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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第 35 章 周日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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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清晨六点，分局审讯室。
杨旭东坐在轮椅上被推进来时，天还没有完全亮。值班法警帮他调整好座椅高度，在他膝上盖好那条从崇明带来的灰色羊毛毯。他点了点头，动作很轻，像在自家客厅里接待访客。
覃易全隔着单向玻璃看了他三分钟。
这个六十三岁的男人比昨晚更显苍老。从崇明到分局的一个半小时车程几乎耗尽了他的体力，此刻他靠在椅背上，眼睛半阖，胸口随着呼吸机轻微的嗡鸣一起一伏。他的右手依然蜷在胸前，指尖无意识地轻叩着毯子边缘。那是一个节律性的、自我安抚的动作。
“能审吗？”老林站在旁边，压低声音。
“不是审。”覃易全说，“是听他说。”
他推门进去。
杨旭东睁开眼，看着他。
“覃主办。”他的声音比昨晚更轻，带着明显的气音，“我的律师还在路上，按规定我现在可以保持沉默。”
“我知道。”
“那你来是——”
“听你说。”覃易全在他对面坐下，“你想说的那些，不是给法律听的。”
杨旭东沉默了几秒。
“你怎么知道我有话想说？”
“因为你昨天说完了陈远。”覃易全看着他，“但你还有一个人没说。”
杨旭东没有回答。
窗外，第一缕晨光穿透百叶窗的缝隙，在他膝上的毛毯上切出一道细长的光带。
“易国华被总署纪检组带走了。”覃易全说，“他承认了五年前指示李成接触陈远，承认了事后未予追查。但他没提你。”
杨旭东的右手停住了。
“二十年。”覃易全说，“他从科员到政委，你从副处长到副司长。你们在档案里没有任何交集，但他手机里存着你的号码，备注是杨老师。”
他顿了顿。
“他戒烟三年。你入境的第二天，他在走廊里问人借烟。”
杨旭东低下头，看着自己蜷缩的手。
“他从小就不会撒谎。”他说，“每次说谎，都会下意识摸左手腕的表带。”
“他没有表。”
“他知道。”杨旭东说，“所以他把表摘了。”
审讯室里安静了很久。
覃易全没有催促。
“1988年，易国华从海关学校毕业，分到总署监管司。”杨旭东终于开口，声音像从很深的井里打上来的水，“我是他第一任科长。他什么都不会，写报告要我逐句改，开会发言会紧张到忘词，第一次参加联合行动，回来发了两天高烧。”
他顿了顿。
“但他学得很快。第二年就能独立办案，第三年写的报告被司长当范文。有人说他是天才，其实他只是比别人多熬三倍夜。”
“你栽培他。”
“不是我栽培他。”杨旭东说，“是他自己想上岸。”
他看着窗外那道光带。
“那时候海关系统还没有现在这么规范。有些事，灰色地带的事，大家都做，只是不说破。有人带私货，有人漏查验，有人帮忙通融一下。不是犯罪，是人情。”
他顿了顿。
“易国华从不碰这些。他的办公桌永远最整洁，案卷归档永远最及时，不该签的字从来不签。有人说他假清高，有人说他不合群。他只是不想。”
“不想什么？”
“不想变成我。”杨旭东说。
阳光慢慢爬升，光带从毛毯移到他的手腕。
“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覃易全问。
“1998年。”杨旭东说，“香港回归第一年，总署派我去常驻。临行前他来找我，问了一句话。”
“什么话？”
“‘杨老师，李璟杉那批货，您真的不知道吗？’”
杨旭东闭上眼睛。
“我说不知道。他信了。或者说，他选择了相信。”
“那是他第一次撒谎。”覃易全说，“对着自己。”
杨旭东没有否认。
“之后十九年，我们没见过面。”他说，“逢年过节他会发一条短信，内容是固定的杨老师安康。我回三个字，知道了。”
“2017年呢？他升政委那年。”
杨旭东沉默了几秒。
“那年他来北京开会，我们见了一面。”他说，“他瘦了很多，头发也白了。我问他这些年怎么样，他说挺好的，案子办不完，孩子刚上初中。”
他顿了顿。
“然后他说，杨老师，那条船还在海上。”
“你怎么回答？”
“我说我知道。”杨旭东的声音很低，“他说我他也知道。”
审讯室里安静了很久。
覃易全没有继续问。
他起身，走到窗边。
晨光已经把整个窗台照亮。远处陆家嘴的楼群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像海市蜃楼。
“这二十年，”杨旭东在身后说，“他一直在等我说一句话。”
“什么话？”
“我错了。”
“我说不出口。”杨旭东说，“第一次没来得及，第二次不敢说，第三次……已经没有第三次了。”
他抬起头，看着覃易全的背影。
“覃主办，他问你那句谢是真是假的时候，他心里有答案。”
他顿了顿。
“他知道是假的。但他选择相信。”
上午九点，杨旭东的律师到达分局。审讯暂停。
覃易全走出审讯室时，张靖在走廊里等他。
“李成那边有新情况。”张靖说，“他要求二次提审。”
“交代新东西了？”
“不是交代。”张靖顿了顿，“他问了一个人。”
“谁？”
“陈远的父亲。”张靖说，“他问，陈远的父亲有没有收到一张照片。”
覃易全看着张靖。
“陈远的父亲今天在哪儿？”
“还在崇明。”张靖说，“早上有人送了一束花到他家门口，没有落款，只有一张卡片。”
“卡片上写什么？”
“江水很深，走不出来。”
审讯室的门再次打开时，李成已经在那里坐了四十分钟。
他比昨天更憔悴，下巴冒出一层青色的胡茬，制服领口解开两颗扣子。看到覃易全，他抬起头，没有回避视线。
“那张卡片是你送的？”覃易全问。
“是。”李成说。
“为什么？”
李成沉默了几秒。
