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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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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刚入职的实习生小赵,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平时说话细声细气。
陈铭站了起来。但是因为动作太猛,椅子撞在后面隔板上,发出刺耳的声响。腰椎传来一阵尖锐的疼痛,从尾椎骨一直窜到肩胛骨之间,他咬紧牙关才没叫出声。这疼痛他太熟悉了,去年加班搬文件时扭伤,理疗了两个月,医生说有轻微椎间盘突出,不能久坐,不能负重。但生活从来不听医生的建议。
“陈铭,你去哪儿?”李姐问,声音里带着一种强装的镇定。
“我得回家。”他说。声音出乎意料地平静,像结冰的湖面,表面静止,底下暗流汹涌。
“外面情况还不明朗,等弄清楚再说!也许只是暂时...”李姐的话却没有说下去
陈铭已经在黑暗中摸索着收拾东西。他的手指碰到桌面的物品:一支英雄牌钢笔,笔帽有点松动;一个计算器,按键已经磨得看不清数字;那个金属药盒,边缘的锈迹蹭着指腹,粗糙的触感。他摸索着把桌上的几支笔、一个笔记本塞进背包,然后拉开抽屉。指尖触碰到各种杂物:回形针、订书机、透明胶带、一包还剩三片的布洛芬(铝箔包装,摸起来有凸起的药片形状)、半盒纸巾(风清牌,三层)、一个充电宝(大米的,一万毫安,但是现在却已经没用了)、几粒薄荷糖,还有那个医药费账单。他犹豫了一秒,把账单也塞了进去。四千六百八十二元三角七分,现在可能只是一张废纸,但他舍不得扔。
“我妈有慢阻肺,离不开制氧机。”他说,声音在黑暗中传递,碰到墙壁又弹回来,形成微弱的回声。
李姐沉默了。办公室里所有人都知道陈铭的母亲。去年公司年会,他提前离席去接母亲出院,走时桌上的菜还没上齐;有几次上班中途接到医院电话,他脸色煞白地冲出去,连电脑都没关;他的办公桌上总摆着那个相框,相框玻璃上有擦拭过的痕迹,但角落还有灰尘。在这个人人都在谈论房价、股票、孩子的升学率、学区房、二胎政策的办公室里,陈铭像个异类,他的世界小得只剩下工作和母亲。同事们对他有种复杂的感情:同情,但保持着距离,怕被他的沉重沾染。
“可是...如果电器都坏了,制氧机也……孙会计小声说,声音里没有恶意,只是陈述事实。
陈铭当然知道。这个逻辑简单得残忍:电器全坏→制氧机是电器→制氧机坏了→母亲需要制氧机→母亲危险。但他必须回去。这个念头已经超越理性,成为一种生理本能。就像动物在灾难前要回巢,就像雏鸟听见雷声要躲进母鸟翅膀下,他必须确认母亲的安全。他的大脑拒绝思考“如果制氧机坏了怎么办”,只是不断重复,回家,回家”。
他不再解释,摸索着走到门边。手指碰到门框,木质,刷着白色油漆,已经有些发黄。他推开门,走廊的黑暗更加纯粹,没有窗户,没有一丝光源。他扶着墙,指尖蹭到墙面的涂料颗粒,粗糙的触感在黑暗中格外清晰。墙面有些地方剥落了,露出底下的腻子,像皮肤上的疤痕。
“等等!”是小林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方向大约是陈铭右后方两米处,“我跟你一起,我也想回家看看我女朋友,她今天请假在家,发烧了。”小林的女朋友陈铭见过一次,在楼下咖啡厅,染着栗色头发,说话时喜欢拨弄发梢。
“还有我。”另一个声音,是财务部的小张,位置在左前方,“我孩子在幼儿园,我得去接他。我老婆今天出差,在魔都。”小张的孩子四岁,叫朵朵,陈铭在朋友圈见过照片,圆脸,扎两个羊角辫。
陈铭没有反对。在黑暗中,人多能带来虚假的安全感。孤独会放大恐惧,而同伴的存在,即使是几乎陌生的人,也能提供一丝心理上的庇护。他推开门,三人跌跌撞撞地走进走廊。
陈铭凭着十二年的肌肉记忆,数着步数:从办公室门到消防通道是二十三步,中间会经过三个门——第一个是杂物间,第二个是档案室,第三个是会议室。他数到第七步时,脚踢到了一个东西,可能是谁掉落的文件夹,纸张散落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刺耳。
“小心点。”小林低声说。
数到第二十步时,手摸到了防火门的金属把手,冰凉,表面有细小的凹凸纹理。他按下把手,门开了,铰链发出缺油的吱呀声。
推开门的瞬间,灰尘味扑面而来,混合着某种橡胶烧焦的气味。楼梯间比走廊更暗,但底层门缝透进一丝极其微弱的光——不是灯光,更像是被严重过滤的自然光,浑浊的橙黄色,像透过脏污的琥珀看世界。那光线如此暗淡,甚至不能照亮台阶,只能勉强让人感知到空间的存在。
他们开始往下走。刚下了一层,下面的声音就涌了上来:尖叫、怒吼、推搡、咒骂。声音在楼梯井里回荡、叠加,变成一种混乱的轰鸣。陈铭贴着墙,小心地挪动脚步。他的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能勉强分辨出台阶的边缘和扶手模糊的轮廓。
在九楼拐角处,他看见了第一抹真正意义上的光:有人打开了手机的手电筒功能。
但那束光只持续了三秒,就像被无形的手掐灭了。
“该死!怎么回事!”一个男人怒吼,声音年轻,可能是楼下科技公司的程序员。
“所有电子设备都失灵了!”另一个声音颤抖着回答,是个女声,“不只是没电,是彻底坏了!我试了我的充电宝、电子表、蓝牙耳机,全都坏了!连我钥匙扣上的LED小灯都不亮!”
