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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诚的遗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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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福特车的引擎在冷空气中喘息着，像患了肺病的老人。吴师傅的侄子——一个叫阿昌的年轻人——坐在驾驶座上，紧张地摆弄着方向盘。陈静安坐在副驾驶，腿上摊开着郊区地图，用红铅笔标记路线。
“陈先生，真的要去吗？”阿昌第四次问道，“我听说日本人那个工厂周围埋了地雷，还有狼狗...”
“我们不停在工厂附近。”陈静安耐心解释，“在这里，通往码头的必经之路。”他在地图上点了一个位置，“卡车下午三点出发，我们提前半小时到达，找好隐蔽位置。”
今天是周日，距离‘夜莺’说的周一还有一天。这一天里，陈静安做了精心准备：借来一辆车，租了台更专业的长焦镜头，规划了三条不同的逃跑路线。他还联系了一个可信的外国记者——美联社的约翰·米勒，约定如果成功，明天晚上在国际饭店交接照片。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他能活着拍到那些证据。
“如果被发现了怎么办？”阿昌问。
“那就按计划二，分开逃跑，在预定的会合点见面。”陈静安检查相机，“记住，无论如何，不要直接回钟表店。”
阿昌点点头，手心在裤子上擦了擦汗渍。他是个二十出头的汽车修理学徒，本来与这一切无关，但吴师傅开口，他无法拒绝。
“我叔叔说，你做的事很重要。”阿昌忽然说，“他说你在为那些不能说话的人说话。”
陈静安愣了一下：“你叔叔这么说的？”
“嗯。他还说，这个时代需要有人睁开眼睛，哪怕睁眼很危险。”阿昌发动汽车，“我没什么文化，但我觉得...他说得对。”
车子驶出弄堂，融入上海清晨的薄雾中。街道上行人稀少，偶尔有日本巡逻队经过，刺刀在晨光中闪着寒光。陈静安看着窗外掠过的城市，那些熟悉的街道、建筑、招牌，如今都蒙上了一层阴霾。
他想起了初到上海的那年，1932年，也是冬天。那时的外滩灯火辉煌，南京路人潮涌动，他第一次站在和平饭店顶楼拍摄上海全景，惊叹于这座城市的活力与野心。
不过五年时间，一切都变了。
“陈先生，你以前是做什么的？”阿昌的话打断了他的思绪。
“摄影师。开过一家小工作室，给人拍肖像，也接些商业摄影。”
“那怎么...”
“怎么卷进这些事？”陈静安苦笑，“一开始只是记录。日本人轰炸闸北，我去拍废墟；难民涌进租界，我去拍难民营。后来发现，有些事不只需要记录，还需要有人行动。”
“像陆先生那样？”
陈静安点点头，没有继续这个话题。每次想起陆明诚，胸口都像压着一块石头。
车子驶出租界，进入日军控制的郊区。检查站多了起来，阿昌的假通行证勉强应付。每次被拦下检查，陈静安都低头假装睡觉，相机和镜头藏在座位下的暗格里。
上午十点，他们到达预定地点——一段偏僻的公路，两侧是光秃秃的农田和几处废弃的农舍。陈静安选择这里是因为有个小土坡，坡上长着枯黄的芦苇，可以隐蔽观察公路，又不至于太靠近工厂方向。
“把车藏到那间破房子后面。”陈静安指挥道，“我们步行上坡。”
两人带着装备爬上土坡，在芦苇丛中趴下。从这里可以清晰看到公路蜿蜒延伸到远方，也能望见几公里外工厂区的烟囱。
陈静安架起相机，调整长焦镜头。透过取景框，远处的细节被拉近——工厂的铁丝网、岗哨、巡逻的士兵。他拍了几张环境照片，然后开始等待。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寒冷渗透进骨髓。阿昌不时跺脚取暖，陈静安则一动不动，眼睛始终贴在取景框上。
