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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老井（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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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岁那年，水光上了厂办幼儿园。
幼儿园在酒厂大院里，一栋红砖二层小楼，墙上刷着褪色的标语：“高高兴兴上学，平平安安回家”。教室在三间打通的大平房里，摆了二十几张矮桌矮凳，窗户很高，窗玻璃碎了几块，用旧报纸糊着。
开学第一天，陈玉梅给水光梳了两条细细的辫子，系上红头绳。水光穿着新做的碎花罩衫——布料是陈玉梅用攒了半年的布票换的，蓝底白花，领口和袖口镶了白色的荷叶边。出门前，陈玉梅蹲下来，给她正了正衣领。
“在学校听老师话，别和小朋友打架。”
“嗯。”
“中午发的包子要吃干净，别挑食。”
“嗯。”
“要是……”陈玉梅顿了顿，“要是有人说你什么，别往心里去。回家告诉妈。”
水光不明白“说什么”是什么意思，但还是点点头。
幼儿园的王老师四十多岁，短发，圆脸，说话带着浓重的济宁口音。她让小朋友们按高矮个排队，水光站在中间，前面是个扎羊角辫的女孩，后面是个流鼻涕的男孩。男孩的手很脏，指甲缝里全是黑泥，他扯了扯水光的辫子。
“你叫什么？”
“秦水光。”
“水缸？”男孩咯咯笑起来，“你是水缸！”
前排几个孩子也跟着笑。水光站着，手指揪着罩衫的下摆。布料是新的，摸起来有点硬，洗过几次才会软。她低头看自己的鞋子——黑色的布鞋，鞋面上绣了朵小红花，是母亲昨晚赶工绣的，针脚有点歪。
“安静！”王老师拍手，“现在点名。点到名字的说‘到’。”
点到“秦水光”时，水光小声说了声“到”。王老师抬头看了她一眼，眼神在她脸上停留了几秒，然后继续点名。水光觉得那眼神有点特别，不像看其他孩子那样随意，带着点审视，像在确认什么。
第一节课是认字。王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人、口、手”三个字，用教鞭指着，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水光看着那些粉笔字，白色的，在黑板上很显眼。但看久了，字的边缘开始模糊，像融化的雪。她眨眨眼，字又清晰了。
“秦水光，你来读。”王老师说。
水光站起来，看着黑板。那些字突然变得陌生，弯弯曲曲的，像虫子。她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
“人、口、手。”王老师又念了一遍。
“人……口……手。”水光跟着念，声音很小。
“大声点。”
“人！口！手！”水光喊出来，脸憋红了。
教室里一阵哄笑。水光坐下，手心全是汗。她低头看桌面，木纹一圈一圈的，她用手指顺着纹路描，描着描着，那些纹路仿佛动了起来，像水面的涟漪。
课间休息，孩子们在院子里疯跑。院子中央有棵老槐树，树干很粗，要两三个孩子才能合抱。水光不跑，她走到槐树下，仰头看。树叶密密匝匝，阳光只能从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投出细碎的光斑。风吹过，光斑就晃动，像无数金色的鱼儿在水底游。
“你在看什么？”
水光回头，是那个流鼻涕的男孩。他叫张建军，住在酒厂家属院三号楼。
“看光。”水光说。
“光有什么好看的？”张建军用袖子抹了把鼻涕，“我们来玩捉迷藏吧。”
水光摇摇头。张建军撇撇嘴，跑开了。水光继续看树，看光。她发现，当眼睛微微眯起来时，那些光斑会连成一片，变成晃动的、金色的海洋。而她站在海底，仰头看水面上的太阳。
