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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第四～十年）考博 意义不是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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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年。
柳殷决定考博。
这个决定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像一棵树一样，在她心里长了很多年，根扎得很深，只是她一直没有让它露出地面。
她见过太多创业者，听过太多故事，看过太多财报，签过太多合同。她知道一个公司是怎么从零到一的，知道一个行业是怎么从蓝海变成红海的，知道一笔钱是怎么从一个人的口袋流到另一个人的口袋的。
她知道了很多事。
人需要不断地成长，坚定而又强大的成长，读书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人在不知道该干嘛的情况下就好好读书，没有认知的时候就要好好读书，没有方向的时候就要好好读书。
她想了很久，
所以她决定——考博士。
去国外读。
她打开电脑，开始查资料。
她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准备申请材料。她本科是国内Top 2的，GPA很高，工作经历很亮眼，推荐信能找到业界大佬来写，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她要申请什么方向。她想了很久，最后选了一个她一直感兴趣但一直没有机会深入研究的领域——组织行为学。
她想搞清楚一件事：人为什么要工作？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生存，而是那种更深层的、更本质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些人能在工作中找到意义，而有些人做了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为什么有些团队能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而有些团队在最好的资源下也做不出任何东西？
这些问题在她做创业的时候就在脑子里转，但她没有时间去深究。
她申请了五所学校，都是美国顶尖的商学院。她的GMAT考了750分，托福考了116分，推荐信找了三位在她领域里最有分量的前辈来写，个人陈述改了二十七稿，每一稿都像在剥洋葱，一层一层地剥开自己，剥到最后，她看到了那个核心——那个她一直不敢看的、一直用工作和忙碌掩盖起来的核心。
然后她关掉灯，继续写个人陈述。
申请寄出去之后，是漫长的等待。
等待的日子里，她没有闲着。她在公司的工作没有停，该开的会开，该看的项目看，该签的合同签。她像一个正在下沉的船上的水手，知道船要沉了，但在最后一刻之前，她还是要做好每一件该做的事。
春天的时候，录取结果陆续出来了。
第一封是拒信。第二封是拒信。第三封还是拒信。
柳殷坐在电脑前，看着那三封拒信，表情没有变化。她不是不难过，而是她习惯性地把情绪压下去了，压到心底那个已经塞得满满当当的抽屉里，用力关上，用脚踢了一下，确认它不会弹开。
第四封是普林斯顿的拒信。
第五封来了。
是斯坦福。
柳殷看着那封录取信，看了很久。信上写着：Dear Ms. Liu, it is my pleasure to inform you that you have been admitted to the Ph.D. program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t 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翻译：尊敬的刘女士，我很高兴地通知您，您已被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博士项目录取。 ）
她读了五遍。
然后她关掉电脑，去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站在厨房里，喝着水，看着窗外。窗外是北京的天空，灰蒙蒙的，看不到云，看不到太阳，但你知道太阳在那里，因为天空的某个方向比别的地方亮一些。
她把水喝完，洗了杯子，放回橱柜里。
她坐在沙发上，把手机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搭在手机上面。
她看着客厅的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盏吊灯，是她去年从宜家买的，白色的灯罩，简洁的线条，光线柔和，不刺眼。她看着那盏灯，看着那些光线在白色的墙壁上晕开，
是风吹过的声音。
那年夏天，柳殷将工作搁置。
她要离开了。
不是永远离开，是暂时离开。她知道她会回来的，北京是她的家，她的父母在这里，她的朋友在这里，她所有的记忆在这里。但她不知道等她回来的时候，她还是不是现在的她。也许她会变，变成另一个人，一个她更喜欢的、或者更不喜欢的、但至少是不同的人。
那年秋天，柳殷拖着两个大行李箱，从北京飞到了旧金山。
飞机落地的时候是当地时间中午。她走出航站楼，加州的阳光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刺眼，灼热，像一盆金色的水从头浇到脚。她眯起眼睛，站在阳光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空气里有某种她说不出来的味道——不是花香，不是草香，而是那种属于加州的、干燥的、带着一点尘土气息的味道。那种味道让她想起她小时候在北京的胡同里闻到的味道，那时候北京的空气还不像现在这样浑浊，夏天的傍晚，你能闻到槐花的香味，能闻到刚浇过水的地面蒸腾起来的水汽，能闻到邻居家炒菜的油烟味。
