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章 上一章 目录 设置
65、掌声 ...
-
清晨七点的阳光穿过酒店窗帘的缝隙,在深色地毯上切出一道锐利的金线。温叙礼醒来时,第一个动作是摸向床头柜上的手机。屏幕上有十二条未读消息,大部分来自专案组,最后一条来自谢婉研:“七点半到我房间,有重要情况。”
他快速洗漱,换好衣服。经过林景澜房间时,轻轻敲了门。门几乎是立刻打开了——林景澜显然也早已醒来,穿着整齐,眼睛下方有淡淡的阴影。
“你也收到了消息?”温叙礼问。
林景澜点头,声音有些干涩:“没怎么睡着。一直在想医院里的那些人。”
他们一起走向谢婉研的房间。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清洁车推过的轻微声响和远处电梯的叮咚声。但在这种表面的宁静下,温叙礼能感觉到一种即将到来的风暴——梅兰的突袭行动已经过去了六个小时,消息应该开始扩散了。
谢婉研的房间门开着,她正在小桌前接电话,用的是法语,语速很快。看到他们,她做了个手势示意稍等,继续通话。
温叙礼环视房间。桌上摊开着今天的几份报纸,头版标题触目惊心:《日内瓦郊区惊现非法记忆实验》、《十二名“志愿者”被救出,三人情况危急》、《神经科学伦理警钟再次敲响》。配图是黎明时分突击队员护送担架出建筑的模糊照片,还有一张研究所的航拍图。
“情况比预想的传播得更快。”谢婉研挂断电话,转向他们,“瑞士所有主要媒体都在头版报道了。国际媒体也开始跟进——BBC、CNN、法新社都有通讯稿。梅兰事件已经成为全球新闻。”
她拿起一份报纸:“报道基本准确,强调了实验的非法性和参与者的困境。这对公约的推动是好事,但……”
“但什么?”林景澜问。
“但报道中提到了‘内部举报人提供的关键证据’。虽然没有指名,但聪明人很容易联想到我们。”谢婉研表情严肃,“克劳斯不傻。他知道我们在日内瓦,知道我们在推动公约,知道梅兰研究所与他有联系。他会把我们视为直接威胁。”
温叙礼思考着这个新局势:“他会在今天的会议上发难吗?”
“几乎肯定。”谢婉研点头,“今天的议题是关于违规处罚的具体细则。原计划是平稳讨论,但现在有了梅兰这个新案例,讨论会变得激烈。克劳斯可能会试图把话题引向‘过度监管扼杀合法研究’,或者质疑证据的合法性。”
她看了看手表:“八点半开会。还有一个小时。我们需要吃早餐,准备应对策略。”
早餐送到房间。简单的欧陆式早餐,但三人都吃得不多。温叙礼边吃边翻阅报纸报道,注意到一个细节——几乎所有报道都提到了“国际科学伦理委员会正在日内瓦制定相关公约”。这意味着公众会将梅兰事件与他们的工作直接联系起来,期待他们拿出解决方案。
“压力变大了。”他放下报纸,“以前我们是在揭露过去的错误,制定未来的规则。但现在,我们还需要回应正在发生的危机,展示公约如何防止下一个梅兰。”
“这正是我们要做的。”谢婉研喝了一口咖啡,“今天的会议上,我会提议将梅兰案例作为公约附录的典型案例,详细分析其违规之处,并说明公约中的哪些条款能够防止类似事件。这会让讨论更具体,更有说服力。”
林景澜安静地吃着麦片,突然说:“那些在医院的人……我们能去看他们吗?”
谢婉研的表情柔和了一些:“专案组正在安排。但出于安全和隐私考虑,可能不会允许直接接触。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医疗团队了解情况,如果需要,也可以提供关于零域治疗经验的建议。”
八点二十分,他们出发前往万国宫。车里的收音机调到新闻频道,法语播报员正在详细描述梅兰事件,不时出现“伦理灾难”、“科学失控”、“急需监管”等词语。
“舆论风向对我们有利。”司机——今天也是专案组的安保人员——评论道,“公众震惊且愤怒。这是推动严格监管的最好时机。”
但温叙礼知道,舆论是把双刃剑。它可以施加压力,也可能导致仓促决策或过度反应。他们需要在公众情绪和科学理性之间找到平衡。
抵达万国宫时,门口的媒体比平时多了至少三倍。长枪短炮的摄像机,手持录音设备的记者,还有举着标语的抗议者——一些是支持严格监管的民间团体,一些是担心研究受限的患者家属组织。
“温叙礼先生!林景澜先生!”一个记者认出了他们,立即冲过来,“你们对梅兰事件有什么评论?这会影响公约的制定吗?”
