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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第 34 章 周日凌晨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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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凌晨一点二十分，崇明岛陈家镇。
覃易全把车停在距离顾家老宅三百米的堤坝上，熄了火。江风从芦苇荡里穿过，发出细密的沙沙声，像无数人在暗处窃窃私语。他关了车灯，让自己完全沉入黑暗。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老林的消息：“我到陈镇路东口，三分钟。”
他没回，把手机扣在仪表盘上。
远处的顾家老宅是一栋八十年代建的两层小楼，外墙的水泥已经斑驳，爬山虎枯败的藤蔓从墙角一直爬到二楼窗台。二楼东侧的房间亮着灯，窗帘拉得很严，只能看见一团模糊的暖黄色光晕。
杨旭东在那扇窗后面。
或者不在。
覃易全点燃一支烟，只抽了两口就按灭在车载烟灰缸里。
他想起赵雅琴说的话：“他怕的不是被抓。他怕的是自己花二十年造的船，沉了都没人知道。”
如果杨旭东真的是来看最后一眼的，那他应该知道，这艘船已经沉了。周海投案，吴建国倒下，李成自首，易国华被带走调查。二十年的网络，在他离开中国的这三年里，被一寸一寸拆解、打捞、晾晒在岸上。
他还剩下什么？
一个被他资助过的小女孩。一栋他二十年前住过的老宅。一张从五年前就开始等待的照片。
这些碎片，够不够当一个人的临终遗物？
车窗被轻轻敲响。
覃易全转头，看见覃亦同站在车门外，夜风把他的头发吹得凌乱。他手里拎着那个无人机的手提箱。
“你怎么来的？”
“林叔的车。”覃亦同拉开副驾门，坐进来，“他让我转告你，杨浦那边临时有个协查，他去不了崇明了。”
“他知道你跟来吗？”
“知道。”覃亦同把手提箱放在膝上，“他说别添乱。”
覃易全看着他。
“然后呢？”
“我说我不是添乱。”覃亦同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手提箱边缘的卡扣，“我就是想来看看。”
车窗外，顾家老宅二楼的那盏灯还亮着。
覃易全没有赶他走。
二十分钟后，老宅的门开了。
一个年轻女人走出来，穿着白色的羽绒服，长发披散在肩上。她站在门口，朝堤坝的方向看了很久，然后拿起手机。
覃易全的手机震了。
陌生号码。他接起。
“覃警官。”女人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我是顾雯。杨叔叔说，请您进来。”
她顿了顿。
“他等您很久了。”
老宅的客厅很小，家具还是三十年前的款式，沙发巾洗得发白，茶几上压着一块玻璃板，玻璃下压着几张泛黄的奖状。顾雯倒了杯热水放在覃易全面前，又给覃亦同倒了一杯。
“杨叔叔在楼上。”她说，“他腿不太好，走不下来。”
“他怎么了？”
“三年前查出的病。”顾雯的声音很平，“渐冻症。加拿大的医生说还有两年，现在已经过了一年半。”
覃易全握杯子的手顿了一下。
“他知道吗？”
“知道。”顾雯说，“去年他给我打电话，说想回国看看。我问他要不要我回去接，他说不用，他自己来。”
“你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前天晚上。”顾雯说，“他一个人开车到门口，敲门的时候已经站不稳了。我扶他上楼，他在二楼那个房间坐了一整夜。”
“那个房间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顾雯说，“二十年前他住在这里，就是那个房间。他来的时候说，想看看二十年前睡的那张床还在不在。其实早就不在了，我妈前年翻新房子，把旧床拆了。”
她顿了顿。
“但他还是在那里坐了一夜。”
覃易全放下杯子。
“他有没有说，为什么回来？”