她站在斯坦福的校园里，看着那些棕榈树，那些红瓦黄墙的建筑，那些骑着自行车从她身边经过的学生。她觉得自己像一个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带着另一个世界的记忆和伤痕，站在一个全新的、干净的、还没有被她弄脏的世界里。
她给自己一个任务：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她要学会一件事——不再把自己关起来。
她不知道怎么做。
但她想试试。
第五年到第八年。
四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对柳殷来说，这四年像一个被按下了快进键的梦。很多事情发生了，很多事情结束了，很多事情刚刚开始。
读博第一年，她上课，读论文，写作业，参加研讨会。她发现自己在班里不是最聪明的，甚至不是第二聪明的。斯坦福聚集了全世界最聪明的大脑，她的同学里有在麦肯锡做了五年咨询的，有在联合国做过项目的，有自己创过业把公司卖掉然后来读书的。每一个人都像一颗被打磨过的钻石，在阳光下折射出耀眼的光芒。
柳殷不是钻石。她是一块石头，一块很硬的、棱角分明的、没有被好好打磨过的石头。但她不怕硬碰硬，她从小到大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硬碰硬。
读博第二年，她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那个考试很难，难到考前一个月她每天晚上都失眠，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那些理论、模型、统计方法。她瘦了十斤，黑眼圈重得像被人打了两拳。
读博第三年，她开始做自己的研究。她研究的是“工作意义感”——为什么有些人在工作中能找到意义，而有些人不能。她采访了几十个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人，听他们讲自己的工作，讲他们为什么做这份工作，讲他们从工作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有一个在养老院做护工的女人跟她说：“我每天给老人擦身体、喂饭、换尿布，很多人觉得这份工作很脏很累，但我觉得我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些老人，他们的子女都不在身边，我是他们最后能抓住的人。”说完这句话，那个女人哭了。
柳殷递给她一张纸巾，然后在本子上记了一句话：意义不是找到的，是创造的。
那天晚上，她回到公寓，坐在书桌前，看着那句话，看了很久。
第四年，她开始写博士论文。她研究的课题是“跨国团队中的文化冲突与融合”。她在硅谷找了几家科技公司做案例研究，采访了几十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工程师和管理者。
她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些在跨国团队中表现最好的人，不是那些英语最流利的人，也不是那些文化适应能力最强的人，而是那些能够在自己和他人的文化之间找到一个“第三空间”的人。
他们既不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也不完全融入对方的文化，而是在两者之间创造出一个新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空间。
她觉得这个“第三空间”的概念很有意思。
不只是对于跨国团队。
对于很多事情，对于很多人，你需要的不是放弃自己，也不是完全融入对方，而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位置。一个你不会觉得被撕裂的位置。
她想起自己。
想起她在北京和在加州的两种生活。
在北京，她是柳殷——那个无所不能的总监，年纪轻轻靠自己就在北京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的人。
在加州，她是Liu Yin——那个不太爱说话的博士生，那个在研讨会上总是坐在一排的人积极学习的人，那个周末一个人去海边看日落、没有人知道她以前是什么样的人。
她在这两种身份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第三空间”了吗？
她不知道。但她觉得她正在找。
第八年。
柳殷博士毕业了。
毕业典礼那天，加州的阳光一如既往地好，好到不真实，像一张被过度修图的照片。
她穿着黑色的博士袍，戴着那顶四方帽，站在斯坦福的草坪上，手里拿着毕业证书，对着镜头笑。
她的父母从北京飞过来了，站在她旁边，柳韧穿着西装，柳母穿着旗袍，两个人的表情都是那种被精心排练过的、恰到好处的骄傲和欣慰。
柳殷站在父母中间，笑得很好看。那个笑不是得体的、嘴角弧度恰到好处的笑，而是一种更真实的、更放松的、像阳光一样坦荡的笑。四年的博士生涯把她磨平了一些，也把她磨亮了一些。她的眼神比四年前更柔和了，脸上的线条比四年前更舒展了，整个人像一把被重新开过刃的刀——还是锋利，但那种锋利不再是攻击性的，而是保护性的。她不再需要用锋利来证明什么，她只是恰好很锋利而已。
拍完照，柳母拉着她的手，眼眶红红的。“瘦了。”
“没瘦，妈，我还胖了两斤。”
“骗人，你看你这脸，都凹进去了。”
“妈，那是轮廓线。”
