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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棉纱之战 “工人是厂 ...

  •   上海的七月,暑热难当。

      华安纺织厂车间里更是闷热如蒸笼。新到的德国纺纱机轰隆作响,飞旋的纱锭将棉条抽成细纱,空气中飞舞着细密的棉絮,在从高窗斜射进来的光柱里上下翻飞。女工们包着头巾,在机器间穿梭接断头,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淌,在脸上冲出浅浅的灰痕。

      王荣昌捏着账本站在车间门口,眉头拧成疙瘩。他身后的陈启明递过毛巾:“王副经理,擦擦汗。”

      “擦什么汗,心都凉了。”王荣昌压低声音,指着账本上红笔圈出的数字,“你看,开工一个月,织了八百匹细布,成本每匹二两六钱。可市面上,英商泰隆洋行的同样布匹,只卖二两五钱!咱们这是越织越亏!”

      陈启明接过账本细看。确实,华安的第一批“双鹤牌”细布上市十天,只卖出五十匹。而泰隆的“船牌”细布却在大减价,几乎是以成本价在倾销。

      “这是冲着咱们来的。”陈启明咬牙,“泰隆的经理上个月还来谈合作,转头就降价,分明是要把咱们挤垮在起步阶段。”

      “杜经理知道吗?”

      “昨天就跟她汇报了。”陈启明苦笑,“您猜她怎么说?‘意料之中,继续生产’。”

      王荣昌急得跺脚:“继续生产?仓库都快堆满了!再织下去,资金链要断!”

      正说着,车间那头传来一阵骚动。

      一个女工晕倒了。

      众人围上去,七手八脚把人抬到通风处。是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脸色苍白,嘴唇干裂。管工的老张端来一碗凉水,喂她喝下,她才缓缓睁眼。

      “小翠,怎么了?”老张问。

      那姑娘虚弱地摇头:“没……没事,就是有点晕……”

      “中暑了。”陈启明走过来,“今天温度太高,车间又不通风。去,通知所有工人,下午歇两个时辰,发绿豆汤。”

      王荣昌一听又急了:“陈先生,这不能歇啊!产量已经跟不上了……”

      “产量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一个清冷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杜鹃走进车间,穿着月白色短衫配黑裙,手里拿着一把折扇。她走到那女工跟前,蹲下身摸了摸她的额头:“烧得厉害。秋芸,叫车,送她去仁济医院。”

      “不……不用,东家,我歇歇就好……”小翠挣扎着想站起来。

      “别动。”杜鹃按住她,“病了就得治。医药费厂里出,工钱照发。”

      周围的女工们互相看看,眼里都有了暖意。

      王荣昌凑过来:“杜经理,这开销……”

      “王副经理。”杜鹃站起身,转向他,“如果工人因为中暑死了,你猜报纸会怎么写?《黑心工厂虐待女工,酷暑劳作致人死亡》,这标题一出,华安就完了。”

      王荣昌哑口无言。

      “还有,”杜鹃走到一台纺纱机前,手指轻抚过温热的机身,“泰隆降价的事,我已经有对策了。你去办两件事:第一,给车间装通风扇,钱从我的私账出;第二,通知账房,这个月每个工人加发五百文‘高温补贴’。”

      “杜经理,这……”

      “照做。”杜鹃语气不容置疑,“工人是厂子的根本。他们要是寒了心,机器再好也没用。”

      王荣昌只得应下。

      杜鹃又对陈启明说:“陈先生,你去联络上海总商会,以华安公司的名义,发起‘国货品质评鉴会’。时间定在下月初一,地点就在这厂子里。把上海滩有头有脸的商人、记者、社会贤达都请来。”

      陈启明眼睛一亮:“您是要……”

      “既然泰隆打价格战,我们就打品质战。”杜鹃展开折扇,轻轻摇着,“英国布为什么卖得好?因为人家印染技术好,花色新颖。但论棉纱的结实耐用,咱们的‘双鹤’不比‘船牌’差,只要让大家亲眼看到。”

      “可评鉴会需要样品对比……”

      “样品我来准备。”杜鹃嘴角微扬,“不但有泰隆的布,还有日本‘内外棉’的、印度‘塔塔’的。我要让所有人都看清楚,洋布不是神话。”

      陈启明兴奋地点头:“我这就去办!”

