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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薄冰(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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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水光在尖锐的闹铃声中醒来。
不是家里那个老旧的机械闹钟——它的发条松了,铃声嘶哑得像老人的咳嗽——而是脑子里自设的钟:五点整,天还没亮透,窗外是深蓝色的,像井水最深处的颜色。她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那块水渍。一夜之间,它又扩大了些,边缘生出新的霉斑,黑绿色的,像某种正在缓慢生长的地图。
她躺着没动,听着自己的心跳,一下,两下,平稳,有力。然后掀开被子,赤脚踩在地板上。瓷砖很凉,凉意顺着脚底往上爬。她走到书桌前,翻开那两本黄色练习册。
昨晚的十页已经做完,铅笔字迹在晨光里显得很淡,像随时会消失。她翻到第十一页,第一题:已知三角形ABC中,角A=60°,AB=3,AC=4,求BC的长度。
余弦定理。她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公式,在草稿纸上计算。数字很听话,乖乖排列成队,得出结果:√13。她写下答案,在旁边画了个小小的勾。
接着第二题,第三题……晨光渐渐亮起来,从深蓝变成鱼肚白,再变成淡金。楼下的早点摊开张了,油条的香气飘上来,混合着豆浆的甜味。水光没停笔,一题一题往下做。手指开始疼,是握笔太久的那种钝痛;眼睛开始涩,是盯着数字太久的那种干涩。但她没停,像在完成某种仪式,某种必须完成的苦修。
做到第十五页时,母亲起床了。拖鞋摩擦地面的声音,厨房水龙头的哗啦声,煤气灶打火的咔嚓声。这些声音很日常,很熟悉,像背景音乐,衬托着她笔尖在纸上的沙沙声。
“这么早?”陈玉梅推门进来,手里端着热水杯。
“嗯。”水光头也不抬。
陈玉梅把水杯放在桌角,看了看摊开的练习册,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公式,像天书。她看不懂,但知道女儿在努力,这就够了。
“我去买菜,想吃什么?”
“随便。”
陈玉梅站了一会儿,看着女儿弓起的背。水光穿的是初中校服,蓝白相间,洗得发白,肩膀那里有点塌,显得人更瘦。她想起昨天那二十块钱,想起女儿说“先不画了”时的眼神,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
“要不……中午炖个排骨?”她试探着问。
水光终于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但很亮,像燃着一小簇火。“太贵了。”
“偶尔吃一次。”陈玉梅转身往外走,“你学习辛苦,补补。”
门轻轻关上。水光继续做题,但思路断了。排骨,肉,钱。母亲擦多少扇窗户,拖多少遍地板,才能换来一顿排骨?她不知道具体数字,但知道一定很多,多得让她胃里发沉。
她放下笔,走到窗前。天完全亮了,淡金色的阳光洒在新区的楼群上,给那些灰扑扑的水泥墙面镀上一层虚假的温暖。早点摊前排起了队,人们穿着睡衣,打着哈欠,等待油条和豆浆。这是最普通的生活,最真实的烟火气,离她的二次函数、余弦定理很远,但离排骨汤的香味很近。
她回到书桌前,继续做题。这次笔尖更用力,在纸上划出深深的痕迹,像要把那些公式刻进生命里。
课间,林薇凑过来,手里拿着一包新买的贴纸,花花绿绿,印着当时最红的港台明星。
“水光,你看,这个帅不帅?”她撕下一张贴纸,是某个男歌手,长发,眼神忧郁。
水光看了一眼:“嗯。”
“你帮我贴在本子上。”林薇把贴纸和一本崭新的笔记本递过来。笔记本封面是粉色的,印着卡通图案,内页还散发着油墨香。
水光接过,小心地把贴纸贴在扉页上。贴纸很粘,她按了很久,确保四个角都服帖。
“谢谢!”林薇拿回本子,爱惜地摸了摸贴纸,“我打算用这个本子记英语单词。听说二中重点班的学生,单词量要五千以上呢。”
五千。水光在心里算了算。她现在大概认识一千个,还差四千。每天背二十个,要两百天。但中考只剩九十六天了。
“你呢?”林薇问,“打算考哪?”
水光摇头。那两本黄色练习册在书包里,沉甸甸的,像某种判决书。
“你画画那么好,要不要考美术特长生?”林薇压低声音,“我表姐说,有些学校招特长生,分数可以低很多。”
美术特长生。这个词像一颗石子,投进她心里的那口井,激起一圈涟漪。她想起苏老师,想起储藏室里那些疯狂的画,想起那句“画画不能当饭吃”。
“再说吧。”她说。
林薇还想说什么,上课铃响了。数学课,刘老师抱着一摞试卷进来,脸色比昨天更难看。
“昨天的随堂测验,全班有十二个人不及格。”他把试卷摔在讲台上,“你们在干什么?还有九十六天,九十六天!”
