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第039章 铁锚与白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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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雨水来得特别早。才过谷雨，铅灰色的云层就沉沉地压在城市上空，像一块浸透了煤油的破毡布，随时要滴下些什么。街巷里的梧桐刚抽出嫩芽，却被连日的阴雨打得抬不起头，湿漉漉的叶子贴在枝干上，像无数只溺水者求救的手。
消息是在一个午夜抵达的，像一柄烧红的铁钎，猝不及防地捅进了这座沿海城市的梦境。起初只是电话铃声在少数几户人家响起，接着是压抑的啜泣，随后哭泣声如瘟疫般蔓延开来，穿过雨幕，顺着电线杆和老墙的缝隙，渗进了千家万户的睡梦。天亮时，整座城市都醒了，却醒在一场共同的噩梦里。
报社的老印刷机在凌晨三点开始轰鸣。叶葆启站在二楼的窗前，看着楼下陆续聚集的人群。他们没有打伞，雨水顺着头发、脸颊流下，与泪水混在一起。人群是沉默的，沉默得可怕，只有雨水敲打柏油路面的声音，啪嗒，啪嗒，像谁的心跳正在慢慢冷却。
“三位记者，”总编辑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沙哑得像被砂纸打磨过，“其中一位，是咱们这座城市的姑娘。”
叶葆启转过身。总编辑手里捏着一份电传稿，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五十多岁了，鬓角已经全白，此刻那些白发在日光灯下泛着潮湿的光。
“朱颖。”总编辑吐出这个名字时，嘴唇在颤抖，“二十七岁。”
办公室墙上的老式挂钟滴答作响，秒针每走一格都格外沉重。叶葆启接过那张薄薄的纸，上面的字迹因为潮湿有些晕染：贝尔格莱德，轰炸，三名中国记者罹难。他的目光停留在“朱颖”两个字上，突然想起小时候外婆说过——名字是有重量的，有的人名字轻如柳絮，风一吹就散了；有的人名字却重如铁锚，沉下去就能定住整艘船的摇晃。
“她是咱这儿的闺女。”总编辑又说了一遍，这次用的是方言，“从小在南巷长大，吃海盐、吹海风长大的。”
叶葆启没说话。他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从抽屉深处摸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抽出一支点燃。烟雾升腾起来，在日光灯下扭曲成奇怪的形状，像某种古老的象形文字，诉说着无法言说的悲伤。窗外，人群越聚越多，沉默开始发酵，变成低沉的、涌动的、危险的东西。
雨还在下。
寻找朱颖亲属的过程像在迷雾中摸索。这座城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三百多万人在此生息，每个人的故事都如珊瑚虫般悄无声息地堆积，最终形成坚硬的、错综复杂的珊瑚礁。叶葆启和同事小骆拿着街道办提供的模糊线索，在老城区蛛网般的小巷里转了两天。
第三天下午，雨势稍歇，天空露出一小块惨淡的鱼肚白。他们终于在一处墙皮剥落的老院里，找到了朱颖的五姨。
门是虚掩着的。叶葆启抬手敲门，木质门板发出空空的回响，像是敲在什么巨大的空腔上。门开了条缝，露出一张六十多岁妇人的脸。那张脸原本应该是圆润慈祥的，此刻却被悲痛侵蚀得沟壑纵横，眼窝深陷，像两口干涸的井。
“你们是……”老人的声音细若游丝。
“报社的。”叶葆启出示证件，“关于朱颖……”
“颖儿啊！”老人突然哭出声来，那哭声不是从喉咙，而是从胸腔深处某个裂开的地方涌出来的。她拉开门，整个人几乎要瘫软下去，小骆赶紧上前扶住。