      两人分头去忙。杜鹃又在车间里转了一圈,检查机器运转情况,跟几个老工聊了几句。工人们起初还有些拘谨,见她问得仔细,渐渐就放开说了:机器哪里容易卡线,棉纱哪里容易断头,哪个牌子的染料不掉色……

      这些细节,账本上没有,却是生产的命脉。

      走到车间角落时,杜鹃看见富察庄煜正蹲在一台织布机前,手里拿着扳手,跟德国技师汉斯比划着什么。

      “三少爷在做什么?”她走过去问。

      富察庄煜抬起头,脸上沾了油污:“杜经理,这台机器的送经装置有问题,张力不稳,织出来的布有暗痕。汉斯说这是设计缺陷,没法改。但我觉得可以加个缓冲齿轮……”

      他说着,在地上用粉笔画了个简图。汉斯凑过来看,眼睛渐渐瞪大:“这个……理论上可行。但需要精密加工,上海没有这样的车床。”

      “天津有。”富察庄煜眼睛发亮,“我认识一个德国机械厂的中国技师,他自己开了个小作坊,能做精密零件。如果图纸给他,半个月就能做好。”

      杜鹃看着地上那个精巧的设计图,又看看富察庄煜兴奋的脸,忽然觉得富察家这笔投资值了。

      “需要多少钱?”她问。

      “零件加工加上运费,大概……一百两。”富察庄煜有些不好意思,“可能贵了点,但改好后,这台机器的效率能提高两成。”

      “我给你二百两。”杜鹃从手袋里取出银票,“不止这台,车间里所有同型号的机器都改。需要多少时间?”

      富察庄煜一愣,随即激动道:“如果零件够,一个月内全改完!”

      “那就去做。”杜鹃把银票递给他,“需要人手、需要材料,直接找陈先生。只要能把效率提上去,花多少钱都值。”

      汉斯忍不住用德语说:“杜小姐,您真是我见过最大胆的投资者。在德国,工厂主宁愿让机器凑合用,也不愿花钱改进。”

      杜鹃用德语回他:“汉斯先生,在中国有句老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机器是工厂的牙齿,牙齿钝了,怎么跟别人抢食吃?”

      汉斯怔了怔,竖起大拇指。

      走出车间时,已是正午。烈日当空,苏州河面反射着刺眼的白光。河对岸,日商“内外棉”的工厂烟囱正冒着滚滚黑烟。那是日本在华设立的第一家纺织厂,比华安早开工三个月,背后是三井物产的资本。

      杜鹃站在厂门口,看着那根烟囱,眼神渐冷。

      前世,“内外棉”在上海迅速扩张,到1914年已有五家分厂,雇佣中国工人上万,利润丰厚。而这些利润,最终变成了日本侵华的军费。

      这一世,她不会让它那么顺利。

      “杜经理。”秋芸从后面追上来,手里拿着一封信,“刚送到的,天津来的急信。”

      杜鹃拆开。信是富察庄钰写的,字迹有些潦草:

      “杜鹃:天津局势有变。袁世凯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已开始清洗异己。家父因曾与庆亲王走得近,已被盯上。我已安排家人分批南下,父亲执意留京周旋。另,你上次提到的‘那件事’,有眉目了。三井物产确实在通过英商怡和走私军火,路线是长崎-上海-天津,接货方是袁的北洋新军。证据正在搜集,月底前给你。保重。庄钰。”

      信末附了一张小纸片,上面用满文写着一行字。杜鹃认得,这是前世富察教过她的满文暗语,意思是:“情况危急,早做打算。”

      她将信纸揉成一团,握在手心。

      袁世凯上台了,比历史上早了半年。

      这意味着,清王朝的倒计时,又拨快了一格。也意味着,富察家的危机,比她预想的更早到来。

      “秋芸。”

