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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超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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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二十分钟过得极其缓慢。每一分钟都像被拉长了。温叙礼检查了自行车，确认刹车故障的程度。林景澜检查了拍摄设备，确保电池充足。
三点五十五分，耳机里传来声音：“清洁车进入街道，正在接近。做好准备。”
温叙礼推起自行车，走到预定位置——研究所后院通道的入口处。他假装在修车，弯下腰摆弄刹车。
四点整，一辆白色面包车驶入通道，侧面印着“瑞士净洁”的字样。车停在后院门口，两名清洁工下车，开始从车上卸下设备。
就是现在。
温叙礼推着自行车走到通道中间，假装刹车失灵，自行车向前冲去。他“努力”控制方向，但车子还是歪斜着撞向了路边的垃圾桶。
哐当一声，垃圾桶倒地，里面的垃圾撒了一地。声音引起了清洁工的注意，两人都看向这边。
“对不起！对不起！”温叙礼用英语喊道，假装慌乱地扶起自行车，但自行车似乎卡住了，他“挣扎”着想要搬动。
一名清洁工走过来帮忙。另一名也暂时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朝这边看。
耳机里传来林景澜的声音：“注意力转移，我准备进入。”
温叙礼用余光看到，一个灰色的身影迅速从树林边缘闪出，趁着清洁工背对后门、另一人正在帮自己的时机，溜进了打开的后门。
成功了。
温叙礼继续表演，与清洁工一起把自行车扶正，连连道谢。清洁工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叔，用带着口音的英语说：“年轻人，车要修修了。太危险。”
“是的，是的，我会修的。谢谢您。”温叙礼推着自行车离开通道，回到树林边缘。
耳机里，谢婉研的声音传来：“林景澜已进入。温叙礼，撤离到观察点，保持通讯。”
温叙礼把自行车藏在灌木丛后，自己则找到一个能观察后院又能隐藏的位置。从这里，他可以看到清洁车和后门，也能看到建筑的一部分窗户。
接下来的时间是最难熬的。林景澜在建筑内部，与外界隔绝，唯一的联系是通过他携带的设备传来的微弱信号，显示他还活着，还在移动。
十分钟过去了。清洁工已经搬完了设备，进入建筑，后门关闭。院子里恢复了安静。
十五分钟。耳机里偶尔传来林景澜轻微的呼吸声，但没有说话——他不能出声。
二十分钟。温叙礼开始担心。原计划是潜入后拍摄关键证据，然后从紧急通道撤离，全程不超过三十分钟。但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分钟。
二十五分钟。谢婉研的声音再次传来：“温叙礼，保持冷静。林景澜的信号还在移动，他没事。”
但温叙礼能听到她声音里的紧张。
三十分钟。超过了预定时间。
就在温叙礼几乎要决定启动应急方案时，耳机里终于传来了林景澜压低的声音：“我在地下室。找到了实验室和文件室。正在拍摄证据。但情况……比想象的糟。”
他的声音里有种压抑的颤抖。
“什么情况？”谢婉研立即问。
“参与者被关在隔离室里，看起来状态很差。我看到了药物注射记录，剂量……很大。还有记忆植入的实验日志，详细记录了每个人的反应。”林景澜停顿了一下，“我需要更多时间，文件很多。”
“时间不够了。”谢婉研说，“清洁工的工作时间还剩二十分钟，之后会锁门离开。你必须在十五分钟内到达紧急出口。”
“明白。”林景澜的声音恢复了冷静，“我正在前往文件室的核心区域。两分钟。”
温叙礼紧紧盯着建筑后门，心跳加速。每一秒都像被拉长。
两分钟后，林景澜的声音再次传来：“找到核心文件了。包括投资者的合同草案，技术转让协议，还有……参与者的原始身份资料。他们是从东欧和亚洲被骗来的，以为是参加‘语言交换项目’。”
“拍照，然后立即撤离。”谢婉研命令。
“正在拍。还有最后几份……等等。”
林景澜的声音突然停住。
“怎么了？”温叙礼几乎要喊出来。
“有人来了。脚步声，正在接近文件室。”林景澜的声音压得极低，“我需要躲起来。”
耳机里传来轻微的移动声，然后是一段长时间的寂静。温叙礼感到自己的心跳像擂鼓一样敲击着胸腔，每分钟至少一百二十次。他强迫自己深呼吸，但效果有限。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每一秒都像一年那么长。
终于，林景澜的声音再次响起，几乎耳语：“他走了。是个研究员，来取了一份文件。没有发现我。”
温叙礼松了一口气，但随即又紧张起来——时间更少了。
