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章 上一章 目录 设置
24、竹林深处的回响与新课桌 ...
-
百丈岭的清晨是从鸟鸣开始的。
莫易在木楼吱呀作响的老床上醒来，睁开眼看见的是木质房梁和瓦片缝隙漏下的天光。邬齐还睡着，手臂松松地环着他的腰，呼吸均匀。窗外，竹林的影子在晨雾中摇曳，空气里有柴火和露水的味道。
第一个星期，他们只是活着。起床，烧水，煮粥，坐在门槛上发呆。村里的老人路过时会点头打招呼，孩子们好奇地张望，但没人过多打扰。这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让莫易觉得安全——在这里，他不是“那个有心理问题的城里孩子”，只是“秀兰家的儿子”。
改变从第二个星期开始。
一天下午，莫易坐在屋后的石凳上削竹篾——跟隔壁阿公学的，手笨，削得歪歪扭扭。一个年轻女人提着菜篮子路过，看见他，笑了：“你这样削，竹篾要哭的。”
女人约莫四十岁，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眼睛很亮，说话带着一种柔软的、唱歌般的口音。
“我...不太会。”莫易有些局促。
“我教你。”女人放下篮子，很自然地坐到他旁边，接过小刀和竹筒，“要这样，顺着纹理，手腕放松——看。”
她的手指灵活，动作流畅，竹屑簌簌落下，一根匀称的竹篾渐渐成型。莫易看着她专注的侧脸，突然问：“你不是本地人？”
“云南的。”女人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嫁过来的。叫我阿云就好。”
阿云成了老屋的常客。她教莫易削竹篾、编竹篮，带他去溪边洗衣服——说是洗衣服，其实是坐在溪边石头上，脚泡在清凉的水里，听他讲破碎的故事。
“你妈妈，”有一天阿云突然说，“我认识。”
莫易手里的竹篾掉进溪水里。
“五年前，”阿云捞起竹篾，声音轻轻的，“我在县城的服装厂打工，你妈妈来考察。她是厂里的客户，北京来的，但一点架子都没有。中午我们一起在食堂吃饭，她问我哪里人，我说云南，她就笑了，说年轻时也想去云南看看。”
溪水潺潺，阳光透过竹叶洒下斑驳的光。
“她问我为什么来这么远的地方打工，我说家里穷，弟弟要上学。”阿云用竹篾轻轻拨动水面，“你妈妈听了，没说话。下午她走的时候，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有两千块钱，还有一张纸条，写：给弟弟交学费。好好读书，走出大山。”
莫易的喉咙哽住了。
“那笔钱，”阿云转过头看他，眼睛里有水光，“真的改变了我弟弟的命运。他考上了大学，现在在昆明工作。我一直想谢谢你妈妈，但后来听说她...走了。”
两人沉默了很久。一只翠鸟掠过水面，叼走一条小鱼。
“她是个好人。”阿云轻声说，“你要好好活着，才对得起她给你的这份善良。”
那天晚上，莫易对邬齐说了这件事。他们躺在老屋的竹席上，窗外虫鸣如织。
“原来她帮过那么多人，”莫易轻声说，“而我什么都不知道。”
“她不会想让你知道。”邬齐握住他的手，“善良的人做善事，不是为了被记住。”
第三个星期，阿云带他们去村里的小学。
小学在村东头，是一排低矮的平房，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黄泥。操场上没有跑道，只有一片压实的泥地，立着一个歪斜的篮球架。正是课间，孩子们在泥地上追逐，尘土飞扬。
校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着一副用胶布缠着腿的老花镜，听说他们是“秀兰家的”，热情地迎出来。
“秀兰以前就在这里读书。”校长指着最旧的那间教室，“那时候条件更差，冬天漏风，她手都冻疮了，还在写字。”
莫易走进那间教室。二十几张破旧的课桌，桌面上刻满了字，有的已经看不清。黑板是水泥抹的，刷了黑漆，斑斑驳驳。窗户没有玻璃，用塑料布钉着，风吹进来时哗啦作响。
“没有风扇？”邬齐问。六月的山里已经很闷热，教室里像个蒸笼。
“电费贵。”校长苦笑，“孩子们习惯了。”
莫易走到讲台上，手轻轻抚过粗糙的水泥台面。想象母亲小时候站在这里——可能是值日生擦黑板，可能是领读课文。那时候的她，眼睛一定很亮，心里装着一整个外面的世界。
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跑进来，好奇地看着他们：“你们是谁呀？”
“我是...”莫易蹲下来，和她平视，“我以前有个家人，在这里读过书。”
“谁呀？”
“她叫李秀兰。”
小女孩想了想，摇摇头：“不认识。但我奶奶说，以前有个秀兰姐姐，读书可厉害了，去了北京。”
莫易的眼睛瞬间湿了。
邬齐走过来，手搭在他肩上，对校长说：“我想捐钱修缮学校。操场、教室、门窗、还有电扇——该有的都要有。”
校长愣住了：“这...这得不少钱...”
