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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诊单与争吵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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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上学期的第一次月考刚结束,胃里的隐痛就没断过。起初我只当是熬夜复习、三餐不规律闹的,咬着牙灌了几天热水,直到一次课间趴在桌上写题时,胃里突然翻江倒海,一口酸水猛地呕在草稿纸上——那抹刺目的白,终于让我慌了神。
吴妈是在教室后门找到我的,见我脸色惨白地扶着墙,二话不说就拽着我往医院跑。挂号、抽血、做胃镜,冰冷的仪器探进喉咙时,我攥着吴妈的手,指甲几乎嵌进她的掌心。直到医生拿着报告单走进诊室,指尖在“胃癌晚期”那行字上顿了顿,我才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往下沉。
“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腹腔淋巴结,手术没办法切干净了。”医生的声音轻得像羽毛,却带着千斤重的力气,“保守治疗的话,生存期大概还有两年。孩子,想做什么就去做,别把遗憾留到最后。”
病历本从手里滑落,“啪”地砸在瓷砖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我听不见吴妈焦急的呼喊,也看不见医生担忧的眼神,耳边只有嗡嗡的鸣响,像是有无数只蜜蜂钻进了脑子里,嗡嗡地叫着,把“还有两年”这几个字反复碾磨。
再醒来时,我躺在病房的病床上,手背上扎着输液针,冰凉的药液顺着血管往身体里流。病房里站满了人——父亲穿着笔挺的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显然是刚从机场赶过来;母亲戴着墨镜,遮住了大半张脸,手里还拎着没来得及放下的奢侈品包;只有吴妈,红着眼眶坐在床边,手里攥着温好的毛巾,见我醒了,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都怪你!”父亲的声音突然炸响,手里的诊断单被他攥得皱巴巴的,指节泛白,“整天在外头游山玩水,孩子生了这么大的病,你连知道都不知道!”
母亲猛地摘下墨镜,眼底满是慌乱,却还是梗着脖子反驳:“你有资格说我?温振宏,小念从出生到现在,你陪过她几天?除了工作、除了你的公司,你还知道什么!”
争吵声像尖锐的玻璃碴,一下下扎在我太阳穴上,疼得我浑身发抖。我张了张嘴,嗓子干得像要冒烟,费了好大的劲才挤出一句:“爸妈,别吵了……”
吴妈赶紧站起身,挡在我和他们中间,声音带着哀求:“夫人先生,有话咱们出去说吧,小念刚醒,身子弱,经不起吵。”
父亲的眉头拧成一个“川”字,重重地叹了口气;母亲别过脸,用手背抹了抹眼睛,没再说话。两人跟着吴妈走出病房时,我听见母亲压低的抽泣声,还有父亲烦躁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在走廊尽头。
病房里终于安静下来,只剩下输液器“滴答滴答”的声响。我盯着手背上的针头,忽然觉得很可笑——原来只有当我快死了,爸妈才会放下手里的事,同时出现在我面前。可他们聚在一起,不是为了问我疼不疼,不是为了陪我说话,而是为了争论“谁的错”。
后来父亲没再出国,却把公司的文件和笔记本电脑都搬回了家里的书房。每天清晨我醒来时,书房的灯已经亮了;晚上我睡下时,书房的灯还没灭,只有晚饭那半小时,他会坐在餐桌前,沉默地扒着饭,偶尔问一句“今天吃药了吗”。
母亲也在父亲的公司找了份闲职,每天依旧打扮得光鲜亮丽,踩着高跟鞋出门,踩着晚霞回家。只是偶尔在我睡前,她会站在房门口,犹豫好一会儿才问:“小念,今天……难受吗?”不等我回答,又会匆匆转身,说“你早点睡”。
我们仨坐在一张餐桌上吃饭的日子,依旧安静得可怕。碗筷碰撞的声音在空旷的餐厅里回荡,像极了我过去十七年里,那个只有我和吴妈的、冷清的家。我看着父亲紧绷的侧脸,看着母亲躲闪的眼神,忽然明白,有些缺席的陪伴,就算用“愧疚”填补,也回不到最初的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