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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烟火里的案卷与心尖上的牵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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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烟火里的案卷与心尖上的牵挂
【本章摘要】：文章讲述了主人公在昝岗派出所工作期间，如何通过调解纠纷、帮助村民解决困难，以及与同事之间的互动，展现了警察工作不仅仅是抓捕罪犯，更重要的是维护社会和谐、温暖人心。文章通过多个故事，如帮助偷鸡少年、调解宅基地纠纷、解决化肥厂工人工资问题等，展现了警察在基层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文章也表达了主人公对警察工作的理解和感悟，认为警察的勋章不仅刻在奖状上，更刻在老百姓的心尖上。
一：人情与法律
昝岗的冬天总比别处来得急些。才过了小雪，第一场雪就裹着寒风卷了过来，把光秃秃的树枝染成了白的，地里的麦苗也盖上了层薄被，像怕冷的孩子裹紧了棉絮。我缩在派出所值班室的火炉边，手里捧着一摞案卷，笔尖在纸上划过，留下沙沙的声响，偶尔停下来呵口气，白雾在冷空气中转瞬即逝。
值班室是间朝南的屋子，红砖墙被常年的烟火熏得发黑，墙角堆着过冬的煤块，码得整整齐齐，散发出淡淡的硫磺味。火炉上坐着个搪瓷缸子，缸沿豁了个小口，里面的水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氤氲的水汽模糊了窗玻璃上的冰花，冰花像幅抽象画，有星星，有树枝，还有像小狗似的影子。
“明森，你看这个。”刘长坡抱着一堆材料推门进来，寒风顺着门缝灌进来，带着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他鼻尖冻得通红，像颗熟透的山楂，说话时嘴里呼出白花花的气，“段旭那小子写的调解记录，你瞅瞅。”
我接过他递来的纸，是份宅基地纠纷的调解记录，段旭的字迹龙飞凤舞，笔画张牙舞爪，像要从纸上跳出来：“张三家与李四家因宅基地纠纷，经调解，张三自愿让出半尺，李四赔偿张三树苗钱五元。双方握手言和，皆大欢喜。”末尾还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嘴角咧得太大，看着倒像是哭。
“他这是写小说呢？”我忍不住笑出声，手指划过纸面，却看见刘长坡在旁边用铅笔补了行小字：“实际测量宅基地长度为12.3米，李四家院墙超出0.5米，有村支书在场见证，附测量草图一张。”字迹工整，一笔一划透着股认真劲儿，连数字后面的小数点都标得清清楚楚。
刘长坡挠了挠头，憨厚地笑，露出两颗整齐的门牙：“段旭写的太飘，我寻思着还是记实诚点，万一以后有啥纠纷，也好有个凭证。这宅基地的事，十年八年都可能翻出来嚼舌根。”他搓了搓冻得发僵的手，往火炉边凑了凑，手背冻得通红，还裂了几道小口子，“这雪下得，怕是要下一夜，明早路该难走了。”
正说着，段旭裹着一身寒气冲了进来，帽子上、肩膀上落满了雪，像个移动的雪人。一进门就跺着脚喊：“冻死俺了！刚才小张跟俺去处理个醉汉，好家伙，在村口抱着电线杆子唱《东方红》，嗓门比大队部的喇叭还响，拉都拉不动！最后是他婆娘拿着擀面杖赶来，照屁股一下，才把他薅回家去，那醉汉立马就醒了大半，哈哈哈。”
他摘下帽子，露出被汗水浸湿的头发，贴在额头上，赶紧搓着冻红的手往火炉边凑，手背上还沾着点雪化成的水：“还是明森你舒服，在屋里烤火，俺们在外面喝西北风。”
“舒服啥？”我举起手里的一份案卷，纸页边缘都磨卷了，边角还沾着点油渍，“李寡妇家又丢了鸡，这都第三回了。前两回丢了三只，这次又丢了两只，都是正下蛋的母鸡。得赶紧找出是谁干的，不然李寡妇那日子更没法过了。”
