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第036章 归尘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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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在晨曦中苏醒，细密的雨丝像天神的银针，将天地缝合。延安的窑洞还沉在昨夜的梦里，我们的越野车已如离弦之箭，射向那片传说中埋着华夏脐带的土地。叶葆启靠在车窗上，看着倒退的塬、梁、峁，它们像巨兽的脊背，在雨雾中一起一伏地呼吸。
摄影记者擦拭着镜头，突然说：“你们听说了吗？黄帝陵的柏树会唱歌。”
小刘握着方向盘笑：“又来了，你那些神神叨叨的故事。”
“真的。”摄影记者认真地说，“守陵的老人告诉我，每逢甲子年的冬至夜，那棵五千年的手植柏会发出呜咽，像在讲述我们听不懂的往事。”
叶葆启没有接话。他正盯着窗外掠过的村庄，那些土坯房在雨中褪色成记忆里的水墨画。他想起了祖父——一个在胶东半岛教私塾的老先生，临终前握着他的手说：“启儿，文字是通灵的，你要去有灵的地方写。”
此刻，他正走向那个“有灵的地方”。
抵达黄陵县时，雨停了。天空裂开一道缝，阳光如金汁般浇在轩辕庙的琉璃瓦上。这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不，是大地的心跳——一种缓慢而沉重的搏动，从脚底传来，顺着脊椎爬上颅顶。
黄帝陵前的“黄帝手植柏”果然非凡。它不像一棵树，更像一座凝固的时间之塔。树皮皲裂如甲骨文，每道裂痕里都藏着秘密。叶葆启走近时，一阵眩晕袭来。
他看见了——
不是用眼睛，是用脊梁骨上的某个尚未命名的感官。他看见一个披兽皮、束长发的高大身影，正将一株幼苗植入黄土。那人的手掌宽厚，指节粗大，覆在幼苗上的瞬间，泥土里窜出万千金色的根须，向四面八方延伸，穿过周原的青铜，穿过汉唐的丝绸，穿过宋元的瓷器，一直长到他此刻站立的地方。
“葆启？”摄影记者拍他的肩。
幻象消失了。但柏树的低语还在，不是声音，是某种振动，让他的牙齿微微发颤。
守陵的老人蹒跚而来，缺了门牙的嘴咧开笑：“记者同志，它认得你。”
“什么？”叶葆启怔住。
“这棵柏树啊，五千年了，什么人没见过？”老人抚摸着树干，动作轻柔如抚摸婴儿，“但它只对有心人说话。你刚才是不是看见什么了？”
叶葆启不知如何回答。老人却自顾自说：“六十年前，有个写书的人也来过，叫沈从文。他在树下坐了一整天，临走时说：‘这不是树，是站着的黄河。’”
祭祀仪式简单而庄重。当香烛的青烟笔直升向苍穹时，叶葆启忽然明白祖父的话了——文字要通灵，写作者须先让自己成为导体，让土地的记忆流过身体，再凝成墨迹。
他跪在陵前，额头触地。冰凉的青石传递着无数先辈的体温。他在心里默默起誓：此番西行所见的一切，定不让其沦为纸上的死物。他要让戈壁的风在字里行间呼啸，让雪山的月光在段落间流淌，让牧民的歌声在标点间回荡。
起身时，一片柏叶飘落，正落在他掌心。叶脉纵横，恰如他刚刚走过的山川脉络。
归途被拉得很长，长得像一生。
越野车满载着西部的魂魄——大漠的风沙藏在座椅缝隙里，草原的草籽沾在轮胎花纹间，雪山的寒意渗进了空调系统。车每颠簸一次，就有些故事从行李袋的拉链缝隙溜出来，在车厢里飘荡。
小刘说：“我老觉得后座有人。”
摄影记者回头看看堆积如山的采访本和胶片：“是我们的影子太重了。”
叶葆启没有说，他确实听见了细碎的低语。有时是宁夏那位治沙老人沙哑的叮嘱：“娃娃，别忘了我们啊。”有时是青海藏族阿妈悠长的歌谣：“雪山不会老，故事不会完……”这些声音像远方的回响，在他的耳蜗里筑了巢。