顾雯沉默了几秒。
“他说，”她的声音很轻，“有一个人等他给答案，等了五年。他再不回来，那个人就要走了。”
覃易全看着她。
“他还说了别的吗？”
顾雯摇头。
“他没有。但我有。”她抬起头，“覃警官，五年前陈远出事那天晚上，杨叔叔在上海。我查过他的入境记录，12月15号，他从北京飞上海，第二天下午飞回北京。”
她顿了顿。
“他在上海待了不到二十四小时。”
覃易全没有说话。
“我不相信是他亲手做了什么。”顾雯的声音开始发抖，“杨叔叔不是那种人。他资助过我十年学费，我妈生病他来上海出差还专门去医院探望，我考上大学他是第一个给我打电话祝贺的人——”
她停住。
“但他那二十四小时在哪里、见了谁、做了什么，他一个字都不肯告诉我。”
客厅里安静了很久。
楼上传来轻微的脚步声。很慢，很沉，每一步都像踩在很厚的地毯上。
顾雯站起身。
“他说等的人来了。”她看着覃易全，“覃警官，请您……听他把话说完。”
二楼的房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线暖黄色的光。
覃易全推开门。
杨旭东坐在靠窗的那把藤椅上，膝上盖着一条灰色的羊毛毯。他比五年前的工作照老了太多。头发全白，脸颊凹陷，右手无意识地蜷在胸前，指尖微微颤抖。
只有眼睛还是当年的样子。平静，温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覃主办。”他的声音很轻，带着呼吸机特有的气音，“劳你跑这么远。”
覃易全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杨旭东，你被依法传唤。”
“我知道。”杨旭东说，“让我说完几句话，跟你走。”
他顿了顿，费力地把左手从毯子下抽出来，放在膝上。
“五年前，吴文辉给我打电话，说有个海关学院的学生在香港拍到了不该拍的东西。他问我怎么办。”他的声音很慢，像每吐一个字都要用尽全力，“我说，让李成去谈，把照片拿回来，别为难孩子。”
“然后呢？”
“然后李成去了。”杨旭东说，“他带陈远到崇明岛码头，问清楚照片没有外传，当场删了。事情到这一步，本来可以结束。”
他停下来，喘了几口气。
“但李成走之前，说了一句话。”
覃易全等着。
“他说，杨司长交代的事我办妥了。这孩子挺配合，您放心。”杨旭东闭上眼睛，“他当着陈远的面，说的。”
窗外的夜风穿过芦苇荡，发出绵长的呜咽声。
“陈远听到了。”杨旭东说，“那个孩子从李成的话里，知道了我的名字。”
他睁开眼。
“他问李成，杨司长是谁？为什么我的照片会让杨司长这么紧张？我是不是拍到不该拍的人了？”
“李成怎么回答？”
“李成说没有，只是例行保密排查，让他不要多想。”杨旭东说，“但那个孩子不信。”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蜷缩的右手。
“当天晚上，他自己回到码头，走进江里。”
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覃易全没有说话。他看着杨旭东的侧脸，灯光在他凹陷的面颊上投下深重的阴影。
“法医说他双手没有抓握水草或岸边附着物的痕迹。”覃易全说，“他是自己走进去的。”
“是。”杨旭东说。
“不是因为恐惧，不是因为胁迫。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拍的那张照片害死了一个无辜的人。”
沉默。
很长、很长的沉默。
“他没有害死任何人。”杨旭东说，“那张照片从头到尾没有外传。但那个孩子不知道。”
他的声音开始颤抖。
“他以为自己是那把刀。他不知道自己只是碰巧站在刀锋旁边的人。”
覃易全看着他。
这个六十三岁的老人，此刻蜷缩在藤椅上，像一棵被风蛀空的老树。他花了二十年建造一艘船，又花了五年为自己雕刻一座墓碑。如今船沉了，墓碑也刻完了。
“那通电话，”覃易全说，“李成说杨司长交代的事他办妥了。你当时听见了？”
杨旭东沉默了很久。
“……听见了。”他说。
“你为什么不纠正他？”
“因为纠正没有意义。”杨旭东说，“那个孩子已经知道了我的名字。我不确定他会不会说出去，我不确定他有没有告诉别人。我只能——”
