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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北地深耕 老夫活了七 ...

  •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天津城西杨柳青。

      北风卷着河滩上的细沙,打在脸上生疼。杜鹃裹紧墨狐裘披风,站在一片荒芜的河滩地上。眼前是连绵的苇荡,枯黄的苇秆在风中瑟瑟作响,远处隐约可见海河浑浊的水流。

      “就是这里了。”杨士琦指着脚下,“八百亩河滩地,隶属直隶劝业道。宫保特批,拨给‘北洋机器制造总局’建厂。”

      富察庄钰蹲下身,抓起一把土在手里捻了捻:“土质松软,地基要打深。离海河半里,取水方便,但汛期有淹涝风险。”

      “这个不必担心。”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众人回头,见王士珍骑着马来了。他今天穿了身灰布棉袍,外罩羊皮坎肩,像个老农,全无那日在宴席上的儒雅。

      “王大人。”杜鹃行礼。

      王士珍下马,摆摆手:“不必多礼。这地方我年轻时来过,嘉庆二十三年发大水,淹到那儿”他指着远处一处土丘,“比现在这片洼地高三丈。所以只要把厂区地基垫高两丈,再筑一道防洪堤,百年不淹。”

      他从怀中取出一卷泛黄的图纸:“这是当年治理海河时的勘测图,我特意从衙门旧档里翻出来的。”

      杜鹃接过,图纸上用朱笔勾画着地形、水位、历年汛情。她抬头看向王士珍:“王大人费心了。”

      “该做的。”王士珍望向茫茫苇荡,“杜经理,你知道宫保为什么选中这里吗?”

      “请王大人赐教。”

      “这里往西三十里,是北运河码头;往东二十里,是大沽口;往北五十里,是开平煤矿。”王士珍眼神深远,“水运、海运、煤矿,都在一日路程内。将来机器造出来,运往全国方便;用煤炼铁,成本也低。”

      他顿了顿:“更重要的是,这里偏僻。离天津城二十里,离租界更远。洋人想看,没那么容易。”

      杜鹃心头一震。袁世凯这是要建一个不受洋人掣肘的工业基地。

      “王大人,”她郑重道,“小女子必不负所托。”

      “光说没用。”王士珍指向远处,“看见那几间茅屋了吗?那是看守苇荡的民户。你去跟他们聊聊,就知道在这儿办厂有多难。”

      茅屋共三间,土坯墙,茅草顶,烟囱冒着稀薄的烟。一个老农正在屋前劈柴,见来人衣着光鲜,忙放下斧头,搓着手迎上来。

      “几位老爷……是来买苇子的?”

      杜鹃上前,温声道:“老伯,我们不买苇子。想跟您打听件事,这片地,是您的吗?”

      老农摇头:“哪能啊!这是官地,俺们祖孙三代在这儿看苇荡,每年交二十两‘看护钱’给衙门。说是看护,其实就是让俺们别让人偷割苇子。”

      “那要是官府要在这儿建厂,您怎么办?”

      老农一愣,随即苦笑:“能咋办?卷铺盖走人呗。可俺们能去哪儿?祖坟在那边岗子上,田租在邻村,挪不动啊。”

      他身后,一个十来岁的男孩探出头,怯生生看着众人。孩子穿着补丁摞补丁的棉袄,脸冻得通红。

      “这是您孙子?”杜鹃问。

      “是,大孙子狗剩。”老农摸摸孩子的头,“他爹前年修河堤,被石头砸死了。就剩俺们爷孙俩。”

      杜鹃沉默了。她想起前世建厂征地,也遇到过这样的农户。那时她年轻,觉得为了工业化,牺牲少数人是必要的。直到后来,她亲眼见过因征地失地的农民饿死路边,才明白有些代价,太重。

      “老伯,”她蹲下身,平视着孩子,“念过书吗?”

      孩子摇头。

      “想不想念?”

      孩子眼睛亮了亮,又黯下去:“俺爷说,念书是富贵人家的事。”

      杜鹃站起身,对老农说:“老伯,官府是要在这儿建厂。但不是要赶你们走。我想请你们留下。厂子建起来,需要门房、杂役、伙夫。您年纪大了,可以做些轻省活计;您孙子可以进厂办学堂,白天做工,晚上识字。工钱按市价,包吃住。”

      老农瞪大眼睛,不敢相信:“真……真的?”