试卷发下来。水光看着自己的分数——71。比上次高三分,但依然在及格线边缘。她翻看错题,大多是粗心,一个符号看错,一个小数点标错。不是不会,是慌了,是急了,是脑子里同时想着公式、分数、排骨、贴纸,还有那口深不见底的井。
她盯着试卷上那些红叉,忽然觉得它们像伤口,但不是她的伤口,是某种更抽象的东西的伤口——是时间的伤口,是选择的伤口,是她必须穿过但不知能否穿过的隧道的伤口。
“这次测验,我要特别表扬秦水光同学。”刘老师忽然说。
水光猛地抬头。全班的目光聚焦过来,有惊讶,有好奇,有不屑。
“她上次考了六十八,这次七十一,进步了三分。”刘老师拿起她的试卷,“虽然分数不高,但态度端正。错题都订正了,步骤写得很完整。”
他把试卷举起来,展示给全班看。水光看见自己的字迹,工整,但拘谨,像被什么框住了。那些公式,那些计算,那些她花了整夜才弄懂的抛物线,此刻被举在高处,暴露在所有人的目光下,像某种公开的处刑。
她低下头,脸在烧。不是因为骄傲,是因为羞耻——为那可怜的三分进步,为这种当众的表扬,为她必须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态度端正”。
下课后,几个女生围过来。
“水光,你好厉害啊,进步三分呢!”
“怎么学的?教教我们呗。”
“是不是刘老师给你开小灶了?”
声音七嘴八舌,像一群麻雀在耳边聒噪。水光摇摇头,什么也没说,把试卷折起来,塞进书包最底层。
林薇拉住她的手:“走,上厕所。”
厕所里没人。林薇关上门,背靠着门板,看着水光:“你没事吧?”
“没事。”
“你脸色不好。”林薇伸手摸她的额头,“是不是发烧了?”
水光躲开:“真的没事。”
林薇盯着她看了几秒,然后叹了口气:“水光,你是不是……不想考高中?”
水光没说话。不是不想,是不敢想。想得太具体,太清晰,会害怕——怕考不上,怕让母亲失望,怕那口井被彻底填平。
“其实,”林薇压低声音,“考不上高中也没什么。我表姐就没上高中,现在在商场卖化妆品,一个月能挣两千多呢。”
两千多。水光想起母亲那些皱巴巴的钞票,五块,十块,最大面额是二十。两千多,是母亲要擦多少扇窗户,拖多少遍地,洗多少件衣服?
“你不一样。”林薇继续说,“你会画画。我表姐说,深圳那边好多工厂招画工,画玩具,画衣服,工资可高了。你要不要去试试?”
画玩具,画衣服。水光想起苏老师储藏室里那些画——撕裂的,疯狂的,浓得化不开的绿色。那是艺术吗?还是只是“画工”?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那些画里有血,有肉,有井底的歌声,有穿绿衣裳的影子。而玩具和衣服上,只有图案,只有颜色,只有可以批量生产的、没有灵魂的东西。
“再说吧。”她又说了一遍。
林薇看她这样,也不再劝。两人沉默地走出厕所,回到教室。课桌上摊着数学课本,摊着练习册,摊着写满公式的草稿纸。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那些数字和符号上,把它们烤得发烫,像要燃烧起来。
水光坐下,翻开课本。余弦定理,正弦定理,勾股定理……定理,定理,全是定理。世界被这些定理切割成规则的形状,三角形,圆形,抛物线。而她心里那口井,是不规则的,是深不见底的,是无法用定理测量的。
但她必须学。必须背。必须让这些定理进入脑子,挤走那些不规则的形状,那些深不见底的东西。因为这是通往未来的唯一路径——狭窄的,拥挤的,布满红叉和分数的路径。
放学后,水光没有直接回家。她绕路去了美术教室所在的楼。教室在三楼,走廊尽头的门关着,挂着锁。她透过窗户往里看——画架还在,石膏像还在,但蒙着白布,像停尸房里的尸体。调色板洗干净了,倒扣在桌上,像墓碑。空气里有灰尘的味道,没有松节油,没有颜料,没有苏老师香烟的气味。
苏老师已经半个月没来学校了。有人说她病了,有人说她请假了,有人说她不想教了。水光不知道真相,也不敢问。她只是每周四下午准时来这里,站在锁着的门前,透过窗户看一会儿,然后离开。
今天她也一样。站了五分钟,也许十分钟,直到走廊里的声控灯熄灭,黑暗笼罩下来。她转身离开,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一下,一下,像心跳,像倒计时。
走到一楼时,她遇见了刘浩。他靠在自行车棚的柱子上,手里拿着一本书,但没看,眼睛望着远处工地的塔吊。
“在等你。”他说。
水光走过去。自行车棚很暗,只有夕阳的余晖从缝隙漏进来,在地上投出细长的光条。
“有事?”