柳母瞪了她一眼，想说什么，但嘴巴张了张，又闭上了。她伸手理了理柳殷的博士袍领子，那个动作和四年前柳殷在白家看到柳母理柳予怀的衬衫领子时一模一样。柳殷看着母亲的手，那双手已经不像她小时候那样光滑了，指节变粗了，皮肤变皱了，但那些手指还是温暖的，还是有力量的。
“妈，”柳殷说，“谢谢你。”
柳母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她没有擦，任眼泪流着，用那只布满皱纹的手拍了拍柳殷的脸。“谢什么谢，你是我女儿。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柳殷的鼻子酸了一下，但她忍住了。她不想在毕业典礼上哭，她已经不是那个在澳门婚礼上喝了很多酒差点哭出来的柳殷了。她是博士柳殷，是那个花了四年时间研究人类如何寻找意义的柳殷，是那个终于学会不再把自己关起来的柳殷。
她可以忍住不哭。
毕业典礼结束后，她一个人走在斯坦福的校园里。校园很安静，大多数学生都去庆祝了，只有几个游客还在拍照。她走过棕榈大道，走过纪念教堂，走过那排她每天经过的棕榈树。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落下来，在地上投下一片一片的光斑，像很多只眼睛一眨一眨的。
她想起八年前，她坐在那辆黑色的轿车里，额头抵着冰凉的玻璃窗，看着窗外的风景往后退。
那时候她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现在她知道了。
她去过了很多地方，变成了一个不太一样的人。
但有些东西没有变，她还是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一些人，还是会在看到某张照片的时候心跳加速，还是会在面对某个人的时候，不知道该说什么。
柳殷把手插进兜里，站在斯坦福的棕榈树下，加州的阳光落在她脸上，暖洋洋的，像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脸颊。她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棕榈树的味道，有青草的味道，有阳光的味道，还有一种她说不出来的、属于此刻的、只属于她一个人的味道。
她睁开眼睛，笑了。
这一次的笑不是给任何人看的，不是得体的、不是克制的、不是有分寸的。这个笑是给她自己的，给她这八年走过的每一步路，给她每一次跌倒又爬起来，给她每一次想说却没说出口的话，给她心里那个空房间里终于亮起来的那盏灯。
她收起手机，拖着行李箱，走向机场。
她要回家了。
第九年。
柳殷回国了。
他四年前搁置的公司，随着他回国再次带领团队之后越做越大。
柳殷的公司在做一件事——把她在博士期间研究的“第三空间”理论，转化成一套企业培训产品。
她想帮助那些在不同文化之间挣扎的人，跨国公司的员工、移民、留学生、被派到海外工作的外派人，—找到一个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但又同时属于这里和那里的位置。
听起来很玄乎，但产品做出来之后，市场反应出奇地好。第一年签了八个客户，都是跨国公司。
柳殷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望京SOHO的三栋楼像三颗巨大的白色鹅卵石，矗立在北京的东北角，阳光下闪闪发光。
她看着那些楼，想起八年前她在国贸三期楼下看着这些建筑时的心情。
那时候她觉得那些楼很冷，很硬，像一根根插进天空的钉子。现在她不这么觉得了。也许是因为她不再站在楼下仰望了，她坐在楼里面，坐在其中一颗“钉子”的内部，做着一些她觉得有意义的事。
手机震了一下。
她妈。
晚上回来吃饭。你王阿姨带她外甥过来。
柳殷看着那条消息，叹了口气。这个场景太熟悉了，熟悉到像一部她看过无数遍的老电影，每一句台词她都能背出来。她打了一行字：妈，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不相亲了。
她妈的电话直接打了过来。
“你什么意思？你都三十三了！你不相亲你怎么办？你打算一个人过一辈子吗孩子？”
柳殷把手机放在桌上，开了免提，一边听她妈说话，一边继续看邮件。她妈的语速很快，絮絮叨叨，语重心长地说不停：你三十三了，你不小了，你再不结婚就来不及了！
柳殷等她妈说完了，才拿起手机，说了一句：“妈，我不想结婚。”
电话那头安静了三秒。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想结婚。至少现在不想。”
“你是不是疯了？”
“我没疯。我很清醒。我只是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我不想嫁给一个我不爱的人，然后过一辈子我不想要的生活。”
“你怎么知道你不爱？你连见都没见！”
“妈，我见过。我见过很多。每一个都很好，每一个我都不爱。”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你说啊！你说出来，妈给你找！”
柳殷沉默了一下。
她想要什么样的？
她知道答案。
那个答案在她心里住了很多年，从一个模糊的影子慢慢变得清晰，从一个不敢触碰的秘密变成了一件她想拿出来、摆在桌上、好好看一看的东西。
但她不敢说。不是怕她妈不同意，而是怕说出来之后，那个东西就变了，从一件只属于她的、私密的、珍贵的东西，变成了一件可以被讨论、被评判、被否定或者被认可的东西。
她不想让它被讨论、被评判、被否定或者被认可。
她只想让它继续住在心里，住在那间已经不再空荡荡的房间里，和那盏一直亮着的灯在一起。
“妈，”柳殷说，“我周末想去云南。”
“什么？”
“去云南。旅游。散散心。”
“你又转移话题！”
“我没有转移话题。我只是想告诉你，我这周末不在北京，所以今晚不能回来吃饭。你跟王阿姨说一声，替我跟她外甥道个歉。”
……
“柳殷！”
“妈，我爱你。我先挂了。”
她挂了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