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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六章 一九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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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米哈伊尔十四岁。
从八岁到十四岁，中间隔着六年。六年时间够一个城市从废墟里站起来，够一条铁路从东边修到西边，够一个孩子从一米二长到一米五。但对米哈伊尔来说，这六年里真正重要的事情只有三件：一九四一年战争爆发，一九四一年秋天撤离到萨拉托夫，一九四四年春天母亲去世。
其他事情都像路上的石子，踢开了就踢开了，不值得弯腰捡起来。
他母亲死在三月底的一个早晨。萨拉托夫那年的春天跟往年一样来得晚，病房的窗户外面还积着雪，窗户内侧结了一层薄冰，看不清外面的天色。米哈伊尔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椅子是铁的，坐上去屁股发凉。他已经在这里坐了一整夜了。
母亲的脸比昨天更白，不是白纸的那种白，是蜡烛的那种白——半透明的，好像里面的光已经灭了，只剩下一层薄薄的壳。她的眼睛闭着，呼吸很浅很浅，浅到米哈伊尔有时候要凑到她的鼻子前面才能感觉到那一点微弱的气流。
凌晨五点左右，那点气流没有了。
米哈伊尔说不清楚自己是“感觉到”的，还是“听到”的，还是“看到”的。也许都不是，只是周围忽然安静了，连空气都安静了，安静到他的耳朵里开始嗡嗡响。他低头看着母亲的脸，那张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只是不再呼吸了。嘴唇微微张开着，像要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
他在椅子上又坐了大概一个小时。期间有一个护士进来过一次，看了看病人，什么也没说，又出去了。过了不久，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进来，用手翻了翻母亲的眼皮，用听诊器在胸口听了听，直起腰来说了一句“她已经走了”。声音不大，像在说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情。
米哈伊尔说：“我知道。”
医生看了他一眼，大概是在判断这个十四岁的男孩听懂了多少。然后医生说：“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没有。”
“没有别的亲戚？”
“没有。”
医生又看了他一眼，这次的眼神稍微长了一些。然后医生告诉他可以去太平间认领，也可以不认领。不认领的话，遗体会送到医学院。认领的话需要自己办手续，买棺材，找墓地。医生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念一份说明书。
米哈伊尔问他妈是怎么死的。
医生翻了翻床尾挂的病历卡，说：“伤寒。来得太晚了。”
米哈伊尔点了点头。他想说他妈其实来得不算晚，是医院没有药。但他没说。说这些没有意义了。他妈不会因为他说了这句话就活过来。
他去了太平间。太平间在地下室，光线很暗，气味很难闻——福尔马林和别的什么东西混在一起的味道，刺鼻，辣眼睛。一个老头带他进去，指着一张铁床说：“这是你的。”米哈伊尔走过去，他妈躺在那张床上，脸上盖着白布。他掀开白布看了一眼，确认了是他妈，然后把白布盖了回去。
“要不要认领？”老头问。
“不认领了。”
“那行。签字吧。”
老头递给他一张纸和一支铅笔。纸上印着几行字，他看不太懂，上面有很多官方的词。他在最下面的一行空白处歪歪扭扭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科洛廖夫。他写得很慢，中间停顿了一下，因为他忘了“洛”字怎么写，愣了一下又想起来了。
签完以后，老头把纸收走了。米哈伊尔站在地下室门口，站了几秒钟，然后走上楼梯。楼梯很长，一级一级的，他走了很久才走到上面。
从医院出来，外面在下雪。不是大雪，是小雪，一粒一粒的，打在脸上像沙子的颗粒。地面上已经积了一层薄薄的白色，脚印踩上去，留下一个黑色的印子。米哈伊尔没有打伞，也没有戴帽子，就那么走进了雪里。去哪里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不能留在医院。
他走到了萨拉托夫的火车站。
火车站候车室里全是人。坐着的，躺着的，站着的，靠着墙的。有人吃东西，有人打呼噜，有人在给孩子换尿布。空气里弥漫着酸面包、湿大衣、煤烟和脚臭混在一起的气味，厚得像一堵看不见的墙。米哈伊尔在候车室的角落里找了一个空位，把那个旧帆布包垫在屁股下面，坐下来。