“这个给你。”刘浩从书包里掏出一个信封,很厚,牛皮纸的,没有字。
水光接过,沉甸甸的。打开,里面是一沓纸,打印的,密密麻麻的字和图。
“我表哥的复习资料。”刘浩说,“他去年整理的,数学和物理,重点题型,解题思路。比刘老师讲得清楚。”
水光翻看。纸张已经泛黄,边缘卷曲,但字迹清晰,图表工整。每道题都有详细的步骤,关键点用红笔圈出,旁边还有批注:“此处易错”“注意单位换算”“可推广到一类题”。
“你表哥……很厉害。”她说。
“他复读了一年。”刘浩说,“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疯了似的学,这才上的二中。”
水光抬头看他。刘浩的脸在昏暗的光线里很模糊,但眼睛很亮,像暗处的煤,在静静燃烧。
“你为什么帮我?”她问。
刘浩沉默了一会儿。远处工地的轰鸣声传来,低沉,持续,像大地的脉搏。
“因为你不一样。”他说,“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他指了指教学楼,那里灯火通明,每个窗户里都有一个伏案的身影,都在为九十六天后的那场考试拼命。
“哪里不一样?”
“你眼睛里……”刘浩斟酌着词句,“有东西。不是分数,不是排名,是别的。像……”他停顿了一下,“像井水,很深,但里面有光。”
水光的心脏猛地一跳。井水。光。这两个词从刘浩嘴里说出来,像某种咒语,把她心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一下子点明了。
“我看过你画的井。”刘浩继续说,“虽然只是草稿,但……我好像能感觉到,那口井很深,很冷,但最深处有什么东西在发光。”
水光握紧了手里的信封。纸张的边缘硌着手心,有点疼,但疼得真实。
“所以,”刘浩说,“你不能掉下去。你得上来,考上高中,考上大学,去更远的地方,把那口井里的光画出来,让所有人都看见。”
他说得很平静,像在陈述一个事实。但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水光心上。咚,咚,咚。
“那你呢?”她问,“你的光是什么?”
刘浩笑了,笑得很淡,像黄昏最后的光。“我的光在发动机里,在齿轮里,在那些能让机器转起来、能让车跑起来的原理里。”他从书包里掏出那本德文书,“这些就是我的光。虽然现在还很暗,但总有一天,我会让它们亮起来,亮到所有人都能看见。”
水光看着他,看着这个在废弃砖窑里读德文书的男孩,看着这个说要造车、要去很远地方的男孩。他眼里的光,和她井底的光,不一样,但都是光——在黑暗里挣扎着要亮起来的光。
“谢谢。”她说,声音有点哑。
“不用谢。”刘浩跨上自行车,“周六,砖窑,别忘了。”
“忘不了。”
刘浩蹬车走了,车轮碾过地面,发出沙沙的声音,很快消失在暮色里。水光站在原地,握着那沓复习资料,像握着一把钥匙,一把可能打开某扇门的钥匙。
她转身往家走。天快黑了,路灯次第亮起,把她的影子拉长,缩短,又拉长。书包很重,装着两本黄色练习册,一沓复习资料,还有那个蓝色瓶子,那盒素描铅笔,那本画满了井和光和影子的速写本。
这些重量压在她肩上,但她走得比平时更稳,更有力。因为她知道了,她的井底有光。刘浩看见了,苏老师看见了,现在,她自己也要看见。
不仅要看见,还要打捞上来,画在纸上,让所有人都看见。
晚饭是排骨汤。汤很浓,肉炖得烂,土豆吸饱了汤汁,入口即化。陈玉梅不停给水光夹肉:“多吃点,补脑。”
水光小口喝着汤,热气熏着眼睛,有点湿。她想起母亲在菜市场挑排骨的样子——一定是挑了最久,比了又比,选了又选,才买下这块肉不多、但价格最便宜的。排骨汤的香味里,有母亲手上的茧子,有母亲额角的汗,有母亲说不出口的爱。
“妈。”她忽然说。
“嗯?”