      “在。”

      “给富察公子回信:证据一到,立即销毁原件,只送抄本。让他务必在八月十五前离开天津,来上海,就说华安需要他坐镇董事会。”

      “是。”

      杜鹃又想了想:“再给云蒂送个口信,让她今晚来我这儿一趟,有事商量。”

      傍晚,汇中饭店套房里。

      云蒂推开房门时,看见杜鹃站在窗前,背影在暮色中显得有些单薄。桌上摊着几张报纸,都是关于日俄战事的报道。

      “杜鹃姊姊,你找我?”

      杜鹃转过身,脸上带着倦色,但眼睛很亮:“坐。戏校那边怎么样?”

      “挺好的。”云蒂在沙发上坐下,“《女儿行》的剧本初稿写完了,正在排。就是……就是缺钱置办行头。戏里需要几套学生装、洋装,上海买不到,得去苏州定制。”

      “钱我来出。”杜鹃从抽屉里取出一张银票,“这是五百两,不够再说。但我要你在戏里加一场。”

      “加什么?”

      “加一场工厂女工的戏。”杜鹃走到她面前,“就写几个女子进纺织厂做工,受洋人工头欺负,最后团结起来争取权益的故事。要真实,要感人。”

      云蒂一怔:“可是姊姊,这样写……会不会太敏感?官府那边……”

      “就是要敏感。”杜鹃目光灼灼,“云蒂,你知道现在上海有多少女工在纱厂、烟厂、火柴厂里做工吗?不下五万。她们一天干十二个时辰,工钱只有男工的一半,还经常被克扣、被欺辱。但没有人替她们说话——因为她们不识字,不会写文章,不会登报。”

      她握住云蒂的手:“你的戏,就是替她们说的话。让看戏的人知道,女子也能做工,也能自立,也该有尊严。”

      云蒂的手在微微发抖。她想起小时候在戏班,被班主打骂的日子;想起那些被送给权贵做妾的师姐们;想起自己差点被送进端王府的恐惧。

      “我写。”她重重点头,“我好好写。”

      “还有一件事。”杜鹃松开手,走到书桌前,取出一份文件,“你看看这个。”

      云蒂接过,是一份英文合同,她看不懂。

      “这是三井物产‘内外棉’厂的招工简章。”杜鹃冷冷道,“上面写着:中国女工,日薪一角二分,包食宿。看起来很公道,对吧?”

      云蒂点头。

      “但实际呢?”杜鹃翻开另一页,上面是用中文写的证词,“这是我从一个从‘内外棉’逃出来的女工那里买的证言。里面说:工厂食宿极差,二十人挤一间屋,饭菜是馊的。每天工作十二个时辰,完不成定额要罚钱。监工是日本人,动不动就打人。最可怕的是,女工生病或怀孕,立刻开除,一分钱补偿没有。”

      云蒂脸色发白:“这……这不是草菅人命吗?”

      “所以我要你在戏里,把这段也加进去。”杜鹃看着她,“不要点名道姓,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在说谁。我要让全上海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开的工厂是什么德性。”

      “可是姊姊,这样会得罪三井……”

      “已经得罪了。”杜鹃走到窗边,看着外滩的灯火,“从我在大豆生意上耍了竹内开始,三井就没打算放过我。既然躲不过,那就正面打。”

      她的声音在暮色中显得异常冷静:“云蒂,这世上有两种斗争。一种在明处,枪对枪,炮对炮;一种在暗处,笔对笔,戏对戏。我要你在戏台上,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房间里安静下来。远处海关大楼的钟敲了七下,钟声悠长,在黄浦江上回荡。

      云蒂站起身,走到杜鹃身边,与她并肩看着窗外的上海滩。

      这座不夜城,万家灯火,繁华如梦。但在这繁华之下,有多少血泪,多少不公,多少人在暗夜里挣扎求生?