李寡妇是昝岗村西头的，男人前几年在邻县的矿上出了事，被垮下来的石头砸中，没救活，矿上给了点抚恤金，早就花光了。留下她和一个五岁的娃，日子过得紧巴，那几只鸡是她从亲戚家讨来的鸡仔，辛辛苦苦养着，就指望下蛋换点油盐，给娃买块糖吃。丢了鸡，跟剜了她的心似的，上次来报案时，眼睛哭得红肿，像核桃。
王指导员端着个豁了口的搪瓷茶杯从里屋进来，杯里飘着几片茶叶末子，颜色深褐。他听见这话，把茶杯往桌上一放，慢悠悠地说：“我知道是谁。”他往火炉里添了块煤，火苗“腾”地窜了起来，映得他脸上的皱纹都清晰了些，那些皱纹里像藏着许多故事，“是西头老刘家的二小子，叫刘军，才十四岁。他妈卧病在床，常年咳嗽，说是肺上的毛病，药不离口。他爹前年死了，说是去河里捞沙子，被冲走的，没找着尸首。家里就他娘俩，估计是饿坏了，才动了歪心思。”
“那咱去抓他啊！”段旭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磨出刺耳的响，眼里冒着火，“偷东西咋行？这次偷鸡，下次说不定就偷别的了！得让他知道厉害！”
“抓了他，他妈咋办？”王指导叹了口气，拿起火钳拨了拨炉子里的煤，火星子溅出来，落在地上灭了，“我昨天去西头走访，顺道去看了看。家里就剩半袋红薯，还是邻居给的。锅台上摆着个豁口碗，里面是野菜糊糊，都冻成块了。他妈咳得厉害，蜷在被窝里，连口热汤都喝不上。那娃，穿着件单衣，冻得直哆嗦，还在给她娘捶背。”
他从怀里掏出五块钱，那钱被揉得皱巴巴的，带着体温，边角都磨圆了：“明森，你去集上买两只鸡，要活的。就说是……就说是所里给困难户的慰问，别说是咋回事。那娃本性不坏，就是被逼急了。”
我捏着那五块钱，心里沉甸甸的。五块钱在当时不算少，够寻常人家买十来斤白面，或者给娃扯块做新衣服的布料。我点点头，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就往外走。军大衣的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絮，是前几任民警传下来的，带着股淡淡的樟脑味。
雪下得更紧了，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像小针扎似的。脚下的路已经积了层薄冰，走起来咯吱咯吱响，像踩在碎玻璃上。风顺着领口往脖子里钻，冷得人缩着脖子，像只鹌鹑。
集上的人不多，卖菜的小贩缩在棚子里跺脚取暖，嘴里骂着这鬼天气。我找到卖鸡的老汉，他正裹着件老羊皮袄，蹲在墙根抽烟袋。看见我，赶紧站起来：“周警官，买鸡？今天的鸡精神着呢，刚从棚里抓出来的。”
我挑了两只活蹦乱跳的母鸡，毛色发亮，爪子结实。用麻绳拴着鸡腿，拎在手里沉甸甸的，鸡还在扑腾，溅了我一裤腿的泥点。往老刘家走时，远远就看见那间破屋，土坯墙歪歪扭扭的，像随时要塌下来，屋顶的茅草被风吹得乱七八糟，露出里面的黄土，像个斑秃的脑袋。
还没走到门口，就听见屋里传来压抑的哭声，是个少年的声音，抽抽噎噎的，夹杂着女人剧烈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像破风箱似的。我心里一紧，推开门，门轴“吱呀”一声响，像是要散架，屋里的哭声戛然而止。
昏暗的屋里没点灯，借着从门缝透进来的光，我看见个瘦得像豆芽菜的少年正给床上的女人喂水。那女人脸色蜡黄，颧骨高耸，嘴唇干裂，咳嗽得直不起腰，盖在身上的被子补丁摞补丁，黑得发亮，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少年看见我，手里的粗瓷碗“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摔成了两半，水洒了一地，在泥地上洇开一小片湿痕。他看见我手里的鸡，突然红了眼眶，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嘴唇哆嗦着：“俺……俺不是故意的……俺娘病了，总咳，想吃口鸡汤补补……俺去借，没人肯借给俺……俺没别的办法……”
我把鸡拴在门框上，走过去扶起他。他的胳膊细得像麻杆，衣服空荡荡的，能看见里面的骨头。我从口袋里摸出自己这个月的津贴——十五块钱，是刚发的，还带着点油墨味，塞到他手里：“拿着，给你娘买药，再买点白面，做点稠粥喝。以后想吃啥跟我说，或者去所里找王指导，别再干傻事了，不然你娘该多伤心。”