      “真的。”杜鹃从怀中取出五两银子,“这是定金。等厂子动工,您就是第一个工人。”

      老农接过银子,手在抖,忽然跪下要磕头。杜鹃连忙扶住:“老伯,使不得。咱们是雇佣关系,您干活,我给钱,天经地义。”

      她又对王士珍说:“王大人,征地的事,能不能这样办,地还是官地,但原住户优先录用。他们熟悉这里的水文地理,能做向导、看守。另外,在厂区旁边划一块地,建职工宿舍,让他们安居。”

      王士珍深深看了她一眼:“杜经理仁心。但如此一来,成本要增加不少。”

      “仁心也是成本。”杜鹃轻声道,“但有些成本,必须花。否则厂子建起来,失了民心,才是最大的损失。”

      富察在一旁听着,心中感慨。这女子,既有商人的精明,又有常人的悲悯。难得。

      回程的马车上,王士珍忽然说:“杜经理,你可知宫保为何让我总办此事?”

      “王大人德高望重,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不全是。”王士珍摇头,“宫保手下,懂实业的不少。但能既懂实业,又懂人心的,不多。你今日对那老农的态度,让我明白宫保为何选你。你不是来捞钱的,是真想做点事。”

      他顿了顿:“但我要提醒你,天津不比上海。这里官场盘根错节,旗人、汉官、新军、旧吏,各有各的山头。你一个外来女子,想在这儿立足,难。”

      “再难,也要做。”杜鹃望向窗外,“王大人,您见过洋人的工厂吗?我在上海见过。机器轰鸣,烟囱林立,一个厂子能养几千人。可那些工人,十有八九是中国人,干的却是最苦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为什么?因为我们造不出机器,只能给洋人打工。”

      她转回头,眼神灼灼:“我要建的,是中国人自己的工厂,用中国工人,造中国机器,挣中国钱。为此,再难我也要做。”

      王士珍看着她,良久,点头:“好。我帮你。”

      十一月底,杨柳青工地。

      八百亩荒滩上,搭起了几十个窝棚。从附近村庄招募的三百民工,正在挖地基、运土方。杜忠带着华安来的十个老工人,指导他们如何打夯、如何砌砖。

      富察庄钰则带着几个德国技师,是他通过家族关系从青岛聘来的,勘测地质,设计厂房图纸。他们用的不是中国传统营造法,而是德国工业厂房的标准:钢筋混凝土结构,大跨度空间,预留机器安装轨道。

      “这里要留通风口。”富察指着图纸,“天津夏天闷热,车间必须通风,否则工人会中暑。”

      德国技师汉斯用生硬的汉语说:“还要考虑消防。纺织厂棉絮多,容易着火。我建议在每个车间装自动喷淋系统。”

      “太贵了。”王士珍派来的副手摇头,“一套喷淋系统要两千两,八个车间就是一万六千两。宫保批的预算只有二十万,不够。”

      “那就先装四个。”杜鹃拍板,“原料库、成品库、纺纱车间、织布车间,这四个最容易着火的地方先装。其他的,等二期资金到位再说。”

      她走到工地高处,看着下面忙碌的人群。寒冬腊月,民工们只穿着单衣,却干得满头大汗。监工是北洋新军派来的一个哨官,很严格,但从不克扣工钱,这是段祺瑞特意交代的。

      “杜经理!”一个年轻工匠跑过来,手里拿着一块青砖,“您看这砖,烧得不行,一掰就碎。肯定是砖窑偷工减料!”

      杜鹃接过砖,用力一掰,果然碎了。她脸色一沉:“哪家砖窑供的货?”

      “城西‘永顺砖窑’,窑主姓赵,是天津商会赵会长的本家。”

      天津商会会长赵秉钧,是袁世凯的心腹。这事麻烦了。

      “走,去看看。”

      永顺砖窑在城西五里,二十几个窑洞冒着黑烟。窑主赵胖子听说杜鹃来了,慢悠悠迎出来,满脸堆笑:“杜经理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快请里面喝茶!”

      “不必了。”杜鹃将碎砖放在桌上,“赵老板,这批砖的质量,你怎么解释?”

      赵胖子瞥了一眼,不以为然:“哎呀,烧窑这事儿,十窑里总有一两窑火候差点。正常的,正常的。”

      “正常的?”富察拿起一块砖,“这砖里掺了太多煤渣,根本不能用在地基上。赵老板,合同上写的是‘一等青砖’,你这是几等?”

      赵胖子笑容淡了:“富察公子,您这话就不对了。砖嘛,能砌墙就行。再说了,这工程是官家的,您何必这么较真?”

      话里话外,透着“官商勾结”的意思。

      杜鹃盯着他,忽然笑了:“赵老板说得对,工程是官家的。所以我更要较真,因为这是袁宫保亲自督办的项目。若是将来厂房塌了,机器砸了,你说,宫保是怪我,还是怪供劣质砖的人?”

