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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hapter.6 红玫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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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拂第一次见到佘粤，是八月的一个下午。
他刚从香港回来，飞机落地的时候虹桥机场热得像蒸笼，他从贵宾通道出来，周获在出口等他，手里拿着一沓文件。
“宋总，汪家那批货——”
“先上车。”宋拂把西装外套搭在手臂上，解开衬衫最上面的一颗扣子，靠在车后座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他二十八岁，刚从剑桥回来不到三年，在香港的宋氏分公司做了两年副总，做得风生水起。圈子里的人说起宋拂，用的词通常是“少年老成”“运筹帷幄”“笑面虎”。他不爱笑，但笑起来的时候很好看，嘴角微微上翘，眼睛里有一点漫不经心的光，像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他真正在意。
但他在意的事情，比所有人想象的都多。
宋家到他这一代，只剩他一个独子。他父亲宋时钦六十二了，心脏不好，年初住了两次院，虽然没有明说，但家里上下的意思很明确，该回来了。宋拂在香港的摊子还没收完，就被一个电话叫了回来。
“你父亲的意思，”母亲明蕙在电话里说，“汪家的船运生意，你接手。”
宋拂靠在香港办公室的椅背上，看着窗外的维多利亚港，说了一句“知道了”。
他没有问为什么。他知道为什么。
宋家做的是进出口贸易，几代人的积累，到了宋时钦手里已经成了上海滩数得上的字号。但宋时钦这个人，守成有余，开拓不足，宋家的盘子在他手里稳稳当当地转了三十年，没有大起，也没有大落。宋拂回来，就是要做那个“起”的人。
汪家是做航运的，长江上下游的码头，有一半在汪家手里。宋拂要做的生意，离不开汪家的船。而汪家的二儿子汪郁辜，恰好有一个妹妹，今年二十六，刚从伦敦政经回来，据说长得好看，脾气也好。
宋时钦没有明说，但那顿饭的意思，所有人都懂。
宋拂坐在饭桌上，端着酒杯，笑着叫了一声“汪叔叔”，又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汪小姐。
他收回目光，喝了一口酒，什么都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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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批货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的事。
汪家的一条船从日本回来，装了一批精密仪器，报关的时候出了问题。不是什么大事，手续上的瑕疵，补几个章子就能解决。但偏偏卡在了海关——具体地说，卡在了一个人手里。
“海关那边怎么说？”宋拂坐在办公室的皮椅上，手里转着一支笔，看着周获。
周获把文件夹递过来：“说是单证不全，退回去了。汪家那边找了关系，说是分管这一科的人不好说话。”
“不好说话？”
“女的，叫佘粤。”周获顿了顿，“海关的——”
“海关的什么？”
“红玫瑰。”周获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有点微妙，“下面人叫的，说她长得好看，但是脾气硬，不好打交道。”
宋拂笑了一下，把笔放下，拿起文件夹翻了翻。第一页右上角贴着一张小小的证件照，蓝底的，扎着头发，没有表情，眼睛看着镜头，棕色的，很浅，像秋天被太阳晒透的溪水。
他看了两秒，合上文件夹。
“约个时间，我去见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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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的地点在海关大楼附近的一家茶馆。
佘粤迟了十分钟。她推门进来的时候，宋拂正坐在靠窗的位置喝茶，抬头看见她，手里的茶杯停了一下。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袖子卷到小臂，下面是一条深蓝色的铅笔裙，头发盘在脑后，用一根素银簪子别着。没有化妆，嘴唇是天然的淡粉色，脸上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像一张还没有落笔的宣纸。
