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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湖心孤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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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默?沈默!”
我感觉肩膀被轻轻推了一下。
我猛地惊醒,从臂弯里抬起头,眼前是办公室熟悉的格子间景象。日光灯有些刺眼,电脑屏幕还停留在未完成的报表界面。
“看你睡得沉,没忍心早叫。”主管王姐站在我工位旁,手里端着杯咖啡,脸上没有责怪,只有些小心翼翼的关切,“是不是还没缓过来?要是实在不舒服,就再回去休息两天。”
我愣了几秒,意识才从一片混沌中挣扎上岸。妹妹的葬礼、公寓的怪事、福伯和杜月笙的新闻……那些清晰又荒谬的画面,与眼前井然有序的办公室重叠,让我一阵恍惚。
“不用了,王姐。”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沙哑,“我……我没事。就是有点累。”
“节哀顺变。”王姐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放得更轻,“别硬撑。”她把咖啡放在我桌角,转身走了。
咖啡的温热透过纸杯传到掌心。我愣愣地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光标,努力回忆。
早上……我是怎么来公司的?
记忆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我只记得福伯把我送到公寓门口,然后……然后好像眼前黑了一下?醒来,我就已经坐在工位上了。中间的通勤过程,一片空白。
是惊吓过度导致的短暂失忆?还是……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着“妈妈”两个字。
我深吸一口气,走到楼梯间接通。
“小默啊,”母亲的声音带着疲惫,但尽量显得轻快,“吃饭了吗?”
“吃了。”我懒洋洋地回答道。
“那就好……你妹妹那边,公墓管理处来电话了,说骨灰盒暂时安放好了。下周三,是头七,老家的规矩得讲究,你看能不能请个假,咱们一起去看看她?”她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哽咽,“送她最后一程。”
“好,我一定去。”我喉咙发紧。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只有压抑的呼吸声。然后,母亲像是下定了决心:“小默,妈知道你难受,妈也是……但日子还得过。晓晓她……她走得突然,谁也没想到。医院那边,手续都清了吗?”
我握紧了手机,指尖冰凉:“妈,医院那边……晓晓最后,确切是几点宣布的?死亡证明,您手边有吗?能不能……拍个照发我看看?”
电话那头安静了足足有五秒钟。
“小默,”母亲的声音变了,充满了担忧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慌,“你怎么又问这个?上次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凌晨两点多,医生出来的,我跟你爸都在……证明就在我抽屉里,你看它干什么?那东西……看着心里不难受吗?”
“妈,我就是……就是想再确认一下。”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
“确认什么?小默,你别吓妈妈。”母亲的声音急切起来,“你是不是这几天都没睡好?”
“就是问问。”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母亲的声音变得柔软,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小默,听妈的话,死亡证明我不会拍给你的,看了对你没好处。你要是心里实在过不去,堵得慌……去找个医生聊聊,好不好?不是看身体的医生,是看……看心里的。我听说现在年轻人压力大,都有这个,不丢人。你需要的话,妈去打听……”
“不用了妈,我没事。”我打断她,心不断往下沉,“我……我再看看,挂了啊。”
挂断电话,我靠在冰冷的消防通道墙壁上。母亲的爱是真的,关心是真的,但她话语里那份对我“精神状态”的担忧,以及对我所追问之事下意识的回避和重新定义,像一堵柔软的墙,将我所有的疑虑和恐惧,都隔离在了“正常世界”之外。
回到工位,旁边的同事林薇探过头,打量了我一下:“脸色这么差?刚才接电话也不对劲。”她压低声音,“又想你妹的事了?”
林薇跟我同期进公司,关系不错。我看着她关切的脸,一股强烈的倾诉欲涌上来,又被理智死死压住。可那些话就像有了生命,在我喉咙里翻滚。
“……林薇,”我听到自己声音发飘,“我昨晚,还有今天早上,遇到些……没法解释的事。”
她眨了眨眼,没说话,只是把椅子拉近了些,摆出倾听的姿态。
我简单说了短信,说了楼道里的高跟鞋声和李娜的布鞋,说了三楼直接走到一楼的错乱,最后,艰涩地提到了福伯和那份1951年的“新闻”。
林薇听完,脸上没有预想中的惊骇或嘲笑。她只是微微张着嘴,眼睛睁得圆圆的,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缓缓地、极其缓慢地摇了摇头。
“我的天……”她喃喃道,拍了拍胸口,“你这经历……够写本小说了。”
她没说我疯了,也没说肯定是我太累产生的幻觉。但这种不置可否的惊叹,比直接的否定更让我感到一种冰冷的疏离。她并不真的相信,她只是出于礼貌和同情,在配合我的“倾诉”。
“你也觉得我出现幻觉了,是吧?”我扯了扯嘴角,想笑,没笑出来。
林薇没直接回答,她歪着头想了想,忽然问:“沈默,你见过会游泳的鸡吗?”
