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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守护 ...

  •   “你不是在描述指令模板。”温叙礼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微颤,“你是在描述一个分配系统。根据用户的神经特征,动态分配三种不同强度的干预模式。”

      绿色:温和反馈,真正的辅助工具。
      黄色:中等干预,植入情绪基调。
      红色:高强度塑形,接近行为编程。

      “而决定分配的关键...”林景澜看向用户档案,“是家长在理解测试中的答案。”

      尤其是第八题:您是否同意,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孩子的长远发展,短期的不适是可以接受的?

      选择“完全同意”的家庭,孩子更可能进入红色模式。

      “他们把选择权包装成‘家长自愿’,但利用信息不对称诱导特定答案。”温叙礼感到一阵熟悉的寒意——这与零域的哲学一脉相承:让人们自愿走进牢笼。

      天快亮时,他们整理出了完整报告。这不是非法实验,而是游走在伦理边缘的商业实践;没有明确受害者,但有数千儿童正在接受程度不一的神经塑形。

      “怎么办?”林景澜问,“他们的一切几乎都是合法的。”

      温叙礼看着窗外渐亮的天色。“那就改变法律的定义。”

      第二天,在《教育科技应用伦理指南》第三次专家会议上,温叙礼提交了他们的发现。会议持续了七个小时,争论激烈。

      反对者认为:没有明确伤害证据,过度监管会扼杀创新。
      支持者主张:预防性监管正是为了阻止伤害发生。

      最终,指南草案加入了一条关键条款:“禁止任何形式的潜意识信息植入,包括情绪基调塑造。神经反馈技术的干预强度必须完全透明,由用户或监护人实时可控。”

      投票结果:9票赞成,6票反对,1票弃权。

      散会后,赵逸飞在走廊追上温叙礼。他的表情复杂,没有愤怒,更像是...困惑。

      “你知道这一条会让我们的核心算法失效吗?”

      “我知道。”温叙礼平静地看着他,“所以你们需要重新设计核心算法。”

      “为了所谓的‘绝对安全’,牺牲实际帮助?”

      “为了区分帮助和控制。”温叙礼说,“赵总,你公司展示厅里写着‘尊重每个独特的大脑’。如果真的相信这句话,就不该预设什么‘应该’成为的大脑模板。”

      赵逸飞沉默了很长时间。走廊尽头,南城的秋日阳光透过玻璃幕墙,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光影。

      “我创办这家公司,”他最终说,“是因为我弟弟有严重的学习障碍。神经反馈真的帮助了他。我想让更多孩子获得这种帮助。”

      “我相信你。”温叙礼说,“但好的初衷会走偏,尤其当资本和扩张需求介入时。你现在面临选择:做真正尊重神经多样性的工具,还是做高效生产‘标准化优秀儿童’的流水线。”

      赵逸飞没有回答,转身离开。他的背影在走廊光晕中显得有些单薄。

      那天晚上,银杏餐馆举办了小型庆祝会。陈静仪做了整整一桌菜,周小雨也来了,她最近状态越来越好,甚至开始学习绘画。

      “我画了新作品。”她有点害羞地展示素描本。

      画面上是一个复杂的机械花园,每朵花都连接着细细的管子,但管子不是输送统一养分,而是根据每朵花的形态提供不同的光和水。

      “这是你的隐喻吗?”谢婉研温和地问。

      周小雨点头。“技术应该像园丁,观察每株植物需要什么,而不是强迫所有植物长成同一个样子。”

      林景澜看着画,忽然想起三年前自己伪装完美心跳的日子。那种整齐划一的“完美”,本质上是生命的贫瘠。

      “敬不完美。”他举起杯子。
      “敬多样性。”温叙礼与他碰杯。
      “敬守护日常生活的勇气。”谢婉研微笑。

      玻璃杯相碰的清脆声响中,秋夜渐深。餐馆窗外,南城的灯火次第亮起,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不完美但真实的人生,在努力生长。

      深夜,温叙礼收到加密邮件。发件人是他们在日内瓦的联络人,附件只有一行字:
      “忒修斯计划有动静。他们在寻找‘可重塑的身份样本’。重点关注近期有重大创伤经历,且社会支持网络薄弱的青少年。”

      新战役的号角,已在寂静中吹响。

      ***

      九月,南城的银杏进入全盛期。金黄的扇形叶片铺满街道,陈静仪的餐馆正式更名为“银杏花园”——既是植物,也是隐喻。

      更名派对上,周小雨带来了她的完整画作:一幅两米长的卷轴,标题是《大脑花园》。画中,无数形态各异的植物从大脑沟回中生长出来,有的开出数学公式的花,有的结出音乐符号的果,有的藤蔓上悬挂着诗歌片段。

      “这是我这段时间的感受。”她站在画前解释,声音比几个月前坚定得多,“之前,我觉得自己的大脑是个需要修理的机器。现在我觉得它是个花园,有些植物长得好,有些需要更多照料,但都是这个花园的一部分。”

      在场的家长中,有人悄悄抹眼泪。他们都是“回声系统”事件的间接受影响者,有的孩子曾参加过课程,有的只是感到焦虑——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城市,害怕孩子“落后”的恐惧像雾霾一样无处不在。

      温叙礼站在人群边缘观察。他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最初对技术最狂热的家长,现在反而成为最谨慎的批判者。过度矫正,也许但这是必要的过程——只有曾经深信,才能深刻怀疑。

      派对结束后,谢婉研找到他。“赵逸飞今天没来,但他送了这个。”

      那是一个精致的银杏叶标本,镶嵌在水晶镇纸中。附着的卡片上写着:“重新设计算法中。感谢你们设定了更高的标准。”

