。有一次讨论到《晋书·礼志》中一段关于宗庙祭祀的记载，两个师兄对版本的年代判断产生了分歧，争了将近二十分钟。沈老师一直没开口，最后大家都安静下来看着他。他摘下老花镜，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你们两个引的是同一个版本的不同影印本，底本其实是一样的。下次争论之前，先核对版本信息。”罗志低头看着自己的笔记，在心里把“核对版本信息”这几个字加粗画了三道线。
开学第三周轮到她做报告，讲的是《晋书·礼志》中宗庙祭祀礼仪的文本演变。她准备了好几天，逐字比对底本和参校本的异文，每条校记都注了版本依据。讲完之后沈老师沉默了一会儿，说了句“有进步”。就三个字，但罗志觉得比任何夸奖都重——沈老师不说废话，能说“有进步”意味着她真的进步了。下课后沈老师叫住她，让她去办公室一趟，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过来。
“你之前发在核心期刊上的那篇综述，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编辑部寄了样刊过来。”
罗志拆开信封，里面是一本崭新的大开本期刊，自己的名字工工整整地印在目录页上。她用拇指反复摩挲那几个字，指腹感受到油墨微凸的触感。
“这还是第一次。”她说。
“以后还会有更多次。”沈老师重新戴上老花镜，语气平淡，“但前提是你别骄傲。转载只是认可，不是终点。”
回到宿舍，罗志把样刊放在书架上最显眼的位置，拍了张照发给妈妈，又发了一张给周蕤。他几乎秒回：“恭喜你。这篇就是你在横店熬夜写的综述？”她回了个“对”。隔了两秒他又发了一条：“晚上有空吗？庆祝一下。”罗志看了看桌上那沓还没看完的文献，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最后发了一个“有”。
傍晚周蕤的车停在博士宿舍楼下。他最近在为新电影做后期配音，收工时间比平时早了一些。罗志拉开车门坐进副驾驶，闻到一股淡淡的咖啡味。她看了他一眼，他主动交代：“只喝了一杯。”她把手里提的塑料袋放在他腿上，里面是一个保温饭盒，装着红烧排骨，是她在宿舍公用厨房里做的。
周蕤打开盖子，排骨还是热的，肉香溢满了整个车厢。他吃了一口说很好吃，又问：“你室友没发现你多做了一份饭？”罗志说问过，她说给别人带的，方知微就没再追问了。两个人坐在车里，他把排骨吃完了，她把文献笔记收进帆布袋。车窗外的银杏树被路灯照亮，叶片边缘泛起一层半透明的金色。
十月中旬，秋季学期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罗志的生活逐渐被几件固定的事填满：上课，做课题，写田野调查日志，每周跟周蕤见一两次面，在他不忙的时候。见面地点通常是她的宿舍楼下或他的工作室——他去年十一月成立的那个工作室，在东三环一栋不起眼的写字楼里，门口贴着一张低调的铜牌：蕤·工作室。孙姐是合伙人，小叶做执行经纪，还签了两个新人演员。罗志有时候会在图书馆闭馆之后坐地铁过去，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看书，等他收工回来一起吃宵夜。
有一次她在他办公室里看一篇关于影视人类学的文献，看到一半困得不行，歪在沙发上睡着了。迷迷糊糊间感觉到有人把一件风衣盖在她身上，风衣上有淡淡的松木香。她睁开眼，看到周蕤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安静地翻剧本，那盏蘑菇小夜灯调到了最暗的一档，暖黄的光只照亮他半张脸。
“你回来了怎么不叫我？”她揉了揉眼睛。
“你睡得太香了。”他放下剧本，“嘴里还在念什么‘田野调查的伦理边界’，我觉得叫醒你不合适。”
她坐起来，把那件风衣叠好放在沙发扶手上。窗外北京的夜景在十一层楼的高度铺展开来，远处有车流的光带缓缓移动。她忽然觉得这个画面和去年横店的某个夜晚很像——那时候她也是在他房间里待着，他在看剧本，她在看文献，小夜灯放在两个人中间的床头柜上。不同的是，去年她是他助理，今年她是他女朋友。但不管身份怎么变，那盏小夜灯的光始终是暖黄的。
