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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第 19 章 ...

  •   课题提议后的几天,校园仿佛被投入了一个巨大的、慢速旋转的离心机。最初是极致的喧嚣——论坛因“时砚江屿申请课题研究自身舆论”这个爆炸性消息彻底陷入新一轮狂欢,猜测、嘲讽、惊叹、支持、质疑的声浪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猛烈和复杂。随后,这喧嚣在某种无形的力量作用下,开始沉淀、分层。
      一部分人嗤之以鼻,认为这是最拙劣的危机公关和炒作,是学霸特权的新玩法。另一部分人则被这个过于清奇的角度吸引,开始认真讨论课题本身的可行性和伦理问题。而更多原本只是看热闹的人,则因为事件的“官方化”和“学术化”转向,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心理变化——当窥私的对象突然变成了“研究对象”,当八卦谈资被包装上了“案例分析”的严肃外衣,那种纯粹的、猎奇的兴奋感便不由自主地掺杂进一丝审视和……收敛。
      辅导员的答复比预期来得快。三天后的下午,时砚和江屿再次被叫到办公室。陈老师面前摊着他们的草案,上面多了不少红笔批注。
      “院里和学工处的老师讨论了,”陈老师开门见山,表情比上次严肃,但也少了几分审视,多了些公事公办,“原则上,可以支持你们进行这个……探索性研究。”
      时砚和江屿的心同时微微一提。
      “但是,”陈老师话锋一转,“有几个前提和边界,必须严格遵守。”
      他竖起手指:“第一,课题不正式挂靠任何课程学分,以免引发公平性质疑。但可以作为‘学生自主研究项目’,在我的监督下进行,完成后可申请作为相关课程的补充实践材料。”
      “第二,研究过程必须严格遵循学术伦理。所有涉及个人隐私的内容,尤其是你们之间的私人交流、非公开场合的互动,绝对不允许作为‘研究材料’公开,甚至记录都要极其谨慎。公开的部分,仅限于你们同意且经过脱敏处理的‘公开场合互动观察’,以及对已存在于论坛的公开舆论文本的分析。”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陈老师目光锐利地扫过两人,“研究期间,你们必须保持最大限度的‘正常’和‘稳定’。任何可能引发新一轮舆论风暴的冲突、暧昧举动、甚至仅仅是容易引起误会的言行,都必须避免。你们现在是‘研究者’,同时也是被观察的‘样本’,一旦样本行为失控,整个研究的可信度和正当性都会崩塌,到时学校将不得不介入叫停,并可能采取其他措施。”
      他顿了顿,语气缓和些许:“换句话说,这个课题,既是你们探索问题的方式,也是对你们自身情绪管理和行为边界的一次公开考核。通过了,或许能为你们自己,也为学校处理类似问题积累一些经验。通不过……”他没说完,但意思明确。
      时砚和江屿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凝重。这是一场戴着镣铐的舞蹈,聚光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亮,容错率更低。
      “我们接受。”时砚代表两人回答,声音平稳。
      “我们会注意。”江屿补充,语气认真。
      陈老师点了点头,将批注过的草案推过来:“批注是院里老师的一些建议,关于研究方法规范和伦理条款。你们拿回去修改,下周给我最终版。另外,”他想了想,“既然要做,就做得像样点。定期向我汇报进展,遇到问题及时沟通。如果可能……也可以尝试引导一下论坛的讨论方向,别总是停留在捕风捉影和情绪发泄上。当然,这很难,量力而行。”
      这几乎是一种默许,甚至带着一点微弱的期待。辅导员从监督者,隐隐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项目指导”。
      走出办公楼,秋日的阳光依旧明亮,但空气里已经有了深秋的凛冽。两人站在台阶上,一时无言。课题获批的短暂轻松,迅速被更沉重的责任感和表演压力取代。