少年愣在那儿，手里攥着钱，指节都捏白了，钱被他攥得皱巴巴的。他看着我胸前的警徽，那警徽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光，突然“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咚咚”地磕着头，额头撞在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响：“俺再也不了……俺一定好好干活，去山上挖药材卖，报答您……”
我赶紧把他拉起来，他的额头已经红了，我拍了拍他身上的土：“好好照顾你娘，就是报答了。鸡给你留下，杀了炖给你娘补补身子。”说完，我转身往外走，没敢回头。我怕看见他那眼神，心里更不是滋味。
屋外的雪还在下，我踩着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在寂静的村里咯吱咯吱响，格外清晰。我想起父亲常说的：“机器坏了能修，零件不对了能换，可人心要是寒了，就难暖回来了。”父亲是水库的外线工，修了一辈子机器，却总说人心比机器金贵。
春节前，所里忙得脚不沾地。盗窃案、邻里纠纷、丢牛丢羊的，一桩接一桩，像赶趟儿似的。赵所长的爱人从县城来了，拎着个蓝布包袱，包袱上绣着朵牡丹花，针脚很密。一进门就扎进伙房，叮叮当当忙起来，嗓门大得能传遍整个院子：“老赵啊，你这腰不好，别总熬夜批卷子（指案卷），累垮了身子咋整？我给你带了点膏药，晚上记得贴。”
赵所长蹲在灶门前烧火，嘿嘿地笑，也不反驳，眼里的笑意像炉子里的火，暖融融的。他爱人是县城纺织厂的工人，说话直来直去，手脚麻利，和面、擀皮、调馅，一会儿功夫就准备得差不多了。
段旭和刘长坡在伙房里比赛包饺子，段旭心灵手巧，包的饺子像元宝似的，整整齐齐排在盖帘上；刘长坡包的却歪歪扭扭，有的还露着馅，像个漏风的口袋，逗得赵所长爱人直笑：“长坡啊，你这饺子下锅得成面片汤，我看你还是烧火去吧。”
刘长坡红着脸，挠挠头，真的去烧火了，引得大家一阵笑。我靠在门框上看着他们闹，炉子里的火光映在每个人脸上，暖融融的。不知怎的，突然就想家了。想母亲炖的红烧肉，油光锃亮，香得能让人多吃两碗饭；想父亲喝的二锅头，辣辣的，喝一口能暖到心里；还有院子里那棵落满雪的石榴树，枝桠上挂着冰棱，像水晶帘子，太阳一照，闪闪发亮。
“想啥呢？”王指导端着一碗刚出锅的饺子走过来，热气腾腾的，白雾模糊了他的眼镜片，“你妈给你寄的包裹，在你桌上呢，刚通讯员送来的。”
我赶紧回屋，桌上果然放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是母亲常用的那块蓝印花布。打开一看，里面是件新做的棉背心，藏蓝色的，针脚细密，是母亲的手艺，她总说藏蓝色耐脏；还有一双纳好的布鞋，黑面白底，鞋底上绣着朵简单的花，是母亲最擅长的海棠花；最底下，是父亲那枚“劳动模范”奖章，黄铜的，用红布小心翼翼地包着，底下压着张纸条，是母亲的字迹，娟秀工整：“天冷，穿暖点。你爹让你别学他倔，遇事多想想，别一根筋。家里都好，勿念。”
我把棉背心往身上一套，暖和得很，像是母亲的手在轻轻拍着我的背。奖章放在手里沉甸甸的，冰凉的金属上仿佛还带着父亲的体温，他总说这奖章是给干活实在的人的，做人就得实在。
大年初一，所里留了三个人值班，我、段旭和刘长坡。赵所长提着瓶二锅头来，还有一小碟花生米，油亮亮的，是他爱人炸的。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酒液清澈，在杯子里晃出小涟漪：“少喝点，暖暖身子就行，别耽误事。值班呢，得警醒着。”
他自己也倒了一杯，抿了一口，辣得皱了皱眉，看着窗外的雪，雪已经停了，屋顶上积了厚厚的一层，像盖了层棉花被。“我年轻的时候，在部队待过，那时候条件比这还差，冬天没炉子，就靠喝两口酒取暖。站岗的时候，脚冻得像猫咬似的，也得挺着，不敢动，一动就更冷。”
“所长，您当年在部队抓过特务吗？”段旭眼里闪着光，一脸崇拜，他从小就爱听打仗的故事。
