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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第 37 章 周二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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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清晨六点四十分，上海仁爱医院特需病房区。
覃易全站在护士站外面，等值班护士翻完杨旭东昨夜的全部监护记录。窗外还没完全亮，走廊里的日光灯把他的影子压得很短。他今天没穿制服，只是一件深灰色的抓绒夹克，领口竖着，下巴半埋在阴影里。
“凌晨三点二十分，患者主诉呼吸困难，血氧饱和度降至八十九，值班医生上了无创呼吸机。”护士把记录板推过来，“四点半以后趋于平稳，目前生命体征稳定。”
“他睡着了吗？”
“断断续续。五点左右醒了一次，问今天几号。”护士顿了顿，“问完又闭眼了。”
覃易全接过记录板，在探视登记表上签了名。
病房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监护仪规律的滴答声。他推门进去时，杨旭东正半靠在床头，脸被无创呼吸机的面罩遮住了大半，只露出一双半阖的眼睛。
那双眼看到他，慢慢睁开了。
杨旭东抬起那只尚能活动的左手轻轻摘下面罩。
“覃主办。”他的声音像砂纸打磨锈铁，“又来了。”
“律师通知你了？”
“通知了。”杨旭东把面罩搁在床边，没有重新戴上，“保外就医期间接受问询，配合公安机关调查。这是我的义务。”
他顿了顿。
“也是我唯一还能做的事。”
覃易全在他床边的椅子上坐下。
病房里很安静。监护仪的滴答声、呼吸机备用状态的微弱气流声、窗外还没有完全醒来的城市，这些声音混在一起，织成一种特殊的寂静。
“陈远父母那边，”杨旭东忽然开口，“有人通知了吗？”
“通知了。”覃易全说，“昨天下午，办案民警去了崇明。”
“他们……说什么？”
“没说什么。”覃易全看着他，“他母亲在厨房里烧水，烧干了三次。他父亲坐在门槛上，抽了一整包烟。”
杨旭东没有说话。
窗外，天渐渐亮起来了。十二月的晨光稀薄如纱，从窗帘的缝隙漏进来，在床尾被面上拖出窄窄的一条。
“他母亲叫陈秀英。”杨旭东说，“父亲叫陈德海。陈远是独生子。”
覃易全没有接话。
“这些我五年前就知道了。”杨旭东的声音很轻，“李成报告里写得很详细。父母都是农民，母亲有高血压，父亲腰不好，家里的收入靠三亩橘园。”
他停了几秒。
“我查过崇明橘子的市价。一斤两块三。一年收入不到两万。”
覃易全看着他。
“你知道这些，然后呢？”
杨旭东没有回答。
沉默在病房里蔓延开来。
监护仪的滴答声持续而稳定，像一个永远不会被问完的问题。
“然后我告诉自己，”杨旭东终于开口，“事情已经发生了，做什么都来不及了。我能做的，就是不让他们知道真相。”
他顿了顿。
“不让他们知道，害死他们儿子的人，二十年前资助过另一个农民的女儿。”
覃易全没有说话。
“顾雯今年二十七岁。”杨旭东说，“她母亲六十岁生日那天，我在崇明。我本来只是想去看看她们，坐一会儿就走。”
他低下头。
“然后我听见李成在码头上喊那个孩子的名字。”
阳光慢慢爬升，从床尾移到他的手腕。
“陈远。”他重复这个名字，“远大的远。”
病房里安静了很久。
“我站在码头的另一边。”杨旭东说，“隔着大概五十米。李成和他说了什么，我听不清。只看见那个孩子低着头，站得很直。”
他闭上眼睛。
“李成走后，他在江边站了很长时间。我以为他会走，会回学校，会过完他二十一岁之后的所有日子。”
他停住。
“他没有。”
监护仪的滴答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我本来可以走过去。”杨旭东说，“五十米，三十秒。我本来可以问他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父母是做什么的。本来可以告诉他：那张照片不会害任何人，因为它从来就不是证据。”
他的声音越来越轻。
“但我没有。”
覃易全看着他。
“你怕什么？”
杨旭东沉默了很久。
“怕他知道我是谁。”他说，“怕他问我：杨司长，我拍的照片里那个人，是不是您？”
窗外的晨光已经完全亮起来了。
