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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窥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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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7点半了，是客厅里的人把我吵醒的。醒来时已经看到赵兴强和杨红翠，还有一位年纪差不多大的面生的老妇女，他们坐在烤火桌旁和赵安然在那说话。
屋外坝子里，早到的乡亲们已经开始忙碌，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和低语声混杂在一起，为这个清晨的丧家添了几分喧闹。
昨晚后半夜，赵安然没有把我叫起来守夜，我竟一觉睡到了现在。我下意识抬头看了他一眼，他眼底带着淡淡的青黑，神色疲惫，不知昨晚他究竟睡了没有。看到我醒来，两位老人关切地望过来。
“无恙，睡得好不好啊？”奶奶杨红翠温和地问。
我脑子还有些懵，含糊地应了一声：“嗯……还可以。”
“哎哟，无恙啊，你这说话声儿跟猫叫似的，大点声儿嘛！”那位面生的老年妇人立刻皱起眉头，声音洪亮地表达着不满。
杨红翠赶紧过来给我打圆场，招呼我认识这位老年妇女：“无恙，这是你二家婆。”
二家婆是赵兴强的二弟媳妇儿，长得不像农村妇女，身材圆润，穿着皮草，像是城里来的。我淡淡地看着二家婆向她问好后，杨红翠接着说：“她比较文静，确实不怎么爱说话。”
“她比赵安然还内向，还不爱说话。跟小时候差不多，好像她小时候就没有怎么说过话。现在长大了也不爱说话。”这位二家婆说话挺爽朗直接的，声音粗亮，确实跟我形成鲜明对比，感觉她的中气比我还足。
“虽然说女孩子文静些比较好，但说话还是可以大声些，后面跟其他长辈们打招呼也大大方方的。”
杨红翠和赵兴强也在一旁“嗯嗯”迎合着，赞同她的言论。
我明白他们的好意，知道她们想让我大大方方跟各位长辈聊天。但我真的茫然和无措：眼前这些人，除了刚认识的爷爷奶奶和哥哥以及赵家人，其他几乎都是陌生人。而且她们说的还是方言，有时候说话太快我根本反应不过来她们说的是什么。与其贸然打断询问还不如我沉默。
另外，在此刻，我脑海的想的是更迫切的现实问题：我该去哪里洗漱？
正当我在愁思时，赵安然打断了他们对我的讨论。“她一个人都不认识，肯定不知道怎么叫人，也听不懂我们这的方言，喊人也是需要有个过程的。”
“嗯嗯，没事儿，慢慢来。”赵兴强也开始顺应赵安然的话。
接着赵安然便走过来，示意我从竹沙发起来：“去烤火桌那边坐吧，那边暖和点。”等我起身，他把竹沙发归整成原样，又把被褥折起来放在一旁。给进出客厅的人腾出更宽敞的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我看着赵安然行云流水的动作，显然做惯了家务。虽然我跟着妈妈两人在宁波，生活很艰难，但我发现妈妈都没有让我干什么活儿。长大后，除了跟妈妈学会基本的洗衣做饭，宁波的城市生活也确实没什么农活、杂活需要我做。
没过一会儿，妈妈和赵小英她们一起走了进来。妈妈递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装有日常用的牙刷、牙膏、毛巾等洗漱用品：“快去洗漱吧，用你二爸那边的卫生间，这边人多。”
在赵智民那边洗漱完回到这边客厅，没过多久就开始吃早饭了。妈妈告诉我这边的早饭都是面条或者米粉，是这边的特色，很好吃。上次外公葬礼我们赶回去很仓促，我都没有尝到。
走到坝子里，看到一个特别大的不锈钢盆里盛满了煮好的面条，里面混着昨晚酒席剩下的炒菜，还有新烫的空心菜。我学着大家的样子，自己拿了碗筷，夹了一碗。面条的质地和汤头确实和外面馆子里的不同，带着一种质朴的家常味道，很香。
早饭吃得随意，很简单，没人张罗摆桌，盆和碗筷都集中放在一张桌上，大家拿碗筷自己夹面条，夹多少吃多少，夹好后，无论男女老少都端着碗要么站着，要么自己找凳子坐着，三三两两地聚在坝子里、屋檐下，边吃边和周围的人侃着天。
经过昨天一整天的“围观”，乡亲们对我的新鲜劲儿似乎淡了些，投来的目光少了许多。我和妈妈找了个角落的凳子坐下，安静地吃完。
饭后，坝子里又热闹起来。年纪大的长辈们围着炭火盆烤火、闲话家常，另外几处支起了麻将桌，哗啦啦的洗牌声和说笑声此起彼伏。赵兴强、赵安然和赵智民则是端着装满瓜子、花生和散装香烟的托盘，在人群中穿梭，给帮忙的乡亲们递烟、抓零食，表达着谢意。
后来我才懂得，这是农村办丧事的一种重要习俗。离下葬还有一周时间，办事的主家最怕的就是“冷场”，怕没人气。乡亲们能来，哪怕只是坐着闲聊、打牌，对沉浸在悲痛中的主家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慰藉和尊重，象征着人情的温暖。
我不习惯在外面，因为人确实太多，要打招呼的人也多。我们便去了客厅，客厅里也坐满了人，我和妈妈就坐在旁边，他们和妈妈聊了一会儿后，没过多久妈妈便接到了舅舅的电话，外婆身体不适要去县里的医院。