他停住。
“只能让李成把这件事压下来。”覃易全替他说完，“压成一场意外溺水。”
杨旭东没有否认。
“那年我五十八岁。”他说，“再有两年就退休。吴文辉那条线我本来已经交接给李璟杉了，周海那个网络我三年没过问过。我以为我可以干干净净地退。”
他看向窗外。
“然后那个孩子死了。”
覃易全站起身。
“陈远的父亲等了五年。”他说，“他每年清明去码头烧纸，每年问自己儿子为什么一个人走进江里。你既然知道答案，为什么不告诉他？”
杨旭东没有回答。
他低着头，看着自己蜷缩的右手。
“我害怕。”他说。
这是覃易全认识他六个小时以来，听到他说过的唯一一句真话。
门外传来很轻的脚步声。顾雯端着两杯热茶站在门口，看到覃易全起身，停住了。
“杨叔叔……”她的声音很轻。
杨旭东抬起头，看着她。
这个被他资助过十年学费的女孩，今年二十七岁，在上海陆家嘴最好的写字楼里上班。她穿着白色的羽绒服，手里端着两杯滚烫的茶，站在二十年前那栋老宅的门槛上。
“雯雯。”杨旭东说，“对不起。”
顾雯没有说话。她把茶杯放在门边的矮柜上，转身离开了。
她的背影在走廊里拖出很长的影子。
覃易全走向门口。
“杨旭东。”
身后传来很轻的声音。
“那个孩子走进江里的时候，”杨旭东说，“他不知道自己不是刀。”
覃易全没有回头。
“他知道。”他说，“他是替你承受刀锋的人。”
凌晨三点，崇明岛东滩码头。
覃易全站在五年前陈远最后站过的位置。芦苇荡已经枯黄，江水在夜色中几乎是黑色的，只有远处灯塔的光束每隔五秒扫过来一次，把水面切开，又任其愈合。
身后传来脚步声。
覃亦同站在他侧后方，没有说话。
“你听到了。”覃易全说。
“嗯。”
“什么感觉？”
覃亦同沉默了很久。
“我一开始以为，杨旭东是个坏人。”他说，“走私、受贿、保护伞、害死陈远。后来发现他比坏人更复杂。”
他顿了顿。
“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但知道和承认之间，隔了五年。”
“那个人呢？”覃亦同问。
覃易全知道他问的是易国华。
“严组长会处理。”他说。
“他会判刑吗？”
“会。”覃易全说，“包庇、渎职、违反组织纪律。他的罪不比杨旭东轻。”
“那您当时……”
覃亦同没有问完。
覃易全知道他想问什么。
——您当时对易国华说吴建国写的字是谢，是假的。您为什么要骗他？
他看着江面上那盏一明一灭的灯塔。
“因为他需要相信。”他说，“他二十三年的职业生涯只剩这一件事，他带出来的徒弟，临终前留给他的是一个谢字，而不是一个指控。”
“这是假话。”覃亦同说。
“是。”
“但他相信了。”
“是。”
“那这算救他，还是骗他？”
覃易全没有回答。
江风把他风衣的下摆吹起来，猎猎作响。
“他给自己判了二十三年。”他最终说，“我只是告诉他，这二十三年里，有一秒钟是真的。”
覃亦同没有再问。
远处，崇明岛的轮廓在晨雾中渐渐清晰。再过两个小时，天就要亮了。
杨旭东会在分局的审讯室里度过他回国后的第一个白天。易国华会在总署纪检组的谈话室里，面对他二十三年来第一次毫无保留的供述。陈远的父亲会接到一个电话，不是“你儿子的案子破了”，是“你儿子的案子终于有人认了”。
吴建国会在康复医院醒来，用那只能动的左手，接过护士递来的早餐。赵雅琴会在拘留所的会见室里，告诉律师“我同意出庭作证”。
周海会在看守所的放风时间里，抬头看天。他不知道十六铺码头还在不在，不知道那个夏天穿制服宣誓的年轻人，如今是什么模样。
所有人都在等待。
等待天亮。
等待判决。
等待那个造了二十年、沉了五年、终于被打捞上岸的答案。
覃易全转身，走向停在堤坝上的车。
覃亦同跟在他身后。
“覃老师。”
“嗯。”
“您相信易国华那二十三年的某一天，真的是个好警察吗？”
覃易全拉开车门。
“他宣誓那天，”他说，“周海在十六铺码头听见了。”
他顿了顿。
“那天的誓言很大声。”
车子发动，驶入黎明前最深沉的夜色。
后视镜里，崇明岛的轮廓渐渐模糊，与灰白色的天光融为一体。
灯塔还在闪烁。
一明一灭。
一明一灭。
像那些等待答案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