“我会考上的。”水光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晰,“高中,我会考上的。”
陈玉梅夹菜的手停在空中,然后慢慢放下。她看着女儿,看了很久,眼眶有点红,但没让眼泪掉下来。
“妈信你。”她说,声音有点抖,“妈一直信你。”
这顿饭吃得很慢。母女俩都没怎么说话,但空气里有一种东西在流动,温热的,柔软的,像汤的热气,像灯光的光晕,像那些说不出口但彼此都懂的情绪。
饭后,水光主动洗碗。水很凉,但她洗得很仔细,把每一个碗都擦得能照见人影。擦干,放进碗柜,排列整齐,像列队的士兵。
然后她回到房间,打开台灯。光很亮,把书桌照得一片白。她摊开刘浩给的复习资料,摊开那两本黄色练习册,摊开课本和草稿纸。
世界缩小到这一平方米的书桌。灯光是结界,把她和外面的世界隔开。外面有母亲的叹息,有父亲的沉默,有林薇的贴纸,有刘老师的红笔,有苏老师锁着的门,有井底的绿光,有蓝色瓶子里的漩涡。
但此刻,这一平方米里,只有她,和这些必须征服的数字和公式。
她开始做题。一题,一题,又一题。草稿纸写满了一张又一张,铅笔秃了一支又一支。遇到不会的,她就翻刘浩给的资料,看批注,看思路,看那些红笔圈出的关键点。资料里的字迹很工整,但偶尔有涂改,有潦草,有写了一半划掉重来的痕迹。她想象那个素未谋面的表哥,在去年的这个时候,也是这样坐在书桌前,面对这些题,挣扎,困惑,最终找到出路。
她不是一个人。有无数人走过这条路,踩出脚印,留下标记。她只要跟着走,一步一步,哪怕慢,哪怕笨,也能走到终点。
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十点,十一点,十二点。窗外的灯一盏盏熄灭,整座城市渐渐睡去。只有她窗前的灯还亮着,像黑暗海面上唯一的灯塔。
凌晨一点,她做完第二十页。手指已经麻木,眼睛干涩得发疼。但她没停,翻开第二十一页,继续。
第二十一页第一题:已知函数f(x)=x³-3x+2,求其在区间[-2,2]上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她盯着题目看了很久。三次函数,求导,找驻点,比较端点值。步骤她都懂,但脑子像生锈的机器,转不动了。数字在眼前模糊,符号在跳舞,x和y纠缠在一起,像一团乱麻。
她放下笔,揉揉眼睛。视线落在桌角的蓝色瓶子上。瓶子在台灯光下泛着幽暗的光,里面的液体似乎更浓了,旋转得更慢了,像疲倦了,像要沉淀了。
她想起苏老师的话:当你觉得控制不住的时候,闻一闻,能让你清醒。
她拧开瓶盖。辛辣的气味冲出来,比上次更刺鼻,像浓缩的、发酵的清醒。她深吸一口,气味直冲脑门,眼睛瞬间涌出泪水。但脑子确实清醒了,那些模糊的数字重新清晰,那些跳舞的符号重新归位。
她重新拿起笔,开始计算。求导,f'(x)=3x²-3。令f'(x)=0,解得x=±1。计算驻点函数值:f(1)=0,f(-1)=4。计算端点值:f(-2)=0,f(2)=4。所以最小值是0,最大值是4。
做完,她在旁边画勾。小小的勾,但很坚定。
然后她继续,第二题,第三题……笔尖在纸上沙沙响,像春蚕啃食桑叶,像时间啃食青春。但此刻,她不害怕了。因为她知道,每啃掉一页,就离终点近一步;每画一个勾,就离那口井远一步——不是远离井里的光,是站在更高的地方,看得更清楚,画得更明白。
凌晨两点,她终于做完第二十五页。比计划多了五页。手指已经僵了,眼睛疼得睁不开。但她心里有一种奇异的充实感,像长途跋涉后终于到达某个驿站,虽然前路还长,但至少今夜可以休息。
她合上练习册,关上台灯。房间里一片黑暗,只有窗外远处工地的红灯还在闪,一闪,一闪,像这座城市不眠的眼睛,像时间永不停止的心跳,像所有在深夜里奋战的人的共同的脉搏。
她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的不是数学公式,不是函数图像,而是一幅画——画上是她自己的书桌,台灯亮着,练习册摊开,铅笔秃了,草稿纸写满了。而在画的角落,有一扇小小的窗,窗外是深蓝色的夜空,有一颗星星,很小,但很亮,固执地亮着。
画的名字,她都想好了,就叫《九十七夜·第二夜》。
第二夜,完成了。
而井还在深处,光还在闪烁。但此刻,她站在地面上,手里有笔,眼前有路,心里有光。
这就够了。
足够让她睡去,足够让她在明天太阳升起时,再次拿起笔,继续这场一个人的、寂静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