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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黑暗笼罩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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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岁本该是浸在蜜糖里的年纪。
是课间十分钟疯跑在洒满阳光的操场，裤脚沾着草屑，兜里揣着皱巴巴的糖纸；是趴在课桌上和同桌分享偷偷藏起来的漫画，脑袋凑在一起咬耳朵，笑得肩膀发抖；是放学路上踩着夕阳的影子，叽叽喳喳讨论着动画片的新剧情，连书包带滑下来都顾不上拉。可这些属于十二岁的鲜活与热闹，从未真正照进过我的生活。我的世界里，只有浓得化不开的黑暗，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我牢牢困住，连呼吸都带着沉重的痛感。
我来自沈阳一个偏远的县城，无父无母，自小就一个人生活——姥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了韩国，隔着千山万水，只能偶尔通过越洋电话叮嘱我好好吃饭、照顾自己。小地方的圈子小，人心却未必纯粹，没有家人在身边撑腰，没有可以撒娇倾诉的对象，我像一株孤零零长在墙角的野草，默默承受着所有风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成了班里的“异类”。或许是因为我总是沉默寡言，课间从不参与同学们的游戏；或许是因为我偶尔会突然脸色惨白地趴在桌上，无法像其他人一样蹦蹦跳跳；又或许，仅仅是因为有些恶意不需要理由，纯粹是少年人之间毫无分寸的跟风与排挤。
最初的孤立是悄无声息的。课桌上会莫名其妙出现涂鸦，画着歪歪扭扭的小人，旁边写着难听的绰号；带来的文具会不翼而飞，等再找到时，已经被摔得支离破碎；分组活动时，所有人都默契地避开我，不管我站在哪里，都像一个多余的影子。我尝试过主动靠近，小心翼翼地问能不能加入她们的跳绳游戏，得到的却是一声轻蔑的“你也配”，然后她们就嬉笑着跑开，留下我僵在原地，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后来，孤立变得更加明目张胆。走廊里遇见时，她们会故意撞我的肩膀，看着我踉跄着差点摔倒，然后捂着嘴偷笑；课堂上我鼓起勇气举手回答问题，哪怕答案是对的，也会引来一阵窃窃私语，那些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让我瞬间涨红了脸，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有一次，我把前一天晚上自己煮的鸡蛋装进书包当早餐，早读课时刚剥开壳，就有个女生故意大声说：“谁在吃什么啊，一股腥味，真让人恶心。”周围立刻响起附和的笑声，我死死咬着嘴唇，把鸡蛋猛地塞进书包，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强忍着不让它掉下来。那天早上，我躲在教学楼后面的角落里，看着那个被压碎的鸡蛋，心里又酸又涩，连带着自己笨拙的生活，都被那些恶意踩得粉碎。
如果说同学的孤立是明面上的伤害，那老师的冷淡就是压垮我的又一根稻草。我知道自己不是个讨喜的学生，因为身体不适，我总是请假，上课也常常走神，成绩自然不算拔尖。可我心里是渴望被关注、被理解的，我多希望老师能问问我为什么总是请假，为什么总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但没有，从来没有。
每次我因为头痛趴在桌上时，老师只会投来一记冷淡的目光，然后继续讲课，仿佛我只是课堂上一件无关紧要的摆设。有一次癫痫发作，我突然浑身抽搐，摔在地上，意识模糊中，我听到的不是焦急的询问，而是老师略显不耐烦的声音：“怎么回事，又捣乱？”后来还是班长跑去叫了校医，我被扶到医务室时，还能听到教室里传来的讲课声，平稳得没有一丝波澜。从那以后，我更怕去学校了，怕那些冰冷的目光，怕那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
我开始疯狂地躲避。最初是找各种理由请假，今天说头痛，明天说心脏不舒服，次数多了，连我自己都觉得编造的借口有些苍白。后来干脆不去上课，要么躲在空荡荡的家里，拉着窗帘，把自己裹在被子里，听着外面的风声，心里既恐慌又麻木；要么就漫无目的地在县城的小路上走，走到累了就找个没人的地方坐下，看着天空发呆。姥姥远在韩国，隔着时差和距离，她能做的只有在电话里一遍遍叮嘱我按时吃饭、别逃课。我知道姥姥是为我好，可她看不到我身上的伤，也感受不到我心里的痛，那些隔着电话的安慰，轻得像羽毛，根本抵不过现实的沉重。
后来在姥姥的反复劝说下，我勉强同意回去上课，但只上半天。即便如此，那些半天的时光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煎熬。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也听不进老师讲的任何内容。周围的窃窃私语、刻意的咳嗽声、甚至是不经意间投来的目光，都让我浑身不自在，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着，透不过气来。
