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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 8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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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页之后，纸张翻动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轻响，像蝴蝶扇动脆弱的翅膀。
齐奕棠的指尖停在第二页的边缘。纸张比扉页更黄一些，边缘有被水渍晕染过的淡淡痕迹，不规则，像干涸的泪滴，又或许只是年深日久的潮气。纸面微微发皱，带着被时光浸泡过的柔软。她定了定神，目光落向那些字迹。
依旧是圆珠笔书写，但笔触明显比扉页上的名字和德文誓言要流畅一些，也……凌乱一些。字迹时而工整，时而潦草，笔画时而用力透过纸背，墨色浓得发黑；时而轻飘虚浮，几乎要看不清，仿佛书写者的情绪在极力控制与濒临崩溃间反复撕扯。
日记没有日期，没有天气，没有标题。就这么突兀地，以一段回忆开始：
我认识安语柔，是在一年级开学的第三天。
她坐在我斜前方，扎着两个羊角辫，辫梢用粉色的塑料蝴蝶结绑着，一动就会轻轻晃。蝴蝶结的颜色很艳，像两朵小小的、燃烧的粉色火苗。那天上午有美术课，老师让我们画“我的家”。我画了爸爸、妈妈和我，还有一只德国牧羊犬。虽然我家并没有狗，但我想象它有。它的毛是黑色的，眼睛很亮，像藏着星星。我画得很认真，把爸爸的□□、妈妈的金色头发都涂上了颜色，蜡笔涂得太用力，把纸都蹭破了一点。
交画的时候，我路过她的桌子，看到她画的“家”：一棵开满花的樱花树，树下是三个牵着手的小人，没有房子，没有狗。小人画得歪歪扭扭，但樱花用粉色的蜡笔点了很多很多点，密密麻麻，像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
她发现我在看，抬起头，眼睛弯成了月牙。她说：“我妈妈说，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樱花开了，我们就在树下。”
她的声音细细软软的，像棉花糖。然后她指着我画里的牧羊犬，问：“它叫什么名字呀？”
我不知道。我编了一个：“叫……船长。”
“哇，”她的眼睛更亮了，像盛着一汪清泉，“它会开船吗？”
“会，”我鬼使神差地说，“它会开很大很大的船，带我们去有海的地方。”
从那天起，我就和安语柔成了最好的朋友。景允墨是我们的邻居，比我们大一岁，总是背着一个比她还大的书包，像个总想装成大人的小尾巴。我们三个总是在一起。春天去公园看真的樱花，安语柔会捡掉落的花瓣，夹在课本里，说这样春天就不会走。
那些花瓣夹久了，会变成干干的、脆脆的标本，还带着淡淡的香。夏天我们去游泳，她怕水，只敢在浅水区扑腾，我和景允墨笑她是“旱鸭子”，她就用水泼我们，溅得我们满身都是水花。秋天捡落叶做书签，冬天等着下雪（暮云市很少下雪，但我们总是满怀希望地等，等雪花落满屋顶，等我们可以堆一个大大的雪人。）
她身体一直不算太好，容易感冒，脸色总是比别人苍白一点。但她总是笑，好像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值得难过。
她告诉我，她妈妈是语文老师，教给她很多诗。她最喜欢的一句是：“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她说，我们要一直这样，一直谈天，一直笑。
那时候我觉得，春天会一直来，樱花会一直开，我们三个会一直在一起，慢慢长大，变成大人，然后也许还是会一起看樱花。看很多很多年。