“抓啥特务啊，就是守边疆。”赵所长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像水波纹，“不过那时候也抓过逃兵，一个新兵蛋子，想家，跑了。我们追了三十多里地，在雪窝里把人揪出来的，他冻得都快没知觉了，嘴里还喊着娘。”
他放下酒杯，语气沉了些：“但我记得更清楚的，是帮过多少人。有个老太太，儿子在我那个连，牺牲了，就埋在哨所旁边。我每年都去给她贴春联，贴了十五年，直到她走。她总说，看见春联，就像看见儿子回家了。”他看着我们三个，眼神里有期待，也有嘱托，“当警察，别总想着抓多少贼，破多少案，得想想护住了多少人，暖了多少心。案子办得再漂亮，人心凉了，也没用。”
这话我记了很多年。那天下午，雪停了，太阳出来了，把雪地照得白茫茫的，晃得人睁不开眼。我们三个带着所里买的糖果和饼干，去看望辖区的孤寡老人。李婶是个瞎子，住在村东头的小屋里，屋子很小，就一间，里面摆着一张床，一个破柜子，还有个小炉子。
我们进去时，她正摸着墙想往外走，手里还拿着个扫帚，想扫门口的雪。段旭赶紧扶住她：“李婶，我们来看您了，给您带了糖。”
李婶听见声音，笑了，脸上的皱纹都挤在一起，像朵盛开的菊花。她摸索着拉住我的手，粗糙的手指在我身上的棉背心上来回摸着：“这是你娘给你做的吧？针脚这么细，线拉得匀，比城里买的暖和多了。你娘是个巧人。”
我看着她浑浊的眼睛，突然明白，有些牵挂，早就从老家的院子里，延伸到了昝岗的烟火里，缠缠绕绕，分不开了。就像这棉背心的温暖，从母亲的手里，传到我的身上，又要传到更多需要的人心里去。
走出李婶家时，段旭正在给门口的春联描红，去年的春联褪色了，他带来了红漆，一笔一划地描着，嘴里哼着《东方红》。刘长坡在帮李婶劈柴，斧头落下，“咔嚓”一声，柴块裂开，露出里面的纹路。阳光落在他们身上，落在皑皑的雪地上，落在远处袅袅的炊烟上，一切都那么安静，又那么有力量。
我知道，这就是昝岗的冬天，冷，却藏着暖；苦，却透着甜。而我们这些穿着警服的人，就该是这寒冬里的一把火，不只是照亮路，更要暖透人心。
二：麦浪里的警徽与成长的印记
开春后，昝岗的土地像醒过来似的，冻硬的泥土开始发软，冒出嫩嫩的绿。麦田绿得能滴出水，风一吹，像一片起伏的绿海，浪头从村东头滚到村西头，带着股清甜的草香。我跟着王指导去张庄走访，远远看见地里有个身影在忙活，锄头抡得高高的，落下时带着股劲儿，走近了才认出，是上次偷鸡的那个少年刘军。
他晒得黝黑，皮肤像涂了层油彩，身上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旧褂子，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絮，手里挥着锄头，动作很熟练，一看就是常干农活的。看见我们，他直起腰，脸上露出点不好意思的笑，挠了挠头，手里的锄头还没放下：“周警官，王指导员。”
“干活呢？”王指导笑着问，往地里瞥了一眼，麦苗长得齐膝高，绿油油的，“你娘咋样了？咳嗽好点没？”
“好多了，能下床走动了，还能帮着喂喂猪。”刘军的眼睛亮了起来，像被阳光照到的湖面，“多亏了您上次给的钱，买了药，咳嗽轻多了，晚上能睡踏实觉了。”他从怀里掏出个用蓝布包着的东西，层层打开，是两个烤红薯，焦黑的皮上还冒着热气，递过来，“俺娘让俺给您的，刚从灶膛里扒出来的，甜得很。”
我接过来，还热乎乎的，烫得手直抖，赶紧换了个手。剥开焦黑的皮，金黄的瓤冒着热气，咬一口，又甜又面，暖流从喉咙一直淌到心里。“好好干活，别再犯傻事。”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的肩膀比上次结实了些，能摸到硬硬的骨头。
“嗯！俺知道！”刘军用力点头，脖子上的青筋都露出来了，“村支书说，等收了麦子，就让俺去村办的砖窑厂干活，管吃管住，一个月还能挣三十块，能挣钱给俺娘买药了。”他的嘴角咧得大大的，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阳光照在他脸上，汗珠闪着光。