他开始想一个问题：接下来去哪里？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虽然解放了，但他没有家了，也无处可投奔，萨拉托夫他没有理由待下去了——母亲在这里死了，被服厂的宿舍他进不去，学校也不管他了。他认识的人只有一个叫克劳迪娅的老女工，是母亲厂里的同事，但克劳迪娅自己都吃不饱饭，不可能收留他。
他坐了大概两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里，他看见一列军用列车停靠站台，士兵们下车，在站台上抽烟、伸懒腰、往嘴里塞干粮。那些士兵有的很年轻，不比米哈伊尔大多少，脸上的胡茬还是软的。有的很老，四十多岁，胡子拉碴的，眼睛里全是红血丝。
一个中士从车厢上跳下来，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军大衣，脚上是一双沾满泥巴的靴子。他在站台上走了几步，抬头看了看候车室的方向，好像只是想随便看看。但他的目光碰到了米哈伊尔的目光，然后就停住了。
米哈伊尔没有躲开他的目光。他已经学会了不躲。
中士朝他走过来，走到他面前，从上往下看着他。中士的鼻子很大，鼻梁上有一道疤，像是被什么东西划过的。他看了米哈伊尔几秒钟，然后把目光移到米哈伊尔身旁的那个帆布包上，又移回米哈伊尔的脸上。
“小孩，”中士说，“你去哪？”
米哈伊尔说：“不知道。”
中士把手插进大衣口袋里，站着想了一会儿。站台上有人喊他：“伊万！快点！”他没理。“跟我走，”他说，“车上有个空位。”
米哈伊尔站起来，拎起帆布包，跟在中士后面上了车。
货车车厢，木板座位，车厢里已经坐了十几个士兵，有的在打牌，有的靠着车厢壁打盹，有的在啃面包。中士把他领到一个角落，让他坐在一个木箱子上面。木箱子上面写着“弹药”，但米哈伊尔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不是真的是弹药，也许只是空箱子。
火车开了。车轮在轨道上滚动的声音很大，咣当咣当的，震得屁股发麻。车厢里没有灯，只有从缝隙里透进来的光线，忽明忽暗地照着士兵们的脸。没有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只是一个缩在角落里的男孩，跟那些弹药箱、帆布包袱、被卷在一起的行李没什么区别。
中士在火车开了大概一个小时以后才又过来找他。中士手里拿着半个黑面包和一块腌肥肉，递给他。米哈伊尔接过来，说了声“谢谢”，然后开始吃。面包很硬，他用门牙一点一点地啃下来，在嘴里含软了再咽。
“你叫什么？”中士蹲在他面前问。
“米哈伊尔。”
“姓什么？”
“科洛廖夫。”
“哪里人？”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中士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扁酒壶，拧开盖子喝了一口，然后把酒壶递向米哈伊尔。米哈伊尔摇了摇头。中士把酒壶收回去，又喝了一口，拧上盖子，塞回口袋里。
“你去哪？”中士又问了一遍。
“不知道，”米哈伊尔说，“火车去哪我就去哪。”
中士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同情，不是好奇，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这个男孩说的是实话，确认他不是在编故事，确认他真的没有地方可去。中士“嗯”了一声，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灰，说：“那你先跟着。到了基辅再说。”
“基辅？”
“火车去基辅。部队换防。”
米哈伊尔没有问到了基辅以后怎么办。他只知道火车在往前开，往前开就有路，路到了尽头会分岔，分岔了他会再选一条。他不会一直停在原地。
火车在夜里行驶的时候，车厢里面很冷。风从车门的缝隙里灌进来，像一条冰凉的手臂从背后抱住你的腰。士兵们挤在一起取暖，有人把军大衣脱下来盖在几个人身上，有人缩成一团靠在角落里的弹药箱上。米哈伊尔蜷在那个木箱子上面，腿缩起来，下巴搁在膝盖上，两只手插在袖子里。
他没有睡着。不是不困，是不敢。他怕睡着了会从箱子上摔下来，也怕睡着了会错过什么。他不知道他会错过什么，但那种“不能睡着”的感觉牢牢地抓着他，让他睁着眼睛，看着车厢天花板上被风吹动的帆布，一下一下地鼓起来又瘪下去。
第二天中午，火车到了基辅。
基辅的火车站比他想象的大。站台上的热闹程度也超出了他的想象——到处都是穿军装的人，有的在装车，有的在卸车，有的在列队等待命令，有的在到处找人问路。喊声、哨声、车轮声、引擎声混在一起，像一个巨大的蜂巢，嗡嗡嗡地响个不停。
中士下了车，让米哈伊尔在站台上等着，不要走远。米哈伊尔站在一根柱子旁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一个军官从他面前走过去，靴子锃亮，腰带上的铜扣擦得能照见人影。两个士兵抬着一个木箱子从他面前走过去，箱子上写着“小心轻放”。一个女人抱着孩子从他面前跑过去，孩子的鞋掉了，她没有捡。
