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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水纹（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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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光八岁那年，运河边的老城开始拆了。
最先倒下的不是房子，是声音。那些延续了几十年的声音，在推土机的轰鸣来临前，就一个个消失了。清晨磨剪子戗菜刀的吆喝声，午后卖香油梆子的清脆敲击，傍晚挑着担子卖豆腐脑的老汉悠长的“豆——腐——”——这些像毛细血管一样遍布胡同的生活声响，在某个春天之后，就再没响起过。
水光是在一个星期四的早晨发现这件事的。那天她起得早，蹲在槐树下看蚂蚁搬家。蚂蚁排成长队，扛着白色的卵，急匆匆地从墙根的一个洞搬到另一个洞。水光看得入神，直到母亲在屋里喊她吃早饭，才意识到少了什么。
少了磨刀人的吆喝。
每周四早晨，那个佝偻的老头都会准时出现在胡同口，拖着长音喊：“磨剪子嘞——戗菜刀——”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木头。水光喜欢那个声音，它有固定的节奏，固定的音高，像一首简短而固执的歌。老头会坐在槐树下的石墩上，从破布袋里掏出磨刀石、水罐、小马扎，然后开始工作。菜刀在磨石上刮擦的“唰唰”声，伴着偶尔撩起的水声，能持续一整个上午。
但这个周四，没有。
水光跑到胡同口，空荡荡的。只有风卷着尘土和碎纸屑打转。卖早点的摊位还在，油条在油锅里滋啦作响，但总觉得少了什么，像一首歌少了一段旋律。
“看啥呢？”炸油条的大婶问。
“磨刀的爷爷没来？”
“走了。”大婶用长筷子翻着油条，“上个月就走了。这片要拆，谁还磨刀？都买新的了。”
水光站在那儿，看着空荡荡的胡同口。阳光斜斜地照过来，在地上投出长长的影子。她忽然觉得，那些消失的声音，像水蒸发一样，看不见，但能感觉到它们的缺席。空气变薄了，变轻了，也变得陌生了。
第二个消失的是颜色。
不是一下子全没，是一点点褪，像洗了太多次的布。先是胡同口那面墙——原来刷着“计划生育好”的标语，红底白字，很醒目。后来红漆斑驳脱落，露出底下黄泥的底色，再后来，整面墙被泼上了白色的“拆”字，每个“拆”字外面都画个圈，像给什么判了死刑。
然后是各家门上的春联。往年春节，家家户户都贴新对联，红艳艳的，映着积雪，喜庆得很。但那年春节，很多家没贴。秦家贴了，是陈玉梅从集市上买的最便宜的那种，红纸薄，金字淡，贴上去没两天，就被风吹破了一角，哗啦啦地响，像在哭。
水光发现，颜色是有重量的。红色最重，沉甸甸的，像熟透的柿子；黄色轻一些，暖洋洋的，像秋天的阳光；蓝色最轻，飘忽忽的，像远山。但现在，红色在消失，胡同在变灰，变成水泥的颜色，尘土的颜色，等待的颜色。
她开始收集那些即将消失的颜色。用赵老师给的蜡笔——她攒了半年早点钱，终于凑齐了十二色的铁盒装——在速写本上画：王奶奶家门口的石榴树，五月开花时那种火焰般的红；李爷爷家屋檐下挂的干辣椒，一串串，深红色的，在风里轻轻碰撞；张建军家窗台上的仙人掌，开出一朵嫩黄的花，只开了一天就谢了。
她画得很急，像在和什么赛跑。有时画到一半，听见外面“轰”的一声，跑出去看，又一栋老房子倒了。砖瓦堆成小山，灰尘腾起，在阳光下形成一道灰黄的烟柱，缓缓上升，上升，然后散开，消失。
灰尘落下来，落在她的速写本上，落在未干的蜡笔画上。水光不擦，就让它落。灰尘成了画的一部分，让那些鲜艳的颜色蒙上一层薄薄的灰调，反而更真实了——这就是现在的胡同，蒙尘的，即将消失的胡同。
有一天，她画到那口井。