院子里有棵老槐树，树冠如盖，树下积着一洼洼雨水。正屋的门楣上，不知谁已经挂上了一截黑布，被雨水打湿了，沉甸甸地垂下来。屋里光线昏暗，只有正对门的那面墙是亮的——那里摆着一张披着黑纱的照片，照片前供着三碟水果、一捧白菊。
照片上的姑娘在笑。那种笑很特别，不是冲着镜头的，而是冲着镜头之外的某个地方，眼睛微微眯起，嘴角上扬的弧度恰到好处，仿佛刚听到一个有趣的笑话，又像是看见了什么特别美好的东西。她的头发被风吹起几缕，阳光洒在脸上，形成了细小的光斑。
“这是她去年春天拍的，”五姨被搀扶着在椅子上坐下，目光黏在照片上，“在贝尔格莱德的多瑙河边。她说那儿的天特别蓝，蓝得不像真的。”
叶葆启在老人对面坐下，打开采访本。笔尖悬在纸上，迟迟落不下去。他采访过火灾、车祸、凶杀案，见过各种各样的死亡和悲伤，但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死亡如此具体，又如此遥远；悲伤如此私人，又如此宏大。
“您能跟我们说说她吗？”小骆轻声问，递上一杯热水。
五姨捧着杯子，热气蒸腾起来，模糊了她的脸。她开始说话，起初断断续续，后来越说越流畅，仿佛打开了一个封存已久的闸门。
朱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父亲早逝，母亲体弱，她从小就在几个姨家轮流住。南巷的老房子，推开窗就能看见海——不是那种开阔的、蔚蓝的海，而是被码头、渔船、防波堤切割成一块一块的灰色海面。空气里永远弥漫着鱼腥味和盐碱味。
“但她从小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五姨说，嘴角浮现出一丝近乎骄傲的苦笑，“别的小姑娘玩跳皮筋、抓石子，她就爱看书。家里穷，买不起，她就去废品站淘，去图书馆借。有一次，她捡到半本被水泡过的《红楼梦》，纸都粘在一起了，她就一页一页小心翼翼地揭开，晾干了，用米汤糊好，当宝贝似的。”
“她是什么时候想当记者的？”
五姨想了想：“初中吧。有一年台风过境，海水倒灌，南巷淹了大半。水退后，她在淤泥里捡到一本记者证，塑封的，照片已经模糊了。她揣着那本记者证揣了整整一个夏天，逢人就说：‘我长大了也要当记者，要去最远的地方，写最重要的新闻。’”
叶葆启低头记录，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他忽然想起自己年少时，也曾在某个黄昏，对着西沉的太阳发誓要“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二十多年过去了，他的肩膀被生活磨出了老茧，手也习惯了键盘的触感。而那个在南巷捡到记者证的女孩，真的去了最远的地方，写了最重要的新闻——用生命做了最后的注脚。
“她走之前回来过一次，”五姨的声音把叶葆启拉回现实，“是去年中秋。她黑了，瘦了，但眼睛特别亮。她说贝尔格莱德的天空总能看到战斗机拉出的白线，像谁用刀子在蓝布上划出的口子。她说当地的孩子们已经习惯了警报，警报一响，不是往防空洞跑，而是先抬头看天，判断轰炸的方向。”
老人停顿了很久，久到叶葆启以为她不会再说下去了。窗外的雨又下起来，敲打着槐树叶，发出细密的、悲伤的声响。
“她临走时，抱了抱我，说：‘五姨，别担心，我会小心的。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有些话总要有人去说。’”五姨抬起泪眼，“她身上有股味道……不是香水，是纸和墨的味道，还有……还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像铁锈一样的味道。”
采访持续到傍晚。雨停了，西边的云层裂开一道缝，夕阳像熔化的金子般倾泻而下，把院子里的积水染成血红。叶葆启和小骆起身告辞时，五姨突然抓住叶葆启的手。
她的手冰凉，皮肤薄得像纸，能感觉到下面骨头的形状。