距离内海还有三百公里时，天又开始下雨。不是西部那种爽利的雨，是中原地区黏腻的、缠绵的雨，像土地伸出的千万条触手，试图挽留这辆载着太多故事的车。
在一个弯道，左前轮发出了叹息。
不是爆裂的巨响，而是一声悠长的、近乎疲惫的叹息——“哧……”仿佛土地终于说出了那句憋了很久的话：别走，再留一会儿。
车辆猛地偏向左，小刘的吼声撕开车厢：“抓稳！”
世界在旋转。雨刮器疯狂摆动，像两个绝望的手臂。叶葆启看见挡风玻璃外的公路扭曲成一条湿漉漉的巨蟒，正在翻身。时间变慢了——慢到他能看清每一滴雨珠撞击玻璃时炸开的形状，慢到他能数清仪表盘上每一道颤抖的指针。
“要翻了！”摄影记者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但车没有翻。它剧烈颠簸了几下，像一匹中箭的马在咽气前最后的挣扎，然后缓缓滑向路边，停住了。寂静突如其来，只有雨敲车顶的鼓点，密集如心跳。
三人坐在车里，大口喘气。呼出的白雾在车窗上画出三个颤抖的圈。
“都没事吧？”叶葆启先开口，声音陌生得像别人的。
“没事……相机也没事。”摄影记者抱紧他的宝贝。
小刘趴在方向盘上，肩膀耸动。叶葆启以为他在哭，拍拍他的背，却发现他在笑，一种劫后余生的、近乎癫狂的笑：“哈哈哈……最后一哆嗦……土地爷爷不想放我们走啊！”
下车查看，左前轮已经瘪成一张绝望的嘴，轮毂边缘有新鲜的擦痕，像大地留下的齿印。更糟的是，千斤顶在多次高原救援后，螺纹已经磨平，它蹲在那里，像一只衰老的、再也站不起来的铁龟。
雨越下越大。天地间只剩下这一种声音，单调而执着，仿佛要把整个世界淹成泽国。
叶葆启决定徒步求援时，摄影记者想跟去，被他拦住了：“你留着，护好那些胶片。那些眼睛——那些我们见过的成千上万双眼睛——都在里面呢。”
他穿上雨衣，走进雨中。雨衣很快成了摆设，水从领口灌进去，顺着脊梁流下，冰冷如蛇。公路在雨雾中延伸，没有尽头，像一条通往幽冥的黄泉路。
走了多久？时间失去了意义。可能是二十分钟，也可能是二十年。鞋里灌满了泥水，每走一步都发出“咕唧”的哀鸣。他想起了青海的沼泽，想起了那个差点陷进去的黄昏，想起了伸手拉他的牧民那双布满老茧却异常温暖的手。
就在他几乎要放弃时，前方出现了光。
不是幻觉——是真实的、昏黄的、在雨中晕开的光，从几扇窗户里透出来。那是一座公路养护道班，低矮的砖房蹲在路边，像大地长出的瘤子，却在此刻成了诺亚的方舟。
敲门。开门的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脸像被风雨雕刻过的崖壁，沟壑纵横。听明来意，他二话不说，回头吼了一嗓子：“老三！开上皮卡！有记者同志遇难了！”
“遇难”这个词让叶葆启心里一颤。在西部，他们确实多次“遇难”——在沙漠迷路，在雪山遇险，在草原遭遇狼群——但每一次都化险为夷。也许这次爆胎，是西部之行最后的考验，是土地要看看他们究竟带走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
皮卡里挤了三个人：开车的汉子、他的儿子、还有一条黄狗。狗很老了，毛色黯淡，但眼睛清亮，它盯着叶葆启看了一会儿，突然“汪”了一声，尾巴轻轻摇动。
“老黄认得你。”汉子说，“它一般不冲好人叫。”
路上，汉子自我介绍姓郝，在这条路上养了三十年路。“见过的事多了。”他说，“有一年大雪，一辆客车滑进沟里，我们刨了六个小时，救出二十三人。还有一年山洪，路基冲垮了半里地，我们三天三夜没合眼……”
皮卡的大灯切开雨幕。那束光里，雨丝变成了金线，公路变成了流淌的河。叶葆启忽然想起敦煌壁画上的“飞天”，那些衣带飘飘的神女，是不是也在这样的光里飞舞？
回到故障点，救援利落得惊人。岳师傅带来的千斤顶是个健壮的小伙子，“嘿哟”一声就把车顶了起来。换胎时，他摸着轮毂上的擦痕说：“土地爷留情了，只蹭了点皮。要是翻下去，下面可是深沟。”