井口的石板还在，但周围的老墙已经拆了一半，砖头散落一地。井像一只孤独的眼睛，在废墟中央，静静地看着天空。水光坐在一块断墙上画，画得很慢。她先画石板，青灰色的，边缘长着枯草。然后画石板上的纹路——裂缝，苔藓，雨水冲刷出的沟壑。最后，她在石板边缘画了一点绿，很淡，像错觉，像记忆里那个穿绿衣裳的影子。
画完最后一笔，她抬起头，发现井口在发光。
不是绿光，是夕阳的光，金色的，斜斜地照在石板上，把青灰色染成暖黄色。石板边缘那些她画的绿，在真实的光里仿佛真的在流动，淡淡的，柔柔的。
水光盯着看，看了很久。她想起那些夜晚的歌声，想起梦里那个招手的影子。她想，如果现在掀开石板，会看见什么？一具白骨？一袭绿衣？还是一汪清水，倒映着正在消失的天空？
她没敢掀。不是怕，是觉得不该。有些东西，就该封在井里，和那些消失的声音、褪色的春联、不再响起的吆喝一起，成为这个胡同最后的秘密。
拆到秦家胡同是秋天。
通知贴出来的那天，整个胡同都醒了。不是那种清晨慢慢苏醒的醒，是惊蛰般的，被雷声炸醒的醒。人们围在居委会门口，看着墙上那张盖着红章的白纸，沉默，然后爆发出各种声音：质问，争吵，哭嚎，叹息。
秦建国蹲在门口抽烟，一根接一根。陈玉梅在屋里收拾东西，动作很慢，像在给什么做临终整理。水光坐在门槛上，看着院子里那棵槐树。树叶开始黄了，几片早黄的叶子飘下来，在空中打转，迟迟不肯落地。
“咱家能分到房吗？”水光问。
“能。”秦建国吐出一口烟，“新区，楼房。”
“那槐树呢？”
秦建国不说话了。烟在他指间燃烧，烟灰积了很长一截，终于掉下来，碎在地上。
水光知道了答案。槐树不会跟着走。井不会跟着走。那些磨刀声、吆喝声、颜色、光斑，都不会跟着走。能带走的只有人，和一些可以装箱的物件。
从那天起，水光的速写本用得飞快。她不只画静止的东西了，开始画人。画王奶奶坐在门口择豆角，手指很慢，一颗一颗，像在数剩下的日子；画李爷爷在院里打太极拳，动作迟缓，像水底移动的水草；画张建军和他爸吵架，少年梗着脖子，男人举着笤帚，像两尊对峙的雕塑。
她也画父母。画秦建国深夜坐在桌前算账，眉头紧锁，手指在计算器上按得啪啪响；画陈玉梅在灯下补衣服，针尖穿过布料，发出极细的“嗤”声，每缝一针，就叹一口气，很轻，但水光听见了。
她发现，人在即将失去什么的时候，会有一种特别的表情。不是悲伤，不是愤怒，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看着一杯水慢慢蒸发，知道它终将消失，但无法阻止，只能看着，记住它每一刻的形状。
水光把这种表情叫做“告别脸”。她见了很多张告别脸，画了很多张告别脸。每张脸都不一样，但眼底有同样的东西：一种深水般的静默。
拆迁队真正进场是在一个星期一。水光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有美术课，她本来很高兴——可以画一整天。但清晨就被轰隆隆的声音吵醒。推土机开进了胡同，像一头钢铁怪兽，履带碾过青石板，发出碎裂的巨响。
水光扒在窗边看。推土机最先推倒的是胡同口那间早已搬空的杂货铺。墙壁像积木一样坍塌，瓦片雨点般落下，灰尘腾起，遮住了半边天。灰尘在晨光里是金黄色的，翻滚，升腾，像一场缓慢的爆炸。
“别看。”陈玉梅把她拉回来，“收拾东西。咱们这两天就搬。”
水光没说话。她挣脱母亲的手，抓起速写本和蜡笔，跑出门。
“水光！回来！”
水光不回头。她跑到槐树下，爬上那截矮墙——从这里能看到整条胡同。推土机在工作，一栋，又一栋。墙壁倒下时很慢，像电影里的慢镜头。砖块分离，房梁折断，瓦片飞舞。每倒一栋，就腾起一团灰尘，灰尘在阳光里变幻形状，有时像蘑菇云，有时像张开的手，有时什么也不像，只是一团混沌的、金色的雾。
水光开始画。手在抖，线条歪歪扭扭，但她不管。她画推土机钢铁的轮廓，画倒塌的墙壁的曲线，画灰尘的形状。蜡笔在纸上刮擦，红色画砖，灰色画水泥，黄色画灰尘。她画得很快，很急，像在和时间抢什么。
画到一半，她停住了。
井。那口井还在废墟中央。推土机绕着它走，工人们也绕着它走，好像那是什么忌讳的东西。井口的石板在灰尘里时隐时现，像浮在浊流里的一块孤岛。