      “每周五下午,”时砚打破沉默,看着手中被红笔勾勒过的草案,“图书馆四楼,哲学区。同步进展,分析数据。”
      那是他们第一次“非冲突性”深入交谈的地方,隐秘,安静,适合进行这种需要高度专注和克制的“研究讨论”。
      江屿点了点头:“好。”
      没有多余的话。新的“合作协议”在沉默中达成,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正式,也更脆弱。
      最初的“研究”是笨拙而令人窒息的。
      周五的哲学区,光线依旧昏暗。两人不再坐在可能产生暧昧联想的沙发或扶手位置,而是选择了阅读长桌的两端,面对面,距离足够远,姿态足够端正,像两个正在进行严肃学术辩论的学者。桌面上摊开着各自的笔记本、平板电脑、打印出来的论坛热帖摘要、以及那份被反复修改的课题草案。
      讨论严格围绕“研究”进行。时砚负责构建分析框架,将论坛舆论文本按时间线、情感倾向、关键争论点进行分类编码;江屿则负责筛选具有代表性的互动片段(主要是他们自己在公开场合被记录下来的互动),尝试从传播学和社交心理角度解读其如何被“叙事化”和“意义赋予”。
      过程枯燥且时常陷入僵局。时砚的逻辑链条要求绝对清晰和可验证,而江屿则不断指出现实情境的复杂性和文本解读的多义性。争论依然存在,但都被强行压制在学术探讨的范畴内,用更冷静、更专业的术语包装。
      “这张图书馆照片的跟帖中,‘心疼’、‘保护欲’等情感词汇出现频率在女性用户中显著高于男性,但在‘理性分析’、‘行为评价’类别上无显著差异。”时砚指着平板上的一段数据可视化图表。
      “但要注意,‘心疼’的指向性,”江屿放大一张截图,“百分之七十以上是针对我当时‘糟糕的状态’,而非针对时砚你的‘照顾行为’。这意味着舆论的情感投射更多是基于对‘弱势’或‘非常态’的天然同情,而非对特定关系的认可。这与我们之前假设的‘CP叙事强化’有所偏离。”
      “同意。需要修正情感动员机制的分析模型。”时砚在笔记本上记录,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清晰可辨。
      空气里只有翻动纸张、点击屏幕和冷静讨论的声音。没有眼神的过多交流,没有肢体语言的辅助,甚至呼吸都刻意放轻。他们像两台精密但缺乏润滑的仪器,在预设的轨道上艰难啮合。
      然而,在这种极致克制的“研究”氛围下,某些更深层的东西却在悄然变质。当被迫以绝对冷静、剖析的眼光去审视那些曾让他们愤怒、羞耻、无措的偷拍照片和夸张解读时,某种奇异的“抽离感”开始滋生。他们不再是风暴中心被动承受的个体,而是变成了站在风暴之外(至少试图如此)的观察员。那些曾无比刺眼的文字和画面,渐渐褪去部分情绪色彩,显露出其作为“社会文本”的客观结构和传播逻辑。
      有一次,在分析“空中走廊”照片的舆论演变时,江屿指着照片上自己被捕捉到的、那个被无数人解读为“温柔”的嘴角弧度,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光线角度、面部肌肉因侧身和瞬间放松产生的自然牵拉,加上像素不高的模糊效果,共同制造了这个‘表情’。而‘温柔’这个解读,高度依赖于观看者先入为主的叙事期待——即期待看到‘关系缓和’或‘情感流露’的证据。这是一个典型的‘期待塑造认知’案例。”
      时砚听着,目光落在照片上江屿模糊的侧脸。那一刻,他忽然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正在透过“研究”的透镜,凝视着这个曾让他心率失序、思维混乱的对象。而对方,也在用同样的方式凝视着他,以及他们共同制造的这场荒诞剧。
      这种双重的、互为对象的凝视,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密感——一种冰冷的、解剖刀般的、却又因为共享着最不堪的秘密和进行着最艰难的“合作”而产生的奇异亲密。