十一月中旬，博士论文开题的压力像暗流一样涌上来。沈老师给她列了三个可能的方向：魏晋礼制文献辑佚、南北朝金石铭文整理、敦煌文书与中古社会史。她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把三个方向的前期文献都翻了一遍，每翻完一批就在笔记本上写一个评估：优点是什么，不足是什么，跟自己已有的研究基础是否匹配。方知微说她又把选题当成了校注来做，开题又不是结婚，不用这么较真。罗志觉得开题就是结婚，要跟这个题目过四年，不较真不行。
三个选题都有价值，但她总觉得差一口气——不是题目不好，是她找不到那个能让她每天早上五点半心甘情愿爬起来去图书馆的冲动。三月的最后一周，她独自坐地铁去了故宫。走到东筒子夹道的时候，两侧朱红的宫墙在阳光下鲜艳得刺眼，头顶窄窄的一线天光蓝得近乎透明。她忽然想起今年三月，她站在这里，他低头吻了她的额头。也是三月，几乎同一个位置。
然后她想起了更早的事。去年九月，横店片场，她蹲在道具组工作台前对着那盏朱雀灯皱眉。赵师傅叼着烟屁股看她，脸上写着“这姑娘是不是有病”。她在那盏灯的底座上贴了一张便签纸，写了朱雀尾巴的时代差异，附了参考图录编号。后来那个朱雀尾巴被改了，赵师傅加了她微信好友，沈老师来片场的时候拿起那盏灯翻来覆去地看，夸了一句“做得好”。
那盏灯是她的起点。从一个助理偷偷摸摸在道具上贴便签，到被道具组认可、被导演默认、被导师夸奖——这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历史顾问在影视工业里发挥作用的过程。她站在东筒子夹道的红墙下，忽然意识到这就是她要写的论文。
回到家她打开电脑，给沈老师写了一封长邮件。题目就叫：博士论文选题建议——“真实与虚构之间：历史正剧中历史顾问的角色、实践与知识生产”。她写道：自己怎样在《山河令》片场看到道具纹饰的历史错误，怎样以助理身份介入道具组的工作，怎样目睹导演和演员在史学准确性与戏剧效果之间反复权衡。这个选题跨了历史学、传播学和戏剧影视学三个学科，但她的文献功底和在剧组一线的实务经验，恰好能提供独特的研究视角。
邮件发出去之后她靠在椅背上，心跳得比跑完五公里还快。两天后沈老师回了邮件，只有一行字：“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推开系办公室的门，沈老师坐在老位置上，面前摊着她发去的选题说明打印稿，边缘密密麻麻全是钢笔批注。他摘下老花镜，看着她。
“这个选题跨了三个学科。”
“我知道。”
“难度比做纯文献考据大得多。田野调查、伦理审查、跨学科的理论框架，每一项都是新东西。”
“我有文献功底。跨学科的部分可以选课来补。但最核心的——片场一线的田野调查——只有我能做。我在一个历史剧剧组待了将近四个月，看过一部戏从开拍到杀青的全过程，跟道具组、服装组、导演组、演员都有过实际的协作。其他博士生要获得这种第一手材料，得花很长时间重新联系剧组、建立信任，但我已经有了。”
沈老师沉默了一会儿，久到罗志以为自己要被否决了。然后他重新戴上老花镜，翻到选题说明最后一页，用钢笔在最下方写了一行字，把文件袋推回来。那行字写得力透纸背：“同意开题。研究方法部分需补充田野调查的伦理审查申请。”
罗志抱着文件袋走出办公室，带上门之后站在走廊里，背靠着墙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窗外银杏树还没发芽，光秃秃的枝丫在早春的风里轻轻摇晃。她从帆布袋里拿出手机，给周蕤发了条消息：“论文选题定了——研究历史剧里的历史顾问实践。需要做田野调查，访问剧组主创人员。你愿意做受访者吗？”
他秒回：“必须是我。你研究什么我配合什么。”
她把手机塞进口袋。帆布袋里那个文件袋上沈老师的钢笔批注还散发着淡淡的墨水味，跟她去年在横店写便签时用的那支笔，是同一种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