      赵胖子脸色变了。

      “这样吧。”杜鹃放缓语气,“这批砖我全收了,按三等砖的价格。但接下来的货,必须是一等砖。若再以次充好,我只好请王士珍大人,跟赵会长聊聊了。”

      软硬兼施。

      赵胖子擦擦汗:“是是是,一定一定!下一窑绝对是一等砖!”

      走出砖窑,富察低声道:“这种人,就该直接换掉。”

      “换掉一个赵胖子,还有李胖子、王胖子。”杜鹃摇头,“天津的建材市场,都被商会垄断。我们初来乍到,不能硬碰硬。只要他肯改,就用他,至少,他知道怕了。”

      正说着,远处一骑快马驰来。是杨士琦的家丁,气喘吁吁下马:“杜经理!杨大人让您立刻回城!出事了!”

      天津法租界,国民饭店。

      杜鹃赶到时,杨士琦正在房间里踱步,脸色铁青。桌上摊着几份报纸,都是日文。

      “你看看。”杨士琦将一份报纸推过来。

      头版头条,黑体大字:《大清女子勾结北洋,图谋垄断华北实业》。文章把杜鹃描绘成“袁世凯的敛财工具”,说华安与北洋的合作是“官商勾结,鱼肉百姓”。还配了张照片,是那日在沧浪阁宴席后,杜鹃与袁世凯并肩走出的场景。

      “这是《天津日报》,日本人在租界办的报纸。”杨士琦咬牙,“昨天出的,今天已经传遍天津。宫保很生气。”

      杜鹃快速浏览文章。内容漏洞百出,但煽动性极强,尤其抓住“女子干政”、“官商勾结”两点大做文章。

      “谁拍的照?”她问。

      “还在查。”杨士琦道,“但肯定是宴席上的人。那天在沧浪阁伺候的,除了宫保的亲随,还有几个租界请来的厨子、杂役。怕是有人被收买了。”

      杜鹃放下报纸,反而笑了。

      “你还笑得出来?”杨士琦急了,“宫保最重名声,这报道一出,多少言官御史要上书弹劾!合作的事,恐怕要黄!”

      “杨大人放心,黄不了。”杜鹃走到窗前,看着租界街道上往来的洋人,“您想想,这文章是谁让发的?”

      “自然是日本人!三井在上海吃了亏,想在天津找回来!”

      “不只是三井。”杜鹃转身,“还有不想看北洋做大的那些人,朝廷里的保守派,地方上的旧官僚,甚至……袁宫保的政敌。他们不敢明着反对宫保,就借日本人的刀,来砍我这个‘勾结者’。”

      杨士琦一怔:“你是说……”

      “这是一石二鸟。”杜鹃冷静分析,“砍倒我,北洋的实业计划就搁浅;同时抹黑宫保,说他任用女子、勾结商人。但只要宫保不动摇,他们就奈何不了我。”

      “可宫保若动摇了呢?”

      “那我们就证明给他看,这笔买卖,值。”杜鹃从行李箱中取出一份文件,“这是我昨晚连夜写的《应对舆论危机方案》,杨大人看看。”

      杨士琦接过。方案分三步:第一,在《大公报》、《益世报》等中国报纸上发文澄清,标题就叫《实业救国,何错之有?》;第二,邀请天津士绅、学者参观杨柳青工地,亲眼看看工厂如何建、工人如何待;第三,请王士珍、段祺瑞等北洋要员公开表态支持。

      “还要加上一条。”杜鹃补充,“以我的名义,向直隶灾区捐五千两银子,棉衣一千件。钱从华安账上出。”

      杨士琦眼睛一亮:“你这是要……收买人心?”

      “不是收买,是表态。”杜鹃正色道,“我要让所有人知道,我杜鹃来天津,不是来捞钱的,是来做事的。赚了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杨士琦看着她,良久,叹道:“杜经理,你若不是女子,必成大事。”

      “女子也能成大事。”杜鹃微笑,“杨大人,咱们按方案办吧。另外,请您转告宫保——若因这点风波就退缩,就不是我认识的袁宫保了。”

      十二月初,天津舆论战打响。

      《大公报》连续三天刊发系列文章,从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说起,论述实业救国的必要性。文章写得好,既有数据,又有情怀,读来令人热血沸腾。

      吴春深从上海发来声援文章,题为《女子何以不能兴实业?》,列举古今中外女子成就,最后写道:“杜鹃以一己之力,抗东洋商社,兴民族工厂,养千百工人,此乃真巾帼。若因其为女子而诋毁之,是真不知亡国恨也!”