我一愣,摇头。
她脸上露出一种奇特的平静,甚至抬高了一点嗓门,用讲笑话般的语气说道:“我知道你不信。不瞒你说,河里的鸭子看见那只鸡的时候也懵了,全都傻傻的愣在河里,跟你现在一样,”她指指我的脸,“臭着个脸。”
办公室里其他几个同事被她的声音吸引,看了过来,发出几声轻笑。
我也勉强笑了笑。我知道她是想用这种荒诞的玩笑缓解气氛,告诉我别钻牛角尖。但那个画面——鸭子看着游泳的鸡,集体愣住——却莫名地戳中了我。在那个画面里,鸭子是“正常”的,鸡是“异常”的。而鸭子们的反应是“懵了”和“愣住”。
就像现在的我,和周围的所有人。
中午休息的铃声解救了我。我几乎逃也似的离开工位,没去食堂,直接按下了电梯的23楼。
我记得徐朗——我的大学同学,心理学硕士——就在这栋楼的23层一家心理咨询机构挂职。电话里简短说明情况后,他让我中午过去聊聊。
他的咨询室很简洁,阳光充足,和我想象中那种幽暗压抑的样子完全不同。徐朗穿着熨帖的衬衫,给我倒了杯水,听我再次复述早上的经历。他的表情一直很平和,没有打断,只是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录两笔。
“……所以,你怀疑你所处的公寓,在空间和时间上,出现了不符合物理规律的异常?并且,已故的亲人试图通过某种方式警告你?”等我说完,他总结道,语气里没有嘲讽,只有专业的平静。
“听上去很荒谬,我知道。”我搓了把脸。
“不,沈默,”徐朗放下笔,双手交叉放在桌上,“对我们来说,来访者主观体验到的‘现实’,无论听起来多么不可思议,都是我们工作的起点。我不去评判你经历的真假,那是哲学家或者物理学家的事。我关注的是,这些体验对你造成了怎样的困扰,以及我们如何让你感觉好受一些。”
他顿了顿,继续说:“极度的悲伤、压力、睡眠剥夺,都可能导致认知功能暂时性的改变,出现感知觉异常,比如幻听、幻视,或者对时间、空间的感受错乱。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严重的精神疾病,更多是心因性的、暂时的反应。”
“你是说,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问。
“我是说,这是大脑在超负荷状态下,一种可能的应对机制。”徐朗语气温和而坚定,“你妹妹的去世太突然,对你的打击是巨大的。你的潜意识可能还在拒绝接受这个事实,并因此构建了一些……象征性的场景。比如来自她的警告,可能代表你内心的不安和未完成的告别;空间的错乱,可能象征你感到的生活失控和迷失感。”
他的解释如此合理,如此符合科学,如此……充满关怀。几乎要说服我了。
“那我该怎么‘感觉好受一些’?”我听见自己问。
“首先,你需要休息,真正的休息。我建议你向公司申请几天假。其次,”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张便签纸,写下一个药名和一家药店地址,“去这里,凭这个买点非处方的镇定安神药物,睡前服用,帮助你改善睡眠质量。好的睡眠是稳定情绪的基础。最后,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预约几次正式咨询,慢慢来处理你失去亲人的哀伤。”
我接过便签,上面是他工整的字迹。阳光透过百叶窗,在他身上切出明亮的光斑。一切都那么正常,那么有秩序。
走出咨询室,站在23楼明亮的走廊里,我看着窗外来来往往的车流和远处熟悉的城市天际线,有那么一瞬间,几乎真的要相信,早上的一切,不过是一场过于逼真、又夹杂了记忆混乱的噩梦。
毕竟,徐朗是专业人士。毕竟,母亲和林薇,他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将我拉回“现实”。
下班的路上,这种自我怀疑达到了顶峰。也许真的是我太累了,太想晓晓了。我需要睡眠,需要药物,需要时间。
走进公寓大堂时,我的脚步甚至轻松了一些。保安亭的窗口亮着灯,福伯的身影在里面。
我走了过去,敲了敲窗玻璃。
福伯抬起头,见是我,脸上露出惯常的那种略带严肃又透着熟络的表情:“小林,下班了?”