“记者同志，”她盯着叶葆启的眼睛，“你们写文章，能不能……能不能不光是说她怎么牺牲的？也说说她怎么活的。说说她小时候考试考好了会蹦着走路，说说她吃鱼会被刺卡住，说说她第一次拿到记者证时哭了半个钟头……她不只是个烈士，她还是我的颖儿，是个人，是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啊！”
叶葆启郑重地点头。那一刻，他感到肩上压下了某种无形却沉重的东西——不是责任，不是使命，而是更具体的东西：一个母亲对女儿的全部记忆，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全部见证。
那晚叶葆启没有回家。他留在办公室，把所有的材料铺在桌上：五姨的口述记录，公开报道的剪报，朱颖生前同事的回忆文章，还有从资料室借来的关于南联盟局势的背景材料。日光灯发出嗡嗡的电流声，窗外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只有远处港口传来的轮船汽笛，低沉而悠长，像巨兽的叹息。
他试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朱颖。不是烈士朱颖，不是记者朱颖，而是从南巷走出来的、爱吃糖葫芦的、怕黑的、曾经为青春痘烦恼过的普通女孩。这个女孩如何在某个时刻，做出了走向远方的决定？又如何在那片战火纷飞的土地上，日复一日地工作、生活、记录？
凌晨两点，叶葆启趴在桌上打了个盹。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走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两旁的建筑是欧式的，但墙面上布满弹孔。天空是奇怪的暗红色，像即将凝固的血。一个女孩背着相机从他身边跑过，短发飞扬。
“等等！”他喊。
女孩回过头——是照片上那张脸，但更生动，脸颊上有几颗雀斑，鼻尖沁着细密的汗珠。
“你要去哪儿？”他问。
“去有新闻的地方。”女孩笑着，露出一颗小小的虎牙，“你要一起来吗？”
他还想说什么，远处突然传来爆炸声，地面剧烈震动。女孩转身就跑，她的白衬衫在暗红色的天空下格外醒目，像一只逆风飞行的白鸟。叶葆启想追，双脚却像被钉在地上，动弹不得。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个白色身影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街道拐角处。
惊醒时，天已微亮。窗外的梧桐树上，早起的鸟儿开始啁啾。叶葆启揉揉发涩的眼睛，拿起笔，在稿纸顶端写下标题：
《雨中的鸢尾：一个女孩与她的时代》
他决定不写宏大的颂歌，而要写一条河流——一个人的生命如何汇入历史的洪流，又如何在那洪流中保持自己的形状与声音。他写朱颖的童年，写南巷的海风如何在夜晚拍打木窗，写她如何借着路灯的光读捡来的书；写她的青春，写她如何攒了三个月早餐钱买下第一台二手相机，如何在校报上发表第一篇报道时的兴奋；写她的选择，写她如何放弃沿海城市的安稳工作，主动请缨前往巴尔干半岛。
写到她在贝尔格莱德的生活时，叶葆启用尽了想象力。他查阅地图，找到中国大使馆的位置，想象她每天从住处到使馆的路程：经过被炸毁的剧院、弹痕累累的居民楼、排队领取救济粮的人群。想象她如何在空袭警报声中继续写稿，如何在停电的夜晚点着蜡烛冲洗照片。想象她给家人写信时，是报喜不报忧，还是偶尔也会流露一丝脆弱？
最难写的是最后的部分。公开报道只有冷冰冰的“遇难”二字，但叶葆启知道，死亡从来不是抽象的。它发生在具体的时刻、具体的地点，伴随着具体的声音、气味、触感。那一夜的大使馆，在导弹击中之前，是什么样子？朱颖是在工作，还是在休息？她最后想到的是什么？是未完成的稿件，是远方的亲人，还是单纯对死亡的恐惧？