妈妈随即向两位老人表示了情况。赵安然听闻后也用自己的手机给外婆打了电话问候，看神情他很关心外婆。看他通话的神情很自然，没有拘谨和客套，看样子他和外婆应该是经常走动。
“无恙，外婆那边情况不太好，舅舅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妈妈得过去照看一下。你就留在这里陪着爷爷奶奶，有什么不懂的、需要帮忙的，就问小姑她们。有事随时给我发消息或者打电话，啊？”
妈妈交代我情况后，还是对着赵安然叮嘱了她想说的话：“安然，你不用太担心你外婆，你这段时间会很辛苦，你好好照顾爷爷奶奶，自己也要多注意身体。我17号那天应该能回来。”
赵安然依旧很平淡地“嗯”一句以表示回答，没有过多的表情袒露。我也看不出他对妈妈的关心是怎么的感觉。
妈妈离开后，我心里瞬间空落落的。
在外婆家，我可以一个人自在待着，行动自如，因为我知道那是妈妈的家，某种程度上也是我的家，所以我可以想干嘛就干嘛。但是现在我在赵家，就如同我小时候刚跟着妈妈去陈建军的家里一样。当妈妈和陈建军去城里打工，把我一个人留在那个陌生的陈家时，我就像个寄人篱下的客人，一举一动都透着拘谨，连吃饭、上厕所都要小心翼翼地看人脸色，得到默许才敢行动。
所以，我现在一个人在赵家无所适从。
哪怕我现在长大了，我也依然很拘谨。赵兴强和杨红翠不止一次告诉我：“这里是你的家，你姓赵，你叫赵无恙，是赵国亮的女儿”。
道理我懂，可内心深处，我依然觉得自己只是个前来吊唁的、格格不入的客人。
童年时，是陈思阳的热情主动，把我拉进了那个陌生的陈家。我当时能强烈感受到陈思阳对我的好感，小孩子心思单纯，加上同龄玩伴的吸引力，我很快便和陈思阳玩到了一起，融入陈家，忘记了那种“外人”的感觉。
而此刻，在赵安然身上，我似乎也捕捉到了一种微妙的、似有似无的靠近。我能感觉到，赵安然是想靠近我的，尽管他总是沉默寡言，对我也没有什么表情。然而，我们都长大了。即使我们清楚地知道彼此是血脉相连的手足，但同时，我们也只是刚刚相认、只知道彼此名字的陌生人。这份突如其来的亲情，让我们都不知该如何安放，如何面对。
我和赵安然显然都不是情感外露的人。至今，我们从未叫过对方的名字，交流仅限于必要的只言片语：“坐那边。”“嗯。”“去吃饭。”“好。”……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话可说。
也许是因为他作为死者的儿子，肩负着照顾所有宾客的责任；也许是他骨子里认定自己是哥哥，觉得理应照顾我这个突然出现的妹妹。在妈妈离开后的几天里，这种沉默的关照变得更加具体。白天，他看我一个人缩在竹沙发上发呆，会走过来，用眼神示意一下烤火桌旁的空位：“那边暖和。”晚上守灵，他更是从未叫醒过我替换，都是他一个人去换香火和照看长明灯。
这些普通的日常片段，其实和第一天我来时并没有什么不同。对话依旧是几个字、一两句话就结束了。可不知道为什么，每当夜深人静，众人散尽，只剩下我和他守着灵堂时，那种令人窒息的尴尬和不自在感，似乎悄然褪去了一些。我甚至能感觉到，他身上没有了最初那种拒人千里的漠然。
有时候，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难道这就是血缘的力量吗？明明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刻意的亲近举动，没有促膝长谈，甚至没有几句像样的交流，任何增加感情的方式都没有做，但我却能明显感知到，某种无形的、源于血脉的联系，正在将我和赵安然的心，一点点地、无声地拉近。
这几天，除了对赵安然有了些许了解，我也像拼图一样，重新认识了赵家的每一个人：赵兴强、杨红翠、赵智民、赵小英。当然，还有那个在我生命里缺席了太久、如今只剩下一个名字的亲生父亲赵国亮，以及我的妈妈王秀梅——在这个家庭里，她似乎也有着我不曾完全知晓的故事。
这些信息，一部分来自白天乡亲们七嘴八舌的闲谈，更多的，则来自夜深人静、所有外人都离去之后。那是这个家庭最脆弱、最不设防的时刻。围坐在炉子旁边，年长的亲戚们会忍不住追忆、谈论起赵国亮。从他幼时的顽皮，到读书时的意气风发，再到成家、离婚、以及后来的种种不如意……
家人们袒露心扉，彼此控诉着对赵国亮的不满，也难过于赵国亮的撒手人寰。种种复杂情绪在夜色里交织流淌。
为什么我能知道这么多？
因为我不说话，总是沉默地坐在最不起眼的角落。另外我一直用“听不懂方言”作为最好的挡箭牌，避免了我和他们之间所有的深度交流。久而久之，大家都默认了我这个“宁波回来的丫头”完全听不懂他们的方言。于是，在我面前，他们谈论起妈妈王秀梅和父亲赵国亮那些陈年旧事时，便少了许多顾忌。
就在这一句句方言的碎片里，在那一个又一个漫长的白天和夜晚，我像一个无声的见证者，一点点拼凑出了父亲赵国亮模糊的人生轨迹，开始尝试去“认识”那个只存在于血缘关系中的父亲。同时，赵家人的形象，以及妈妈王秀梅在这个家庭里曾经的模样和处境，也在我心中渐渐清晰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