“嗯,福伯。”我顿了顿,决定做最后一次,也是最直接的验证,“早上……谢谢您啊。”
福伯正在整理报纸的手停了一下,疑惑地看向我:“早上?谢我什么?”
“……就是,我早上出门有点迷糊,跟您聊了几句,您还……提醒我来着。”我紧紧盯着他的脸。
福伯脸上的皱纹慢慢聚拢,那是完全真实的困惑。他放下报纸,仔细看了看我:“小林,你是不是记错了?我早上七点交班,老张值的早班。我来了之后就一直在这亭子里,没见着你出门啊?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大概……七点半左右?”我声音有点干。
“那就更不对了。”福伯摇头,语气肯定,“七点半那会儿,我在吃早饭,听收音机呢。没见着人。你是不是睡迷糊了,把哪天的事记混了?”
“那……报纸呢?”我不甘心,指向他桌上,“您早上不是在看《大公报》,还说……杜月笙病逝是昨天的大新闻吗?”
福伯愣了一下,随即“嗐”了一声,像是听到了什么特别可乐又无稽的话。他伸手从桌上那一叠报纸里,准确地抽出了一份,抖开,递到我面前。
“小林啊,你看看,这哪是什么《大公报》?这是《晨报》!”他指着报头,“还有,杜月笙?那可是旧社会上海滩的大佬,早几十年就没了!你这孩子,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魔怔了?”
我接过报纸。触感微凉,油墨味清晰。
头版头条,是一则关于本地地铁新线路开工的新闻。日期是:2015年9月13日。
我飞快地翻动着。时政、经济、娱乐、体育……全是今天的信息,没有任何关于杜月笙的字样。纸张崭新,排版现代,和我记忆中那份泛黄、繁体竖排、标题惊悚的旧式报纸,截然不同。
“可是……您明明……”我抬起头,想从他脸上找到一丝伪装的痕迹。
福伯已经收回了报纸,重新折好,看着我的眼神里,那份长辈的关切变成了清晰的担忧,甚至带上了点面对“麻烦”时的不耐烦。“小林啊,”他叹了口气,声音压低了点,“你妹妹的事,大家都难过。但人死不能复生,你得往前看。别整天胡思乱想,自己吓自己。实在不行……去看看医生,啊?”
他说着,摆了摆手,拿起旁边的搪瓷缸喝了口茶,不再看我,意思很清楚——谈话结束了。
我站在原地,手里似乎还残留着那份《晨报》的触感。
福伯的表情、动作、话语,毫无破绽。那份报纸,真实不虚。
要么,是我疯了,出现了极其详尽且连贯的幻觉和记忆错乱。
要么……
我缓缓转过身,看向电梯。那个鲜红的数字“1”,依然亮着,沉默地停在那里。
要么,这栋公寓,这个我称之为“家”的地方,正在用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方式,否定它自己展现过的异常,并将我推向唯一合理的解释——我是个因悲伤而精神失常的可怜虫。
我走到电梯前,按下上行键。
按钮亮起,电梯门缓缓打开,里面空无一人,灯光正常。
我走进去,按下“3”。
电梯平稳上升,轻微的失重感传来。金属厢壁光可鉴人,映出我苍白失神的脸。
叮。
三楼到了。
我走出电梯,走廊里安静无声,声控灯随着我的脚步亮起。一切都和过去无数个夜晚一样。
我停在1033门前。
钥匙插入锁孔,转动。
咔哒。
门开了。
屋内一片漆黑,窗外城市的灯火透进来,勾勒出家具安静的轮廓。
我迈步进去,反手关上门。
背靠在冰冷的门板上,我没有开灯。
黑暗中,只有我粗重的呼吸声。
以及,那仿佛从未消失过的、细微的、规律的——
滴答。
滴答。
滴答。
我走进浴室一看,原来是水龙头没关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