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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不冷不热 夏至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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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过后，北京的夏天正式发威。
七月的阳光白晃晃地砸下来，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空气里的热浪肉眼可见地扭曲着远处的景物。罗志把跑步时间从五点半提前到了五点，配速降到五分四十——不是退步，是天实在太热了，跑到第三公里的时候连吸进肺里的空气都是烫的。
周蕤的新电影在七月进入了密集的宣传期。他不在北京的时候，罗志就一个人去学校健身房做力量训练。高位下拉、哑铃划船、悬垂举腿，动作已经不需要任何人纠正，但她每次做引体向上的时候还是会想起横店健身房那个早晨——他站在她身后说“肩胛骨收紧”。那句话现在长在她的肌肉记忆里了。
周末晚上周蕤飞回北京，到家已经快凌晨。罗志在沙发上翻着田野调查的编码资料等他，听见玄关门响，抬起头。他拖着行李箱走进来，眼底有红血丝，看到她窝在沙发上的样子，疲态明显消散了几分。“怎么还没睡？”“等你。厨房有绿豆汤。”他放下行李箱走到沙发前弯下腰吻了她的额头。嘴唇是凉的，身上有飞机空调残留的冷气。她伸手摸了摸他的脸，说你又喝咖啡了，他“嗯”了一声没有否认。她去厨房盛绿豆汤的时候他从背后抱住她，下巴搁在她头顶，说她下周末也出差，去上海做一个访谈。他问哪个剧组，她说是他工作室那个历史剧项目的编剧——刘编剧答应接受访谈。刘编剧答应接受访谈是因为沈老师打了招呼，而沈老师愿意打招呼是因为罗志在课题组会上把田野调查的伦理审查方案做了完整陈述。每一个环节都是她自己打通的。
八月初，周蕤工作室的历史剧项目进入正式筹备阶段。剧本打磨了好几轮，导演请到了一位以历史剧见长的实力派，历史顾问由沈老师担任。周蕤没有给自己留主演位置，只演一个戏份不多的配角。他的精力更多放在制片和统筹上，而罗志的田野调查也恰好进入第二轮补充访谈——两个人一个在会议桌上谈投资和拍摄周期，一个拿着录音笔记录创作团队的历史知识协商过程。小叶有一次在会议室外面撞见他们各自开完会出来，说你们俩把谈恋爱谈成了学术研讨会。
九月中旬，博士论文初稿的修改进入最吃紧的阶段。沈老师在稿件上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注，从章节结构调整到具体措辞，每一条都一针见血。罗志每天在图书馆四楼改稿，对着沈老师的批注逐条修改，需要补充的文献堆满了半张书桌。她针对田野调查的伦理边界问题补充了苛刻的反思路径，把跨学科理论框架部分重写了将近一半。方知微每次路过都能看到桌上又多了几本新借的书，说她这根本不是改论文，是在写第二篇论文。
十月下旬的一个周六，罗志难得给自己放了一天假。周蕤也刚好没有通告，两个人在别墅里待着，哪里都没去。下午她窝在客厅沙发上看一本关于影视人类学的书，他靠在她旁边翻剧本。电视没开，音乐没放，整栋别墅安静得只听见书页翻动的声音和窗外偶尔传来的鸟叫。罗志看到一段关于“田野调查中研究者与受访者的权力关系”的讨论，放下书说这跟她在访谈中遇到的某个情况很像。周蕤把剧本合上，听她讲了将近二十分钟——关于研究者如何在“学术客观性”和“对受访者的共情”之间找平衡。她讲完之后他沉默了几秒，说你在片场做助理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做田野调查了，只是那时候没有录音笔和伦理审查。她愣了一下，然后从帆布袋里翻出笔记本，把刚才那段对话的核心观点记了下来。他看着她在笔记本上飞快写字的样子，嘴角微微上扬，然后重新翻开剧本。
深秋的银杏叶黄了一树，阳光从落地窗里斜斜地打进来，落在她低头写字的侧脸上。沙发的这头到那头不过一臂的距离，他们各自做着各自的事，偶尔交谈，偶尔沉默。这种安静和他们刚认识时的那种沉默已经完全不同——那时候的沉默是距离，是界限，是她站在工作区边缘手里握着水杯不敢越过的分寸。现在的沉默是默契。
十一月，田野调查材料补充完毕，论文修改稿第二次提交。论文提交之后罗志没有停下来等反馈，而是继续做下一阶段的研究计划——沈老师课题组里还有一份文献辑佚的工作等着她。她已经习惯了把每一天都排满，这种习惯从横店延续到北京，从助理延续到博士生，从她一个人延续到她和他的日常。小叶有一天在公司跟孙姐嘀咕说小罗现在比我这个经纪人还忙。孙姐从文件堆里抬头看了她一眼，说你以为人家博士白读的。周蕤在旁边听见了，没说话，只是拿起手机给罗志发了条消息：“今晚回别墅吃饭，别在图书馆吃饼干当晚饭。”他知道她每次赶论文的时候就会用饼干糊弄一顿，跟她以前在横店用盒饭糊弄午饭一模一样。
十二月底，论文修改全部完成，定稿装订成册。罗志把厚厚一本论文放在书桌上，拍了张照发给沈老师。沈老师回了四个字：“收到，不错。”这四个字比任何长篇大论的夸奖都让她踏实——沈老师从来不说废话，能说“不错”就是真的不错。
除夕那天罗志回了趟南方老家。妈妈在厨房里包饺子，她在旁边打下手。母女俩配合默契，不需要多说什么。妈妈问她博士论文写得怎么样了，她说已经定稿了，年后答辩。妈妈点点头，把饺子皮擀得又圆又薄，随口又问了一句那个演员还好吗。罗志的筷子顿了一下，说挺好的，他今年工作很忙。妈妈说忙点好，你们都忙。馅料不够了让罗志去冰箱拿肉馅，罗志打开冰箱，发现冷藏室里放着一盒北京产的酸奶——是她从小喝惯的那个牌子。妈妈从来不在老家买这个牌子，是特意为她准备的。
晚上她给周蕤打电话。他也在老家，背景音里隐隐约约有春晚的声音。他问她答辩定在什么时候，她说预计五月中下旬。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五月好，不冷不热。她握着手机，听着他的呼吸声和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除夕爆竹声，忽然觉得这一年过得很长也很短。长到她把一个开题报告变成了一本厚厚的博士论文，短到她还记得夏至那天面馆碗底那个荷包蛋的味道。明年，明年这个时候，她就是博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