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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国亮 ...

  •   赵国亮,1984年生人,出生于四川的一个偏远山区,是赵兴强和杨红翠的长子,二弟赵智民比他两岁,小妹赵小英则小他五岁。

      赵兴强本人也是家中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赵兴旺、赵兴盛。赵国亮的爷爷奶奶是当时地主家的孩子,因此有些文化。所以赵兴强作为地主家的长子长孙,也自然读了一些书,受过几年教育。奈何后面在农村中开展“斗地主”运动中,赵家不可避免地衰败了。到了赵兴强这一代,已经开展了农村公社,所有人都是靠挣工分吃公粮。

      这个村子很多赵姓人家,得益于赵兴强祖上家业和声望。由于赵兴强自己比其他人多识字,写得了几个好字,懂得东西比同辈的文盲老粗多些,所以年纪轻轻就在当地生产队谋得一个小小的职位。待土地政策开放后,赵兴强三兄弟和其他人一样在这片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农作,没过多久他便和隔壁村子的同龄女性杨红翠结婚,次年便生下长子赵国亮。

      此时,在沿海地区已是风起云涌,下海经商、海外资本进入中国,一片经济繁荣景象。但在偏远的四川农村,仍旧还是农耕社会,当地大部分村民人都是靠天吃饭,庆幸的是,至少是能自给自足,已经不会再饿死人。

      然而,山外的世界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不甘困守在大山里的年轻人,他们不甘寂寞,背上行囊远走他乡。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未奔向遥远的沿海地区,而选择了更近、同样急需劳动力的新疆。因为新疆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那边地旷人稀,只要年轻有力气完全可以在新疆谋生。在这些人中,就有赵兴强的两个年轻弟弟。

      而赵兴强,已成家有孩子,则遵守责任和传统,留在家乡,种地养猪,时而去镇上赶集摆摊,做些小买卖,日子过得不上不下。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赵兴强的三个孩子也慢慢长大。与村里许多“给口饭吃就成”的养娃方式不同,赵兴强咬着牙,坚持把三个孩子都送进了学校。长子赵国亮尤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这孩子从小脑子就灵光,学习一点就透,成绩在学校里一直都是第一名。更难得的是,他长得眉清目秀,个子在同龄人中也是出挑的,走在村里,总能收获街坊邻居由衷的夸赞:“兴强家的亮娃子,真是又聪明又体面!”自然而然地,赵国亮成了赵兴强夫妇心尖上的宝贝,那份疼爱远胜于对老二赵智民和小妹赵小英。

      小学时的赵国亮,甚至谈不上多么努力。他不太明白“刻苦读书”背后的意义,只觉得上学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每天吃过早饭,他便领着弟弟赵智民,和村里其他孩子一起嬉闹着去学校。放学后,照样疯玩。可奇怪的是,每次考试,他总能稳稳地坐在第一名的位置上。当时家里条件有限,但赵国亮每天早饭必定有一个珍贵的鸡蛋,这让他比同龄孩子长得更高更结实。于是,成绩好、个子高、模样俊的赵国亮,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一带的孩子王,更是学校里所有老师捧在手心里的“香饽饽”。

      由于赵智民成绩不好,年龄小,家里有好吃的都先给赵国亮,所以赵智民总是矮小的,不怎么说话的,在人群中也是不打眼的,和哥哥赵国亮那活泼嘴甜、讨人喜欢,光芒四射、鹤立鸡群的形象完全不一样。

      赵国亮被父母寄予厚望,要求专心读书,家里的农活、杂活很少干。一般家里需要帮手时,杨红翠总是习惯性地喊:“智民,去帮你爸把猪草剁了!”“智民,去把柴劈了!”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赵智民,心里也明白自己干的活比哥哥多,碗里的肉和鸡蛋却少得多。但赵国亮偶尔心情好,也会带着他一起玩,再加上钝感力比较强,他也没感受到严重的心理不平衡。他想,谁让自己成绩不如哥哥,长得也不如哥哥呢?多干点活也没什么。周围的小伙伴们不也都这样么?只有哥哥赵国亮是个例外。这么一想,他对父母的偏心也就默默接受了。

      慢慢地,上了初中后,赵国亮的世界迅速扩展,认识的人更多了他不再带着自家的弟妹,而是和学校里那些同样优秀的同龄人混在了一起。相反,赵智民很喜欢带着小妹玩,两人年龄只差三岁,其实也能玩在一起,还很融洽。

      赵国亮读初中那几年,正是农村悄然变化的时期。许多外出打工的人带回了山外的新鲜玩意儿和见闻。乡镇上开始出现属于年轻人的各种娱乐场所:烟雾缭绕的网吧、充斥着电子音乐的游戏厅、碰撞声里的台球室……农村的生活,正被一点点撬开缝隙。

