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精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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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可能：质疑证据合法性，攻击我们的人格和动机，提出更激进的替代方案，或者……”谢婉研停顿了一下，“制造新的事端，转移注意力。”
林景澜放下叉子：“他会伤害我们吗？”
“在日内瓦，在这么高规格的会议期间，直接人身伤害风险不大。”谢婉研说，“但舆论攻击、法律威胁、心理施压，这些都有可能。我们需要保持警惕。”
午餐后，他们收到专案组的最新消息。简短但重要：“赫连在伦敦初步审讯中透露，研究所的资金不止来自莱克斯制药，还有一个‘国际投资者联盟’，涉及多个国家的公司和基金会。调查正在扩大。”
“国际投资者联盟……”温叙礼重复这个词，“这意味着梅兰不是孤立的，可能是更大网络的一部分。”
“而克劳斯可能只是这个网络中的一员。”谢婉研补充，“如果他感到被威胁，可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下午的会议果然如施耐德教授所料，更加激烈。克劳斯提出了对处罚条款的一系列修改建议，每一项都在弱化处罚力度或增加执行难度。支持他的委员比上午多了几位——显然，午餐时间他进行了有效的游说。
辩论持续到下午四点，陷入僵局。关键条款的投票被推迟到第二天，以便各方进一步协商。
会议结束后，克劳斯主动走向他们。这一次，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情绪。
“精彩的表演。”他的声音很低，只有他们能听到，“利用一起悲剧来推进你们的议程。很聪明。”
谢婉研平静回应：“不是表演，是责任。也不是我们的议程，是科学界的共识。”
克劳斯冷笑：“共识？你们很快就会知道，共识是多么脆弱的东西。”他看了一眼温叙礼和林景澜，“年轻人，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有时候，站队太早，会后悔的。”
他说完转身离开。温叙礼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感到一种清晰的威胁。
回酒店的路上，谢婉研接到了医院方面的消息。通话后，她的表情变得柔和了一些：“三名情况危急的参与者已经脱离生命危险。所有人的身份都已确认，家属正在联系中。医疗团队说，早期评估显示记忆损伤严重，但并非完全不可逆。需要长期治疗，但有希望。”
林景澜的眼睛亮了：“真的？”
“真的。”谢婉研点头，“专案组还说，如果我们愿意，明天可以去医院一趟——不是接触参与者，而是与医疗团队交流，分享零域治疗的经验。他们认为我们的亲身经历可能对制定治疗方案有帮助。”
“我去。”温叙礼立即说。
“我也去。”林景澜说。
晚上七点，他们在酒店房间用餐。简单的客房服务餐食，但气氛比前几天轻松了一些——梅兰的参与者已经获救，证据已经确凿，公约的推动有了强有力的现实支撑。
吃饭时，他们讨论了第二天的医院访问。林景澜显得有些紧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的情况和他们不完全一样——我们没有经历记忆植入，是心跳控制。而且……我们最终逃出来了，他们被关了一年多。”
“但你们都知道被控制是什么感觉。”谢婉研说，“知道那种失去自主性的恐惧，知道重新找回自我的艰难。这些经验是有价值的。”
温叙礼同意：“而且我们可以告诉医疗团队，恢复是可能的。需要时间，需要耐心，但可能。”
饭后，他们各自休息。但晚上九点，谢婉研突然敲门，表情异常严肃。
“新情况。不是好消息。”
两人立即让她进来。
“克劳斯刚刚召开了一个小型记者会。”谢婉研打开平板电脑，播放录像，“看。”
画面中，克劳斯站在酒店会议室里，面对十几家媒体。他的表情沉重而诚恳。
“……对梅兰事件，我和所有人一样感到震惊和愤怒。但我们必须警惕一种危险倾向——因为一起非法事件，就怀疑整个神经科学领域，就要求制定可能扼杀创新的过度监管。”
他顿了顿，看向镜头：“我特别担心的是，一些有亲身创伤经历的年轻人，可能因为个人感受而推动过于严苛的政策。我理解他们的痛苦，但政策制定需要全面考量，需要平衡风险与收益，需要听取各方的声音，而不仅仅是最大声的那一方。”
录像结束。谢婉研关闭屏幕：“他在针对你们，将你们的立场归结为‘个人创伤’而非‘理性思考’。这是一种经典的贬低策略。”
“媒体反应如何？”温叙礼问。