但她走进来的时候，整个茶室的空气都动了一下。
不仅仅是因为她好看，还因为她身上有一种东西，一种像深秋早晨湖面上那层薄雾一样的东西。你看得见它，但你抓不住。你以为它在那里，等你走近了，它就散了。
佘粤在他对面坐下，看了他一眼。
“宋先生？”她说。声音不冷不热，像是在叫一个预约了时间的客户。
“佘小姐。”宋拂放下茶杯，笑了一下，眼睛里有一点光，不多不少，恰到好处，“久仰。”
佘粤没有接这句话。她把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从里面拿出一沓文件，摊在桌上。
“汪家那批货，”她说，翻到第二页，指尖点在表格的某一栏上，“单证不全。不是小问题，是大问题。原产地证明的章子是假的。”
宋拂的笑容没有变，但他的眼睛动了一下，“假的？”
“我们比对过了，”佘粤抬起头看他，眼神平平的，“和日本海关那边的留档对不上。汪家要么是被日本的供货商骗了，要么是——”她停了一下，“自己做的。”
宋拂靠在椅背上，看着她。
这个女人有意思。他在香港见过很多人，谈判桌上的、酒会上的、政商两界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但像她这样不卑不亢，不紧不慢，不笑也不怒，像一把没有出鞘的刀，他很少见。
“佘小姐，”他说，“汪家是宋氏的合作伙伴。我来，是想了解一下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
“宋先生，”佘粤打断他，声音还是平平的，“海关的事，按规矩办。您要是来了解情况的，文件在这里，您可以看。您要是来说情的——”她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短，但宋拂觉得她把他从里到外看了一遍，“那就免了。”
宋拂沉默了片刻笑了。不是刚才那种恰到好处的笑，是真正的带着一点意外的笑。
“佘小姐，”他说，“你一直都是这么说话的？”
佘粤看着他，没有回答。她的表情没有变，但她的眼睛动了一下，像溪水底下的石子被水流冲了一下，翻了个身，又不动了。
“我是在说事情。”她说。
“我知道。”宋拂把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那我说事情。这批货对宋氏很重要，对汪家也很重要。手续上的问题，我们配合整改。但时间上——”
“时间上，”佘粤合上文件夹，“等手续齐了再说。”
她站起来，把包拎在手里，低头看了他一眼。
宋拂坐在那里，仰着头看她。阳光从窗户外面照进来，照在她白色的衬衫上，把她整个人镀了一层薄薄的金边。
“宋先生，”她说，“慢走。”
然后她转身，走了。
宋拂坐在那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口。
他端起茶杯，发现茶已经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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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批货最终按照正规手续走了流程。佘粤没有为难，也没有通融，该怎么弄就怎么弄。汪家那边补了材料，盖了真章，耽误了两个星期，但好在没有出大的岔子。
宋拂后来请她吃过一次饭。
“不是请客，”他在电话里说，声音带着一点笑意，“是感谢。感谢佘小姐秉公办事。”
佘粤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说：“不用。”
“我已经订了位置，”宋拂说，“外滩三号，法国菜。佘小姐要是不来，我一个人吃，浪费。”
她又沉默了两秒。
“几点？”
从那以后，事情就变了。
就像你走在一条路上，每一步都踩得实实的，忽然有一天你发现路边的树变了，不是换了一棵，是同一棵树，但它的叶子在秋天变成了你从来没有注意过的颜色。
宋拂开始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去海关。
不是找佘粤，是找海关。有一批货的报关单需要核实，有一个手续需要当面确认，有一个新的政策需要了解。
理由都很正当，正当到连周获都觉得他老板突然变得格外勤勉。
但每次去了，他都会“恰好”经过佘粤的办公室。
“佘小姐，又在忙？”他靠在门框上，手里端着一杯从楼下咖啡店带上来的拿铁，递给她。
佘粤抬头看他，接过咖啡，说了一句“谢谢”，然后低头继续看她的单证。
他也不走，就靠在门框上站着，看她翻页。她的手指在纸边上一蹭，哗的一声，干净利落。他的目光顺着她的手指往上走，走到她的手腕。
腕骨骨节分明，皮肤白得像瓷器，上面有一颗很小很小的痣。
