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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百丈岭的竹子与旧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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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学手续办得异常顺利。
莫易的诊断证明上写着“重度抑郁伴随创伤后应激障碍”，邬齐的申请理由则简化为“家人需陪护”。系主任看着两人——一个面色苍白眼神游离，一个眼下乌青却神色坚定——叹了口气，签了字。
“一年，”系主任说，“就一年。回来要补课的。”
“谢谢老师。”邬齐鞠躬，手紧紧牵着莫易的。
出发那天是个阴沉的早晨。邬齐开一辆越野车，后备箱塞满行李：衣物、药品、莫易的心理诊疗记录、还有那本铁皮盒子里的日记。莫易坐在副驾驶，膝盖上摊着中国地图，手指无意识地划过那些陌生的地名。
“第一站去哪？”邬齐问，声音放得很轻，像怕惊扰什么。
“随便。”莫易说，眼睛盯着地图上某个点，“你定吧。”
他们真的走遍了半个中国。
春天在江南，住水乡的老宅，听雨打芭蕉。莫易会坐在廊下，一坐就是半天，看雨水在青石板路上溅起水花。邬齐陪着他，有时画画，有时只是握着他的手。夜里，莫易还是会惊醒，但江南的雨声温柔，能稍微掩盖住脑子里那些尖锐的噪音。
夏天去西北，穿越戈壁和沙漠。再次看到相似的荒凉景色时，莫易浑身发抖，邬齐立刻调转车头离开。他们在青海湖边住下，湖水蓝得不真实，油菜花田金黄蔓延。莫易坐在湖边，看着水天一线，突然说：“我妈说过想来看青海湖。”
邬齐从背后抱住他：“她看到了。通过你的眼睛。”
秋天入川藏，山路蜿蜒，雪山巍峨。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垭口，莫易高原反应严重，头疼欲裂，呕吐不止。邬齐整夜守着他，用湿毛巾敷他额头，喂他喝葡萄糖水。凌晨，莫易缓过来，看着邬齐通红的眼睛，轻声说：“对不起，又让你担心了。”
“不许道歉。”邬齐吻他冰凉的额头，“永远不许为活着道歉。”
他们拍了很多照片：莫易站在敦煌的月牙泉边，身后是漫漫黄沙；邬齐在泸沽湖的猪槽船上笑，阳光洒满肩头；两人在色达佛学院的红房子前合影，经幡在风中翻飞。照片里的莫易有时会笑，但笑容总像隔着一层玻璃，达不到眼底。
晚上在旅馆，邬齐整理照片时会说：“这张好看，你笑了。”
莫易凑过来看，然后说：“嗯。”
只是“嗯”。没有“真的吗”，没有“我看看”，没有更多的话。他的灵魂好像有一部分永远留在了那个戈壁滩的板房里，无论走多远，都带不回来。
邬齐知道。他一直都知道。那些美景、那些旅途、那些刻意营造的“岁月静好”，都是徒劳。莫易心里的那座坟，不是换几个地方就能绕开的。它就在那儿，在每一次呼吸里，在每一个噩梦里，在莫易偶尔飘远的眼神里。
但他还是继续规划路线，继续订旅馆，继续在莫易半夜惊醒时抱住他说“我在”。因为除了这些，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就像抱着一块逐渐融化的冰，明知道捂不热，却不敢松手——松手，冰就碎了。
冬天，他们一路南下。在云南腾冲的温泉旅馆里，莫易泡在热汤中，看着夜空中的星，突然说：“邬齐，我们回去吧。”
“回北京？”
“不。”莫易转过头，水汽氤氲中，他的眼睛湿漉漉的，“回我妈的家乡。百丈岭。”
邬齐怔住了。这是莫易第一次主动提出要去某个地方——一个与创伤直接相关的地方。
“你确定？”邬齐轻声问。
“嗯。”莫易闭上眼睛，让温泉水淹没下巴，“该去了。”
百丈岭在浙西的深山里。车开过蜿蜒的盘山公路，竹林越来越密，空气越来越湿润。导航在某个路口失效了，他们问路，村民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指路：“往里走，看见老樟树就往右。”
老樟树真的很大，要三四个人才能合抱。树下有个土地庙，香火稀疏。向右拐，是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小路，两旁是夯土的旧屋，有些已经倒塌，野草从墙缝里钻出来。
莫易的外婆家是村尾的一栋二层木楼。瓦片残缺，木窗斑驳，门锁锈死了。邬齐找来村干部，说明来意——莫易是李秀兰的儿子，回来看看。
老支书是个精瘦的老人，戴着老花镜，盯着莫易看了很久，然后叹了口气：“像，真像秀兰。眼睛特别像。”
他拿来钥匙，生锈的锁芯“咔哒”一声弹开。门推开时，灰尘簌簌落下，光线照进昏暗的堂屋。
屋里还保持着二十多年前的样子。八仙桌，长条凳，墙上的年画已经褪色成淡黄。楼梯吱呀作响，楼上两间卧室，一间是外公外婆的，一间是母亲的。
莫易站在母亲房间门口，许久没动。邬齐站在他身后，手轻轻搭在他肩上。
“我自己进去。”莫易说。
邬齐点头，退到楼梯口。他看着莫易走进那间布满灰尘的房间，背影单薄得像随时会消失在昏暗的光线里。
房间里有一张老式木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书桌上盖着塑料布，掀开后，下面压着几本旧书，一个铁皮铅笔盒，还有一叠用橡皮筋捆着的信。
莫易拿起那叠信。信封已经发黄，字迹是母亲的，收件地址是北京——是她当年写给外婆的信。橡皮筋一碰就断了，信纸散落开来。
他坐在积满灰尘的床沿上，开始读。
1985年
妈，我到北京了。学校好大，同学都穿得好看。我有点想家，想百丈岭的竹子。但我会努力的，我要留在这里，过不一样的生活。
1998年
妈，我结婚了。他叫莫建军，北京人，有正式工作。对我挺好，就是脾气有点急。您别担心，我会幸福的。
2002年
妈，小易出生了。六斤八两，很健康。眼睛像我，您看见一定喜欢。等孩子大点，我带他回去看您。
2010年
妈，我最近有点累。建军他...算了，不说这些。小易很乖，成绩也好，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2009年
妈，我想回家。就住几天，什么都不想。可以吗？
最后一封信没有日期，只有短短几行：
妈，我可能回不去了。别怪我。告诉小易，妈妈爱他，永远爱他。
信纸从莫易手中滑落，飘到积灰的地板上。他捂住脸，肩膀开始颤抖。
楼梯传来脚步声，邬齐走进来，蹲在他面前，握住他的手。
“她一直想回来。”莫易哽咽着说，“一直想...可她回不来了...”