下午两点四十分，工厂方向有了动静。大门打开，一辆军用卡车驶出，后面跟着一辆满载士兵的吉普车。
“来了。”陈静安低声道，心跳加速。
他调准焦距，对准卡车车头。距离还远，但已经能看清车牌——“军沪-3478”。司机侧脸对着这个方向，右颊确实有道明显的疤痕。
卡车逐渐驶近，陈静安连续按下快门。三百米、两百米、一百米...就在卡车即将进入最佳拍摄距离时，意外发生了。
一辆自行车突然从岔路冲上公路，骑车的是个农民，载着两筐蔬菜。卡车紧急刹车，但距离太近，还是撞上了自行车。农民摔倒在地，蔬菜撒了一路。
吉普车上的日本兵跳下来，对着农民大声呵斥。卡车司机也下车，正是脸上有疤的田中。
陈静安抓住机会，镜头对准卡车车厢。车厢用帆布盖着，但后部没有封严，露出一角。他调整焦距，聚焦在那缝隙上——
帆布下是几个金属容器，上面印着日文标识和危险符号。更令人心惊的是，容器旁边似乎蜷缩着人影，一动不动。
陈静安连续按下快门，心脏狂跳。那些人影...是活的还是死的？
公路上，日本兵开始殴打那个农民，田中则紧张地检查车厢帆布是否盖严。陈静安继续拍摄，记录下这一切：士兵的暴行，田中的紧张，车厢里的秘密。
突然，田中间土坡方向望来，似乎察觉到了什么。陈静安立刻压低身体，但已经晚了——田中指着土坡方向，对士兵喊了句什么。
“被发现了！”阿昌惊呼。
吉普车上的士兵跳上车，朝土坡方向驶来。卡车则重新发动，加速驶离。
“快走！”陈静安迅速收起相机，两人连滚带爬滑下土坡。
吉普车在土路尽头停下，五个日本兵跳下车，端着枪向土坡包围过来。陈静安和阿昌已经冲到破房子后，发动了汽车。
“别走大路！”陈静安喊道，“按计划二，穿过农田！”
阿昌猛打方向盘，福特车冲下路基，在收割后的稻田里颠簸前行。吉普车试图追赶，但农田土质松软，轮子很快陷住。
枪声响起，子弹打在车身上，叮当作响。陈静安压低身体，紧紧护住相机。后窗玻璃被击碎，冷风灌入车厢。
“坐稳了！”阿昌大喊，驾车冲过一条干涸的水渠，车身剧烈颠簸，几乎侧翻。
他们成功甩掉了追兵，但福特车也付出了代价——左前轮爆胎，引擎盖冒烟。阿昌勉强将车开进一片小树林，终于熄火。
两人瘫坐在车里，大口喘气。陈静安检查相机，幸好完好无损。他迫不及待地打开相机后盖，小心取出胶卷。
“拍到了吗？”阿昌问。
“拍到了。”陈静安的声音有些发抖，“不只是化学武器...车厢里有人，阿昌。我看到了人影。”
阿昌的脸色变得苍白：“活人？”
“不确定，但为什么用装化学武器的车运人...”陈静安没有说完，但两人都明白那意味着什么。
他们弃车步行，按照预定路线前往会合点——一座废弃的教堂，在五公里外的小镇上。沿途所见触目惊心：烧毁的村庄，无人收殓的尸体，田地里新立的坟冢。日本人的占领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更是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全面摧毁。
傍晚时分，他们到达教堂。彩绘玻璃破碎，圣像倒塌，长椅上积着厚厚的灰尘。但在祭坛后的密室里，他们找到了提前藏在这里的干粮、水和一套干净衣服。
陈静安连夜冲洗胶卷。在红色安全灯下，一张张照片显影：卡车的特写，车厢缝隙中的人影，容器上的危险标识，日本兵殴打农民...每一张都是铁证。
特别是其中一张，帆布缝隙较大，能清晰看到里面蜷缩的人形——那是一个瘦骨嶙峋的人，手腕上有镣铐，眼睛半睁着，空洞无神。
陈静安盯着那张照片，久久不能移开视线。那眼神里已经没有了恐惧，甚至没有了痛苦，只剩下彻底的绝望。那是被剥夺了一切，包括死亡权利的眼神。
“陈先生...”阿昌轻声唤他。
陈静安回过神，小心地将底片收好：“我们得尽快回上海。这些照片必须在日本人找到我们之前送出去。”
“怎么回去？车没了，路上全是检查站。”
陈静安思索片刻：“走水路。我知道这附近有条小河，能通到苏州河支流。如果有船...”