“看够了？”佘粤头也没抬。
“没有。”宋拂轻笑一声。
佘粤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翻页。
“宋先生，”她说，“你很闲？”
“不闲，”他说，“但看你做事，我觉得我的事情可以等一等。”
佘粤终于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和第一次见面时不一样。不是什么都没有的，像深秋早晨湖面上那层薄雾，你以为散了，但它还在，只是淡了。
“宋先生，”她说，“你这个人——”
“什么？”
她低下头，继续翻页。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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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拂后来想，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意佘粤的。
不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第一次见面，他觉得她有意思，但也仅仅是有意思。他在香港见过太多有意思的女人，漂亮的、聪明的、有脾气的，什么样的都有。佘粤不是其中最漂亮的，也不是其中最聪明的，但她是最——他找不到一个词来形容。
是第二次？第三次？
是那天下午，他去海关送一份补交的材料，走到她办公室门口，发现门开着，她不在。桌上摊着一本书，他看了一眼封面——是法文的，他认得几个词，是讲海关法的。书页间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满了字，密密麻麻的，是她做的笔记。她的字很好看，瘦长的，带着一点向□□斜的弧度，像一排被风吹过的麦子。
他站在她的桌前，看着那张纸条，忽然想起她在茶馆里说“海关的事，按规矩办”时的表情——平静且认真，没有一丝讨好感。她不是在对他说，她是在对所有人说。她不是针对他，她是针对那件事。
她做事，不是因为谁是谁，是因为事情本身就是那个样子的。
宋拂把材料放在桌上，转身走了。
走到楼下的时候，他停下来，在海关大楼的门口站了一会儿。梧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落在他肩膀上，一粒一粒的，像碎金子。
他忽然觉得，这个女人，和所有人都不一样。
不是因为她好看——好看的人他见多了。不是因为她聪明——聪明的人他也见多了。
是因为她本身。
她站在那里，做她的事情，像一棵树，像一块石头，像一座山。她不为你改变，也不为任何人改变。你来了，她在这里。你走了，她还在这里。
而他活了二十八年，身边所有的人都在为他改变，或者试图让他为他们改变。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合作伙伴，他的——他未来的妻子。
只有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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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宋时钦的病又犯了一次。
不算严重，但也不轻。在医院住了十天，宋拂每天去陪床，坐在病床边，听父亲说那些翻来覆去的话——汪家的船，明家的股，宋家的将来。
“你妈那边，”宋时钦靠在枕头上，“明家在上海滩的根基比你宋家深。你外公当年——”
“我知道。”宋拂说。
宋时钦看了他一眼，那个眼神很复杂。
“拂儿，”他叫他的小名，叫完之后自己愣了一下，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叫过了，“你要明白，宋家的担子，在你一个人身上。”
“我知道。”宋拂又说了一遍。
他站起来，给父亲倒了一杯水，放在床头柜上。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病房白色的床单上，白得刺眼。他站在那里，忽然想起佘粤的办公室——那间小小的、塞满了文件的、窗台上放着一盆绿萝的办公室。
他闭上眼睛，再睁开的时候，脸上什么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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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宋拂和佘粤在一起了。