“你叫秦水光？”
又一个声音。水光转头，是那个扎羊角辫的女孩，她叫李娟，辫子上的红绸蝴蝶结很鲜艳。
“嗯。”
“你妈是陈玉梅？”
“嗯。”
“我爸说，你妈以前是厂花。”李娟说，语气里带着点大人的腔调，“后来嫁给你爸，就不好了。”
水光不懂“厂花”是什么意思，但“就不好了”她听懂了。她想起母亲的手，关节粗大，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污垢。她想起母亲眼角的皱纹，想起母亲半夜起来给她盖被子时疲惫的侧脸。
“你瞎说。”水光说。
“我没瞎说。”李娟扬起下巴，“不信问你妈。”
水光不说话了。她低头看自己的鞋，鞋面上的小红花歪歪扭扭的，像哭歪了嘴。她忽然很想回家，想钻进母亲怀里，闻母亲身上肥皂和油烟混合的味道。
上课铃响了。孩子们呼啦啦跑回教室。水光走在最后，进教室前，她又回头看了眼槐树。光斑还在晃动，金色的，温暖的，与教室里的粉笔灰、孩子们的吵闹、王老师的呵斥，是两个世界。
中午吃饭，每人发一个白菜粉条包子和一碗小米粥。水光掰开包子，白菜切得很粗，粉条很少，油也不多。但她吃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把每一粒面粉都嚼透。同桌的张建军三两口就吃完了，眼巴巴地看着她的包子。
“你不吃给我。”张建军说。
水光摇摇头，把包子护在胸前。
“小气鬼。”张建军嘟囔。
水光不理他，继续吃。包子皮有点硬，但咀嚼久了会渗出面粉的甜味。她喜欢这种味道，像土地的味道，结实的，可靠的。水是流动的，光是易逝的，但面粉是实在的，能填饱肚子。
下午是画画课。王老师给每人发一张白纸和一支蜡笔——不是整盒，就一支，随机的。水光拿到一支红色的。她看着那支蜡笔，红色的，像血，像过年时门上贴的春联，像李娟头上的蝴蝶结。但她想画的是槐树下的光斑，金色的，需要黄色的蜡笔。
“老师，”水光举起手，“我能换一支吗？”
“不能。”王老师头也不抬，“发到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
水光看着白纸，又看看红蜡笔。她试着在纸上画了一道——很粗，很红，像一道伤口。她不喜欢。但王老师开始在教室里巡视了，走到她身边时停下来。
“怎么不画？”
“我想画黄色的。”水光小声说。
“红色也能画。”王老师说，“画太阳，画花，画红旗。动脑子。”
水光低下头。她知道太阳是红色的，但槐树下的光斑是金色的。她知道花是红色的，但那些光斑没有形状。她知道红旗是红色的，但光斑会动，红旗不会。
她握着红蜡笔，在纸上涂。她涂了一个圆，代表太阳。然后在圆周围画了许多短线，代表光。但红色的光看起来很奇怪，像火焰，像燃烧。水光看着自己的画，觉得那不是光，是火，是会把一切都烧掉的火。
“你画的什么？”王老师问。
“太阳。”水光说。
“太阳的光不是这样的。”王老师拿过她的蜡笔，在纸上示范，“要这样，从中心往外画射线，均匀一点。”
水光看着王老师画的太阳——标准的圆形，均匀的射线，像课本上的插图。但那不是她看到的太阳。她看到的太阳是模糊的，光芒是颤动的，是会穿过树叶变成碎金子的。
但她没说话。她接过蜡笔，学着王老师的样子，画了一个标准的太阳。王老师满意地点点头，走了。
水光看着纸上那个规整的太阳，忽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失望。她觉得有什么东西被弄错了，被简化了，被杀死了。真正的太阳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光不是这样的。
她把画纸翻过来，在背面用红蜡笔画。这次她不画太阳，她画水波。一道一道的曲线，重叠，交错，红色的水波。画着画着，那些曲线自己有了生命，开始旋转，变成漩涡。她在漩涡中心点了一个红点，很深，很浓，像井底。
