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弛道
《史记正义》引应劭注说:“谓于驰道外筑墙，天子于中行，外人不见。”因此最早的驰道是仅供皇帝一人使用的专门的交通道路。因为要保证皇帝的安全，所以在驰道两边要筑有墙垣。秦始皇巡视的足迹到哪里，沿途的驰道也就随之建立起来，关中通往关东的交通线路也逐步形成，即由都城向四周的各郡县放射，所以司马迁才说，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史记·秦始皇本纪》)驰道的建筑材料是由黄土夯筑，路的表面平整，没有杂草。到了汉代，驰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汉书·贾山传》)。外面的旁路，则允许百姓自由通行。驰道也需要不断地修整，有时耗费工时也很大，《史记·平准书》就记载了西汉武帝时“天下郡国皆予治道桥，缮故宫”的情况。
秦汉两代驰道的特点是呈东西向，其线路从京城出发，向东出函谷关，经河南境内的洛阳到达定陶，最后抵达今天山东境内的临淄，贯通东西。
（摘自《秦汉社会日常生活》作者王凯旋，中国工人出版社,p153-154）
2.城市布局
秦汉城市宫殿和官署占据着城中的主要位置，在宫殿区四周还另外筑有宫墙。据考古勘测，汉代长安城中的长乐宫和未央宫的宫墙长度分别为10公里多和接近9公里。这两处宫殿区就占据了长安城全城面积的二分之一。(参见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 转引自武伯纶《西安历史述略》)东汉洛阳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而其他一些郡县城市，官署、宫殿也处于城市的中心位置。因此，秦汉城市的政治功能是它的又一特点。
秦汉城市的街巷布局呈经纬分布，《三辅黄图》卷二引《三辅旧事》记载:“长安城中八街九陌。”《后汉书·百官志》注引蔡质《汉仪》记载:“洛阳二十四街。”所谓“八街九陌”和“二十四街”，即是纵横交叉排列，犹如今天的东西为路、南北为街的排列。前面我们曾说道，城门中以居中者为最大，城内街道也相应地以通往各自方向的中心城门为最宽。以长安城为例， 最大的一条街道南北纵贯5000多米，宽达20米，全部街面近50平方米，皇帝专行的驰道处在正中位置。东汉洛阳城的街道宽、长及一些设施也同长安城极其相似。秦汉城市的又一重要成就是“复道”的建设，其特点是部分建于地面之上，可以跨越其他街路或建筑物，形成立体人行桥；但在汉代，它的使用权和专属权只属于皇帝所有。（摘自《秦汉社会日常生活》作者王凯旋，中国工人出版社,p136-137）
3.甘豆羹
食用干饭时往往加水，谓之“飧”。但也常有边食干饭边饮水者，有条件的则饮温汤。较讲究的则“以羹浇饭”谓之“赞”(《说文》)。豆类也可做饭， 但完全以豆为主食，则被视为贫困生活。《东观汉记》:闵仲叔，太原人，与周党相友，党每过仲叔，共含菽饮水，无菜茹。因此，豆主要用来做粥。汉代最流行的豆粥为“甘豆羹”，是以米同小豆煮熬而成，以其味甘纯故有是称(见《急就篇》颜注)，当然也有加醋、盐等调料者。 通称为“羹”，亦可视为副食。“羹饭”为秦汉人常食。（中国断代史系列《秦汉史 下》作者林剑鸣，上海人民出版社，p1018）
4.炊具
炊具及餐具秦汉时期的主要炊具是灶、釜、甑。烹调蒸煮的器具，有鬲和献。做菜煮肉的称鼎和敦、彝。
灶的形状与今日农村所用之烧柴灶大致相同，一般为立体长方形，前有灶门，后有烟囱，灶面有大灶眼一个，另有小灶眼一二个。 (见《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孔上置釜甑。有的在火门上还有并列的竖条孔火眼。
釜一般用夹砂陶制成，黑红色，扁圆腹，圜底，可套在火眼上，为煮食物之器。甑亦多陶制，敞口，外折平上沿。是蒸食物之器。小釜与大釜形式相仿。也有作罐形，应是温水器。釜、甑也有以铜或铁制的。在南方汉墓中还发现有一种三足铁架，架上置铁釜，用以烧煮食物，具有灶的作用。
民间蒸饭一般用柴草，畜牧发达地区或用牛粪，所谓“灶下炊牛矢，甑中庄豆饭”(《太平御览》卷850引应璩新诗)。秦汉时代已有煤出现，并用于冶炼。但是否用于做饭，尚难确定。
盛食物之器皿民间一般已有陶质的碗、盘、耳杯等。富家贵族则多用漆器，碗、盘与今日之形式相近，耳杯多为椭圆形，两侧有把手， 形似耳，故名。用以盛酒或羹。此外，常用食具还有尊、簋、爵、勺等以及厨房中放置食物的“庋”(见《后汉纪》卷23胡三省注)。盛食品的有高座的小盘子，叫做豆和登，大盘子叫做俎，后来又演变为切茶切肉的砧类用具。进食时则用筋箸，即筷子，也有匙，或称匕
（中国断代史系列《秦汉史 下》作者林剑鸣，上海人民出版社，p1022）
5.剪边/轮五铢钱
指人为剪凿或磨削钱币外廓（五铢钱的轮边）导致重量不足，剪下来的铜料一般被拿去铸私币了。
实物在安阳博物馆和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都可以看到！
五铢钱被百姓弃用的具体时间并不明确。既然曹操高陵里都挖掘出了剪轮五铢钱，仅个人认为，这就足够证明东汉末年还存在不少的流动，跟我读到的以下内容有些许冲突，但还是给大家列出来让大家自行判断。