水光跳下矮墙，朝井跑去。灰尘呛人，她捂着嘴，眼睛被迷得流泪。跑到井边，她发现石板被移动过——不是完全掀开，是错开了一条缝，一掌宽。从缝里往下看，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股潮湿的、陈年的气味涌上来，混着灰尘的味道，很怪异。
“小孩！躲开！”
一个工人朝她喊。水光没动，她趴在井边，把脸凑近那条缝。眼睛适应黑暗后，她看见了——井壁是湿的，长着深色的苔藓。再往下，很深的地方，似乎有水光反射。很微弱，绿色的，一闪，又灭了。
是那个绿光吗？还是错觉？
“喂！说你呢！”工人跑过来，一把拉起她，“不要命了？这井危险，赶紧回家！”
水光被拉着后退几步，眼睛还盯着井。推土机开过来了，巨大的铲斗悬在井口上方，停住。司机跳下车，和工头商量什么，指指井，摇摇头。
“这井填不了。”水光听见工头说，“老井，有说道。绕着走。”
推土机绕开了。井被留了下来，在废墟中央，像一个倔强的句号。
水光站在那儿，看着工人们继续工作。灰尘落了满头满脸，她抹了一把，手心全是灰。速写本还攥在手里，她翻开，看刚才画的画。线条是乱的，颜色是脏的，但有一种奇异的生命力——那些歪斜的墙壁，狂乱的灰尘，钢铁的怪兽，还有废墟中央那口孤零零的井。
这是她画过的最有力量的画。不是美，是另一种东西，像伤口，像呐喊，像最后的呼吸。
她合上本子，转身回家。胡同已经不成样子了，到处是砖块、瓦砾、断裂的房梁。她小心地走，避开碎玻璃和生锈的铁钉。路过张建军家时，看见他蹲在废墟里翻找什么，背上全是灰。
“找啥？”水光问。
张建军抬起头，眼睛红红的：“我爸的军功章。搬的时候丢了。”他抹了把脸，在脸上留下一道黑印，“找不到了。都没了。”
水光看着他。这个曾经流鼻涕、扯她辫子、说“我罩着你”的男孩，现在蹲在自家房子的废墟里，像个迷路的小兽。她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发紧。最后只是走过去，蹲在他旁边，一起翻。
砖头很重，瓦片很锋利。水光的手很快被划了几道口子，渗出血珠，混着灰尘，变成黑红色。但她没停，一块一块地翻，一寸一寸地找。阳光很烈，灰尘在光柱里飞舞，像金色的雪。
找了快一个小时，什么也没找到。张建军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算了。丢了就丢了吧。”
“再找找。”水光说。
“不找了。”张建军看着眼前的废墟，声音很平静，“我爸说，有些东西，该丢的时候就得丢。带着走，太沉。”
水光也站起来。她的手很疼，血已经凝固了，结着黑红色的痂。她看着张建军，发现他好像一下子长高了，也瘦了，肩膀的轮廓有了少年的样子。
“你们搬哪儿？”水光问。
“新区，观音阁。三楼。”
“我们也去那儿。四楼。”
张建军点点头，没说话。两人站在废墟里，看着曾经的家。曾经摆放饭桌的地方，现在堆着碎砖；曾经挂全家福的墙壁，现在只剩半截，露出后面邻居家褪色的年画；曾经的水缸破了，碎片散了一地，在阳光下闪着锋利的光。
“走吧。”张建军说。
两人一前一后走出废墟。走出胡同口时，水光回头看了一眼。推土机还在工作，灰尘遮天蔽日。槐树还在，但已经孤零零的，周围的房子都倒了，它站在那儿，像一个被遗弃的巨人。
那口井，看不见了，被灰尘淹没了。
水光转回头，加快脚步。手里还攥着速写本，本子的边缘沾了灰，沾了血，变得脏兮兮的，但她攥得很紧，像攥着一块从沉船上打捞起来的碎片。
搬家的日子定在周六。
周五晚上，水光收拾自己的东西。衣服，课本，铁皮盒。铁皮盒打开，里面的宝贝都在：青霉素瓶子，玻璃弹珠，纽扣电池，那片弧形的玻璃，还有那个蓝色瓶子。蓝色瓶子里的液体似乎少了些，瓶底有一层极细的沉淀，蓝色的，像碾碎的星空。
她把它们一样样拿出来，用旧报纸包好，放进纸箱。轮到蓝色瓶子时，她犹豫了。拿起瓶子，对着灯看。蓝色在灯光下变得透明了些，能看见液体里的悬浮物，很细，很慢地旋转，像微型星系在运转。
她拧开瓶盖。没有味道。用手指蘸了一点，凉凉的，在皮肤上留下一道淡蓝色的痕迹，很快渗进去，消失了，只在毛孔周围留下极淡的蓝色晕影，像淤青。