“已经开始分化。”谢婉研调出新闻网站，“有的评论支持他，认为需要‘冷静理性’；有的批评他，认为他在为商业利益辩护。但关键在于，他成功地将讨论从‘如何防止下一个梅兰’转向了‘监管是否过度’。”
电话响起，是施耐德教授。通话后，谢婉研的表情更加凝重。
“明天上午的会议，克劳斯将提出一项动议：成立‘多方利益相关者咨询小组’，在公约最终确定前，广泛征求商业界、患者团体、研究机构的意见。表面上是促进包容性，实际上是拖延战术——如果动议通过，公约的制定可能延长数月甚至更久。”
“我们能阻止吗？”林景澜问。
“需要争取足够多的委员反对。”谢婉研思考着，“施耐德教授在联络支持我们的委员，但克劳斯也在做同样的事。明天会是一场投票战。”
局势再次紧张起来。梅兰的胜利带来了舆论优势，但克劳斯正在巧妙地利用这种优势的反作用力——将严格的监管描绘为“过度反应”，将支持者描绘为“被情绪主导”。
晚上十点，他们开始制定应对策略。谢婉研负责联络支持委员，温叙礼和林景澜准备明天可能的发言。如果投票前需要最后陈述，他们需要简洁有力的论点。
“关键是要把话题拉回核心。”温叙礼在纸上写要点，“不是‘要不要监管’，而是‘什么样的监管’。不是‘情绪与理性’，而是‘经验与证据’。”
林景澜补充：“还可以强调时间紧迫性——每拖延一天，就可能有新的梅兰在某个地方发生。公约不是完美的，但等待完美是危险的。”
工作到深夜十一点，初步方案确定。谢婉研放下电话，揉了揉太阳穴：“支持与反对大概五五开。明天的投票会很接近。”
她看了看温叙礼和林景澜：“你们需要休息了。尤其是你，林景澜，明天还要去医院，需要精力。”
两人回到各自房间，但温叙礼知道，这个夜晚不会平静。果然，凌晨一点，他的手机震动——是专案组的加密信息。
“紧急：检测到对你们酒店的网络安全试探。来源不明，但技术手段高级。建议启用备用通讯设备，保持警觉。已加强外围安保。”
温叙礼立即检查房间，确认门窗锁好，没有异常。然后他联系林景澜和谢婉研，告知情况。
“可能是克劳斯的人，也可能是他背后那个‘国际投资者联盟’。”谢婉研在通讯频道里说，“不要慌张，但保持警惕。如果感到任何不安全，立即按紧急按钮。”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温叙礼半睡半醒，保持警觉。酒店很安静，走廊里偶尔有脚步声，都是正常的客人或工作人员。但他能感觉到那种被监视的不适感——不是具体的证据，而是一种直觉。
凌晨四点，他彻底醒来，再无法入睡。走到窗前，拉开一点窗帘。日内瓦的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城市灯光稀疏，湖面是深不见底的黑。
他想起了梅兰地下室里那些人，此刻应该在医院的病床上，可能也在无眠的夜晚中挣扎，与混乱的记忆、药物的后效、身份的困惑搏斗。
他们也想起了自己的过去——监听终端的心跳数据，雨夜的坦白，实验室的治疗，叛逃的夜晚。那些经历塑造了他们，但也给了他们一种责任：用亲身经历的痛苦，防止其他人经历类似的痛苦。
凌晨五点半，天色开始泛白。温叙礼做了决定——无论今天的投票结果如何，无论克劳斯用什么手段，他们都不会退缩。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战。
六点，他洗漱更衣。六点半，与林景澜和谢婉研汇合。三人都带着疲惫，但眼神坚定。
“准备好了吗？”谢婉研问。
“准备好了。”温叙礼和林景澜同时回答。
七点，出发前往医院。这是行动前的短暂停顿，也是重新连接最初动机的机会。
日内瓦大学医院位于城市东部，现代化建筑群在晨光中显得洁净而专业。他们被引导到神经科的一个小会议室，三位医生已经等在那里——两位神经科学家，一位精神科医生。
“感谢你们能来。”年长的神经科学家，杜兰德教授，用法语口音的英语说，“我们知道你们自己的经历，相信你们的见解会对我们制定治疗方案有帮助。”
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是密集的专业交流。医生们详细描述了参与者的症状：
记忆碎片化、时间感知错乱、真实与植入记忆混淆、严重的焦虑和定向障碍。温叙礼和林景澜则分享了零域治疗中的经验——如何重建对真实感受的信任，如何区分自我与训练出的反应，如何在药物戒断后重新学习自然的生理反应。
“有一个关键点，”林景澜说，“参与者可能对‘治疗’本身有恐惧和不信任，因为之前的‘实验’就是以‘治疗’或‘培训’的名义进行的。建立信任需要时间，需要尊重他们的自主权，即使他们暂时无法清晰表达。”
杜兰德教授认真记录：“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会注意。”
作者有话说
第66章 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