“船我有办法。”阿昌说，“我表哥是渔民，住在河边。只是他的船小，只能夜里走。”
“那就夜里走。”
深夜十一点，两人来到河边一处简陋的渔村。阿昌的表哥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汉子，听完情况，什么也没问，只是点了点头。
小木船在黑暗中驶入河道，船桨划水的声音轻得像叹息。陈静安躺在船底，望着星空。冬夜的星辰格外清晰，银河横跨天际，冰冷而永恒。
“陈先生，照片送出去后，世界真的会帮忙吗？”阿昌忽然问。
陈静安沉默良久：“我不知道。但至少，世界会知道。有时候，知道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陆先生也这么说过。”阿昌的表哥第一次开口，声音沙哑，“他说，黑暗最怕的不是光，而是有人记得光的样子。”
陈静安转头看他：“你认识陆明诚？”
“他帮过我女儿。两年前，日本人抓‘花姑娘’，我女儿躲到租界，是陆先生安排的住处。”船夫划着桨，“他是个好人。这个世道，好人活不长。”
船在黑暗中前行，两岸偶尔有零星灯火。靠近上海时，他们看到了日本探照灯的光柱在夜空中扫射，像巨大的眼睛监视着这座不眠的城市。
凌晨三点，小船悄悄靠岸，在苏州河一处废弃码头。陈静安和阿昌上岸，与船夫告别。
“保重。”船夫只说了一句，便调转船头消失在夜色中。
他们步行回到租界，绕开主要街道，终于在凌晨四点回到愚园路附近。但在距离钟表店一条街的地方，陈静安拉住了阿昌。
“不对劲。”
钟表店所在的街口停着两辆黑色汽车，虽然没开灯，但隐约能看到人影晃动。吴师傅通常五点才起床开店，这个时间不应该有客人。
“可能是日本人。”阿昌小声说。
陈静安观察片刻，发现不只钟表店，整条街都有暗哨。他的心沉了下去——钟表店暴露了。
“不能回去。”他做出决定，“我们去备用地点。”
陆明诚准备的不只一个安全点。除了贝当路和愚园路，还有一个连吴师傅都不知道的地方——这个信息藏在怀表地图的一个极小的标记里，陈静安昨晚才破解。
那地方在法租界边缘，靠近公共租界交界处，是一间出租的暗房工作室，租客登记名是“沈默”，一个不存在的名字。
他们绕了一大圈，在天亮前到达目的地。那是一栋老式公寓楼的三楼，房间不大，但设备齐全：暗房、卧室、甚至有个小厨房。书架上摆满了摄影书籍，墙上挂着一些风景照片。
最让陈静安惊讶的是，书桌上放着一本打开的笔记本，最新一页是陆明诚的笔迹：
“如果静安来到这里，说明愚园路已经不安全。书架第三排左数第七本书后有钥匙，打开地板下的暗格。里面有你需要的一切。保重。——明诚”
陈静安按照指示找到钥匙，打开地板暗格。里面是一个防水铁箱，装着现金、几本不同身份的护照和证件、一把手枪和子弹，以及一封信。
信很简短：
“静安，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我已经不在了。不必难过，这是我选择的路。现在重要的是继续走下去——为我们，为所有不能发声的人。照片必须送出去，真相必须被看见。国际饭店的约翰可信，但不要完全信任任何人。记住，在这个城市里，有些光只能在黑暗中闪耀。保重，我的朋友。——明诚”
信纸已经泛黄，显然写了有一段时间。陆明诚早就预见到了这一切，为他准备了最后的退路。
陈静安将信小心折好，放进贴身口袋。他走到窗边，看着天色渐亮。上海在晨光中苏醒，但今天的苏醒伴随着更多的不安——远处传来警笛声，街上行人神色匆匆，报童挥舞着报纸大喊：“号外！号外！昨夜多处搜查，数十人被捕！”
新的一天开始了，但黑暗并未结束。
陈静安从怀中取出怀表，打开表盖。照片上的两个年轻人还在微笑，仿佛时间永远定格在那个桃花盛开的春天。
“我会继续的，明诚。”他轻声说，“直到最后一格胶片，最后一次快门。”
窗外，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照在湿漉漉的街道上，反射出微弱但坚定的光。在这座沦陷的城市里，斗争还在继续，以镜头为武器，以真相为弹药，以不屈为信仰。
而今天，陈静安要与约翰·米勒见面，将那些沉重的照片交出去，让世界看到上海——看到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他检查了相机，装上新的胶卷，调整好光圈和快门速度。然后背上包，戴上帽子，走出门去。
走廊里很暗，但尽头有光。他向着光走去，一步一步，坚定而沉稳。在这个需要有人睁开眼睛的时代，他选择继续睁大双眼，记录下每一寸黑暗，等待光明到来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