杨旭东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那片被阳光照亮的白色。
“二十年前，我带易国华去香港。他问我的问题，我没有回答。”他说，“二十年后，陈远站在江边，他问不出口的问题，我没有去接。”
他顿了顿。
“这两个孩子，一个追了我二十年，一个替我走完了最后五十米。”
“易国华还在追。”覃易全说。
杨旭东摇了摇头。
“他追的不是我。”他说，“他追的是1988年那个写报告要人逐句改、开会发言会紧张到忘词、第一次参加联合行动回来发了两天高烧的年轻人。”
他闭上眼睛。
“那个人早就死了。”
上午九点，覃易全走出病房大楼。
老林在停车场等他，手里捏着半支没点的烟。看见覃易全，他把烟塞回烟盒。
“怎么样？”
“说了。”覃易全拉开车门，“陈远的事。”
老林沉默了几秒。
“有用吗？”
“对他自己有用。”覃易全发动车子，“对案子没什么用。他说的那些，李成五年前就该问出来。”
“李成问不出来。”老林说，“他自己也在那五十米里站着。”
车子驶出医院大门。门口的早餐摊排着长队，蒸笼里的热气在晨光里升腾成白雾。
“张队刚才来电话，”老林说，“陈家镇那边又走完一轮，还是没找到杨旭东2019年那十七个小时接触过的人。他就像在那个时空里彻底隐形了。”
“他不需要隐形。”覃易全说，“那十七小时他只接触了三个人，李成、陈远、顾雯。李成不敢说，陈远死了，顾雯什么都不知道。”
“那他这趟回来是为了什么？”老林问，“专程自首？专程坐一夜？专程等五年被我们抓到？”
覃易全没有回答。
车子驶过苏州河，桥下的江水是铅灰色的。
“也许就是为了说这几句话。”他最终说，“说了，他二十年的船就沉完了。”
周三下午三点，覃亦同来分局交实习报告。
他站在覃易全办公室门口，敲了三声。没人应。他又敲了三声。
“进来。”门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覃亦同推门进去。
覃易全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那份已经翻了无数遍的陈远案卷。他的头发有点乱，领口解开两颗扣子，桌面上的烟灰缸里堆着六七个烟头。
他抬起头，看见覃亦同，愣了一瞬。
“报告放桌上。”他说，“出去带上门。”
“您吃饭了吗？”覃亦同没动。
覃易全没回答。
覃亦同走到窗边，打开那盆绿萝旁边的外卖袋。里面的饭已经硬了，菜也干缩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深色。他合上袋子，扔进垃圾桶。
“食堂还有糖醋小排。”他说，“我去打两份。”
“不用。”覃易全说。
覃亦同没理他，径直出去了。
二十分钟后，他端着两个餐盘回来。糖醋小排、清炒时蔬、西红柿炒蛋、两碗米饭、两碗紫菜蛋花汤。
他把一份放在覃易全面前，另一份放在旁边的小茶几上。
“吃吧。”他自己坐下，“我也没吃。”
覃易全看着他。
男生的侧脸在日光灯下轮廓清晰，下颌线比半年更分明了。右手的石膏已经拆了三个月，现在拿筷子很稳，夹小排的动作干脆利落。
“你爸那边怎么样？”覃易全问。
“挺好。”覃亦同说，“上周末回嵊泗了，仓库的活不忙，他有空就去码头转转。”
“转什么？”
“不知道。”覃亦同顿了顿，“他说以前跑船的时候没好好看过海。现在想看看。”
覃易全夹了一块小排。
“你呢？”覃亦同问，“杨旭东那边……结了吗？”
“没有。”覃易全说，“证据链还有缺口。”
“什么缺口？”
“2019年12月15日下午四点二十分到五点五十分，那一个半小时。”覃易全说，“他从浦东机场到陈家镇的轨迹，中间有一段空白。租车公司记录显示他15:10取车，陈家镇监控第一次拍到他车牌的时间是16:58。”
“那一个半小时他在哪里？”
“不知道。”覃易全放下筷子，“崇明岛大桥入口的ETC记录显示他15:47过桥，16:02下桥。从下桥点到陈家镇，正常车程四十分钟。他多绕了将近二十分钟。”
“他去别的地方了？”
“可能。”覃易全说，“但不知道是哪里。”
覃亦同沉默了几秒。
“会有人知道吗？”
覃易全没有回答。
窗外，天色渐渐暗下来。路灯次第亮起，在湿冷的空气里晕开一团团橘黄色的光。
“覃老师。”覃亦同忽然开口。
“嗯。”
“那个顾雯，”他说，“她今年二十七岁，上海大学毕业后进德勤，去年跳槽去私募基金。”
“你想说什么？”
“她不是陈远案的关键。”覃亦同说，“她是杨旭东二十年里唯一做对的事。”
覃易全看着他。
“所以呢？”