备胎换好，叶葆启掏钱包，岳师傅按住了他的手。雨已经小了，他的眼睛在昏黄的车灯下闪着光：“记者同志，你们从西边回来？”
“是，走了六省区。”
“那就对了。”岳师傅点起一支烟，“西边的魂重，路就难走些。这不是坏事——土地留你，是看得起你。钱不能收，收了就俗了。要是心里过不去，就把我们的故事也写进去。养路工的故事，也是中国的故事。”
皮卡消失在雨幕中。叶葆启站在原地，手里攥着没能送出去的三百元钱。那钱渐渐变重，重得像一块碑。
重新上路后，车厢里多了些什么。
是岳师傅的那支烟的余味？还是老黄狗眼神里的信任？叶葆启说不清，但他感觉到，车变得轻了——不是重量减轻，而是一种灵魂上的轻盈，仿佛土地终于完成了交接仪式，将那些托付给他们的故事正式过户到了他们的血脉里。
抵达内海市界时，凌晨三点。城市在沉睡，路灯像守夜人困倦的眼睛。小刘开得很慢，慢到能看清早市摊主开始摆摊的动作，慢到能听见清洁工扫帚划过地面的沙沙声。
“像做梦一样。”摄影记者喃喃道，“出去了五十五天，感觉像出去了半辈子。”
报社大院出现在视野里。门卫老赵居然没睡，站在岗亭外抽烟，看见车灯，他把烟一扔，朝里面挥手。
然后叶葆启看见了他们——
总编辑、办公室的同事，二十几个人，站在凌晨的寒露里，像一组等待主角归来的雕塑。女同事还抱着保温桶，白气从缝隙里袅袅升起。
车停稳。世界静止了三秒。
然后总编辑第一个冲过来——真的是冲，这个五十多岁、一向稳重的总编辑，跑得像个小伙子。他握住叶葆启的手，那双手在颤抖：“葆启！葆启！回来了！都回来了！”
陈秉烛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力拍每个人的肩膀，一下，两下，三下，像在确认这是真实的□□，不是幻影。他的眼镜起了雾，但他没摘。
同事们围上来，七手八脚地卸行李。那些沾着西部泥土的背包、捆扎得严严实实的采访本、贴满标签的磁带、还有摄影记者死活要自己抱的相机包——它们从越野车里被传递出来，像新生儿被传递出产房。
“小心！这里面是昆仑山的石头！”
“这包胶片不能倒置！”
“我的笔记本！我的宝贝笔记本！”
混乱中，叶葆启突然想起西部的一个画面：在喀什的大巴扎，他看到一群商人正从骆驼背上卸货。那些裹着羊毛毯的货物被小心翼翼地传递，仿佛每一件都装着某个远方家庭的生计。此刻的场景何其相似——他们卸下的不是行李，是一整个西部的缩影。
总编辑大声宣布：“放假一周！带薪的！不，十天！回家好好休息，陪陪老婆孩子！”
人群响起欢呼。但叶葆启注意到，总编辑的眼睛红了。这个以严厉著称的老报人，此刻像个接儿子回家的父亲。
同事散去后，叶葆启一个人站在大院中央。
他回望那辆越野车。在晨曦的微光里，它伤痕累累，却威风凛凛。保险杠上有戈壁石头的刮痕，车顶行李架被雪山的风吹得有些歪，车窗上还沾着草原的草籽——这些不是破损，是勋章。
他走近，抚摸车门。金属冰凉，但某一瞬间，他感觉它在微微颤动，像一匹老马在梦中奔跑。他想起在可可西里，这辆车曾与藏羚羊群并行；想起在河西走廊，它顶着十级风沙前行；想起在川西高原，它爬过四十五度的陡坡……
“老伙计，你也累了。”他轻声说。
车没有回答。但引擎盖上的一滴露珠滚落，像一滴沉默的泪。
转身时，他看见了大院门口的身影。
素琴穿着那件他熟悉的浅蓝色衬衫——三年前他获奖时她穿的那件。她站着，双手紧握放在身前，这个姿势她保持了多久？十分钟？一小时？从接到报社电话说“他们快到了”开始？
儿子叶舟已经长得这么高了？才两个月，少年就像雨后的春笋，一节一节往上蹿。他挥舞着手臂，嘴巴张合，但叶葆启听不见声音——世界突然失了声，只剩下心跳，他自己的，和从远方带回的千万颗心跳的余音。
然后声音回来了，像闸门突然打开。
“爸！爸！你可回来了！”
叶舟冲过来，差点把他撞倒。少年的手臂有力得像小牛犊，箍得他肋骨生疼。但他疼得高兴，疼得真实——这是人间的疼，不是西部那些生死边缘的、冰冷的疼。