中士没有回来。
米哈伊尔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他靠在柱子上，腿站酸了，就蹲下来。蹲累了，就靠墙坐在地上。他一直在看站台上的人，希望能从中士的身影中间看到那个熟悉的皱巴巴的军大衣。但没有。中士消失在了人流里，像一滴水掉进了河里，找不到了。
米哈伊尔没有觉得意外。一个在火车上捡到的男孩，丢了就丢了，不是一件值得回头找的事情。中士也许有急事，也许忘了，也许根本就没打算回来。不管怎样，米哈伊尔现在又一个人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拎起帆布包，走上了基辅的街头。
基辅比萨拉托夫大，比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也大。街道很宽，楼房很高，但很多楼房都只剩下了壳子——窗户是空的，屋顶是塌的，墙上有弹孔。战争留下的痕迹比他在萨拉托夫看到的还要多，还要深。人行道上有人在走，有人在做生意，有人在废墟里翻找能用的东西。一只狗在人行道上跑来跑去，嘴里叼着一根骨头，尾巴夹在两条后腿之间。
米哈伊尔在基辅待了不到半天。
他说不上来为什么不想待在这里。基辅没有对他不好，没有人赶他走，街上也没有比别的地方更冷。但他在基辅的街上走的时候，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像穿了一双别人的鞋，大小差不多，但走路的姿势不对，脚在鞋里滑来滑去。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是待在这座城市里的人。
他回到了火车站，上了另一列火车。
那列火车往东开。他不知道为什么往东开，也许因为东边是他来的方向，也许因为东边的城市他更熟悉一些，也许没有任何原因——他只是上了那列火车，就像风吹一片叶子，吹到哪里算哪里。
火车上没有中士给他面包了。米哈伊尔在车厢连接处蹲了一路，背包里还有半块黑面包，是他昨天晚上掰开的，只吃了一半，剩下的半块用布包着，已经干了，硬得像石头。他用牙一点一点地啃，啃下来的碎屑在手心里攒成一堆，然后一把倒进嘴里，用水咽下去。
车厢连接处是最冷的地方。风从车门下面钻进来，呜呜地响，像一只狼在远处叫。米哈伊尔把帆布包垫在脚底下隔开铁皮的寒气，把外套的领子竖起来，两只手交叉塞进袖子里。他的鼻尖冻得发红，耳朵也红，但他没有把帽子戴上，因为他没有帽子。
火车停了很多站。有些站他知道名字，有些不知道。每停一个站，就有人上上下下。上车的把行李扛在肩上，下车的拎着包袱往前跑。站台上的小贩推着板车卖煮玉米和烤土豆，热气从板车上冒出来，在寒冷的空气中形成一团一团的白色雾气。米哈伊尔看着那些白色的雾气，肚子饿得咕咕叫，但他没有钱，一个戈比也没有。
他摸了摸帆布包，里面除了那半块硬面包以外，还有一把梳子、一双他妈的旧袜子（他不知道为什么带着，也许是因为那是他妈留下的最后几样东西之一）、一盒火柴（剩三根）、和一张照片。照片是他妈和他在萨拉托夫拍的，两个人站在一栋木房子前面，他妈穿着那件灰色的大衣，他穿着一件大了两号的毛衣，两个人都没有笑。照片是黑白的，边角已经卷起来，上面有几道折痕。
他把那张照片拿在手里看了看，又放了回去。
火车走了三天三夜，或者两天两夜，他说不清楚。时间在火车上变得很长，又很短，像一根被拉开的橡皮筋，你看着它很长，一松手就缩回去了。他没有手表，不知道几点，只能通过车窗外面的光暗来判断白天和黑夜。
第四天，火车到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这个城市是米哈伊尔出生的地方，但他已经快三年没回来了。城市的样子跟他走的时候不一样了——不是变好了，也不是变坏了，是变了。有些楼房还在，有些已经没了。街道的名字换了一些，他小时候走惯了的路，现在走上去有点陌生，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看自己的手，认得出是手，但看不清指纹。
他从火车站走出来，站在广场上，抬头看了看天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天空跟萨拉托夫的不一样，跟基辅的也不一样——不是颜色不一样，是高度不一样。他感觉这里的天空更低一些，离头顶更近一些，好像伸手就能够到，但伸手了才知道还是够不到。
广场上有很多人，也有不少像他一样的孩子——衣衫褴褛的、瘦骨嶙峋的、眼睛大大的、没有说话对象的。一个比他还瘦的男孩蹲在广场的旗杆下面，手里拿着一块面包，面前蹲着一只狗，人和狗在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有先动。米哈伊尔从他们旁边走过，脚步没有停。