      文章在上海、天津同时刊发,引起轰动。

      杨柳青工地的“开放日”,来了三十多位天津士绅。他们亲眼看到民工住的是暖棚,吃的是白面馒头炖白菜;看到杜鹃亲自给患风寒的工人送药;看到工地上挂着“安全生产”、“质量第一”的标语,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事。

      一位老举人感慨:“老夫活了七十岁,没见过这样待工人的东家。若中国工厂都如此,何愁国不富、民不强?”

      捐款的事更是一招妙棋。直隶今秋水灾,灾民数十万。杜鹃的五千两银子、一千件棉衣送到灾区时,正好赶上《天津日报》又发了一篇抹黑文章。两相对比,民心向背,一目了然。

      最后,王士珍、段祺瑞相继公开表态。

      王士珍在劝业道衙门接见记者时说:“杜经理办实业,利国利民。老夫全力支持。若有谁再造谣生事,劝业道必依法严惩。”

      段祺瑞更直接。他在新军操练场对部下训话:“咱们当兵的,最知道枪炮重要。可枪炮哪来的?工厂造的!杜经理建工厂,就是给咱们造枪炮!谁跟她过不去,就是跟北洋新军过不去!”

      这话传到袁世凯耳中,他大笑:“段芝泉这个莽夫,倒是说了句明白话。”

      舆论战打了半个月,《天津日报》渐渐没了声音。日本领事馆出面“调停”,说那是“记者个人行为”,已将其解雇云云。

      明眼人都知道,三井这一局,又输了。

      腊月廿三,小年。

      杨柳青工地的地基已经打好,第一座厂房——纺纱车间——的钢结构开始吊装。这是天津第一座全钢结构厂房,引来不少洋人工程师围观。

      杜鹃站在工地旁,看着那些沉重的工字钢被起重机缓缓吊起,稳稳落在混凝土基座上。富察在下面指挥,用德语与德国技师交流,声音在寒风中传得很远。

      “杜经理。”王士珍不知何时来到身边,“宫保请你明日过府一叙。”

      “好。”

      王士珍看着她被寒风吹红的脸,忽然说:“这一个月,辛苦你了。”

      “应该的。”

      “不是谁都应该。”王士珍望向工地,“我年轻时也想过办实业,可阻力太大,最后不了了之。你能做到这一步,不容易。”

      杜鹃转头看他:“王大人,您说咱们这厂子,真能造出机器吗?”

      “你说能,就能。”王士珍拍拍她的肩,“宫保让我转告你,过了年,北洋新军的军服订单,全给华安。不是一年,是三年。”

      杜鹃心头一震。三年订单,意味着稳定的现金流,意味着工厂还没建成就有了市场。

      “另外,”王士珍压低声音,“宫保已奏请朝廷,在天津设‘北洋劝业道’,专管实业。他推荐我任道台,你任‘实业顾问’,授六品顶戴。”

      六品官!虽然只是虚衔,但有了这个身份,她就不再是单纯的商人,而是“官商”。

      “这……”杜鹃有些迟疑,“小女子何德何能……”

      “宫保说,非常之时,当用非常之人。”王士珍笑了,“杜经理,接了吧。有了这层身份,以后办事方便。”

      远处,富察朝这边招手,示意第一根主梁安装成功。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初具雏形的厂房上,给冰冷的钢铁镀上一层暖色。

      工人们开始收工,三三两两往窝棚走。有个年轻工匠唱起了河北梆子,声音粗犷,在旷野中传得很远:

      “腊月二十三哟,灶王爷上天——
      言好事哟,保平安——
      来年麦子堆成山哟,娃娃们都有新衣衫——”

      歌声中,杜鹃忽然觉得,这个冬天,好像没那么冷了。

      她想起前世,1937年冬天,她在上海看着自己的工厂被炸毁。那时她想,如果重来一次,她要建一个炸不垮的工厂。

      现在,她正在建。

      不仅在江南,也在华北。

      不仅是一个厂,是一个体系。

      路还很长,但她已经看见了光。

      “王大人,”她轻声说,“谢谢您。”

      “谢什么?”

      “谢谢您信我。”杜鹃转头看他,“在这个人人都觉得女子该待在后院的时代,谢谢您愿意让我站在这里,做这些事。”

      王士珍沉默片刻,说:“我不是信你,是信这个国家需要你这样的人。男人女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那份心,那份力。”

      他顿了顿:“杜经理,放手去做吧。天塌下来,有宫保,有我们这些老家伙顶着。”

      夕阳完全沉入地平线,工地亮起了汽灯。

      一盏,两盏,三盏……连成一片,在华北平原的冬夜里,像星星落在地上。

      那是工业的星火。

      也是一个古老国度,在沉沉暗夜中,为自己点起的、倔强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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