      “姊姊,我懂了。”她轻声说,“这出戏,我不但要写,还要演好。我要让每个看戏的人,都记住那些女子的脸。”

      杜鹃侧过头,看见云蒂眼中闪烁的泪光,和泪光后坚定的光。

      她知道,这个曾经差点凋谢在深井里的女子,正在长出属于自己的脊梁。

      “谢谢你,云蒂。”

      “该说谢谢的是我。”云蒂擦擦眼角,“姊姊,是你让我知道,女子活着,不止为了嫁人生子,还能做很多事——能唱戏,能办学,能替那些说不出话的人说话。”

      两人相视一笑。

      那一刻,杜鹃忽然觉得,重生以来所有的艰难算计,都值了。

      七月初一,华安纺织厂。

      厂区空地上搭起了临时凉棚,红绸铺桌,茶水齐备。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报业巨头史量才、宁波帮领袖虞洽卿等数十位宾客陆续到场,还有《申报》、《新闻报》等七八家报馆的记者。

      凉棚正中,摆着三张长桌。第一张桌上铺着华安的“双鹤牌”细布,第二张是泰隆的“船牌”,第三张则是日本“内外棉”的“樱花牌”和印度“塔塔”的“象牌”。每匹布都剪下一尺见方的样品,旁边放着放大镜、尺子、剪刀。

      王荣昌今天特意穿了新马褂,满面红光地招呼客人。陈启明则拿着本子,记录着宾客们的评价。

      “朱会长,您看这‘双鹤’的布,经纬密度比‘船牌’还密实些。”王荣昌拿起两块布递给朱葆三,“您摸摸这手感。”

      朱葆三是上海滩老资格的实业家,早年做五金生意起家,后来投资航运、纺织,在商界威望很高。他接过布,仔细捻了捻,又对着光看了看。

      “确实不错。”他点头,“棉纱匀净,染色也牢。杜经理,你们用的哪里的棉花?”

      杜鹃今天穿了身浅青色旗袍,简洁大方,闻言答道:“南通产的长绒棉。另外,我们改进了德国的纺纱机,棉纱拉力比普通机器强三成。”

      “哦?怎么改的?”旁边一个穿西装的英国人插话,是泰隆洋行的经理布朗,他也来了,脸色不太好看。

      杜鹃微笑:“这是商业机密。不过布朗先生要是有兴趣,可以买一匹回去研究。”

      周围响起低低的笑声。布朗脸色更难看了。

      史量才走过来,他是《申报》的主笔,思想新锐,对国货运动一向支持。他拿起剪刀,在每块布上都剪了一小条,然后用力撕扯。

      “诸位请看。”他举起撕开的布条,“‘双鹤’需要撕三次才断,‘船牌’两次,‘樱花牌’一次就裂了。”

      众人凑近看,果然,“双鹤”的断口纤维参差,说明纱线结实;“樱花牌”的断口整齐,显然是纱线脆硬。

      “日本布为了追求光泽,棉纱漂白过度,伤了纤维。”杜鹃解释道,“穿几次就容易破。我们的布不追求亮白,但求耐用。”

      “可老百姓就喜欢白的。”一个做布店生意的商人说,“日本布便宜又好看,好卖。”

      “所以需要各位多宣传。”杜鹃环视众人,“国货不是不如洋货,是大家不了解。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想让诸位亲眼看看,亲手摸摸,中国工人用中国棉花、中国机器织出来的布,不比洋人的差。”

      她走到凉棚中央,声音清朗:“华安在此承诺:凡今天到场的商号,订购‘双鹤牌’细布,一律按成本价供货,每匹二两四钱,比泰隆的现价低一钱。另外,凡销售‘双鹤’布匹的店铺,华安免费提供宣传海报,并在《申报》登联合广告。”

      这话一出,现场骚动起来。

      二两四钱!这几乎是贴着成本线在卖。但更重要的是,杜鹃把利润让给了经销商——他们卖“双鹤”的利润,会比卖泰隆布高得多。

      “杜经理,此话当真?”一个苏州布商急问。

      “白纸黑字,现在就签合同。”杜鹃示意陈启明,“陈先生,把预备好的合同拿出来。”

      十几份合同摆上桌,条款清晰:华安以二两四钱的价格供货,经销商售价不得低于二两六钱,双方利润各得一线。合同期一年。

      商人们互相看看,有人犹豫,有人心动。

      朱葆三忽然开口:“我‘慎裕五金号’名下的布庄,先订五百匹。”

      会长带头,其他人立刻跟上:

      “我订三百匹!”