叶葆启写不下去了。他起身走到窗前，点燃一支烟。城市正在醒来，早点摊升起炊烟，公交车开始运行，送奶工的车铃叮当作响。这是一个普通的清晨，和过去无数个清晨一样，和未来无数个清晨也将一样。但有些人的清晨永远停在了昨天。
他突然想起五姨说的“铁锈味”。现在他明白了，那是血与火、钢铁与硝烟混合的味道。那个从海风中长大的女孩，最终被另一种风——带着铁锈味的风——带走了。
稿子交给总编辑时，已经是第三天的黄昏。总编办公室朝西，此刻正沐浴在金色的夕阳中。总编辑戴着老花镜，一页一页仔细地读。他读得很慢，有时会停下来，摘下眼镜擦拭，但叶葆启知道，他不是在擦镜片。
读到某个段落时，总编辑的肩膀微微颤抖。那是叶葆启描写朱颖童年的一段：她如何在退潮后的滩涂上捡贝壳，如何把最美的那个藏在枕头下，每天晚上摸着它入睡。那个贝壳后来去了哪里？也许还留在南巷老屋的某个角落，也许在她离家时被随手丢弃了。但此时此刻，在文字里，它重新获得了生命，成为一个女孩纯真年代的见证。
“好。”总编辑终于读完最后一页，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就这样发。头版整版，配这张照片。”他指着叶葆启从五姨那里要来的生活照——朱颖站在海边，风吹起她的头发和衣角，她笑得毫无保留。
“但是，”总编辑顿了顿，“有个问题。按报社规定，讣告是要收费的，而且需要层层审批。”
叶葆启的心一沉。五姨的请求言犹在耳：“能不能登个小小的讣告？让亲戚朋友们知道追悼会的时间地点。我们不求显眼，就一个小小的角落……”
“总编，”叶葆启说，“烈士家属就这么一个要求。而且，这不只是私事，也是公祭的一部分。让更多人知道，让想送她的人能去送她……”
总编辑抬手制止了他。老人站起身，走到窗前。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门口。窗外，又下雨了，雨丝在夕阳中闪闪发光，像无数根金线。
“你记得咱们报社的老规矩吗？”总编辑突然问。
叶葆启愣了愣：“您是说……”
“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凡是殉职的同行，报社要为他点一盏长明灯，登一份免费讣告。这规矩建国后就没怎么用了，因为和平年代，殉职的记者少。”总编辑转过身，眼神里有种叶葆启从未见过的坚硬，“但规矩就是规矩。今天，咱们为朱颖点这盏灯。”
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红色电话：“排版室吗？明天头版，在稿子旁边，加一个黑框讣告。内容我马上让人送下去。对，免费的。有什么问题，让他们直接找我。”
挂断电话，总编辑对叶葆启说：“你去告诉朱颖的家人，讣告会登。还有，追悼会那天，报社派车，送所有想去的员工和读者代表一起去。费用社里出。”
叶葆启感到眼眶发热。他点点头，转身要走，又被叫住。
“小叶，”总编辑的声音柔和下来，“你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它让我想起我年轻时，也认识一个像朱颖这样的记者。他去了朝鲜战场，再也没回来。我们给他登讣告时，主编说了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什么话？”
“他说：‘记者这支笔，平时写的是别人的生死，轮到自己时，也要写得堂堂正正。’”总编辑顿了顿，“朱颖这支笔，是堂堂正正地写完了最后一画。咱们这些还在写的人，得记住这个。”
报纸出版那天，整座城市似乎都屏住了呼吸。
清晨五点，印刷厂的第一批报纸刚刚下线，就被等在门口的报贩一抢而空。六点，街头的报亭前排起了长队。人们沉默地递钱，接过报纸，然后在第一版面前驻足。有人当场就哭了，泪水滴在报纸上，洇湿了朱颖照片的一角。