直到四年级那年的春天。
那年的樱花好像开得特别早，也特别急。三月初，公园里的几棵樱树就爆出了粉白色的花苞，一夜之间就开得满树都是。
安语柔特别兴奋，约好了周末一起去。但周五放学时，她没来。景允墨说她发烧了，请了假。
我没太在意。她常常感冒发烧，过几天就好啦。
周末，我和景允墨还是去了公园。樱花真的开了，风一吹，花瓣纷纷扬扬，像下着一场温柔的雨。我们站在树下，花瓣落在头发上、肩膀上，凉丝丝的。
景允墨带了她的傻瓜相机，是她爸爸淘汰下来的旧款，我们拍了很多照片，对着镜头做鬼脸，想着等安语柔病好了给她看。我们还用捡来的花瓣，在草地上拼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安”字，花瓣很快就被风吹散了，我们又重新拼，乐此不疲。
周一，她还没来。
周二，也没来。
周三，班主任在课堂上说，安语柔同学生病住院了，希望大家为她祝福。班里组织了折千纸鹤，五颜六色的纸，裁成小小的正方形，我和景允墨折得最多，手指都被纸边划红了，留下细细的血痕。我们把装满千纸鹤的玻璃瓶送到她家，她妈妈眼睛红红的，接过瓶子，说谢谢，说柔柔会好起来的。
她的语气，听起来不像很确定。
我第一次去了医院。消毒水的味道很刺鼻，呛得人喉咙发紧。走廊又长又白，安静得可怕，只有脚步声和仪器的滴答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
病房里，安语柔躺在白色的床上，显得更小了，像一片轻飘飘的羽毛。她戴着口罩，露出来的眼睛还是弯弯的，但没什么精神，眼窝陷下去一点，脸色白得像纸。她看到我们，还是努力笑了，声音隔着口罩，闷闷的：“樱花照片呢？给我看看。”
我把照片给她看，她一张一张看得很慢，手指轻轻摸着照片上的花瓣，指尖微微发颤。她说：“真好看。明年，我们还要一起去。”
“嗯，一定。”我说。
景允墨拿出我们折的千纸鹤，她一个一个地数，数到后来累了，眼皮开始打架，长长的睫毛像两把小扇子，轻轻颤动着。我们离开的时候，她小声说：“烬舟，你答应我的，船长会开船带我们去有樱花和海的地方，还算数吗？”
“算数，”我站在门口，很用力地点头，点得脖子都酸了，“等你好了，我们就去。”
她笑了，闭上眼睛，说：“拉钩。”
我没来得及和她拉钩，护士就进来让我们离开了。护士阿姨的表情很严肃，说病人需要休息。
后来，我们只能在每周固定的探视时间去。她的头发慢慢掉光了，戴上了毛线帽子，是粉色的，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兔子图案。但眼睛还是亮的，像星星。
她开始让我和景允墨帮她带书，带画本，她躺在病床上画画。画的还是樱花，一棵一棵，一片一片，填满了整本画册。她说，把春天画下来，春天就留在纸上了。那些画里的樱花，开得比公园里的还要盛，还要艳。
四月初，樱花开始谢了。公园里下起了真正的花瓣雨，地上铺了一层粉白色的地毯，踩上去软软的。
安语柔的情况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她能坐起来和我们说笑，给我们讲她妈妈教她的诗；坏的时候，一直昏睡，眉头皱着，像是做了什么噩梦。有一次，她醒着，看着窗外光秃秃的樱树枝，突然说：“烬舟，允墨，如果我死了，你们会忘记我吗？”
我和景允墨都愣住了。空气像凝固了一样，闷得人喘不过气。然后景允墨很大声地说：“你不会死！不许胡说！”她的声音带着哭腔，眼圈红红的。
安语柔没再说话，只是看着我们，眼神很安静，像早就知道了答案。像看透了时光的尽头。
四月中旬，一个阴天。天空灰沉沉的，像一块浸了水的破布。我和景允墨放学后照例想去医院，但在校门口被安语柔的妈妈拦住了。她眼睛肿得厉害，像两颗核桃，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她说：“柔柔想见你们，最后一面。”