      每周五的哲学区,成了他们之间一个全新的、充满张力的“场”。这里没有实验室的火药味,没有图书馆的偶然暧昧,没有机房的激烈对峙,也没有雨夜宿舍的狼狈脆弱。有的只是纸张、数据、冷静的分析和压抑的共鸣。他们在这里学习如何“表演”正常,学习如何将私人混乱升华为公共议题,也学习如何隔着安全的学术距离,去触碰那些原本一触即发的危险地带。
      论坛的舆论,果然如辅导员预料和陈老师所期望的那样,开始发生缓慢的转向。最初的震惊和狂欢过后,当每周都有“目击者”汇报“两人又在哲学区严肃讨论课题(疑似)”,当论坛上开始零星出现一些试图用社会学或传播学角度分析此事的热心同学(其中不乏江屿或时砚有意无意引导的“马甲”),当那些香艳刺激的同人文因为缺乏新料而逐渐减少,一种新的、略带疲惫和审视的“常态”开始建立。
      人们仍然关注他们,但关注点从“他们到底是不是一对”逐渐扩散到“他们这个课题到底在研究什么”、“这种方法真的有用吗”、“学校为什么会支持”。甚至开始有人认真地争论起新媒体伦理、大学生隐私边界、理性与情感的关系等更宏大的话题。当然,八卦和揣测从未消失,只是被稀释了,被纳入了一个更复杂的言论生态中。
      时砚和江屿,则在这种被高度监控的“实验”状态下,继续着他们危险的双重生活。公开场合,他们是致力于研究自身舆论困境的“模范样本”,冷静,克制,合作无间。私下里(如果哲学区的讨论还能算“私下”),他们是互相较劲又不得不依赖的研究搭档,在数据的冰山之下,探测着彼此内心那未曾言明的、汹涌的暗流。
      又是一个周五,哲学区的讨论接近尾声。时砚正在总结本周的文本分析发现,江屿低头快速记录着要点。
      “……所以,在‘宿舍过夜’事件后,论坛话语中‘确定性断言’(如‘他们肯定在一起了’)的比例下降,‘推测性表达’(如‘可能’、‘或许’、‘看起来像’)和‘价值讨论’(如‘这样处理好吗’、‘学校该管吗’)的比例显著上升。这表明极端情绪化的‘定罪’阶段正在过去,舆论进入更复杂的‘意义争夺’阶段。”时砚合上笔记本。
      江屿停笔,抬起头。昏暗的光线下,他的眼睛显得格外深。“意义争夺……”他重复这个词,若有所思,“也就是说,人们不再满足于简单地给我们贴标签,开始争论这个标签意味着什么,以及它是否合理。”
      “可以这么理解。”时砚说,“这也部分印证了我们课题的一个假设:提供一个新的、更具复杂性的叙事框架(如‘学术研究’),可以部分解构原有的、简单化的二元对立叙事(如‘敌对’或‘情侣’)。”
      江屿看着他,看了几秒,忽然问了一个与研究无关的问题,声音很低:“时砚,你有时会不会觉得……我们就像在给自己编写一套新的行为算法?输入是外界的关注和解读,输出是我们精心计算的‘正常’反应。而真正的我们……那个会愤怒、会失控、会……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我们,被隔离在算法之外?”
      这个问题像一把钥匙,猝不及防地插入了他们用数据和理论构筑的防火墙。
      时砚沉默。他看着江屿,看着对方眼中那份清晰的疲惫,以及疲惫深处,那点始终不肯熄灭的、对“真实”的执着追问。
      “算法是为了应对外部环境,提高生存效率。”时砚最终回答,声音平稳,但语速比平时慢了一丝,“至于‘真正的我们’……或许,‘编写算法’和‘执行算法’的过程本身,就是‘真实’的一部分。就像观测行为会影响量子态,研究行为也会改变研究者。”
      他给出了一个近乎哲学的回答。既是辩解,也是某种程度的坦诚。
      江屿听了,没有反驳,只是扯了扯嘴角,一个极淡的、含义不明的笑。他低头开始收拾东西。
      “下周见,‘研究搭档’。”他拿起平板和笔记本站起身,语气恢复了平常那种略带疏离的随意。
      时砚也站了起来。“下周见。”
      两人一前一后,沉默地走出哲学区,汇入图书馆主区明亮的人流,然后各自走向不同的出口。
      研究在继续,表演在继续,那场将自己置于显微镜下的危险实验也在继续。
      而在这冰冷的数据和精密的表演之下,某些被强行压抑、被理性分析、被反复解剖的东西,似乎正在悄然发生着某种连他们自己都无法准确定义的——
      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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