      “两百匹!”

      “我也要两百!”

      布朗脸色铁青,想说什么,被旁边一个日本商人拉住了。那日本人正是三井物产的竹内次郎,他今天也来了,一直冷眼旁观。

      竹内走到杜鹃面前,用生硬的汉语说:“杜小姐,好手段。不过,价格战是最低级的竞争方式。三井的‘内外棉’已经拿到日本军方订单,未来三年,我们的布匹价格可以再降两成,您跟得起吗?”

      这话声音不大,但周围几个人都听见了,顿时安静下来。

      日本军方订单!这意味着三井可以不计成本地倾销,用国家资本打压中国民营企业。

      杜鹃看着竹内那张精明的脸,忽然笑了。

      “竹内先生,您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吗?‘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她转身,面对所有宾客,“诸位,三井要用日本军费补贴,在中国市场上打压我们中国工厂。这不是商业竞争,这是经济侵略!今天他们可以用军费补贴棉布,明天就可以补贴面粉、钢铁、轮船——直到把所有中国工厂都挤垮!到那时,诸位还想从他们手里拿货?恐怕价格就是他们说了算了!”

      凉棚里一片死寂。

      所有中国商人的脸色都变了。他们太清楚洋商的作风,先用低价垄断市场,再抬高价格收割。这些年,在航运、五金、烟草等行业,这样的事发生过不止一次。

      朱葆三沉声道:“杜经理说得对。这不是一桩生意的事,是中国工商业生死存亡的事。我朱葆三在此表态:我名下所有商号,从今天起,优先采购国货。凡是国货品质不输洋货的,一律用国货!”

      “我也表态!”史量才站出来,“《申报》从明天起,开辟‘国货专栏’,免费为国货工厂刊登广告。另外,我要写一篇社论,题目就叫《警惕洋商的经济侵略》!”

      “算我一个!”

      “还有我!”

      群情激愤。

      竹内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最后冷笑一声:“好,很好。那我们就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他拂袖而去。布朗犹豫了一下,也跟着走了。

      评鉴会结束后,宾客陆续散去。陈启明统计了一下订单:总共三千八百匹,几乎清空了华安的库存。

      王荣昌激动得手抖:“杜经理,这下问题解决了!”

      “还没完。”杜鹃看着竹内远去的背影,“三井不会善罢甘休的。通知仓库,连夜调货,三天内把订单全部发出。另外,给所有签约经销商发一封感谢信,附上朱会长和史先生的讲话摘要——让他们挂在店里,既是宣传,也是表态。”

      “是!”

      “还有,”杜鹃压低声音,“派人盯紧‘内外棉’的工厂。我预感,他们要出阴招。”

      七月初五,夜。

      华安纺织厂仓库值班的老张提着马灯,在堆满布匹的货架间巡逻。窗外月色昏暗,苏州河对岸的“内外棉”工厂还亮着灯,机器声隐约可闻。

      忽然,他听见仓库后墙有窸窣声响。

      “谁?”他厉声喝道。

      没有回应。

      老张警惕地举起马灯,朝声音方向走去。刚转过一个货架,就看见后墙的通风窗被撬开了,一个人影正从窗外爬进来。

      “抓贼啊!”老张大喊。

      那人影一惊,转身要跑。老张扑上去,两人扭打在一起。马灯摔在地上,灭了,仓库陷入黑暗。

      值班室的另外两个工人听见动静,提着棍子冲进来。一番混乱后,贼人被按住了。

      点亮灯一看,是个三十多岁的瘦小男人,穿着短褂,身上有股煤油味。

      “说!谁派你来的!”老张揪住他的衣领。

      那人嘴硬:“没人派我!我就是想偷点布……”

      “偷布?”一个工人从他怀里搜出两个小罐子,打开一闻,脸色大变,“是煤油!他想放火!”