素琴走过来，一步，两步，三步。她的眼泪已经流干了，只剩下微微浮肿的眼皮和嘴角努力挤出的笑。她伸手，不是拥抱，而是轻轻拂去他肩头的一片枯叶——一片来自黄帝陵的柏树叶，居然一路跟他回到了内海。
“回家了。”她说。只有三个字，却像一句咒语，解开了他身上所有的束缚。
回家的车上，叶舟叽叽喳喳：“爸，你去了罗布泊吗？真有楼兰美女吗？你遇到狼了吗？吃糌粑了吗？拉肚子了吗？”
问题像连珠炮。叶葆启耐心回答，但说着说着，他会突然停顿——因为某个问题勾起了某个画面：那个在沙漠边缘种树的老人，他的脸像龟裂的土地；那个在毡房里给他倒奶茶的哈萨克妇女，她的手粗糙但温暖；那个在玉门关遗址吹埙的年轻人，他的眼睛望着远方，像望着两千年前的烽火……
素琴一直沉默，只是握着他的手。她的手在微微颤抖，通过皮肤，那颤抖传遍他全身。他忽然明白，这五十五天，她也在进行一场远征——在思念的戈壁里跋涉，在担忧的雪山上攀登，在等待的草原上守望。
到家了。熟悉的楼道，熟悉的水磨石台阶，熟悉的门上贴着的褪色春联。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如此平常，又如此神圣。
门开。家的气味扑面而来——不是西部那种旷野的气味，是拥挤的、温暖的、人间烟火的气味：昨天剩菜的油味，阳台上洗衣粉的清香，书柜里纸张的霉味，还有儿子篮球鞋的淡淡臭味。
叶葆启站在门口，突然不敢进去。
“怎么了？”素琴问。
“我身上……有太多的风。”他说了句自己也不完全懂的话。
但素琴懂了。她轻轻推他：“让风进来吧。这个家，也需要吹吹风。”
洗澡时，热水冲刷身体，脚下的水变成了浑黄色——那是黄河的水，是黄土高原的土，是戈壁的沙。它们从他身上剥离，流进下水道，但他知道，有些东西是冲不走的：沙漠晒进皮肤的黝黑，高原刻进眼角的细纹，还有那些故事——它们已经钻进了骨髓，会在往后的岁月里，慢慢生长出来。
躺在床上，他以为自己会立刻睡着。但眼睛一闭，西部的星空就铺满了脑海。那些在内海永远看不到的、密密麻麻的、低垂到头顶的星星，又开始闪烁。他听见了马蹄声，听见了驼铃，听见了藏传佛教寺庙的钟声，听见了维吾尔族老人弹唱的木卡姆……
“睡不着？”素琴轻声问。
“嗯。太吵了。”
“家里很安静啊。”
“是我脑子里吵。”
素琴转过身，在黑暗中抚摸他的脸。她的手指划过他的额头、鼻梁、嘴唇，像盲人阅读盲文。“你变了。”她说，“不只是黑了瘦了。是这里，”手指停在太阳穴，“和这里，”手掌按在他心口，“都装了新的东西。”
他握住她的手：“装得太满，要溢出来了。”
“那就写出来。”素琴说，“你不是带了整个西部回来吗？一点点还给他们，也还给我。”
一周后，“行走在苍茫西部”刊发。
那天清晨，叶葆起得很早。他走到幸福胡同口的报亭，看见老板正卸下捆扎的报纸。特刊的封面是他选的照片：祁连山下的油菜花海，一个藏族女孩回头微笑，她的眼睛里有整个高原的天空。
老板看见他，咧嘴笑：“叶记者！你这期要火！预订电话昨晚就打爆了！”
果然，不到两小时，第一批报纸售罄。加印，再售罄。报社的热线电话响个不停，有读者问：“青海那个治沙老人的地址能告诉我吗？我想寄点钱。”有学校问：“能请记者来我们学校讲座吗？”有作家打电话来：“你们写塔里木河的那篇，让我想起了沈从文的《长河》……”
总编辑在办公室里踱步，像喝醉了酒：“成了！葆启，你们成了！总社社长亲自打电话表扬，说这是‘新时代的西行漫记’！”
但叶葆启最在意的不是这些。他在意的是那个下午，他在菜市场看见的一幕：一个卖菜的大妈，一边择豆角一边看报纸，看着看着，眼泪掉了下来。她指着报纸上的照片——那张宁夏西海固母子三人共用一本课本的照片——对旁边人说：“我小时候也这样……我弟妹三人，就一本算术书……”