陈铭的心沉到了底。这不是停电,这是某种更彻底、更可怕的东西。他想起了老周说的“陨石雨”,想起了窗外诡异的天空,想起了电脑屏幕异常熄灭的方式。他的大脑拒绝深入思考这个念头的含义,只是机械地命令双腿继续向下移动。思考是奢侈的,行动才是生存的必须。
楼梯间里的人越来越多,都是从各个楼层涌下来的。恐慌在封闭空间里发酵,变成了一种有形的压力,挤压着每个人的胸腔。陈铭被人推搡着,后背撞到墙上。他护住胸前的背包,里面装着母亲的药。那个金属盒子硌在胸口,提醒他此行的目的。
“让一让!让一让!”他喊道,但声音淹没在嘈杂中。他的声音原本就不大,在喧哗中像投入大海的石子,连涟漪都看不见。
在七楼,他们遇到了第一批试图返回办公室的人。“下面出不去了!”一个女人尖叫道,声音几乎撕裂,带着歇斯底里的颤抖,“大堂玻璃门打不开!电子锁失效了!有人在砸玻璃,但那是钢化玻璃,砸不破!用消防斧都砸不破!”
“侧门呢?”有人问,声音还算冷静。
“也锁死了!都是电子锁!”
“安全通道呢?”
“外面被车堵死了!有辆车撞在了出口处!司机还在里面,但...但不动了...”
陈铭感到一阵眩晕。写字楼为了防盗和安全,所有出口都是电子锁控制,平时断电后有备用电源维持七十二小时。但如果连备用电源和所有电子元件都失效了...他的大脑开始计算可能性:整栋楼三百多人,如果所有出口都打不开,食物和水能撑多久?厕所还能冲水吗?如果灰霾进入楼内...
“地下停车场!”小林突然说,声音里有种抓住救命稻草的急切,“那里有手动开启的紧急出口,直通隔壁商场!我上次送文件时走过!”
陈铭想起来了。地下二层停车场确实有一个手动防火门,是当年消防检查时要求加的,平时用铁链锁着,但紧急情况下可以轻易砸开。门上有个红色警示牌:“紧急出口,仅限紧急情况使用”。问题是,怎么下去?电梯肯定用不了,而主楼梯间已经挤满了人。
“货运通道!”小张说,声音比刚才稳定了些,“我知道有条货运楼梯,很少人用,清洁工推垃圾车走的,直通地下仓库。我在财务部十年了,见过他们走。”
三人改变方向,推开一扇标有“员工专用”的门。这条通道更窄,只有一米二宽,堆着一些清洁工具:拖把桶、扫帚、折叠梯。空气中有霉味和消毒水混合的味道,还有一种淡淡的腐臭,可能是垃圾桶里残留的食物。这里人少得多,只有两个清洁工在尝试用对讲机联系——当然,对讲机也毫无反应。
“张师傅,怎么回事?”小张认识其中一个清洁工,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酒糟鼻,脸总是红扑扑的。
“不知道啊,”老清洁工的声音透着困惑,“所有东西都不工作了。我的收音机,刚换的电池,也不响了。还有这个——”他举起一个手持吸尘器,“也不动了。像是...像是所有电的东西都死了。”
陈铭注意到张师傅的手在颤抖,不是害怕,更像是一种生理性的震颤。他脸上有种迷茫的表情,像孩子看到魔术师让鸽子消失,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
货运楼梯陡峭狭窄,台阶边缘的水泥已经磨损,露出里面的钢筋。扶手上积着厚厚的灰尘,摸上去有颗粒感。陈铭小心地向下走,每一步都试探着落地,先用脚尖触碰台阶,确认稳固后再放下整个脚掌。他的腰椎疼得厉害,每次弯曲都像有针在扎。但他咬着牙,数着台阶:一层十六级,转平台,再十六级。这个数字他记得很清楚,因为去年消防演习时他数过。
推开地下仓库的门时,一股熟悉的灰尘味扑面而来,还混合着油墨和纸张的味道。陈铭来过这里几次,领办公用品:打印纸、文件夹、签字笔。仓库很大,有半个篮球场大小,堆满了东西:成箱的打印纸像白色积木垒到天花板,A4、A3、B5,各种规格;文具盒堆成小山,里面是订书机、打孔器、尺子;还有公司年会剩下的礼品——那些印着公司logo的保温杯、充电宝、U盘,此刻都成了讽刺。一个打开的箱子里露出几十个充电宝,黑色的,小巧玲珑,现在只是一堆塑料和金属。