“林景澜，你必须现在撤离。”谢婉研的声音严厉，“证据已经够了，你的安全最重要。”
“明白。我正在前往紧急通道。”
接下来又是漫长的等待。温叙礼看着手表，清洁工的工作时间还剩不到十分钟。如果林景澜不能在他们锁门前离开建筑，就会被困在里面。
五分钟。
四分钟。
三分钟。
就在清洁工开始收拾设备，准备离开时，建筑后方小树林里的工具间门突然打开了。一个灰色的身影闪出，迅速融入树林的阴影中。
耳机里传来林景澜急促的呼吸声：“我出来了。正在前往撤离点。”
温叙礼立即从观察点起身，沿着预定路线向撤离点移动。他的心跳依然很快，但已经不再是恐慌，而是行动的能量。
五分钟后，他们在小径尽头的停车场汇合。林景澜看起来有些疲惫，但眼睛亮得惊人。他手里紧紧握着一个微型存储设备。
“拿到了。”他说，声音里有种如释重负的颤抖，“足够关闭那个地方的证据。”
谢婉研的车已经等在那里。三人迅速上车，车子立即驶离。
车开出梅兰小镇时，温叙礼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白色建筑。在夕阳的余晖中，它看起来如此普通，如此无辜。但就在它的地下室里，黑暗正在发生。
而他们，刚刚拿到了揭开黑暗的证据。
“回安全屋。”谢婉研说，“我们需要立即处理这些证据，决定下一步。”
车内暂时安静下来。林景澜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似乎累极了。温叙礼注意到，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恐惧，而是肾上腺素退去后的生理反应。
“你做得很好。”温叙礼轻声说。
林景澜睁开眼睛，看着他，露出一个疲惫但真实的微笑：“我们做到了。”
是的，他们做到了。在规则与良知之间，他们选择了行动。在安全与正义之间，他们承担了风险。
现在，证据在手。下一步，是让这些证据发挥作用，真正帮助那些被困在地下室的人。
但首先，他们需要回到日内瓦，回到那个充满辩论和妥协的世界，用手中的证据，推动改变的发生。
倒计时还在继续：距离演示还有五天。但现在，他们有了武器。
安全屋的窗帘紧闭，只留一盏台灯的光亮在房间中央投下一个温暖的黄色光圈。三人围坐在小桌前，微型存储设备通过加密读卡器连接着谢婉研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的文件一个接一个展开，像剥开一层层伪装，露出最核心的黑暗。
第一份文件是参与者的原始身份资料。十二个人的照片，大部分是年轻人，眼神里还带着对未来期待的亮光。个人简历显示他们来自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越南、菲律宾，被一个名为“跨文化学术交流基金会”的中介机构招募，承诺提供瑞士的语言课程和实习机会。合同条款模糊，费用高昂，但附带了“全额奖学金”的可能性——只要他们同意参与“辅助性认知研究”。
“被骗来的。”林景澜轻声说，手指划过屏幕上那个22岁波兰女孩的照片，“她叫卡塔琳娜，学艺术史，以为能来瑞士看文艺复兴时期的原作。”
第二份文件是实验日志。冰冷的表格记录了每一次记忆植入的细节：日期、时间、目标记忆内容、神经刺激参数、参与者的反应。温叙礼快速浏览，注意到最近一个月的记录显示反应异常率显著上升——从最初的10%增加到近期的45%。注释栏里潦草地写着“耐受性下降”、“需要调整参数”、“7号出现严重定向障碍”。
“他们在加快进度。”温叙礼说，“为了给投资者演示效果，强行推进实验频率，但参与者的神经系统承受不了。”
第三份文件让谢婉研倒吸一口冷气——投资者合同草案。莱克斯制药的技术收购意向书，金额高达两千三百万瑞士法郎，分期支付，第一期付款条件是“成功演示完整记忆植入流程并展示至少三名志愿者的可验证效果”。签署日期定在下周五，演示后一天。
“如果演示成功，钱就会到账。”谢婉研说，“研究所会用这笔钱扩大规模，招募更多‘志愿者’，开发更先进的技术。然后莱克斯制药会把它包装成‘员工认知优化系统’推向市场。”
第四份文件最令人心惊：一组脑部扫描图像。同一个人的大脑，在三个月内的变化。海马体——记忆形成的核心区域——显示出异常的神经连接模式，有些区域过度活跃，有些区域几乎沉寂。最后一幅扫描的日期是上周，注释写着：“9号，记忆提取功能受损，真实与植入记忆无法区分。建议终止实验，但演示需要保留样本。”
“样本……”林景澜重复这个词，声音里有压抑的愤怒，“他们把人叫样本。”
台灯的光晕在墙壁上投下三个人的剪影，沉默而沉重。证据比他们想象的更充分，也更可怕。这不是边缘性的伦理问题，而是系统性的、商业驱动的、对基本人性的侵犯。
“现在的问题是，”谢婉研打破沉默，“如何使用这些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