“两汉时期。使用了三百多年的五铢钱，由于城市破坏、土地荒芜、人口稀少，造成的经济衰落，到此已无多大用处。交易还有，但已不用五铢钱作媒介而是使用谷帛。《三国志·魏志·董卓传》说:董卓“悉椎破铜人、钟虞，及坏五铢钱。更铸为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郭，不磨。于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这是把钱货不行的原因归之于董卓毁五铢、铸小钱上。这是表面现象。钱之不行，是由于经济衰落，交易中对货币的需求少了。只要交换经济发达，钱货就会使用的。
钱货不行之后，在交换中担当交易媒介即货币使用的是谷帛。汉末、三国初年，谷帛成为交易工具和价值标准，一切交易通过谷帛作媒介来实现， 财富多寡以谷帛来计算。如《任嘏别传》说:“(任)，乐安博昌人，世为著姓。....年十四始学。....遇荒乱，家贫卖鱼，会官税鱼，鱼贵数倍，嘏取值如常。又与人共买生口，各雇八匹。后生口家来赎，时价值六十匹。共买者欲随时价取赎，嘏自取本价八匹。共买者惭，亦还取本价。”(《三国志· 魏志·王昶传》注引)后来，"会太祖(曹操)创业，召海内至德，古应其举" (同上)。他买生口的事，当在董卓乱后初平到建安年间，民间买卖以布匹为交易媒介了。
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曾一度恢复五铢钱。三月“初复五铢钱”， 但十月，就又“以谷贵，罢五铢钱”了(《三国志·魏志·文帝纪》)。
谷帛代替金属货币，时间久了，便出现一些流弊。《晋书·食货志》载: “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又载:“(晋)安帝元兴中.....孔??之议曰:.... 帛为宝，本充衣食，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此之为弊，著自于曩，故钟繇曰:‘巧伪之人，竟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世制以严刑，弗能禁也。’”
因此，到了魏明帝时，便接受司马芝等人的建议，于太和元年(227年) 四月，“行五铢钱”。这是《三国志·魏志·明帝纪》的记载，比较简略。《晋书·食货志》记载较详，说:“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钱，则国丰刑省，于事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 至晋用之。”
但即使明帝恢复使用五铢钱以后，金属货币也仍未能排挤谷帛之用作货币，民间一般仍以布帛为币。《三国志·魏志·胡质传》注引《晋阳秋》有这样一段故事:“质之为荆州也，(质子)威自京都省之。....拜见父。停厩中十余日，告归。临辞，质赐绢一匹，为道路粮。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审于何得此绢？’质曰:‘是吾俸禄之余，故以为汝粮耳！”
胡质为荆州刺史，是在明帝时。在他任荆州刺史时，适逢东吴大将朱然围樊城。按朱然围樊城在明帝景初元年(237年)。事在明帝恢复五铢钱之太和元年(227年)整十年之后，而各地人间来往仍以布帛为路粮。路粮者， 路上之费用也，路费也，仍是以布帛为货也。
不仅各地方，就是京师，起货币作用的仍是布帛而非五铢钱。景初年间，京师买官仍是用布帛的。《三国志·魏志·夏侯尚传附子玄传》注引《魏略》有如下一段事:“玄既迁，司马景王(司马师)代为护军。护军总统诸将，任主武官选举，前后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故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 “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三百匹。’宣王(司马懿)与蒋善，闻以问济， 济无以解之。因戏曰:‘洛中市买，一钱不足则不行。’遂相对欢笑。” （《三国史》作者何兹全，人民出版社，p113-114）
6. 长上短下
《三国志·吴主传》裴注《献帝春秋》曰： “张辽问吴降人：‘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降人答曰：‘是孙会稽。’辽及乐进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举军叹恨。 ” 《江表传》曰： “权乘骏马，上津桥；桥南已见撤，丈余无板。谷利在马后，使权持鞍缓控；利于后著鞭，以助马势：遂得超度。权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谷利者，本左右给使也。以谨直为亲近监。性忠果亮烈，言不苟且，权爱信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