水光盯着那圈蓝色，看了很久。然后她盖好瓶子，没包报纸，直接放进了随身背的书包最里层。她决定带着它，贴身带着。
收拾完，她走到窗前。新家已经去看过了，四楼，窗户朝南，能看见远处的工地和更远处的运河。但没有槐树，没有井，没有那些熟悉的光斑和影子。
她会想念的。想念雨水顺着屋檐流下的声音，想念槐树下晃动的光斑，想念井口石板冰凉的触感，想念那些消失的吆喝声。但想念没有用，就像张建军说的，有些东西，该丢的时候就得丢。
可有些东西，她不想丢。那些光，那些颜色，那些声音，那些画。她要带着它们走，哪怕只是以记忆的形式，以画的形式，以一瓶神秘蓝色液体的形式。
窗外的月亮很圆。水光想起，今天是农历十五。每个月的十五，井里的歌声会特别清晰。她屏住呼吸，侧耳听。
没有歌声。只有远处工地隐隐的轰鸣，像大地在打鼾。
也许歌声也跟着搬走了？或者，被封在井里，和石板一起，等着被推土机碾过，被水泥覆盖，被彻底埋葬？
水光不知道。她只知道，从明天起，她就要住进一个没有井的世界。一个整齐的，干净的，明亮的，但也空旷的世界。
她爬上床，闭上眼睛。手里攥着蓝色瓶子，玻璃冰凉，但被她握久了，渐渐有了体温。
梦里，她又回到了井边。井口开着，绿光盈盈。穿绿衣裳的影子浮上来，这次她看清了脸——很年轻，很清秀，但眼睛是闭着的，像在沉睡。影子朝她伸出手，手里拿着一支蓝色的蜡笔。
“给你。”影子说，声音很轻，像水波荡漾，“用这个画。画下所有正在消失的。画下来，它们就不会真的消失。”
水光接过蜡笔。蜡笔是温的，像有生命。
然后影子沉了下去，绿光渐渐暗了。井口合上，变回普通的石板。
水光醒来时，天还没亮。她坐起来，打开书包，拿出蓝色瓶子。对着窗外的晨光看，瓶子里液体的旋转似乎更快了，蓝色的漩涡，深深浅浅，像一个微型的风暴。
她把瓶子贴在胸口。玻璃是冰的，但里面的蓝色是活的，她能感觉到它在轻轻震动，像心跳，像回声，像一个来自深水的、固执的提醒：
记住。画下。带走。
晨光透进窗户，新的一天开始了。也是老城最后一天。
水光穿好衣服，背上书包。蓝色瓶子在书包里，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晃动，没有声音，但她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像一颗蓝色的心脏，在黑暗中跳动。
她走出房间。父母已经在收拾最后的东西，纸箱堆了满地。陈玉梅看见她，说：“吃了早饭，车就来。”
水光点点头。她走到门口，最后看了一眼院子。槐树静立，落叶满地。井被一堆杂物半掩着，只露出石板的一角。
她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走进屋里。
早饭是粥和馒头，很平常的一顿饭，但水光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得很仔细。她要记住这个味道，记住这个早晨，记住这个即将成为“过去”的家。
车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阳光很好，把废墟照得金灿灿的，有一种残酷的美。工人们已经开始新一天的工作，推土机的轰鸣震得地面发颤。
水光坐上三轮车的后斗，纸箱堆在她周围。车开动了，她回头，看着秦家胡同在视野里倒退，变小，最后被灰尘吞没。
槐树看不见了。井看不见了。那些她画过的墙壁、门窗、石墩、水缸，都看不见了。
但她攥紧了书包。蓝色瓶子在里面，速写本在里面，蜡笔在里面。那些看不见的，会以另一种形式，跟着她走。
车拐过街角，老城彻底消失在视线里。前方是宽阔的马路，是正在崛起的新楼，是陌生的、有待探索的新世界。
水光转回头，坐正。风吹在脸上，带着尘土和新水泥的味道。她闭上眼睛，感受风，感受阳光，感受书包里那个蓝色瓶子轻微的晃动。
像心跳。像鼓点。像某种开始的信号。
新生活开始了。带着一盒蜡笔，一个秘密，和一口井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