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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肺结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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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陈盛在牢房里靠着残存意志硬抗，准备迎接下一轮，可能也是最后一轮酷刑时，外面的世界发生了更剧烈的动荡。
新的更严重的破坏活动再次发生。
这一次，是一座关键桥梁被炸毁，同时一名日本高级军官遇刺身亡。日军的愤怒和恐慌达到了新的顶点，他们的全部注意力和审讯力量都被这些新的更“重要”的案件吸引了过去。
对于陈盛这个“仅仅”涉嫌在黑市买药的“小角色”，他们失去了耐心和兴趣。他的案卷被扔到了角落，再也没有被提审。
牢房里，突然陷入一种死寂般的“平静”。
但这种平静，比酷刑更让人窒息。它意味着陈盛像一件无关紧要的垃圾，被丢弃在这个暗无天日的角落。没有人知道他在这里，也没有人会来救他。
虽然没有新的定罪证据，但日军也绝不会轻易释放一个“有嫌疑”的人。他面临的很可能是在这肮脏的牢房里被无限期关押，直到病死饿死，或是随着战局变化被处决。
持续的审讯虽然痛苦，但至少意味着他与外界还有一丝对抗性的“联系”。而现在，这丝联系也断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在伤痛和疾病中慢慢垮掉，精神在孤寂中被磨蚀。
他听着牢房外偶尔传来的，其他囚犯被提审时的惨叫声，甚至觉得那是一种“热闹”。他成了这座人间地狱里，一个安静的正在缓慢腐烂的注脚。
时间失去了意义。他不知道过了多久，只知道伤口在发炎，高烧反复发作，咳嗽越来越厉害，每一次都仿佛要把肺咳出来。
没有希望，成了最彻底的绝望。
他或许会想，“幽灵”和组织是否已经放弃了他？月娘是否还活着？他与Vegas之间的一切，是否终究只是一场来不及落幕的戏？
在这种被世界遗忘的孤独等待中，坚守秘密似乎都失去了意义。他的意志，正面临着比酷刑更加残酷的考验。在绝对的寂静与虚无中，他还能否记得自己是谁，为何而坚持？
意识，是从一阵无法抑制的剧烈咳嗽开始的。
这咳嗽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它更深，更沉，仿佛来自肺腑的最深处，每一次痉挛性的冲击，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他的胸腔里狠狠掏挖。起初还能咳出些带着血丝的浓痰，到后来，只剩下干涩而空洞的嘶鸣，每一次都震得他眼前发黑，太阳穴的血管突突直跳。
紧接着，是冷。
那寒意不是从外而来，而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他蜷缩在牢房潮湿的草席上，将自己抱成一团，牙齿不受控制地格格打颤，仿佛整个人被浸入了冰海。然而，在这彻骨的寒冷中，他的额头和脸颊却摸上去一片滚烫，皮肤干燥得像要龟裂。冰与火在他体内野蛮地交战，将他残存的力气一点点蒸干冻碎。
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
仿佛有人用浸湿的厚布一层层捂住了他的口鼻，又像是整个胸腔被浇筑进了水泥。他必须张开嘴，用尽全身力气，才能攫取到一点点稀薄的空气。每一次吸气，肺部都发出嘶哑破败的风箱声，伴随着尖锐的刺痛，仿佛每一次扩张都被细小的玻璃碴子刮擦着。