奇怪的是,仓库里竟然有光——安全出口标志发出微弱的绿光。陈铭眯起眼睛仔细看,发现这些是纯机械发光标志,内部有放射性物质氚,不需要电力。这种老式标志因为环保问题早就该淘汰了,但物业为了省钱一直没换。现在,这些即将被淘汰的技术成了唯一的光源。
“有人。”小林压低声音,手指向仓库深处。
陈铭眯起眼睛,看到仓库深处有晃动的手电筒光束——不是电子手电,而是老式的手摇充电式,摇动手柄时会发出轻微的齿轮转动声。光束扫过一排排货架,最后停在一堆桶装水上。水桶整齐地码放在木质托盘上,大约有二十桶,透明塑料包装还没拆。
两个年轻同事正在争抢那些水桶。陈铭认出他们是销售部的新人,一个姓赵,一个姓刘,都是去年校招进来的,平时在电梯里见过几次,点头之交。赵戴着黑框眼镜,总穿着不合身的西装;刘喜欢把衬衫袖子挽到手肘,露出手腕上的智能手表——现在那手表当然也不走了。
“这水是公司的!”赵姓年轻人喊道,声音在空旷仓库里回响,带着一种虚张声势的强硬。他试图把一桶水从托盘上拖下来,但水桶太重,他趔趄了一下。
“公司都他妈要完蛋了!谁抢到是谁的!”刘姓同事反驳,声音更高,更尖。他已经成功拖下一桶水,正试图滚向门口。“外面什么情况你不知道?没水能活几天?”
“那边有消防斧!”赵冲向墙角,真的拎起了一把红色的消防斧。斧头在微弱绿光下反射出冷硬的光泽,斧刃看起来很久没用过,有些钝,但依然危险。
陈铭的心跳加快了。他想起家里的情况:如果电器全坏了,水泵可能也停了,自来水很快就会断流。即使还有水,也可能被污染了。母亲需要喝水,药需要水送服,如果情况持续,水就是生命。他的大脑开始飞速计算:一个人每天最少需要一升水维持生命,但要保持基本健康需要两到三升。母亲因为服药和疾病,需要更多。家里的桶装水还剩半桶,大约十升,加上这里的一桶十八点九升,如果省着用,也许能撑十天。
他的手心开始出汗,黏腻的感觉在指尖蔓延。十二年来,他一直是那个遵守规则的人:按时上下班,不占公司便宜,不参与办公室政治,报销单上的数字精确到角分。但现在,规则似乎崩塌了。他看着那两个年轻人,看着那把斧头,知道自己必须做出选择。
“这水是公司的!”陈铭脱口而出,声音因紧张发颤。他挺直脊背,尽管腰椎疼得他想弯下腰。他挡在水桶前,像一堵薄弱的墙,一推就倒,但此刻必须站在那里。
那两个年轻人转过头,手电筒的光照在陈铭脸上。强光刺得他眯起眼睛,但他没有移开视线。他能感觉到光束的热度,微弱但存在。
“陈哥?”拿斧子的年轻人认出了他,声音里有一丝惊讶,“这事儿你别管。”他的语气像是在劝告,而不是威胁。
“我妈有慢阻肺,没水活不了。”陈铭平静地说,盯着对方的眼睛。他知道自己不像那种能打架的人——三十八岁,中等身材,因为长期坐办公室有点驼背,手掌柔软没有老茧,指甲修剪整齐。但此刻他站得笔直,目光坚定,像一棵在风中挺立的瘦竹。
对方犹豫了。僵持的几秒钟里,陈铭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像鼓槌敲击胸腔,咚咚,咚咚,节奏快得不正常。他注意到赵的手在微微颤抖,斧头并没有举起来,只是垂在身侧,斧刃对着地面。刘站在赵身后半步,眼神游移,不时瞥向门口。
这三秒钟像一个世纪那么长。陈铭的大脑在飞速运转:如果对方不放弃怎么办?他能打赢吗?他有灭火器,但那是最后的手段。他想起父亲曾说过:最好的战斗是避免战斗。但他不能退,退一步,母亲的水就少一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