      “你怎么看?”温叙礼问。

      “可能真诚,也可能在争取时间。”谢婉研把玩着镇纸,“但至少,指南的通过迫使他们改变方向。这就够了。”

      改变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像花园的生长,需要季节更替,需要耐心等待。

      然而,忒修斯计划的阴影正在逼近。

      三天后,林景澜在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做志愿者时,遇到了一个特殊的案例。男生叫李哲明,高二,三个月前遭遇车祸,父母双亡,他本人脑部受伤,记忆出现断层。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拼图,少了几块。”李哲明低着头,“但更奇怪的是...有些记忆碎片,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

      他描述了一些细节:记得小时候和父亲去钓鱼,但叔叔说父亲根本不会钓鱼;记得母亲弹钢琴,但家里从没有过钢琴。

      “创伤后记忆紊乱是常见的。”心理老师私下对林景澜说,“但李哲明的描述有点特别——他‘想起’的事情太具体,太有画面感,不像典型的虚假记忆。”

      林景澜立即联系了温叙礼。当天下午,他们在银杏花园的后院见到了李哲明。

      男孩瘦削,眼中有超越年龄的疲惫,但交谈时思路清晰。“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怪。可能就是我脑子坏了。”

      “能描述一下那些记忆的画面吗?”温叙礼温和地问,“越详细越好。”

      李哲明闭上眼睛。“钓鱼那次...是清晨,湖面有雾。父亲用的鱼竿是深蓝色的,手柄有磨损。他教我怎么抛竿,说‘手腕发力,不是手臂’。”

      “你记得那句话的确切声音吗?”

      “记得。”李哲明睁开眼,表情困惑,“但问题就在这里——我父亲是福建人,说话有口音。这个记忆里的声音,是标准普通话。”

      第二个疑点。第三个来自他的医疗记录:车祸后,李哲明在一家私立康复中心住了六周。那家中心刚成立两年,设备崭新,但医护人员流动率极高。

      “能告诉我康复中心的名字吗?”

      “‘新起点神经康复中心’。”李哲明说,“他们对我很好,治疗也是免费的,说是慈善项目。”

      太完美了,完美得可疑。

      温叙礼和谢婉研分头调查。结果令人不安:“新起点”的注册法人是一家离岸公司,实际控制人无从查证;所谓的“慈善项目”只针对特定类型的脑损伤患者——年轻,社会支持薄弱,记忆受损。

      “他们在筛选实验样本。”谢婉研在电话里的声音紧绷,“忒修斯计划不是在找普通人,而是在找那些记忆已经破碎的人,方便植入新的‘身份模块’。”

      当天晚上,专案组召开了紧急线上会议。日内瓦方面提供了更多信息:过去十八个月,欧洲有五起类似案例——年轻创伤受害者,接受“慈善康复”后,出现来源不明的记忆,随后行为模式发生微妙改变。

      “这些改变有什么规律?”温叙礼问。

      “都变得...更顺从,更少质疑,更愿意接受权威安排。”瑞士方面的联络人说,“有一个案例,女孩原本是环保激进分子,康复后突然认为‘技术进步可以解决所有环境问题’。”

      改变的不是知识,而是核心信念。

      会议持续到凌晨。最终决定:由温叙礼团队尝试接触“新起点”,以学术合作名义进行调查;同时,林景澜以同龄人身份接近吴昊天,获取更多内部信息。

      “这很危险。”谢婉研警告,“如果对方真的在进行记忆植入实验,他们不会允许外人接近。”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无可挑剔的理由。”温叙礼调出南大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官网,“下个月,研究所要启动一个创伤后记忆重建的纵向研究项目。我们可以把它提前。”

      计划在缜密准备中推进。一周后,南大官网发布了“青少年创伤后神经可塑性研究”招募通知,李哲明符合所有条件,自然被纳入。

      同时,温叙礼以研究合作名义拜访“新起点”。接待他的是中心主任陆文峰,一个四十出头、笑容可掬的男人。

      “温教授大驾光临,荣幸之至。”陆文峰握手有力,“我们一直希望能和高校合作,提升康复治疗的科学性。”

      参观过程中,温叙礼注意到几个细节:中心的所有房间都没有窗户;医护人员佩戴的工牌没有姓名,只有编号;患者活动区域的监控摄像头密度异常高。

      “出于患者隐私考虑,我们不使用姓名系统。”陆文峰解释,“至于监控,是为了确保安全——有些患者可能出现突发状况。”

      合理的解释,但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控制型环境。

      在设备区,温叙礼看到了熟悉的神经反馈仪,型号比“回声系统”更先进。“你们也用这个?”

      “是的,帮助患者重建注意力控制。”陆文峰说,“不过我们的参数设置非常保守,绝对安全。”

      温叙礼记下了设备序列号。当晚,谢教授远程查询了生产记录:这批设备是三个月前出厂的,但固件版本是专门定制的,未公开销售。

      “需要物理接触设备才能分析。”谢教授说,“但我可以尝试从厂商那里获取信息。”

      另一条线,林景澜的进展更直接。作为研究项目的志愿者伙伴,他每周有三次和李哲明一起活动。第一次去图书馆,第二次打篮球,第三次,他们坐在学校天台看夕阳。

      “你相信人有灵魂吗?”李哲明突然问。

      “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在康复中心的时候,有一次治疗中...我感觉自己飘起来了,看着下面的自己。”男孩的声音很轻,“然后有一些画面涌进来,像电影。我看到自己将来会成为建筑师,设计很多帮助残疾人的建筑。”

      “那感觉很真实?”

      “太真实了。”李哲明转头看他,“就像那是已经发生的未来。但问题是我对建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更喜欢生物。”

      林景澜感到脊背发凉。这不是模糊的虚假记忆,而是完整的人生叙事植入。

      “治疗过程具体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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