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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1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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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冬，战争结束，我终于踏上了梦寐以求的回国的轮渡。
疲惫的士兵塞满了船上的每个角落，带着应激失调和战后创伤的年轻人在甲板上大吵大闹，几乎没有一刻停歇。我在卧室内被这些噪音吵得不耐烦，一个月来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当船终于驶进美国领海时我长舒了一口气，在即将靠岸时才理解了当年五月花号船员踏上新大陆的兴奋与喜悦。
或许是因为这段经历，当上级在对我提出要将我分配到战后福利管理处时我连着说了十二个“不”。谁都知道战前征兵时向公众宣传的战后福利保障不可能实现，我才不会浪费自己的后半生来跟那些伤残老兵们扯皮。他们拖着战争里残废的半边身子流落街头又不是我的错，要怪就怪那些把他们送上战场的人吧——谁叫他们生在这个伟大又卑劣的国度呢！
那天我们坐在咖啡厅里谈了快三个小时，依然没有讨论出一个明确的结果。战争结束时我的位置很尴尬，级别既没有高到可以作为战争英雄直接退休养老，又没有低到像普通士兵一样可以作为耗材随处丢弃；再加上我曾经帮他们在背地里干过不少脏事，以及我家族的背景——他们必须首先对我进行妥善安置。可惜的是退役军人太多，空缺职位又太少，所以我一直没得到自己想要的工作——一份高薪又体面的闲职。
当时他们给我分配的直属上级是一个爱打官腔的大鼻子老头，据说以前是我父亲提拔上去的。咖啡厅里他坐在我对面不停的说着一些“感谢你做出的贡献”和“我们也很为难”之类的话。这种话我听得太多了，于是摆摆手打断他的辩解。
“要么你给我一个我想要的职位，要么就让我回到军队里去。”我给他下了最后通牒，随后离开了咖啡馆。虽然我没注意他的脸色，但用膝盖想想就知道一定不好看。
几天后我父亲的电话打进我的公寓，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后跟着工作通知：尽快前往抚恤金管理处就职。挂断电话后，我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
我的最终归宿依然是福利机构，但并不负责士兵本人的战后安置，而是负责死亡士兵家属的抚恤金赔偿。当然，面对家属的工作主要是那些底层员业务员干的，我只需要坐在办公室里，每天在秘书送上来的名单上签字就可以。
这份工作完美符合我的要求——高薪、体面，而且清闲。1945年春，我正式上岗就任，每天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站在窗边抽烟。秘书每天下午会送来一叠申请文件，而我只需要在“允许赔偿”后的横线上签名，这就是我的全部工作。
当然，也不是每天如此，有时秘书会找不到我，因为我会悄悄溜出去。
至于原因嘛，非常简单：来到一楼大厅里的只有两类人：寡妇和母亲，有时她们的哭声会顺着楼梯传到二楼，我被吵得心烦，感觉像是回到了那班载满士兵的轮渡。没人愿意在心烦意乱的时候继续工作，所以一般这时我都会披上长外套出门透透气。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子会让我感觉好一点儿，但也只有一点儿。抽完一整包香烟被后我会回去，她们依然在哭，跟我离开时没有两样。
我可怜她们，我会在遇到一位哭红眼的寡妇或母亲时体恤地向她们表示慰问，但也仅此而已。上帝把我从尘土飞扬都战壕里带回这个应许之地，也会把她们的悲伤带去更远的地方。那些寡妇总会再嫁，而那些母亲——谁在乎她们能不能走出来！我只要在那些文件上签字，然后她们拿着那笔抚恤金走人。原本一文不值的冰冷尸体换成了如今眼前温暖的钞票，她们都应该感谢我，我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遇到了艾莉莎。
那一天，我照常被楼下的哭声闹得心烦，于是在喝了一杯咖啡后准备出门抽烟。大厅里的寡妇和母亲抽泣着抱作一团，柜台业务员努力从哭声里分辨出她们要登记的信息，打字机的声音夹在中间断断续续。顷刻间，抽泣、嘈杂、混乱一同涌进我的耳朵，我烦躁地闭上眼睛，一瞬间好像回到了战火纷飞的战场，正举枪对着同样瞄准我的敌人。