“我有。”邬齐说得很平静，“不够我再想办法。但有一个条件。”
“您说。”
“不要用我的名字。”邬齐看着莫易，“用‘李秀兰纪念小学’。”
莫易猛地转头看他，嘴唇颤抖。
“她从这里走出去，”邬齐握紧他的手，“现在让她回来，继续守护这里的孩子。”
那天下午，他们在校长办公室待了很久。邬齐打电话联系家里的公司，安排工程队，制定修缮方案。莫易坐在旁边，看着窗外的孩子们在尘土里奔跑，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松动，在融化。
傍晚离开时，一个小男孩追出来，手里拿着一幅画：“送给你们！”
画是用蜡笔画的，歪歪扭扭：一间房子，两个小人，头顶有大大的太阳。背面用铅笔写着：谢谢叔叔。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帮忙？”邬齐问。
“校长说的。”小男孩咧嘴笑，缺了一颗门牙，“说学校要变漂亮了。”
回老屋的路上，夕阳把竹林染成金色。莫易拿着那幅画，看了很久。
“邬齐。”他突然开口。
“嗯？”
“谢谢你。”
“又说谢。”
“这次不一样。”莫易停下脚步，看着他，“谢谢你让我妈妈...以这种方式继续活着。”
邬齐抱住他，在夕阳的余晖里，在沙沙作响的竹海中。
“她会高兴的。”邬齐轻声说，“你知道她会高兴的。”
接下来的日子，莫易开始往小学跑。他帮不上工程上的忙，就坐在操场边，看工人们砌墙、装窗、铺水泥。孩子们围着他，问东问西。
“叔叔，北京有多大？”
“叔叔，你见过地铁吗？”
“叔叔，秀兰奶奶真的从这里走出去的吗？”
莫易耐心地回答，有时会被孩子们天真的问题逗笑。阿云也常来，带着自己做的米糕分给孩子们。有一次，她指着莫易对一个小女孩说：“你看这个叔叔，他妈妈以前就坐在这里读书，后来去了北京。你好好读书，也能去。”
小女孩眼睛亮晶晶的：“我也能去北京吗？”
“能。”莫易摸摸她的头，“只要你想。”
工程进展很快。新的门窗装上了，教室刷了白墙，装了电扇和节能灯。操场铺了水泥，画了跑道和篮球场。邬齐还让人从县城运来了新的课桌椅，以及一批图书和体育器材。
竣工那天，村里像过年一样热闹。孩子们在新操场上奔跑，笑声清脆。老校长激动得说不出话，拉着邬齐和莫易的手一直抖。
揭牌仪式很简单。红布落下，“李秀兰纪念小学”七个字在阳光下闪着光。莫易站在人群里，看着那块牌子，突然想起母亲日记里的一句话：
如果我能帮助一个孩子走出大山，这辈子就值了。
现在，她帮助的将不止一个。
晚上，村里办了简单的宴席。阿云端来自家酿的米酒，老人们讲起秀兰小时候的趣事——她爬竹子最快，她作文写得最好，她总是把午饭分给更穷的同学。
“她心善，随她妈。”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奶奶拉着莫易的手，“你也是，心善。”
莫易喝着米酒，听着那些陌生的、温暖的往事，感觉自己心里那块冰，在百丈岭的夏天里，终于开始真正地融化。
不是消失，是融化，变成水，渗进这片土地，和母亲的记忆、和孩子们的未来、和邬齐紧握的手，融在一起。
夜里，他们躺在老屋的竹席上，窗外的虫鸣比之前更响亮。
“邬齐。”莫易在黑暗里说。
“嗯？”
“我好像...没那么怕想起她了。”
邬齐转身，在月光里看着他：“因为你开始用她的方式去爱这个世界了。”
莫易的眼泪滑进鬓角，但这次是暖的。
“等学校的事都安顿好，”他说，“我们回北京吧。把书读完。”
“好。”
“然后...我想做点什么。像你修学校这样，实实在在地帮助别人。”
“好。”
“还有...”莫易凑近，吻了吻邬齐的嘴角，“谢谢你，一直没放弃我。”
邬齐把他搂进怀里，声音有些哽咽：“永远不会放弃。”
窗外，百丈岭的夏夜深沉如墨。竹林在风里摇摆，沙沙声像海浪，像叹息，像一首古老而温柔的歌。
在这歌声里，莫易闭上眼睛。
他看见母亲，不是最后那张照片上平静的脸，而是少女时的模样——爬在竹子上，回头对他笑，眼睛亮得像山里的星星。
然后那笑容扩散开来，变成阿云的笑容，变成孩子们的笑容，变成邬齐的笑容。
最后变成他自己的笑容。
虽然还很浅，还很轻，但真实地、艰难地、终于从心底开出的第一朵小花。
在母亲长大的地方，在母亲开始梦想的地方，他也终于找到了重新开始的勇气。
不是遗忘，不是解脱。
是带着所有的记忆和伤痕，继续往前走。
而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