叶葆启骑车穿行在雨后的街道上。他看到公交车站，等车的人都在看报，一个中年男子看着看着，突然用报纸捂住脸，肩膀剧烈地抖动；他看到早餐店里，老板把一份报纸贴在橱窗上，用红笔圈出讣告的位置；他看到学校门口，老师把报纸举起来，对学生们说着什么，孩子们仰起的小脸上，有着与年龄不符的肃穆。
那方小小的黑框讣告，像一枚黑色的邮票，贴在城市这个巨大的信封上。它那么小，却又那么重，重得足以让所有看见它的人停下脚步，低下头颅。
报社的热线电话从早上七点就开始响个不停。小骆和几个同事接电话接到嗓子沙哑。有老人打电话来，说自己的孙女和朱颖一样大，哭得说不出话；有中年人说自己的弟弟也在国外当记者，要求转达对烈士家属的慰问；有年轻人问追悼会的时间地点，说要请假去参加；甚至有几个中学生，问能不能为朱颖种一棵纪念树。
下午，叶葆启去了南巷。五姨家的院子里挤满了人，都是街坊邻居，还有看到报道找来的陌生人。人们送来白菊、挽联、亲手折的纸鹤。五姨被围在中间，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朱颖的往事。她的声音已经嘶哑，但眼神里有种奇异的光亮——那是一个普通母亲，突然发现女儿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时的复杂情感。
叶葆启没有打扰他们。他悄悄退出来，沿着潮湿的小巷慢慢走。巷子两边的老墙长满青苔，墙角有被雨水打落的槐花，白色的小小一朵，贴在青石板上，像一个个小小的句号。
走到巷口时，他看见一个老人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一份报纸。老人很老了，背弯得像只虾，脸上布满老年斑。他戴着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雨中的鸢尾》，嘴唇无声地翕动。
叶葆启在他身边停下。
“写得好啊。”老人头也不抬地说，声音沙哑得像破风箱，“这姑娘……我见过的。”
“您见过朱颖？”
“她小时候，常来我这儿买糖葫芦。”老人抬起浑浊的眼睛，“我做了五十年糖葫芦，见过多少孩子长大、变老、离开。这姑娘不一样，她眼睛里有火。我说：‘丫头，你这么爱看书，将来是要做大事的。’她笑，露出两个酒窝：‘爷爷，我要当记者，把世界上所有的事都写出来。’”
老人用枯瘦的手指抚摸报纸上的照片：“她真的去写了。写到了最后。”
叶葆启在他身边坐下。两人沉默了很久，只有远处传来的海浪声，一波又一波，永不停歇。
“您说，”叶葆启突然问，“她走的时候，会疼吗？”
老人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种历经沧桑的慈悲：“孩子，疼不疼已经不要紧了。要紧的是，她走的是自己想走的路。这世上，多少人活一辈子，都没走过自己想走的路啊。”
夕阳西下时，叶葆启回到报社。总编辑站在窗前，背对着门。窗外，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在雨后的空气中晕染开一片片暖黄的光晕。
“你看，”总编辑没有回头，“这座城市，有三百万人。每个人都在活着，爱着，痛着，遗忘着。但今天，三百万人都在想同一个姑娘。”
叶葆启走到他身边。从四楼的窗户看出去，整座城市尽收眼底。街道如血脉延伸，灯光如细胞闪烁。这是一个庞大而精密的生命体，此刻，它为一个逝去的女儿静默。
“我常想，”总编辑轻声说，“记者到底是什么？是历史的记录者？是真相的追寻者？还是权力的监督者？今天我觉得，记者首先是人。是能感受他人之痛、理解他人之梦、铭记他人之生的人。朱颖做到了，用最彻底的方式。”
夜渐渐深了。叶葆启加班修改一篇稿件时，突然听见走廊里传来脚步声。他抬头，看见一个清洁工阿姨推着清洁车走过。阿姨在总编辑的办公室门口停下，从怀里掏出一支白菊，轻轻放在门边。