回所的路上，王指导看着远处的麦田，慢悠悠地说：“这孩子现在是村里的好劳力，上次李婶家的水缸冻裂了，挑水得去村西头的井，他帮着挑了半个月的水，李婶直夸他懂事，说比自家小子还贴心。”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掌心的老茧蹭得我脖子有点痒，“你看，人心都是肉长的。有时候，拉一把比推一把管用。推一把，可能就把人推沟里了；拉一把，说不定就能把人拉回正道上。”
那年夏天，昝岗出了件大事。县化肥厂的工人因为三个月没发工资，气不过，约好要去县里上访，还说要去堵县委的门。赵所长接到公社打来的电话时，正在院子里给那棵石榴树浇水，石榴树是前几年他亲手栽的，现在已经枝繁叶茂了，枝头挂着几个青涩的果子。
“走，去看看。”赵所长把水壶往墙根一放，拿起搭在晾衣绳上的警服穿上，扣子扣得整整齐齐，“明森，你跟我去，长坡和段旭在所里值班，保持通讯，有事我给你们打电话。”
化肥厂在昝岗的东头，离所里有三里地，是县里的老厂，主要生产氮肥，供应周边几个公社的农田。我们赶到时，厂门口已经聚了百十来号人，男男女女都有，有的手里还攥着铁锹、锄头，脸上带着怒气，像憋着一团火，嚷嚷着要去找厂长算账。
“都别吵了！厂长呢？让他出来！”一个高个子男人喊，声音嘶哑，他是厂里的搬运工，胳膊上的肌肉鼓鼓的。
“三个月不发工资，还让不让人活了？家里等着米下锅呢！”一个妇女抹着眼泪，怀里还抱着个孩子，孩子吓得直哭。
“走！去县里！找领导评理去！不信没人管这事！”有人喊了一声，立刻有不少人附和，人群开始往前涌动，像潮水似的。
段旭要是在，估计得攥紧警棍了，他年轻，容易冲动。我也觉得手心冒汗，悄悄看了眼赵所长。他却很平静，走到人群前面，清了清嗓子，声音不高，却带着股穿透力：“大家静一静，我是昝岗派出所的老赵！”
人群渐渐安静下来，都看着他。赵所长在昝岗待了八年，处理过不少家长里短的事，说话算数，大家都信他几分。
“我知道大家心里有气，三个月没发工资，换谁都急，谁家没老婆孩子要养活？”赵所长站得笔直，警服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精神，“但堵着厂子不是办法，耽误了生产，最后亏的还是大家的工资，是不是这个理？机器停一天，就少一天的产值，工资就更没指望了。”
一个领头的老工人站出来，他是厂里的老钳工，姓王，脸膛黝黑，手上布满老茧，手里攥着个扳手，估计是刚从车间里出来：“赵所长，不是我们想闹，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家小子考上高中，学费都欠着呢，老师天天催，我这当爹的脸都没地方搁！”
“我知道。”赵所长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是那种最普通的牛皮纸笔记本，翻开来说，“我刚从厂长那儿过来，他说资金被压在了一笔货款上，对方是邻县的农机站，答应了，下周五之前肯定把钱打过来。我跟他立了字据，这上面有我的手印，还有他的签字和厂里的公章。”他把本子举起来，让前排的人看清楚，“周五中午十二点前，工资要是发不下来，你们不用去县里，去我派出所搬东西抵账，桌椅板凳，自行车，能搬的都给你们搬去！我老赵说话，唾沫星子落地都算数！”
人群里议论起来，有人点头，有人还是犹豫。“赵所长说话算数不？”有人在后面喊了一嗓子，声音有点发颤。
“我老赵在昝岗待了八年，处理过的纠纷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啥时候骗过你们？”赵所长拍着胸脯，声音洪亮，“去年张庄的水库漏水，淹了三亩麦田，我是不是说三天修好，就三天修好的？最后还帮着补种了麦子。前年昝岗村的电线被风刮断了，全村停电，我是不是说两天通电，就两天通的？半夜三点还在电线杆子底下盯着呢！”
他说的都是实情，大家都知道。我看见人群后面，刘军也在，他手里攥着个啃了一半的馒头，估计是在附近帮人干活，听见动静过来看看。他正使劲给旁边的王师傅使眼色——想来是李婶他们提前跟村里人打过招呼，让大家信赵所长一回，别瞎闹。
僵持了半个钟头，王师傅终于松了口，把手里的扳手往地上一放，“哐当”一声：“行！我们信赵所长这一回！但周五要是见不着钱……”
“你们砸我派出所的牌子！”赵所长干脆地应下来，眼神里没有丝毫含糊。
人群渐渐散去，有人走的时候还跟赵所长说：“赵所长，那我们就等周五了啊！”