更让我痛苦的是身体上的不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总是觉得恶心，吃不下东西，哪怕是最简单的白粥，也只吃两口就想吐。头痛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候痛得厉害，眼前会发黑，耳朵里嗡嗡作响，整个人都晕晕乎乎的，连站都站不稳。最可怕的是癫痫发作，毫无征兆，可能是在走路时，可能是在吃饭时，甚至是在课堂上，突然就失去了意识，浑身抽搐，醒来后只觉得浑身酸痛，头晕目眩，周围的人看我的眼神也更加异样。除此之外，心脏也常常不舒服，跳得飞快，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有时候又慢得吓人，胸口憋得发慌，连深呼吸都缓解不了。
我自己跑去县城里大大小小的医院。每次都是挂专家号，排队等待，做各种检查，抽血、拍片子、做心电图……可检查结果永远都是一样的：一切正常。医生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有的说可能是青春期情绪波动太大，有的说可能是营养不良，开的药吃了也没什么效果。那些白色的药片，吞下去的时候带着苦涩，却治不好我身体上的痛，更治不好我心里的伤。
姥姥在电话里听说我总去医院，急得睡不着觉，一遍遍说要回来陪我，可我知道她在韩国打零工不容易，来回的路费和误工费对她来说是笔不小的开支，只能强装没事地说：“姥姥，我没事，就是有点小毛病，休息休息就好了。”可挂了电话，看着空荡荡的房间，我总会忍不住掉眼泪。我多想有个人能陪在我身边，陪我去医院，帮我拿化验单，哪怕只是在我难受的时候递一杯热水也好。可没有，我只有自己。
后来，姥姥实在放心不下，在电话里哭着让我去抚顺的大三甲医院看看，说那里的设备好，医生水平高，一定能查出问题。她给我寄来了一笔钱，那是她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我摸着信封里厚厚的钞票，心里又酸又痛。为了不辜负姥姥的心意，我独自坐上了去抚顺的班车。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凌晨的车站冷冷清清，我背着一个小小的背包，手里攥着厚厚的病历本，像一只茫然无措的羔羊。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一路颠簸，我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风景，心里充满了不安。
到了抚顺的医院，更是人山人海。我挤在拥挤的走廊里，跟着指示牌找科室、排队、挂号，看着周围都是有家人陪伴的患者，只有我形单影只，心里越发孤单。在这里，我做了更全面的检查，甚至做了脑部CT，可结果依然是正常。医生看着我失望的样子，只能安慰道：“可能是功能性的问题，平时多注意休息，保持心情舒畅，再观察观察吧。”
一次次的检查，一次次的失望，让我身心俱疲。往返的车费、检查费、医药费，花光了姥姥寄来的钱，可我的病却丝毫没有好转。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是不是快要死了。那种绝望的感觉，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让我越来越消沉，越来越自我放逐。我甚至开始怨恨，怨恨命运的不公，怨恨为什么偏偏是我遭遇这些，怨恨这个让我痛苦不堪的世界。
直到有一天，我又一次因为剧烈头痛被邻居阿姨送到县城医院。这次接诊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医生，他看着我苍白的脸色，又翻了翻我厚厚的病历本，沉吟了许久，然后语气凝重地对邻居阿姨说：“大姐，这孩子情况可能不太好。脑部CT看不太清楚，但隐约能看到一个阴影，不排除脑肿瘤的可能。你们还是再去大医院好好检查一下吧。”
“脑肿瘤”这三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我头顶炸响。我愣住了，大脑一片空白，耳边嗡嗡作响，什么都听不见了。邻居阿姨赶紧给姥姥打了电话，电话那头，姥姥的哭声隔着听筒传过来，撕心裂肺，让我心里揪得生疼。我没有哭，只是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好像所有的情绪都被抽走了。那些同学的孤立、老师的冷淡、身体的痛苦，在“脑肿瘤”这三个字面前，突然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知道，我的人生，可能真的要彻底坠入黑暗了。可我没想到，这场看似绝望的旅程，却会在异国他乡，为我带来一束意想不到的光。姥姥在电话里哭着说：“孩子，别怕，姥姥给你办手续，你来韩国，姥姥带你去最好的医院，一定能治好你的病。”我抬起头，看着医院惨白的天花板，点了点头。
那一刻，我心里没有多少期待，只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麻木。我想着，反正都已经这样了，去哪里都一样。却不知道，这趟前往韩国的旅程，会让我遇见那个改变我一生的人，会让我在无边的黑暗里，重新看到希望的微光。县城的风还在吹，带着北方的凛冽，可我知道，我即将离开这座让我痛苦的城市，离开这个让我窒息的环境，前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等待我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必须走下去，为了姥姥，也为了那个还未可知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