安保人员迅速隔开记者,护送他们进入建筑。但问题已经抛出,温叙礼知道,今天不可能回避这个话题。
上午九点,会议开始。施耐德教授的开场白直接切入主题:“各位,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新闻。今天凌晨,瑞士警方在日内瓦郊区的梅兰镇解救出十二名非法记忆实验的参与者,逮捕了涉案研究人员。这起事件再次证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议题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紧迫的现实威胁。”
他环视会场,目光在克劳斯身上短暂停留:“今天,我们将讨论违规行为的处罚细则。我建议将梅兰案例作为具体参考,让我们的讨论更加有针对性。”
克劳斯几乎是第一个举手请求发言。获得同意后,他站起来,表情是温叙礼从未见过的严肃——没有往日的轻松笑容,没有那种游刃有余的从容。
“主席先生,各位委员,”他的声音低沉有力,“首先,我要明确谴责梅兰事件中发生的一切。任何未经充分伦理审查、伤害参与者的研究,都是不可接受的。”
开场出乎意料的正面。温叙礼警惕地等待转折。
“但是,”克劳斯果然话锋一转,“在愤怒之余,我们必须冷静思考:如何避免反应过度?如何确保我们的监管针对真正的恶行,而不是阻碍有益的研究?”
他走到发言席,调出一张图表:“根据目前公开的信息,梅兰研究所没有通过正规伦理审查,使用欺骗手段招募参与者,滥用实验性药物——这些行为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已经是非法的。问题不在于缺乏法律,而在于执法不力。”
论点很狡猾:不是需要新规则,而是需要更好执行旧规则。
“如果我们因为一起非法事件,就制定过于严格的全球性公约,”克劳斯继续说,“可能会让合法研究者望而却步。那些真正想帮助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自闭症谱系患者的研究者,可能会因为合规成本太高而放弃重要的研究。”
他看向温叙礼他们:“我理解几位年轻朋友亲身经历过类似痛苦,对这类问题有强烈的个人感受。但政策制定需要理性,不能被情绪主导。”
这句话暗含贬低——将他们的立场归结为“个人情绪”而非“理性思考”。温叙礼感到林景澜在身边微微绷紧。
谢婉研举手发言。获得同意后,她没有站起来,而是就坐着,声音平静但清晰:“克劳斯先生说得对,政策需要理性。所以让我们理性分析梅兰案例。”
她打开准备好的演示材料:“第一,关于现有法律是否足够。梅兰研究所确实违反了瑞士法律,但为什么能够持续运作超过一年?因为监管存在漏洞——跨国招募参与者、使用海外资金、将研究伪装成教育培训项目。这些漏洞需要国际协调才能填补。”
屏幕上出现法律条文对比:“第二,关于合规成本。公约草案已经设计了分级监管体系,基础研究只需要基本伦理审查,只有高风险应用才需要严格监管。梅兰这样的项目属于最高风险类别,理应接受最严格审查。这不会影响大多数合法研究。”
她调出最后一页:“第三,关于个人感受与理性思考。确实,我们有亲身经历。但这不等于我们不理性。恰恰相反,亲身经历让我们对问题的严重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对可能的漏洞有更敏锐的洞察。科学需要数据,也需要对数据背后的人的关怀。”
发言完毕,会场安静了几秒,然后响起掌声——比平时更热烈。温叙礼看到,几位原本中立的委员在点头。
克劳斯的脸色没有变化,但温叙礼注意到他的手在桌下微微握紧——那是他紧张时的微小习惯,温叙礼在之前的会议观察中注意到过。
上午的会议在激烈辩论中继续。梅兰案例成为具体的讨论对象,每一条处罚细则都被放在这个案例背景下检验:如果公约存在,梅兰事件能否更早被发现?处罚力度是否足够阻吓类似行为?国际监督机制能否有效干预?
中午休会时,施耐德教授找到他们:“下午的会议可能更加激烈。克劳斯那边已经在联络一些委员,试图组织对处罚条款的联合修改。我们需要做好准备。”
午餐在万国宫餐厅的小包厢里进行。饭菜精致,但三人都食不知味。
“克劳斯不会轻易认输。”谢婉研边吃边说,“梅兰事件对他的计划是沉重打击。莱克斯制药与那个研究所有联系,一旦调查深入,可能牵连到他。他要么会疯狂反扑,要么会切割关系自保。”
“如果是反扑,会采取什么方式?”温叙礼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