“郭总编睡了，”阿姨看见叶葆启，不好意思地笑笑，“我进不去。就放这儿吧。我女儿和朱记者一样大，也在外地工作。看了报纸，我一晚上没睡着。”
她推着车走了，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渐渐远去。叶葆启走过去，拾起那支白菊。花瓣上还带着夜露的湿润，在灯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追悼会那天，天空湛蓝得不像真的，像是有人用最纯粹的颜料，一笔刷满了整个苍穹。报社安排了三辆大巴，却还是不够坐——很多读者自发前来，骑着自行车，坐着公交车，甚至步行，向着城北的殡仪馆汇聚。
叶葆启坐在第一辆大巴的靠窗位置。车缓缓行驶，他看见街道两旁，不知何时挂起了许多白花。不是官方组织的，是市民自发的。有的挂在行道树上，有的系在路灯杆上，有的贴在店铺橱窗上。那些白花在晨风中轻轻摇曳，像无数只挥别的手。
五姨坐在前排，穿着一身黑衣，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旧布包。叶葆启知道，里面装着朱颖小时候的作业本、获奖证书，还有那个从海边捡来的贝壳。这些微不足道的物品，此刻成为一个生命存在过的全部证据。
殡仪馆外已经人山人海。人们安静地排着队，手里拿着白菊、报纸、自制的小白花。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和悲伤，但那悲伤不是压抑的、绝望的，而是清澈的、有力量的，像深海之下的暗流，表面平静，内里汹涌。
追悼会开始前，叶葆启在休息室见到了朱颖的母亲。那是一位瘦小的妇人，头发全白了，被两位亲属搀扶着，整个人像一片风中的枯叶。她没有哭，只是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仿佛灵魂已经随着女儿去了远方。
“阿姨，”叶葆启上前，不知该说什么，“朱颖的文章……写得很好。”
母亲缓缓转过头，看着他。那双眼睛深不见底，盛满了人类语言无法承载的伤痛。她张了张嘴，终于发出声音：“她走的时候……是睡着的吗？”
叶葆启的心脏被狠狠揪紧了。所有准备好的安慰话语瞬间蒸发，他只能诚实地说：“公开报道说，是在睡梦中……”
母亲点点头，又转回头去，继续望着虚空。也许，对一位母亲来说，女儿是否在睡梦中离去，是最后一点可怜的慰藉。
追悼会现场，黑纱、白花、挽联、遗像。朱颖的笑容依然灿烂，与周遭的肃穆形成刺痛的反差。哀乐响起时，人群开始低泣。那哭声起初压抑，渐渐放开，最后汇成一片悲伤的海洋。叶葆启站在记者区，看着这一切，手中的笔重如千钧。
轮到他上前献花时，他走到朱颖的遗像前，深深鞠躬。抬起头时，他看见照片旁边摆着几件遗物：一个旧相机，一个笔记本，一支笔。相机外壳有几处磕碰的痕迹，笔记本的边角已经磨损，笔是很普通的圆珠笔，透明笔杆能看到剩下的墨水。
就是这些东西，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伤口，见证了一个民族的伤痛，最终承载了一个年轻生命的全部重量。
叶葆启突然明白了总编辑说的“长明灯”。那灯不是真的灯，而是一种记忆，一种精神，一种代代相传的坚守。朱颖点亮了她那盏，现在，灯火传到了活着的人手中。
追悼会结束后，人群缓缓散去。叶葆启最后一个离开大厅。走到门口时，他回头看了一眼。夕阳从西窗斜射进来，正好照在朱颖的遗像上。那张年轻的脸笼罩在金色的光晕中，笑容温暖而永恒。
那一刻，叶葆启产生了一种奇异的错觉：他看见照片上的朱颖眨了眨眼，嘴角的弧度似乎更深了些。然后他意识到，是自己的泪水模糊了视线。
文章获奖的消息是在秋天传来的。好新闻一等奖，评语写得庄重而恳切。社里开了庆功会，总编辑把奖状颁给叶葆启时，会议室里掌声雷动。但叶葆启没有太多喜悦。他知道，这份荣誉不属于他一个人，甚至主要不属于他。它属于朱颖，属于所有在那场灾难中逝去的生命，属于一个民族在伤痛中的坚守与尊严。