“放心！”赵所长挥挥手，看着人群走远，才松了口气，额头上全是汗，把警服都浸湿了。
回去的路上，我忍不住问：“所长，您就那么信那个厂长？万一他到时候还是拿不出钱咋办？咱派出所那点家当，可不够抵账的。”
“不信也得信。”赵所长叹了口气，路边的玉米叶子划过他的裤腿，留下道绿痕，“硬来只会激化矛盾，万一闹起来，伤了人，那就更麻烦了，说不定还得抓几个，那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吗？咱得给双方找个台阶，让这事能顺顺当当过去。”他转头看我，眼神里带着点期许，“下午你去盯着厂长，让他赶紧催货款，别出岔子。有啥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再去公社那边协调协调，看能不能先借点钱周转。”
我在厂长办公室守了三天。那厂长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头发都急白了，像顶着一蓬霜，天天打电话，声音都哑了，打了几十个电话，跑了三趟县城，总算在周四下午把货款催了回来。看着他把一沓沓钱从银行取出来，锁进保险柜，钱的油墨味混着他身上的汗味，我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
周五那天，我跟着赵所长去工厂，远远就听见里面传来笑声，像开了锅似的。工人们排着队领工资，手里攥着崭新的钱，脸上都带着笑，眼角的皱纹里全是喜气。看见赵所长，纷纷跟他打招呼，有人还塞给我个苹果：“周警官，谢了啊！这下能给娃交学费了，不用再躲着老师了！”
夏末的麦浪翻着金浪，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腰，像喝醉了酒的老汉。我站在田埂上，看着收割机在地里穿梭，轰隆隆地响，金黄的麦粒被装进袋子里，空气里都是麦香，混着泥土的腥气，好闻得很。
王指导不知何时站到了我身边，递来一瓶冰镇汽水，玻璃瓶上凝着水珠，凉气顺着手指往上窜：“想啥呢？看麦子看呆了？”
“在想刚来时，总觉得当警察就得抓贼，就得破案，轰轰烈烈的才叫本事。”我拧开汽水瓶，气泡滋滋地冒出来，溅在手背上，凉丝丝的，“现在才明白，有时候劝住一场闹，护住一家的烟火，比抓十个贼还重要。”
王指导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一朵花，像秋菊：“这就对了。你爹说得没错，机器差一毫米就转不动，但人不一样，得留着点余地，日子才能过下去。”他指着远处的村庄，炊烟袅袅，在夕阳里拉得很长，像一条条丝带，“你看昝岗这一片，就像台大机器，家家户户是齿轮，田埂路是轴承，咱警察就是那润滑剂，得让齿轮转得顺顺当当，别卡着，别磨着，机器才能转得欢实。”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下：从警校毕业时，我以为警徽的重量在于抓多少罪犯，破多少大案；但在昝岗的这一年，我才懂，它的重量更在于护住多少烟火气。李婶摸过的棉背心，刘军塞来的烤红薯，工厂里领工资时的笑声，还有张三家让出的半尺宅基地，这些琐碎的、温热的片段，才是警徽该守的东西。它们不像手铐那么冰冷，却比任何武器都有力量。
窗外的石榴树挂着红灯笼似的果子，风吹过，叶子沙沙响，像谁在低声说话。我摸了摸胸前的警徽，冰凉的金属下，是昝岗的心跳，是我慢慢扎根的痕迹，像老槐树的根，悄悄往泥土里钻。
入秋后的一个傍晚，所里接到报警，说昝岗村的老两口吵架，吵得快动手了，邻居拉都拉不住。我和段旭过去时，院子里围了不少邻居，指指点点的。老太太坐在门槛上哭，手里还攥着块抹布，眼泪把衣襟都打湿了；老头蹲在墙根抽烟，脸拉得老长，像谁欠了他钱。
“咋回事啊？”段旭蹲在老太太旁边，递过去块手帕，是他从所里拿的，带着股肥皂味。
“他要把牛卖了！”老太太一开口就带着哭腔，声音尖利，“那牛跟了咱五年，春种秋收全靠它，犁地、拉车，比儿子都管用！他说卖就卖，是要逼死我啊！”
老头“哼”了一声，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了碾：“不卖？儿子在县城娶媳妇，彩礼还差三百块，你拿啥给？总不能让儿子打光棍吧！那可是咱老李家唯一的根！”
