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弗朗切斯科·康托尔此时阅读的书出自臭名昭著的萨德侯爵,在故事发生的1787年正因被囚禁于巴士底狱里。他常在自己的作品里践踏法律、道德与神权的禁忌,狂热鼓吹“自然”,认为强者有权支配弱者、父亲有权支配子女、男人有权支配女人等,诡辩该种行为全然符合宇宙的秩序。萨德侯爵是一个自恋、狂热的疯狂作家,性格反复无常、自相矛盾,自诩是自然的代言人,因对自己所在的贵族阶级充满仇恨,时而在书中将受害者设定为贵族少女并加以虐杀,实则只是纸上谈兵。在现实生活中,这位精明的机会主义者十分清楚权力的边界,对特权阶级俯首称臣,只敢将魔爪伸向无法反抗的乞丐、仆人、妓女等弱势群体,甚至连地位最低的贵族也未曾染指。这不是出于“自由”的考量,而是“安全”。这些受害者不具有权势,也无法对他进行有效反抗。弗朗切斯科鄙夷的是作者只敢在绝对安全的地方实践他的“哲学”,实际没有勇气将他的理论代入现实,所谓的“绝对自由”只在弱者身上适用。面对权力,他比谁都顺从。
弗朗切斯科在当时的情况下无从得知自己阅读的手抄本出自谁人之手,也并不知道这位疯狂的作家实际就在不远处的巴士底狱。但他质疑现实中从未听闻贵族受害,因此作者写作这些惊世骇俗的书并非真正信奉绝对的自由,仅仅是“自由”为幌子,为自己低俗丑恶的欲望进行辩护。因而,他认为对方只是欺软怕硬的懦夫,并非一位敢于挑战世俗权威的叛逆者、革命者,更不是自诩的所谓“超人”。他认为萨德侯爵和世上其他欺软怕硬的庸俗贵族本质毫无区别,仅仅是蒙上一层看似危言耸听的遮羞布。
弗朗切斯科·康托尔认为人类的竞争注定永无止境,但个体只是暂时的强者,而非永恒的强者。因此一时的“强者有权支配弱者”更多只是历史阶段里一个必然发生但暂时性的过渡态,并不适用于真正的人类社会。
弗朗切斯科·康托尔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德意志(或者说神圣罗马帝国,伏尔泰评价其为“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平民,于18世纪的法国巴黎受到挫折、屈辱与玩弄,自然私下常以解构、讥讽、质疑法国贵族为乐。这里他对萨德侯爵的评判未必全然客观准确,带有明显主观感情色彩。但其作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骄傲或许也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