      老张倒吸一口凉气。这仓库里堆着几千匹布,还有大量棉花,要是烧起来,整个厂子都得完。

      “送巡捕房!”他咬牙。

      “不,等等。”陈启明闻讯赶来,他看着那两个煤油罐,又看看那贼人,“先关起来,等杜经理发落。”

      “杜经理来了!”

      杜鹃披着外衣匆匆赶来,显然是刚从住处被叫醒。她看了看现场,又看了看那个贼人,脸色沉静如水。

      “搜他身上。”

      工人搜遍全身,只找到几枚铜钱,还有半包烟。

      “烟给我。”杜鹃接过那包“老刀牌”香烟,抽出一支闻了闻,又掰开烟丝看了看。

      “日本烟。”她淡淡道,“上海滩抽这种烟的不多,除非是跟日本人打交道的。”

      那贼人脸色一变。

      “说吧,三井给你多少钱?”杜鹃直视他,“说了,我给你双倍,还保你平安离开上海。不说……”她顿了顿,“你知道纵火未遂是什么罪吗?按大清律,斩立决。”

      贼人浑身发抖,终于崩溃:“是……是‘内外棉’的工头让我干的。说事成之后,给我一百两银子,送我回老家……”

      “工头叫什么?”

      “姓王,都叫他王麻子。是竹内经理的心腹……”

      杜鹃点点头,对陈启明说:“把他说的都记下来,画押。然后给他一百两,连夜送他去宁波,走咱们华江公司的船。”

      “杜经理,这……”陈启明不解,“为什么放他走?这是人证啊!”

      “人证没用。”杜鹃摇头,“租界法庭不会为一个中国工人的证词,去定日本商社的罪。留着他反而危险——三井会灭口。”

      她走到那贼人面前:“这一百两,够你做点小生意。记住,以后别再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中国人工厂要是都垮了,日本人会给咱们活路吗?”

      贼人跪在地上,连连磕头:“谢谢杜经理!谢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处理完这事,天已蒙蒙亮。

      杜鹃站在仓库门口,看着苏州河对岸“内外棉”工厂的轮廓在晨雾中渐渐清晰。那根烟囱又开始冒烟了,黑沉沉的,像一根竖起来的手指,指着上海的天空。

      “杜经理,咱们就这么算了?”陈启明不甘心。

      “当然不。”杜鹃转身,“但报复要讲究方法。直接告状没用,得让他们自己乱起来。”

      “怎么乱?”

      杜鹃嘴角微扬:“‘内外棉’的工人,不是对工头王麻子怨声载道吗?你去找几个机灵的,混进他们厂里,把今晚这事‘不经意’地传出去,就说王麻子为了讨好日本人,要放火烧中国工厂,事情败露,日本人为了撇清关系,准备把他当替罪羊扔进黄浦江。”

      陈启明眼睛一亮:“工人们要是信了……”

      “工人们要是信了,王麻子这工头就当到头了。”杜鹃淡淡道,“没了这条地头蛇,‘内外棉’的管理就会出乱子。到时候,生产效率下降,次品率上升——那才是真正的打击。”

      “高明!”陈启明佩服道,“我这就去办。”

      “等等。”杜鹃叫住他,“还有一件事。你去找虞洽卿先生,让他帮忙打听一下,‘内外棉’的棉花是从哪里进的货。如果是印度棉,就查查他们的海运保单在哪家洋行;如果是中国棉,就查查是哪家棉商供货的。”

      “您要断他们的原料?”

      “不。”杜鹃笑了,“我要让他们知道,上海滩做生意,得讲规矩。”

      晨光渐亮,苏州河上响起第一声船笛。

      新的一天开始了。

      而棉纱之战,才刚刚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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