他沿着记忆中的路往前走。社会主义大街。他找到了这条路，路牌上的字还在，只不过牌子上多了几个弹孔。街上的房子有的塌了，有的还站着。十七号楼还在，二楼的窗户还在，窗框歪了，玻璃破了，用一块木板钉住了。
米哈伊尔站在楼下，抬头看着那个窗口。房间里没有灯光，窗帘也没有，只有那块钉在外面的木板，像一个被缝上了的眼睛。他不知道现在住在那里的是谁，也许谁也不是，也许已经被炸毁了，里面没有人，只有灰烬和碎玻璃。他没有上去。他在楼下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
没有地方住，他就回到了火车站。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火车站成了他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家”。说“家”不太准确，家是有屋顶的，有墙的，有门的，能挡风的。火车站的候车室有屋顶，但屋顶有个洞，雪能从那个洞里飘进来。候车室有墙，但墙上的裂缝多得数不清，风从四面八方钻进来。门是没有的——不是被人拆走了，就是被炸飞了，只剩下门框，像一个张着嘴的人在打哈欠。
但候车室有一样好处：人多。人多就有热量，有食物残渣，有被遗忘的东西。人多就意味着你不太可能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死掉。死在人堆里至少会被人发现，被人抬走，被人埋在某个地方。米哈伊尔不介意死在哪儿，但他介意不被发现。
他开始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火车站附近“工作”。说“工作”也不太准确，工作是有工钱、有休息、有假期的。他没有这些。他做的事情就是活下去需要做的任何事——帮人搬东西赚一口吃的，替人排队买面包赚半个黑面包，在市场上帮小贩看摊子赚一碗热汤。他什么活都干，只要给吃的或者给钱。
他学会了看人。
这点很重要。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火车站混，如果不会看人，你活不过第一个冬天。看人不是看“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人坏人在这种地方不存在。看人是看“他今天心情好不好，他口袋里有没有吃的，他会不会因为你看错了他的心情而揍你一顿”。
米哈伊尔在这方面进步很快。他能在一个人走进候车室的前五秒钟内判断出这个人值不值得接近。步伐快了不值得——快说明有急事，没空搭理你。步伐慢也不值得——慢说明不着急，但不着急的人往往也不饿，身上不一定带着吃的。中间的那种步伐，不快不慢，眼睛左右看，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这种人是好的。他们需要帮忙，而且力气快用完了，看见一个愿意帮忙的孩子会松一口气。
他开始跟火车站的其他孩子打交道。不是交朋友，是“打交道”——知道谁是谁，谁的“地盘”在哪里，什么东西不能碰，什么地方不能去。这跟交朋友是两回事。交朋友要说话，要分享，要在对方饿的时候分一半面包给他。他做过一次，把一半面包分给了一个比他小两岁的男孩，那个男孩吃完以后连谢谢都没说，第二天就把他的藏身之处告诉了别人。
他不怪那个男孩。在这种地方，谢谢是需要学习的奢侈品，很多人没学过。
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八年，四年时间。四年的火车站生活把一个十四岁的男孩磨成了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他的身高长到了一米七二，但体重只有五十二公斤，瘦得像一根铁丝。他的脸型从圆变成了长，颧骨从平变成了凸，嘴唇薄薄的，常抿着，像一条缝。他的眼睛是灰蓝色的，经常放空，看什么东西都像在看很远的地方，其实什么也没看。他的头发是浅棕色的，细软，不怎么打理，长了就用剪刀自己绞一绞，绞得像狗啃的。
他学会了在零下二十度的冬天睡觉的诀窍：找一个背风的三面墙，用纸板或破布垫在身下隔开地面的寒气，把身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最外面裹一块帆布（他从货运车厢里顺来的），鞋子脱下来塞在怀里，不然第二天早上会冻硬了穿不上。他把身体缩成最小的一团，像一只冬眠的刺猬，热量散得慢一些。
他学会了在白天保持不动。不动就不消耗热量，不消耗热量就不容易饿。他可以在一个地方坐一整个下午，不动，不说话，不看任何人，像一块石头。有人从他面前走过去，看都不会多看他一眼。这正是他想要的。
他学会了吃任何能吃的东西。黑面包是主食，但黑面包不是每天都有的。没有黑面包的时候，他吃土豆皮、白菜根、发霉的面包屑、被人扔掉的水果核。有一次他在市场旁边的垃圾堆里捡到半罐炼乳，罐头已经生锈了，盖子翘起来，里面的炼乳变成了深褐色，有一股铁锈味。他用手指挖出来吃掉，吃完了拉了三天肚子，但那三天里他的嘴巴里一直是甜的。