最后一面。
那三个字像冰锥，一下子扎进我的耳朵里，扎进我的脑子里。我没听懂，或者说，我听懂了，但我的身体拒绝明白。我只是跟着安语柔的妈妈走，脚步轻飘飘的，像踩在棉花上。景允墨抓着我的手，抓得很紧，她的手在抖，我的手是冰的，冷得像块铁。
病房里有很多人，医生，护士，安语柔的爸爸，还有其他亲戚。很挤，但很安静，只有仪器发出单调的滴滴声，一声一声，像敲在心上的鼓点。安语柔躺在床上，身上连着很多线，鼻子里插着管子，脸色白得像一张纸，像一片快要融化的雪花。
她看到我们，眼睛动了一下。那一点点光亮，像风中摇曳的烛火。她妈妈俯身在她耳边说了什么，她极其轻微地点了点头。
然后，她用很轻、很轻，但我们都听清了的声音说：
“烬舟，允墨……对不起……我去不了明年樱花了……”
“你们要替我去看……多看几年……”
“还有船长……的船……”
她的话没说完，停住了。眼睛慢慢合上，像累极了的孩子。胸口起伏的弧度越来越小，最后，停了。
仪器发出刺耳的长鸣。
尖锐的声音，像一把刀，划破了病房里的寂静。
有人哭喊，有人冲进来，有人在说话。但我的世界突然变得很安静，所有的声音都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
我只能看见安语柔安静的脸，看见她手上还握着一支没盖笔帽的蜡笔，粉色的，画樱花的那种粉色。蜡笔的笔尖，还沾着一点没干的颜料。
景允墨在我旁边，发出了像小动物一样的、破碎的呜咽。她蹲下去，捂住了脸，肩膀剧烈地颤抖着。
我没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哭不出来。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
看着大人们忙碌，看着白布被盖上，一点一点，遮住了安语柔的脸，遮住了那支粉色的蜡笔。看着安语柔妈妈瘫倒在地，哭得撕心裂肺。看着那支粉色蜡笔从她松开的手里滚落，掉在地板上，发出很轻的“嗒”的一声。
那声音，比仪器的长鸣，还要刺耳。
然后，我被带出了病房。走廊的灯光惨白，消毒水的味道让我想吐。景允墨一直在哭，抓着我的袖子，把我的衣服都扯皱了。我挣开她，跑到走廊尽头的窗户边，推开窗。
外面在下雨。冰冷的雨丝打在脸上，疼得像针扎。
我抬头看天，灰色的，厚厚的云，压得很低。春天明明还没完全过去，但我却觉得，有什么东西，从这个世界上，被永远地带走了。连带着所有的樱花，所有的笑声，所有关于“船长”和“大船”的约定，一起被这场雨冲走了，干干净净，什么也没剩下。
我站了很久，直到衣服被雨打湿，浑身发冷，直到景允墨的妈妈找来，把我们各自带回家。
那天晚上，我发烧了。很烫，烫得像一团火。做乱七八糟的梦。梦里全是樱花，粉色的，白色的，不断盛开，又不断凋谢，最后变成一场苍白的雪，把一切都掩埋。
安语柔在雪里对我挥手，笑，然后转身走远，我怎么喊她都不回头。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小小的点，消失在白茫茫的雪地里。
醒来时，是半夜。妈妈守在床边，用德语给我哼着歌。那首歌很温柔，是外婆教她的。她摸着我的额头，说：“舟舟，你哭了。”
我抬手摸脸，一片湿冷。原来我会哭。
妈妈抱着我，说：“生命有时候很脆弱，像樱花。但美好的东西，记住它，它就会一直活在心里。”
我看着她蓝色的眼睛，问：“怎么记住？”
她说：“用你的方式。写下来，画下来，或者，就在心里，一遍一遍地想。”
第二天，我找出了这个本子。这是去年夏天，妈妈带我去德国参加一个国际夏令营时发的。封面印着夏令营的名字，花花绿绿的，我一直没用。我找了一块棕褐色的皮革，用胶水把封面粘住，把那个名字，藏了起来。
我在第一页，写下了安语柔的名字。然后，我想起妈妈的话，想起安语柔画过的樱花，想起她说的“把春天画下来”。
我用德语，写下了那句话。
Ich will alles Schöne behalten.