“因为昨天是陈远的生日。”他说，“1998年11月29日。如果他活着，今年二十五岁。”
覃易全看着他。
“你记他的生日？”
“五年前办案的时候看过档案。”李成说，“每年这天我都会想起。不敢忘。”
“怕什么？”
“怕自己忘了，就真的过去了。”李成的声音很低，“好像他从没来过这个世界。”
审讯室里安静了很久。
“卡片上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覃易全问。
李成没有立刻回答。他低着头，看着自己放在桌面的手。
“五年前那天下午，我在码头问完陈远话，准备离开。”他说，“走到堤坝边，回头看了一眼。”
他顿了顿。
“他一个人站在江边，看着水。不是害怕，不是难过，就是看着。”
“你当时觉得不对劲吗？”
“觉得。”李成说，“但我告诉自己：任务完成了，他答应删照片了，没事了。”
他抬起头。
“我是警察。我应该看得出一个人在想什么。那天我没看出来。或者，我假装没看出来。”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在他脸上切出分明的明暗交界。
“这五年我一直在想，”他说，“如果那天我多问一句，或者把他送回学校，或者只是站在那里陪他抽支烟，他还会不会走进江里。”
他没有等答案。
“所以每年今天，我给他送一束花。”李成说，“不署名，不说对不起，就当是一个陌生人的悼念。”
他顿了顿。
“五年了。他父亲不知道，他母亲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只有我和江水知道。”
覃易全沉默了很久。
“李成。”他说，“你认识杨旭东吗？”
李成摇头。
“2019年12月15日之前，我没见过他，也没听过这个名字。”他说，“那天在码头，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现在知道了？”
“知道了。”李成说，“你们追杨旭东的通报我看到了。”
“如果五年前你知道他是谁，会怎么做？”
李成沉默了几秒。
“我不知道。”他说，“也许会上前盘问，也许不会。我那时候只是个小科长，不敢得罪任何人。”
他顿了顿。
“现在也一样。”
下午三点，覃易全从审讯室出来。
夏栀在走廊里等他，手里端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
“覃哥，顾雯那边回消息了。”她说，“她愿意作证。杨旭东2019年12月15日晚上在她家待过，说第二天要去北京开会。”
“她记得他当时的状态吗？”
“记得。”夏栀说，“她说杨旭东那晚几乎没睡，一直在二楼坐着。她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他房间的灯还亮着。”
“他有说什么吗？”
“没有。”夏栀说，“但她下楼时，听见他在打电话。只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知道了。他会处理。”
覃易全接过她手里的咖啡，喝了一口。凉的，苦的。
“李成的车辙记录和杨旭东那天的行程能对得上吗？”
“技术科正在做。”夏栀说，“但难度很大。五年前的交通监控留存率不到百分之三十，很多路段已经覆盖新的设备，旧数据被覆盖了。”
“能对多少对多少。”覃易全说，“形成时间线，不需要百分之百覆盖，只需要交叉点重合。”
“明白。”
夏栀转身要走，又停住。
“覃哥。”
“嗯。”
“你说李成这五年……”她顿了顿，“他每年给陈远送花，记他的生日，在码头边看着江水发呆。他这是忏悔，还是自我折磨？”
覃易全没有立刻回答。
他想起李成刚才说的那句话：“我不敢忘。怕忘了，他就真的过去了。”
“两者都是。”他说，“忏悔和折磨，本来就是同一回事。”
傍晚六点，覃易全回到办公室。
桌上放着两份外卖，已经凉透了。一份是盖浇饭，一份是馄饨。盖浇饭是老林给他带的，馄饨是覃亦同买的。
他都没吃。
窗外的天色已经全黑了。分局楼下的路灯次第亮起，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投下一圈圈晕开的光。
手机震了，是覃亦同。
“覃老师，我在医院。”他的声音有些哑，“我爸今天来上海复查，医生说指标还可以。他让我谢谢您。”
“不用。”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他还说，”覃亦同顿了顿，“嵊泗那个仓库管理员的工作，他做得很安心。以前跑船的时候，每天晚上睡不着，怕接到电话。现在每天扛货、记账、给值班室开空调，累是累，但能睡着。”
“那就好。”
“他说，”覃亦同的声音更轻了，“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觉得自己做的是个人。”
覃易全握着手机，没有说话。
窗外的路灯下，有人在扫落叶。扫帚划过柏油路的声音，沙沙的，持续不断。
“您呢？”覃亦同问。
“什么？”
“您今天……还好吗？”
覃易全没有立刻回答。
他想起杨旭东说“我害怕”时的表情。想起李成说“我不敢忘”时攥紧的手。想起吴建国在病床上写完那个“易”字后流下的泪。想起易国华在走廊里站了十分钟，问人借烟。
想起周海写的那封信：“我守的是什么？我他妈守的是走私船。”
“还好。”他说。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那我挂了。”覃亦同说，“您记得吃饭。”
“嗯。”
通话结束。
覃易全放下手机，看着窗外那片被路灯照亮的落叶。
他没有动那两份凉透的外卖。
只是坐在黑暗里，听着扫帚划过柏油路的声音。
沙沙。
沙沙。
像江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