一九四七年冬天，他十七岁，去了列宁格勒。
去列宁格勒的原因很简单：他听说那里的工厂招学徒，管一顿午饭。他需要一顿午饭。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理由，就是一顿午饭。他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坐货运火车往北走了五天五夜，身上裹着一条从军需仓库顺来的旧军毯，脚上穿着一双他妈留下来的女式毡靴，大了一号，走起路来踢踢踏踏的。
他在列宁格勒的铸造厂大街上看到了一具冻僵的尸体。一个叫瓦西里·彼得罗夫的少年，十五六岁，被人发现的时候蜷缩在垃圾堆旁边，脸埋在胳膊里，身上穿着一件军大衣。一个路过的中士认出了他，说他是“在火车站那片混的”。中士用靴尖捅了捅尸体，说了一句让米哈伊尔记住很久的话——“他最后几年干的事，连狗都不睡。”
米哈伊尔没有问那是什么事。他用脚趾头想也能猜到。在火车站混的人，最后几年能干的事就那么几种，每一种都会让人在死后被叫做“连狗都不睡”。他不觉得瓦西里比自己低贱，也不觉得比自己高贵。瓦西里只是选择了一条路，他选择了另一条。两条路都在火车站拐弯，一条拐进了垃圾堆，一条拐进了兵役委员会的大门。
他在列宁格勒待了不到两天，就坐上了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火车。工厂学徒的事他没去问，因为他在铸造厂大街上想明白了一件事：列宁格勒太冷了，比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冷得多。在一个更冷的地方为了一顿午饭重新开始，不值得。他宁愿回到他熟悉的地方，回到他知道哪个墙角能挡风的那个火车站，继续他熟悉的生活。
一九四八年春天，他收到了兵役委员会的通知。
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科洛廖夫，十八岁，体检合格，准予入伍。
他接过那张纸的时候，手指没有抖。不是因为勇敢，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合格”两个字写在纸上，不代表他身体真的合格——他的左肺上叶有杂音，一个老军医在体检卡上写了“建议缓征”。但胖中校在那一栏写了“合格”。胖中校没有听过他的肺，胖中校翻了他的档案，翻到第二页的时候停了那么一会儿，然后写下了那两个字。
米哈伊尔知道那停的一会儿是什么意思。那不是犹豫，是确认。确认这个人有没有资格被送走。有。父亲被枪决的人，没有资格缓征。缓征是为有必要的人准备的，而有父亲在党的人才有必要。他这种人，早走早好。
他把入伍通知折了两折，塞进裤兜里。裤兜里现在只有那张纸和三戈比硬币。蓝色的糖纸早就磨没了，上面的图案一点也看不见了，变成了一张无色透明的薄膜，一捏就碎。
他走到市场旁边的铁路桥下面，用最后几个戈比买了一块黑面包。坐在桥墩下面吃，吃得很慢，用牙一点点地啃，在嘴里含软了再咽。头顶上的货运列车开过去，轰轰隆隆的，灰尘从桥底落下来，落在面包上。他没有拍掉，一起吃了。
他想起了很多事情。想起他七岁的时候在走廊里玩煤渣，他爸把他从地上拎起来，说他“把衬衫弄脏了”。想起他妈在医院里叫了一个不存在的名字。想起萨拉托夫的雪，基辅的站台，列宁格勒的垃圾堆，那只黄白花的猫，科里亚爷爷生炉子的手势，谢尔盖折的纸船，娜斯佳递给他的半个鸡蛋。
他把最后一口面包咽下去，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明天早上六点，兵役委员会门口集合。
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了摸那张入伍通知。纸是硬的，边角有点扎手。他攥着那张纸站在铁路桥下面，看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灰蒙蒙的天空，做了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决定——不管被分到哪里，不管被要求做什么，他只要做到不被注意、不被处罚、不被调动、正常退役就够了。他要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待在自己的孔里，不松不紧，不声不响，等到时间到了，再被拧出来。
他不会像瓦西里那样死在垃圾堆旁边，也不会像他妈那样死在病床上叫一个不存在的人的名字。他会好好地活着，不惊动任何人，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也不需要任何人为他操心。
这不是一个梦想，这是一个计划。
他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转身走向社会主义大街的暮色。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