不是昭告天下的在一起。仅仅是在一个下雨的傍晚，他开车送她回家，车停在虹口一条窄巷子的口上，雨刷在挡风玻璃上来回刮着，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
她坐在副驾驶上，没有下车。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雨打在车顶上，噼里啪啦的，像是在炒一锅永远炒不熟的豆子。
“宋拂，”她忽然叫他的名字，“你在想什么？”
他转过头看她。车窗外的路灯透过雨雾照进来，在她脸上投下昏黄的光。
“在想，”他的声音很轻，“你什么时候愿意叫我的名字。”
佘粤看着他。她的眼睛在昏暗的车厢里显得很深。
“宋拂，”她又叫了一遍，声音比刚才更低，“你的父亲，要你娶汪家的小姐。”
宋拂的手在方向盘上紧了一下，“谁告诉你的？”
“没有人告诉我。”她说，“海关的消息，比你们商会的灵通。”
他没有说话。
雨声更大了，噼里啪啦的，像有人在车顶上倒了一筐玻璃珠子。
“那你呢？”他问，“你知道这件事，还——”
“还什么？”她偏了偏头，看着他。
“还让我送你来这里。”他说。
佘粤沉默了一会儿。
“宋拂，”她说，“你的父亲身体不好。你要做你的生意，你要谋划你的将来。这些，我从第一天就知道。”
“那你——”
“我知道的事情很多，”她打断他，声音平平的，像在翻一份单证，“但我该做什么，不做什么，从来不是因为我知道什么。”
宋拂伸手握住了她的手，拇指在她的手背上轻轻摩挲了一下，感觉到她的骨节，像一截被风吹干了的树枝。
“佘粤，”他说，“我没有办法——”
“我知道。”她说。
又是这三个字。
宋拂忽然觉得，这三个字是她对他说的最多的话。不是“没关系”，不是“我等你”，不是“我相信你”。是“我知道”。
她什么都知道。知道他的处境，知道他的为难，知道他的野心，知道他不可能给她一个——一个什么。一个承诺？一个名分？一个将来？
她都知道。
但她还是坐在这里。还是让他送她回家。还是让他握着她的手。
她把他的手拿开，推开车门，撑开伞，站在雨里。雨水打在伞面上，噼里啪啦的，她的裙摆被风卷起来，湿了一角。
“宋拂，”她隔着车窗看他，“下次来，提前说一声。我泡茶。”
然后她转身，走进了巷子里。
雨很大，她的背影很快就被雨幕吞没了。他只看见那把伞在巷子里拐了一个弯，就不见了。
他在车里坐了很久，他发动车子，开回他的公寓。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她说的那三个字。
我知道。
她说她知道。她什么都知道。
但她没有说，她知道之后，还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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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事情，像一条被水推着的船，不用划，自己就走。
宋拂开始去虹口那间小屋子喝茶。不是每次都有借口，有时候他干脆没有借口，就是想去。开车从外滩到虹口，穿过半个上海，在巷子口停好车，走上三楼，敲那扇门。
佘粤来开门，穿着一件家常的毛衣，头发散着，没有盘起来。她给他泡茶，普通的龙井，放在一只白瓷杯里，热水冲下去，叶子浮起来，再沉下去。
她泡茶的时候不说话，他也不说话。两个人坐在那张小小的餐桌前，一人一杯茶，窗外的梧桐树叶子从绿变黄，从黄变秃。
有时候他留下来吃晚饭。她做饭，简单的两菜一汤，味道淡淡的，不放太多调料。他坐在厨房门口的小板凳上看她切菜，刀工很好，土豆丝切得细细的，均匀得像用尺子量过。
“你做什么都像在报关。”他说。
“什么？”她没听清，回过头看他。
“我说，”他笑，“你切土豆丝的样子，和翻单证的样子一模一样。”
佘粤看了他一眼，没有笑，但眼睛弯了一下。
她站在窗边，夕阳从窗户外面照进来，把她整个人染成了橘红色。
她穿着一件毛衣，露出一截锁骨，锁骨上有一颗小小的黑痣，像一滴墨落在宣纸上，洇开了，停在那里。
他走过去，从身后抱住她。
她的身体僵了一下然后就软了，靠在他怀里，头微微偏着，后脑勺抵在他的肩膀上。
“佘粤。”他叫她。
“嗯。”
“你——”他想说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嗯？”
“没什么。”他说。
她没有追问。她从来不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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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间，有一个从来没有被说出口的约定——不谈将来。
不是不谈，是不敢谈。