会后，他带着奖状和一本装订好的报道合集，再次去了南巷。五姨的家门虚掩着，院里槐树的叶子已经开始泛黄。他敲门进去，发现屋里还有几位客人——都是看了报道找来的，有老师，有学生，有退休工人。
五姨看起来比上次精神了些。她接过奖状，用衣袖仔细擦拭玻璃框，然后把它摆在朱颖遗像的旁边。
“颖儿啊，”她对着照片说，“你看见了吗？你的故事，让这么多人都记住了。值了，值了。”
一位中学老师站起来，有些激动地说：“阿姨，我们学校把朱记者的事迹编进了校本课程。上周的主题班会，孩子们都哭了。他们说要向朱颖姐姐学习，认真读书，将来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一个女学生怯生生地问：“阿姨，朱颖姐姐小时候……真的为了买书不吃早饭吗？”
五姨笑了，眼角的皱纹像菊花般绽开：“可不是嘛。有一次饿晕在课堂上，老师把她送回家，我才知道。打那以后，我每天多给她五毛钱，专门买早饭。可她倒好，把钱攒起来，买了更多书。”
大家都笑了，笑声中有泪光闪烁。叶葆启坐在角落里，看着这一切。他突然觉得，死亡也许不是终结，而是另一种开始——当一个人的生命融入更多人的记忆，当一个人的选择启迪更多人的道路，她就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永生。
离开时，五姨送他到门口。秋天傍晚的风已经有了凉意，吹得槐树叶沙沙作响。
“叶记者，”五姨叫住他，“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人说。”
叶葆启停下脚步。
“颖儿去贝尔格莱德前，给我写过一封信。”五姨从怀里掏出一个泛黄的信封，小心翼翼地展开信纸，“她说，她知道那儿危险，但她必须去。因为有些真相，就像海底的珍珠，必须有人潜入最深处才能采到。她说，如果……如果她回不来了，不要为她难过太久。她说，记者的一生，不是用长度衡量的，而是用深度。”
信纸在风中微微颤抖。叶葆启看见上面娟秀的字迹，还有几处水渍晕染的痕迹——不知是写信人的泪，还是读信人的泪。
“这封信，你拿去吧。”五姨把信叠好，塞进他手里，“也许有一天，你能把它写进另一篇文章里。让更多人知道，我的颖儿走的时候，是清醒的，是坚定的，是她自己选择的道路。”
叶葆启握着那封信，感觉它像炭火一样烫手。他想推辞，但看到五姨的眼神，又把话咽了回去。那眼神里有托付，有信任，有一种跨越血缘的亲情。
“我会好好保存。”他郑重地说。
走在回程的路上，暮色四合，华灯初上。街道两旁的桂花开了，香气浓郁得化不开，与海风带来的咸腥味混合在一起，形成这座城市特有的气息。叶葆启深深地呼吸，让这气息充满胸腔。
他想，朱颖再也闻不到故乡的桂花香了。但也许，在某个平行的时空里，她正走在贝尔格莱德的街头，空气中是硝烟与咖啡的混合气味。她举起相机，对准废墟中绽放的一朵野花，按下快门。那一刻，故乡与异乡，生与死，瞬间与永恒，都在取景框里达成了和解。
记者之笔，有时轻如鸿毛，记录市井百态、人间烟火；有时重如千钧，承载国族命运、时代良心。朱颖用她二十七年的生命，把这支笔的重量，刻进了历史的年轮。
而活着的人，除了继续书写，还能做什么呢？
叶葆启加快脚步，向着报社的方向走去。今夜，还有稿子要写，还有真相要追寻，还有无数个平凡而重要的故事，等待着被看见、被记录、被记住。
路灯把他的影子拉长又缩短，缩短又拉长，仿佛在丈量着一个记者从初心到终点的全部距离。他知道，这段路没有终点。只要还有不公需要揭露，还有美好需要传扬，还有真相需要追寻，记者的笔就不会停下。
就像那海边的浪潮，一波退去，一波又起，永不停息。
作者有话说
第39章 第039章 铁锚与白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