邻居们七嘴八舌劝着，有的说牛重要，没牛没法种地；有的说儿子婚事重要，过了这村没这店。我看着那头老黄牛，拴在院里的老槐树下，正低头啃着草料，尾巴慢悠悠地甩着，像是知道自己要被卖，眼神都蔫蔫的，没精打采。
“大爷，大娘，”我蹲在老两口中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彩礼的事，咱再想想办法。村里的砖窑厂不是缺人吗？让您儿子去干活，一个月能挣五十块，干半年就够了，还能剩点。牛卖了，春种咋办？租别人的牛，一天也得两块钱，一季下来也不少，不划算。”
老头抬头看我，眼里有点怀疑：“砖窑厂能要他？他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细皮嫩肉的，能干得了那活？”
“我去跟厂长说，”我拍了拍胸脯，“您儿子年轻，学东西快，让他先从搬砖坯子干起，慢慢学技术，肯定行。再说，有我盯着，他不敢偷懒。”
老太太止住哭，眼睛红红的：“真的？那牛不用卖了？”
“不用卖。”我笑了，指了指老黄牛，“您看它多精神，还能帮您干好几年活呢。但您也得让大爷缓口气，儿子娶媳妇是大事，他心里也急，头发都白了不少。”
后来，我去找了砖窑厂的厂长，把老头家的情况一说，厂长是个实在人，答应让他儿子去当学徒，先跟着师傅学和泥，管吃管住，第一个月给三十，干好了再涨。再去村里走访时，老太太拉着我看她家的牛，老黄牛又精神了，正拉着犁在地里翻土，蹄子踩在泥里，发出“噗嗤噗嗤”的响。老头跟在后面，手里扬着鞭子，却没真打，嘴角带着笑，哼着不成调的小曲。
段旭打趣我：“明森，你现在越来越像个说和的了，不像警察，倒像个媒婆。”
“说和好了，不就少了案子吗？”我也笑，捡起块土疙瘩扔到远处，“你看这村里，谁家烟囱不冒烟？谁家锅碗不碰瓢盆？勺子哪有不碰锅沿的？咱当警察的，不就是让这烟火气旺点，少点呛人的火星子吗？真等烧起来了，再救火就晚了。”
深秋的一天，我正在整理案卷，刘军突然跑来了，气喘吁吁的，额头上全是汗，手里攥着个布包，包得严严实实的。
“周警官，俺娘让俺给您送点东西。”他把布包递过来，有点不好意思，“俺娘说，谢谢您上次帮俺，她眼睛不好，缝得慢，您别嫌弃。”
我接过布包，沉甸甸的，打开一看，是双布鞋，黑面白底，鞋底纳得厚厚的，针脚不算细密，但很结实，能看出缝得很用心。“你娘手艺好，我咋会嫌弃？替我谢谢她。”我把布鞋放在桌上，心里暖烘烘的，像揣了个小火炉。
“俺娘还说，让俺好好干活，将来也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刘军挠着头，黝黑的脸上露出点红晕，“俺在砖窑厂挣了钱，给俺娘买了新棉袄，蓝色的，她说穿着暖和，现在不怎么咳嗽了。俺还攒了点钱，想买头小猪仔，开春了养着，年底能杀肉吃。”
看着他黝黑脸上的笑容，牙齿白得晃眼，我突然想起刚来时，他跪在地上哭的样子，瘦小、无助，像棵快被风吹倒的小草。原来，人心真的能暖过来，就像冻僵的土地，春天一到，总会发芽，总会长出新的绿。
年底评先进时，所里把名额给了我。赵所长在会上说：“明森这一年，没抓多少贼，但昝岗的纠纷少了，笑脸多了，这就是最大的成绩。咱当警察，不是为了让老百姓怕咱，是为了让老百姓信咱，觉得咱靠得住。”
我拿着奖状回到宿舍，看着墙上贴的昝岗地图，每个村庄，每条小路，都记在心里，闭着眼睛都能画出大概的样子。桌上放着母亲寄来的棉背心，王指导给的汽水糖纸（我没舍得扔），刘军送的布鞋，还有李婶塞的红薯干，硬邦邦的，嚼起来甜丝丝的。这些东西，比任何奖章都沉，都珍贵。
窗外又下起了雪，和去年的第一场雪一样，纷纷扬扬的，把屋顶盖得严严实实。我想起父亲的那枚“劳动模范”奖章，他说过，干工作，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脚下的土地，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好不好，他们心里有数。