他原有的头痛，在这全方位的痛苦夹击下，反而显得“微不足道”了，它变成了背景里一种持续不断的沉闷撞击声，与心跳呼吸的挣扎声混杂在一起，谱成了一曲走向毁灭的嘈杂乐章。
他的视线开始模糊旋转。牢房斑驳的墙壁在眼前扭曲变形，耳边开始出现无意义的嗡鸣和遥远的幻听。身体的感知正在离他远去，先是麻木，然后是彻底的失控。
在意识彻底沉入黑暗之前，他最后感受到的，是一种灵魂被禁锢在濒死躯壳里的极致痛苦。这具身体，这具曾为他传递情报，承载过爱与痛的身体，如今成了他最后的牢笼和刑具。
他想再念一遍那两个名字，作为对抗虚无的咒语，却发现连这最简单的思绪，也如流沙般无法凝聚。
最终，一切感官的剧痛，都淹没在了一片无边无际的沉重黑暗里。
不知在虚无的黑暗中漂浮了多久，一丝微弱的光感刺痛了他的眼皮。
陈盛极其艰难地，将沉重的眼帘掀开一条细缝。视野里是一片模糊的晃动的白色，还有几个穿着浅色衣服的人影。刺鼻的消毒水气味取代了牢房里腐臭的空气，钻入他的鼻腔。
他还没能理解自己身在何处，耳边便捕捉到了一些断断续续、却如同冰锥般尖锐的词语，夹杂着他能听懂的日语和生硬的当地语言：
“肺结核很严重。”
“观察体征。”
“实验需要这个病例。”
这些词语像烧红的铁钉，在他混沌的意识中烙下印记。肺结核，观察，实验。
他连转动眼珠的力气都没有，身体仿佛不再属于自己，只有肺部那撕裂般的疼痛和全身的高热，证明他还活着。巨大的疲惫感如同海啸般再次袭来，他甚至来不及感到恐惧或愤怒，那点微弱的清醒之光便迅速熄灭。
眼皮无力地合上，意识再次被无尽的黑暗与沉重的病痛拖拽着，向下沉沦。
这一次，连思考的能力也彻底丧失。
在病床上，陈盛早已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日与夜的区别，只是窗外光线的明暗。大半年，或者说，感觉上像是一辈子，他都在高烧的炙烤和窒息的压迫感中辗转。
他的世界被简化为几个重复的元素：护士偶尔过来查看更换冰冷的点滴瓶,医生每隔一段时间会来记录他的数据，眼神里带着一种观察实验品般的审以及永无止境从肺部深处传来的灼痛和嘶鸣。
他像一具仅存基本生命反应的躯壳，意识在短暂的清醒和长久的昏沉中浮沉。记忆变得支离破碎，Vegas的脸、月娘的笑容、槟城的海风，都成了遥远而模糊的幻影，仿佛属于另一个人的前世。
然后，变化发生了。
起初是细微的。医院里那种日军管理的刻板而压抑的气氛似乎松弛了。脚步声变得杂乱，日语的高声呵斥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他听不懂的快速而有力的外语。
某一天，他所在的病房门被推开，进来的不再是熟悉的日本军医，而是几个穿着完全不同制服的身材高大的白人军官，以及几名神情激动却又强自镇定的当地医生。
其中一名军官走到他的床前，看了看挂在他床尾、写满日文的病历牌，然后用口音很重但充满力量的马来语，对着虚弱不堪的陈盛，清晰地说道：
“战争结束了。”
“日本，投降了。”
“你们自由了。”
这几句话，像一道强烈的闪电，劈开了陈盛被病痛和药物禁锢了太久的大脑。
日本投降了？自由了？
他怔怔地看着说话的人，眼球干涩地转动了一下。没有狂喜，没有泪水，甚至没有立刻理解这句话的全部含义。这个消息过于巨大，过于突然，他那被肺结核和长期囚禁折磨得近乎枯竭的精神，一时之间根本无法承载。
他只是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任由那几个字在空荡的脑海里反复回响。
过了许久，许久，直到那些盟军军官已经检查到下一个病房，一滴浑浊的眼泪，才从他深陷的眼角缓缓滑落，渗入早已被汗水与病痛浸透的枕头。
这不是喜悦的泪水，而是一种巨大的迟来的释然，以及一种更深沉的对于被偷走的时间和残破躯体的悲恸。
他还活着。
战争结束了。
但他也几乎已经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