我叼着烟，准备去外面透透气，穿过大厅时顺理成章地从一群穿着黑色丧服的女人中间劈开。正当我推动大厅的旋转门时，门外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她穿着黑色的裹身长裙，头发向后盘成一个发髻，上面挂着一截短短的黑纱；她的手上戴着黑手套，边上缝着一圈精致的短蕾丝。最让人移不开眼睛的是那张脸，哪怕隔着旋转门厚重的玻璃都能看出那是多么美丽的一张脸：皮肤白皙，睫毛浓密，琥珀色的眼睛低垂着，鼻头向上微微翘起。除了那双哭红的眼睛外，那张脸上没有任何一点瑕疵。
我一瞬间被惊得停止了呼吸，恍惚间与她一同进入旋转门。只不过我向外她向内，层层玻璃将我们隔在两边。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我已经来到了室外。
马路上车水马龙，行人来来往往。我回过头，旋转门玻璃后婀娜的黑色背影正缓缓离我而去。
我抽着烟，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脑海中又浮现出刚才那位夫人姣好的面容。蓝天白云和清新空气突然失去了吸引力，我掐了烟，推动旋转门走回大厅。
在一个满是寡妇的大厅里找一个寡妇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如果她们都穿着黑色丧服那就更难了。我在大厅里连续转了几圈，才在其中一排椅子中间看到了那位夫人。但这次我没有贸然上前，而是悄悄躲在了茶歇台旁，用眼角的余光打量她。
战后最不缺的就是悲伤的女人，向来如此。我端着咖啡，视线穿过大厅中无数的妻子和母亲，最后定格在那个女人身上。此时她没有与人交谈或掩面哭泣，她只是坐在椅子上，低着头，看着自己手中的号码，不知在想些什么。
我靠在墙边，低头抿着茶歇处的廉价咖啡，这才注意到，虽然那位夫人此时没有哭泣，但眼睛下方却有一片浅浅的乌青，眼睛周围也布满血丝。她一刻不停地眨着眼，好像在极力控制自己不要流泪。
可怜的女人！我在心里感叹道，脑中却一刻没有停止过对她的肖想。来申请抚恤金证明她一定过得非常拮据。男人们回来后工厂开始大量辞退女工，即使她们在战时曾为整个国家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失业女工在街上随处可见，现在一个女人想要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十分困难；而如果她有孩子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我不动声色地看着那个疲惫的女人，想到这么美丽的人可能在生活中受到的摧残与折磨就一阵心痛。上帝啊，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
那个下午我站在角落里默默观察了她很久，直到她起身前往接待处。负责接待她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打字员。我看着那个手指灵活的打字员在几分钟内登记好她的信息，关切地对她说“三天后再来”。
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个计划。
下午五点，我准时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秘书在十分钟后向我送来了今天需要签字的文件。往常这些东西我看都不会看一眼，而今天我却认真地一份一份地核实信息。直到我找到3号接待处3点50分的那份申请，时间、地点这些都对的上。我把这份报告单独抽出来留下，心里不断感谢上帝赐予我的这个机会。
完成这一切后，我坐在办公桌后的扶手椅上微笑，脑海中不断畅想着可能发生的未来。这件事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呢？我不知道，但我很有兴趣。这会成为我我无聊的生活中的一点小小的调味剂，正如在平静的水面上投入一颗石子。
我想到下午那位夫人的脸庞，于是轻轻笑出声。汽车的鸣笛声从窗外传来，对面大楼的灯光透过窗框照亮了我面前的办公桌。街对面的大楼上一扇扇窗户接连亮起，我立在窗前，畅想着每扇窗后丈夫与妻子每晚发生的故事。
黑暗中，我像一只蛰伏的獾。
，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