“她现在回来了。”邬齐轻声说，“通过你，她回来了。”
那天下午，他们打扫了老屋。擦掉灰尘，扫净蛛网，打开所有窗户。山风穿堂而过，带着竹叶的清香和湿润的泥土味。
老支书送来一些米和菜，还有一壶自家酿的米酒。“秀兰小时候，”他坐在门槛上，眯着眼睛回忆，“可野了。爬竹子掏鸟窝，下河摸鱼，男孩都比不过她。后来考上大学，走出去了，我们都替她高兴。”
“她后来...很少回来？”邬齐问。
“结婚后回来过两次，带着小易——就是你吧？”老支书看着莫易，“那时候你才三四岁，怕生，躲在她身后。后来...后来就没回来了。她妈，就是你外婆，十年前走了。走之前还念叨，说秀兰怎么不回来看看。”
莫易低着头，手指抠着木凳上的纹路。
“这房子本来要塌了，”老支书继续说，“村里想拆了做宅基地。但你妈...走之前，寄了一笔钱回来，说留着修房子。所以我们只是简单加固了下，没动里面的东西。”
莫易猛地抬头：“我妈寄钱回来？”
“是啊，两万块。汇款单上附言写：给百丈岭老屋修缮用。我们还奇怪，她怎么突然...”
邬齐握紧了莫易的手。两人都明白了——那是母亲最后那笔钱，本来可能是留给莫易的，但她选择寄回了家乡。
像是在完成某种归根的仪式。
傍晚，他们在老屋的灶台生了火，煮了简单的粥。柴火噼啪作响，火光在莫易脸上跳跃。他安静地喝粥，眼神却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清明。
饭后，他们坐在屋后的竹林边。月光很好，竹影婆娑，沙沙作响。
“邬齐。”莫易开口。
“嗯。”
“我想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好。”
“可能一个月，可能更久。”
“我陪你。”
莫易转头看他：“你的学业...”
“不重要。”邬齐握住他的手，“你最重要。”
沉默了一会儿，莫易轻声说：“这一年，谢谢你。”
“不用谢。”
“但我还是...”莫易的声音低下去，“还是会想起那些事。戈壁滩，我妈，那些话...它们就像长在我脑子里，拔不掉。”
“那就让它们长着。”邬齐说，“我们不拔了。就让它们长着，我们学着和它们共存。像这片竹林里的竹子，有老竹，有新竹，有被虫蛀的，有被风吹歪的——但都活着，都在这片土地里站着。”
莫易看着他，月光下，邬齐的眼睛亮得像蓄满了星子的夜空。
“邬齐，”莫易说，“如果我永远都好不了呢？”
“那就永远不好。”邬齐凑近，额头抵着他的额头，“我陪你永远不好。我们在百丈岭盖个小房子，种点菜，养只狗。你难受的时候，我们就坐在竹林里，什么都不说。你哭的时候，我就抱着你。你笑的时候...你笑的时候，我就觉得整个世界都亮了。”
眼泪从莫易眼里滚下来，但这次不是悲伤的泪。是一种复杂的、混杂着疼痛和温暖的液体。
“你傻不傻。”他哑声说。
“为你傻，乐意。”邬齐吻掉他的眼泪。
夜风吹过竹林，万叶千声。远处有狗吠，有蛙鸣，有山溪潺潺。
在这个母亲长大的村庄里，在这个她最终选择“回来”的地方，莫易第一次感觉到，那些压在心头的东西，好像轻了一点点。
不是消失了，是这座山，这片竹林，这栋老屋，还有身边这个人，一起帮他托住了那份重量。
也许有一天，他能学会与那些记忆和平共处。
也许有一天，他能像母亲期待的那样，真正地活着，而不是仅仅呼吸。
也许。
但至少今夜，在百丈岭的月光下，他还能感受到另一个人的体温，还能听见竹林如海涛般的声响，还能想起母亲少女时在这里奔跑的模样。
这就够了。
足够让他再坚持一天，再一天，再一天。
直到那些“再一天”，连成完整的余生。
而邬齐会一直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像握着一只终于找到归巢的、伤痕累累的雀。
不离，不弃。
直到竹林老去，青山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