宋拂知道，佘粤也知道。宋时钦的身体时好时坏，汪家的婚事虽然没有正式定下来，但两家大人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宋拂每次回家吃饭，母亲明蕙都会“不经意”地提起汪家小姐最近在做什么——去了哪里旅行，看了什么画展，学会了做一道什么菜。
“你汪叔叔说，他们家小妹最近在学法语，”明蕙夹了一块鱼肉放进宋拂碗里，语气淡淡的，“说是想去巴黎读个短课程。”
宋拂低头吃饭，说了一句“挺好的”。
明蕙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说。
但那个眼神，宋拂看懂了。那个眼神的意思是——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明蕙是明家的女儿，明家在政商两界的根基比宋家深得多。宋拂的外公当年是上海滩数得上的人物，虽然现在已经退了，但明家的脉络还在。宋时钦娶明蕙，是宋家上一代最成功的一笔“生意”。到了宋拂这一代，这个模式还要继续——不是宋家需要汪家，是宋家需要一切能让它站得更稳的东西。
而汪家，是其中一块砖。
宋拂坐在餐桌前，把碗里的鱼肉吃完了。鱼肉是新鲜的，清蒸的，放了葱姜，味道很好。但他嚼在嘴里，觉得什么都没有味道。
他想起佘粤做的饭。两菜一汤，土豆丝切得细细的，西红柿蛋汤上面飘着几片葱花。味道淡淡的，但每一口都是实在的。
他放下筷子，说了一句“我吃好了”，起身回了自己的房间。
关上门，他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花园。冬天的树叶是墨绿色的，叶子厚厚的，像涂了一层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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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特别冷。
宋拂的生日是一月初，他从来不过生日，但那天他去了虹口。
佘粤开门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本书，看到是他愣了一下。
“今天不是周末。”她说。
“我知道。”他走进去，把大衣挂在衣架上，搓了搓手，“路过，上来喝杯茶。”
佘粤看了他一眼，没有拆穿他。虹口和外滩，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南，怎么“路过”都路过不到这里。
她去厨房烧水，他在客厅里站着，看见桌上放着一个小小的蛋糕，奶油抹得不平整，上面摆了几颗草莓。
“谁的生日？”他问。
佘粤从厨房探出头来，看了一眼蛋糕，又看了他一眼。
“没有人，”她说，“就想吃甜的。”
宋拂没有说话。他站在桌前，看着那个歪歪扭扭的蛋糕。
佘粤端着两杯茶出来，放在桌上，在他对面坐下。两个人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个蛋糕和两杯茶。
“宋拂，”她说，“你今天怎么了？”
“没怎么。”他说。
“你不对劲。”
“我今天生日。”他说。
佘粤的手在茶杯上停了一下。
“几岁？”
“二十八。”
她点了点头，站起来，走到厨房，拿了一根蜡烛出来，她把它插在蛋糕上，用打火机点燃。
烛火在两个人之间跳了一下，橘黄色把她的脸照得忽明忽暗。
“许个愿。”她说。
宋拂看着那根蜡烛，忽然笑了。
“我二十八岁了，”他说，“不需要许愿。”
“许一个。”她说，声音很轻，像在哄一个小孩子。
宋拂闭上眼睛。
他许了一个愿。他没有说出来。
他睁开眼睛，吹灭了蜡烛。佘粤看着他，嘴角弯了一下。
“许了什么？”她问。
“说出来就不灵了。”
她没有追问。她从来不追问。
那天晚上，他留下来。两个人躺在床上，关了灯，窗外的路灯光透过窗帘照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道银白色的线。
“宋拂，”她叫他的名字，声音在黑暗里显得很近，“你父亲——他的病，怎么样了？”
“还好。”他说，“老毛病。”
“你母亲呢？”
“也还好。”
沉默了一会儿。
“汪家那边，”她说，“定了吗？”
宋拂没有回答。
佘粤翻了个身面朝他。黑暗里，他看不见她的表情，但他能感觉到她的呼吸。
“你不用担心我。”她说。
这句话像一根针，很细，很尖，扎在他心口上，不疼，但你感觉得到它在那里。
“佘粤，”他说，“我没有——”
“我知道。”她说。
又是这三个字。
他忽然伸出手，在黑暗里摸索着，找到了她的手。她的手很凉，指尖是冷的，但掌心是温的。他把她的手握在掌心里。
她没有挣。
“宋拂，”她说，“你做你该做的事情。”
“然后呢？”
“然后——”她停了一下，“没有然后。”
他闭上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