“你画的什么？”张建军探过头。
“水。”水光说。
“水是蓝色的。”张建军说。
“水也可以是红色的。”水光说。她想说，夕阳下的运河就是红色的，雨后的水洼倒映晚霞也是红色的，井底的血——她打住，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了。井底怎么会有血？
放学时，陈玉梅来接她。水光把两张画都塞进书包。回家的路上，她问母亲：“妈，你是厂花吗？”
陈玉梅的脚步顿了一下。“谁说的？”
“李娟。”
“别听她瞎说。”陈玉梅的声音很平静，但水光听出了一丝紧绷，“那是以前的事。”
“厂花是什么意思？”
“……就是，厂里最好看的姑娘。”
“那你现在不是了吗？”
陈玉梅没回答。她牵着水光的手，走过酒厂大门，走过飘着酒糟味的街道，走过胡同口那棵老槐树。夕阳把她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母亲的影子很高，很瘦，像一根随时会折断的竹竿。
回到家，陈玉梅做饭，水光在屋里玩。她拿出那两张画，看了很久。然后她把正面那张“标准太阳”撕了，撕得很碎，扔进垃圾桶。背面那张“红水波”，她折好，放进铁皮盒里，和蓝色瓶子放在一起。
那天晚上，水光又听见了歌声。这次不是在梦里，是真切地听见，从窗外传来。她爬起来，赤脚走到窗前，掀开窗帘一角。
月光很好，院子里像泼了一层水银。井口的石板泛着清冷的光。歌声就是从那里传来的，很轻，很柔，是那首有词的歌。水光这次听清了几个字：“……水茫茫……路长长……归故乡……”
是济宁本地的民歌调子，水光听胡同里的老人唱过。但井里的歌声不一样，更哀婉，更空灵，像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浮上来。
水光屏住呼吸，睁大眼睛。她看见井口有淡淡的光，不是月光的那种白，是绿色的，很淡，像萤火虫的光。光晕里，似乎有个影子在晃动，长长的头发，宽大的衣袖。
是那个穿绿衣裳的。
水光的心跳得很快，咚咚咚，撞着胸口。她想叫母亲，但喉咙发紧，发不出声音。她想跑开，但脚像钉在地上。她只能看着，看着那绿光，听着那歌声。
“……归故乡……归不得……泪两行……”
歌声渐渐低了，绿光也暗了。最后，一切恢复如常，只有月光，只有石板，只有夜风吹过槐树叶的沙沙声。
水光在窗前站了很久，直到腿麻了，才回到床上。被窝已经凉了，她蜷成一团，瑟瑟发抖。不是冷的，是别的什么，一种从骨头里渗出来的寒意。
她想，井里真的有人。一个穿绿衣裳的女人，在唱歌，在想家。
但她的家在哪里？在井底吗？井底怎么住人？
水光想不明白。她只知道，那歌声是真的，那绿光是真的，那种哀伤也是真的。就像她画的红色水波是真的，槐树下的光斑是真的，面粉的甜味是真的。
这个世界有很多种真实。大人相信的是一种，她看见的是另一种。而井底的歌声，也许是第三种。
她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直到窗纸透出蒙蒙亮。歌声没有再响起，但那些词在她脑子里盘旋：
水茫茫，路长长，归故乡。
归不得，泪两行。
水光想，那个绿衣裳的女人，一定很想回家。就像她有时候也想回一个地方，但那个地方在哪里，她不知道。也许还没有出生，就已经在想念了。
晨光透过窗纸，屋里渐渐亮了。水光爬起来，走到镜子前。镜子里的小姑娘，眼睛下有淡淡的青影，头发睡乱了，翘起几缕。她看着自己，忽然觉得陌生。
这个叫秦水光的女孩，是谁？为什么能听见别人听不见的歌声？为什么喜欢看水看光？为什么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镜子不会回答。只有晨光在镜面上流动，淡淡的，金色的，像槐树下那些永远抓不住的光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