在昝岗的第二年，我遇到了更多的事。有村民因为浇地抢水源差点打起来，两家人拿着铁锹对峙，我没急着批评谁，带着他们去修水渠，把渠道挖宽挖深，让水流得匀匀的，还在渠边立了块木牌，写上“轮流浇水，按号排队”，后来两家人成了好朋友，一起搭伙去镇上卖粮食；有小贩在集市上缺斤短两，用的秤杆是动过手脚的“鬼秤”，被我抓了现行，没罚他钱，就让他在集市口摆了个公平秤，给之前买过他东西的村民补称，还赔了礼，后来他的摊子成了集市上最热闹的，大家都说他实在；还有个孩子考上大学没钱交学费，趴在炕上哭了三天，我和所里的人凑了钱，又去找公社书记说了说，申请了点助学金，看着他背着书包走出昝岗时，我比自己考上大学还高兴，他说将来学成了一定回来建设昝岗，我信他。
段旭成了所里的“调解能手”，他能把东家长西家短的事说得明明白白，三言两语就能戳中要害，让双方心服口服。有回两家因为宅基地边界吵了半年，差点动了家伙，段旭去了，没说啥大道理，就带他们去看村里的老坟地，说“祖宗都埋在一块地上，争那半尺土干啥？将来百年之后，还不是邻居？”两家听了，红着脸握了手。
刘长坡迷上了研究法律条文，走到哪都带着本《婚姻法》《土地管理法》，谁家里有啥疑难事，都爱找他问问，他总能说出个一二三来。有回村里的姑娘被人骗了彩礼，男方跑了，姑娘娘急得要上吊，刘长坡翻出法律条文，陪着姑娘去县里找妇联，硬是把彩礼追了回来，还帮姑娘在镇上找了个缝纫的活，现在姑娘过得挺好，见了刘长坡就喊“刘大哥”。
王指导的胳膊好了，但留下了道疤，像条暗红色的蚯蚓趴在胳膊上。他总说这疤是“勋章”，教育新来的年轻民警时，就卷起袖子给他们看：“当警察，就得有股子拼劲，但更得有副热心肠。拼劲能抓住贼，热心肠能暖住人。”
赵所长的腰还是不好，阴雨天就疼得直咧嘴，但他还是天天往村里跑，谁家有红白喜事，他都去帮忙，有时候是写对联，有时候是当司仪，村里人都说他不像个所长，像个邻家大叔。他爱人每年冬天都来所里住阵子，给大家缝缝补补，织毛衣，所里的年轻小伙几乎都穿过她织的毛衣，暖和又合身。
我在昝岗待了很多年，从年轻小伙变成了大叔，头发里也掺了白丝，眼角的皱纹也深了。那棵石榴树长得越来越粗，需要两个人才能合抱，每年都结满红红的果子，像挂满了小灯笼，所里的人吃不完，就分给村里的孩子，孩子们吃得满嘴通红，笑得像朵花。
我见过昝岗的麦浪翻金，也见过昝岗的雪落无声；听过村民吵架的脸红脖子粗，也听过他们领工资时的开怀大笑；送走过考上大学的孩子，也迎来过嫁进村里的新媳妇；帮过刚会走路的娃娃找爹娘，也给百岁的老人办过身份证。
有人问我，在这么个小地方待一辈子，不觉得闷吗？
我总是笑着说，不闷。你看这昝岗的烟火，多旺啊。李婶的红薯窑还在冒烟，她虽然还是看不见，但能摸着我的手认出我，每次都塞给我块烤红薯，说“明森啊，你又瘦了”；刘军成了砖窑厂的师傅，带了好几个徒弟，娶了媳妇生了娃，娃都上小学了，虎头虎脑的，见了我就喊“周叔叔”，他娘的咳嗽早好了，逢年过节还会给我送碗饺子，韭菜鸡蛋馅的，是我爱吃的；张老三的铜烟杆传给了孙子，孙子在镇上开了家农机维修铺，生意不错，见了我就说“周警官，我爷爷总念叨您，说您是好人”；当年那个偷鸡的少年，现在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还入了党，每次开村民大会，都要提提当年我给他钱的事，说“是周警官让我知道，人得走正道，正道上的日子才踏实”。
警徽依旧别在胸前，冰凉的金属下，是昝岗的心跳，是我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根。我知道，从穿上警服那天起，这条路就没有尽头，但每一步踩在昝岗的土地上，都踏实得很。
因为我明白，警察的勋章，从来不止刻在奖状上，更刻在老百姓的心尖上，刻在那些烟火缭绕的日子里，岁岁年年，不曾褪色。就像老槐树下的阳光，永远那么暖，那么亮，照得人心窝里都是热的。
又是一个春天，麦田绿得晃眼，我带着新来的年轻民警去走访，远远看见刘军在地里教儿子锄草，小家伙学得有模有样。看见我们，刘军直起腰，笑着喊：“周警官，来尝尝新摘的香椿！”
我笑着应着，心里想着，这昝岗的故事，还长着呢。而我们这些穿警服的，就陪着它，一年又一年，守着这麦浪，守着这烟火，守着这日子里的每一份踏实和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