我要记住所有美好。
记住安语柔。记住樱花。记住那个有谈天和笑的、年纪还小的春天。
因为春天死了。
死在了我十岁那年的雨季里。
而我，要在这个本子里，为它造一座坟。
日记到这里，戛然而止。
这一页的最下方，有大片模糊的、被液体浸染的痕迹。蓝色的圆珠笔字迹在那些痕迹上晕开，变得氤氲不清，像一场被封存在纸页里的、永不褪色的潮湿。那些痕迹，是泪水干涸后留下的印记，深深浅浅，像一张无形的网，网住了一个十岁女孩的悲伤。
齐奕棠的指尖，就停在那片湿润的痕迹边缘。
她不敢触碰。
仿佛只要一碰，那跨越了十八年时光的、属于十岁林烬舟的眼泪，就会重新变得滚烫，灼伤她的手指，灼伤她早已千疮百孔的心。
房间里死一般寂静。只有她压抑的、极其轻微的呼吸声，还有窗外传来的、隐约的鸟叫。鸟叫清脆，却衬得房间里的寂静，更加沉重。
窗外的晨光已经变得明亮而普通，带着城市白昼特有的嘈杂底色，透过玻璃涌进来，照亮空气中浮动的微尘，也照亮了她膝上摊开的日记本，和那些稚嫩却沉重的字迹。
她终于明白了。
明白了林烬舟蓝瞳深处那抹挥之不去的阴影从何而来。
明白了她对“失去”深入骨髓的恐惧源于何处。
明白了那句“我要记住所有美好”的德语誓言，承载着一个十岁孩子怎样绝望的挽留。
那不是中二少年的伤春悲秋，那是一场发生在少女懵懂世界观刚刚建立时毁灭性的大地震。安语柔的离去，不仅带走了林烬舟最好的朋友，更粗暴地撕裂了她对世界“美好会延续”的稚嫩认知。春天会死，承诺会碎，笑容会被病床和消毒水吞噬——这是十岁的林烬舟，用最惨痛的方式学会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第一条真理。
所以她要记住。所以她用这本日记，笨拙地、固执地，开始建造她的记忆方舟。所以她后来那么拼命地训练，那么执着地变强，那么不顾一切地想要守护——因为她害怕，害怕再次失去，害怕记忆里的美好，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齐奕棠仿佛看到，那个十岁的小小女孩，在安语柔病床前僵硬地站着，不哭不闹，只是把眼前的一切，连同那支滚落的粉色蜡笔，连同仪器刺耳的长鸣，连同窗外冰冷的雨，都刻进了瞳孔深处。然后，在发烧醒来的深夜，在母亲温柔的德语歌谣里，她第一次流泪，也第一次拿起笔，开始了这场持续十八年的、孤独的对抗。
对抗遗忘。对抗时间。对抗死亡本身。
齐奕棠缓缓地、极其缓慢地，合上了日记本。
皮革封面发出轻微的闷响。
她将它紧紧抱在怀里，低下头，额头抵在冰凉的封面上。怀里的日记本，像一颗滚烫的心脏，隔着皮革，传递着十八年的温度。
这一次，她没有再压抑。
滚烫的泪水，终于冲破了那层名为“专业”和“冷静”的冰壳，汹涌而出，大颗大颗地砸在棕褐色的皮革上，迅速洇开深色的、不规则的水痕。她哭得无声无息，只有肩膀无法控制地剧烈颤抖，只有喉咙深处发出压抑到极致的、破碎的抽气声。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滴进衣领里，冰凉刺骨，却烫得她心口发疼。
她为十岁的林烬舟哭。
为那个在春天逝去时，独自站在废墟上，试图用稚嫩笔触搭建记忆堡垒的小女孩哭。
为她此后十八年，背负着这句誓言，在黑暗中踽踽独行，直到遇见她，直到以为终于可以放下一些重量，直到……直到最后，依然用最惨烈的方式，践行了“守护”和“记住”的诺言。
齐奕棠哭得浑身发冷，哭得视线模糊，哭得几乎喘不上气。
原来，从始至终，她爱上的，就是一个早已在十岁那年的春天，就死过一部分灵魂的人。
而那个人，用尽余生，不过是在寻找一种方式，来安葬那场永不结束的春雨，和那个再也回不来的、谈天说笑的年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