      假期里,赵国亮跟着同学去了趟县城。那里的“花花世界”更让他大开眼界:更大更亮的网吧,更热闹的游戏厅,穿着时髦的年轻人……一颗渴望逃离山沟沟、奔向县城的心,在他胸膛里猛烈地跳动起来。当然,以他的成绩,去县城读书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在当地教育资源匮乏的年代,赵国亮已经是老师的得力助手,也就是班长。他不仅自己成绩优异,还能帮老师出测试题,把自己的解题思路分享给同学。

      整个初中时期,赵国亮俨然是学校的风云人物,更是这个村子里最让父母脸上有光的孩子。杨红翠哪怕是在田间地头干活,采茶叶、种红薯、收玉米等时刻,与其他村妇们闲聊时,叶总能收获一片艳羡的恭维:“红翠啊,你家亮娃儿真出息!”“祖坟冒青烟喽,生了这么个会读书的娃!”每每听到这些,杨红翠心里就像喝了蜜一样,满足和骄傲全部写在脸上。

      和杨红翠一样,赵兴强在街上摆摊时,也常被其他学生的家长或熟人拉住,少不了对赵国亮的一番夸赞。他虽然不像杨红翠那样喜形于色,只是“嗯嗯”应着,但心里那份骄傲和得意,却是实实在在的。

      赵国亮,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一路顺风顺水,至少在成年之前是如此。他是给父母、给老师“长脸面”的人物。这份荣光,让赵兴强和杨红翠对长子的偏爱,无形中又“更上一层楼”。

      时间来到2000年,这是崭新的一年。新千年的钟声敲响,世界仿佛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世界迈入新时代了。中国开始进入新世纪,加速融入全球化的浪潮,发展的春风吹向内陆,即便是四川的偏远小县城也迎来了崭新的发展。然而,对赵国亮而言,2000年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人生拐点,一个彻底改变了他、也改变了整个赵家命运的起点。

      在这一年,赵国亮考入了县里的高中,开始了寄宿生活。即便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小县城,在当时的赵国亮眼中,也已是另一个世界,远比闭塞落后的农村“高级”太多。那时,“新农村建设”的概念还没有被提出,村里的景象仍是:一座座低矮破旧的瓦房,甚至还有不少土房子;也没有水泥公路、全是雨天泥泞不堪的土路;家里没有热水器、电视机是稀罕物;停电是家常便饭;晚上最常使用的就是煤灯和蜡烛,晚上人们也只只能早早睡觉,没有什么娱乐。

      但是在县城却不一样,赵国亮每周末可以和朋友白天去台球厅,晚上去游戏厅,然后通宵在网吧。那时候的□□刚刚兴起,互联网上光怪陆离的信息和便捷的交友方式,给这个来自山村的少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原本是每周末回家一次变成了每个月回家,到了高二高三时候,基本上就只有一个学期才回家。

      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频繁的要钱电话。家里没有电话,只有镇上一个与赵兴强相熟的牌友开的小卖部有公用电话。赵国亮摸准了父母去镇上赶集摆摊的日子,便在那天把电话打过去。

      “爸,学校要交下学期的书本费了,能给我汇点钱吗?”
      “妈,这个月生活费不够了,马上要模拟考,还得交卷子钱,能再给点吗?”
      “妈,我……我前两天发烧住院了,快好了。钱是室友先垫的,你能赶紧给我汇过来吗?”
      “妈,今天我们班主任过生日,全班同学都凑份子买礼物,我是班长,不能少……”

      各种各样的理由,一次又一次地从电话那头传来。起初,赵兴强还爽快地答应,到了高二,他开始觉得不对劲:一个高中生的开销,怎么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他们开始在电话里询问儿子的具体花销,委婉地提醒他稍微节省一些。但杨红翠心软,对这个从小到大没让她操过心、又给她带来无数荣光的儿子几乎有求必应。在她朴素的认知里,半大小子吃穷老子,花销大点也正常。于是,赵国亮摸准了门道,一缺钱就找母亲。电话那头杨红翠的应承声,总是格外爽快。

      高中这两年,赵国亮过得可谓逍遥自在。吃穿不愁,花钱大方,更不用为前途担忧。在那个年代的农村,能拿到高中文凭已是凤毛麟角,足以在县城找个像样的工作了。当然,这是赵国亮自视甚高的想法,某种程度上也是杨红翠的想法。她没读过几天书,嫁给了曾经是“地主崽子”的赵兴强,觉得儿子能识字,有文化,将来找个工作挣钱,就已经是天大的出息了。但赵兴强不这么想。他总觉得,书读得越多越好,有更多文化总是好的,内心深处还是盼望着儿子能考上大学,光耀门楣。

      然而,赵国亮一个高中生的开销,已经像一块巨石,沉沉地压在这个并不宽裕的家庭上。家里的几亩地、养的猪和鸡,维持温饱尚可,但要供养第二个高中生,已是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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