那一刻，叶葆启知道，他们真的把西部带回来了。不是作为猎奇的风景，不是作为遥远的故事，而是作为一块活的、会疼的、会呼吸的中国血肉，接驳进了这座沿海城市的身体里。
报道结集成书的那天，出版社搞了个小仪式。叶葆启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在辽阔中坚守、在荒凉中绽放的生命。”
摄影记者在旁边看着，突然说：“葆启，你还记得黄帝陵那棵柏树吗？”
“记得。”
“我后来做了一个梦。”摄影记者声音很低，“梦见那棵树对我说：‘你们带走的，不是故事，是我的根须。现在，它们要在东边发芽了。’”
总结表彰大会在大礼堂举行。镁光灯闪烁，掌声如潮。采访组被授予集体一等功，每人胸前都挂上了沉甸甸的奖章。
轮到叶葆启发言。他走上台，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突然，一阵眩晕袭来——不是低血糖，是时空错位的晕眩。
他看见了——
不是幻觉，至少不全是。他看见台下坐着的不只是内海的同事领导，还有那些他采访过的人：青海的老牧人扎西，脸上高原红像两团永不熄灭的火；宁夏的治沙老人马大爷，手里还攥着一把黄沙；喀什的乐器匠人阿卜杜拉，手指无意识地做着弹拨动作；川西的乡村教师，眼镜后的眼睛依旧清澈……
他们坐在那里，安静地、微笑着看着他。
叶葆启深吸一口气，对着真实和虚幻的听众说：
“这次西行，我们走了三万二千里。但最远的距离不是里程表上的数字，是从‘观看’到‘懂得’的距离。”
他讲了一个故事。在塔克拉玛干边缘，他们遇到一个维吾尔族老人，老人请他们吃西瓜。沙漠里的西瓜，甜得像蜜。临走时，老人说：“记者巴郎子，你们吃了我的瓜，就要带走我的故事。故事比瓜种，更能抵抗干旱。”
“我们带回了无数这样的故事。”叶葆启继续说，“但我们渐渐明白，我们不是在‘采集’故事，而是在为这片辽阔的土地搭建一座桥——一座让东部听见西部呼吸、让城市触摸乡村脉搏、让当下连接古老记忆的桥。”
掌声中，他望向窗外。内海的天空湛蓝，但此刻，他看见那蓝与青海湖的蓝、与赛里木湖的蓝、与纳木错的蓝交融在一起，汇成一片无边无际的、属于整个中国的蓝。
散会后，叶葆启一个人走到报社顶楼的天台。
已是黄昏。西边的天空正在燃烧——那是他熟悉的、西部的黄昏，浓烈得像打翻的调色盘。但东边的海平面平静如镜，倒映着初升的星辰。
他点了一支烟——这个在西部学会的习惯。烟雾缭绕中，他看见两个自己：一个站在天台上，一个还站在戈壁的风里；一个穿着整洁的衬衫，一个裹着满是尘土的军大衣；一个听着城市的车马喧，一个听着远方的驼铃悠扬。
但这两个都是真实的他。西行的意义不是取代，是拓展——将生命的边界向西延伸，直到触及那片土地最坚韧的神经末梢。
手机响了，是儿子：“爸，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鱼，快回来！”
“好，马上。”
挂掉电话，他最后看了一眼西方。夜色吞没了最后一抹霞光，但那些山、那些河、那些人，已经在他的血管里亮起了灯。
万里归来，他仍是那个热爱文字的记者。但笔墨间，从此有了风沙的粗粝、雪水的清冽、草原的辽阔、沙漠的孤寂。他的笔不再是笔，是一把犁——要翻开板结的认知，种下理解的种子。
下楼时，他遇见总编辑。老总编拍拍他的肩：“下一站想去哪儿？”
叶葆启想了想，说：“还没想好。但无论去哪儿，我都会记得——最好的新闻，不是写出来的，是走出来的；最真的中国，不是看出来的，是疼出来的。”
走出报社大门，城市的霓虹初上。在这片人造的光海里，他仿佛看见了另一种光——那是牧民帐篷里的酥油灯，是石油工人头盔上的矿灯，是边关哨所永不熄灭的国旗灯。
它们都在他的笔下，等待被点亮。
而他的长征，刚刚开始。
作者有话说
第36章 第036章 归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