“所以，”覃亦同说，“那一小时二十分钟的空白，可能是他这辈子唯一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地方。”
他顿了顿。
“不是做坏事的地方。是做好事的地方。”
覃易全没有说话。
他想起杨旭东在病房里说的那句话：“她是那二十年里我唯一做对的事。”
一个做了二十年错事的人，在最后那十七个小时里，会用那一小时二十分钟，去做什么？
他没有答案。
周四上午，技术科。
夏栀盯着屏幕上的崇明岛地图，已经把那个空白时段的可能路线推演了十七遍。她的咖啡杯已经见底，那盆绿萝被她挤到了显示器后面。
“覃哥，还是对不上。”她揉了揉太阳穴，“杨旭东那天的行车轨迹，从ETC下桥点之后有大约二十三公里的理论盲区。那片区域覆盖三个乡镇、十二个行政村、四十七个自然村。”
“没有监控？”
“农村道路，覆盖率不到百分之十五。”夏栀说，“就算我们把他可能经过的每一条路都跑一遍，也未必能找到他停车的地方。”
覃易全站在她身后，看着地图上那片灰色的盲区。
二十三公里。
二十分钟。
一个做了二十年错事的人。
“查一下那片区域，”他说，“二十年前有没有杨旭东挂职锻炼时接触过的人。”
夏栀的手指在键盘上快速移动。
五分钟后。
“有一个。”她顿了顿，“崇明县新民乡，1998年杨旭东在这里蹲点三个月。村里有一户人家，当时的老支书姓张，已经去世了。”
“他的后人呢？”
“有一个女儿，叫张敏。”夏栀说，“1998年十三岁，杨旭东资助过她一年学费。”
覃易全眼神一凛。
“她现在在哪？”
“在崇明县城开了一家水果店。”夏栀调出地址，“新民路117号。”
下午两点，覃易全的车停在张敏的水果店门口。
店面不大，二十平米左右，门口摆着几筐崇明本地产的柑橘和草莓。店里只有一个女人，四十出头，系着碎花围裙，正在整理货架上的苹果。
她看到覃易全，愣了一下。
“警察？”她的声音有些紧，“我家没出什么事吧？”
“不是。”覃易全出示证件，“想向您了解一个人。”
张敏看着证件上的国徽，沉默了几秒。
“杨叔叔？”她问。
覃易全看着她。
“您怎么知道？”
张敏没有立刻回答。她放下手里的苹果，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2019年12月15号下午，他来过。”她说，“在我店里坐了二十分钟，喝了杯茶，问我妈身体好不好，店里的生意怎么样。”
她顿了顿。
“他老了很多。我差点没认出来。”
“他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张敏说，“就是坐了一会儿，看看店里的水果，问我崇明的橘子今年多少钱一斤。我说了，他说比二十年前贵了一块二。”
她低下头。
“然后他说我爸是个好人。那年他在这里蹲点，我爸给他腾了一间房，没要过一分钱。”
窗外的阳光照进店里，把一筐筐柑橘映成温暖的橙红色。
“我问他还来吗？”张敏说，“他说不来了。就是路过，想看看。”
“然后呢？”
“然后他走了。”张敏说，“开车走的。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车一直往东开。”
东边。
东边是码头。
覃易全沉默了几秒。
“他有没有说，他要去哪里？”
张敏摇头。
“没有。”她说，“但我看见他车里放着一束花。”
她顿了顿。
“白色的菊花。”
下午四点，覃易全站在崇明岛东滩码头。
江风比昨天更大，芦苇已经彻底枯黄，倒伏成片。远处的水面灰蒙蒙的，分不清哪里是江水，哪里是天空。
覃易全的手机震了。
是夏栀。
“覃哥，技术科刚才比对了一组数据。”她的声音有些发紧，“2019年12月15日下午五点零三分，崇明岛东滩码头外围的治安探头拍到了一辆黑色别克商务车。”
她顿了顿。
“车牌号与杨旭东租用的车辆完全一致。”
覃易全握着手机，看着那片灰蒙蒙的江水。
五十米。
三十秒。
五年前，有一个人站在这里，隔着五十米的距离，看着一个他不认识的年轻人。
他没有走过去。
五年后，他回来了。
带着五年前没送出去的菊花，带着五年里每一个失眠的夜晚，带着一份迟到了1825天的供述。
“他车里的花，”覃易全说，“后来去哪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不知道。”夏栀说，“车上没有，陈家镇老宅没有，张敏的水果店也没有。”
“江边呢？”
“今天潮位低。”夏栀说，“您看看码头东侧的芦苇丛。”
覃易全往东走了五十米。
芦苇已经枯黄，被江风吹得倒伏成片。他蹲下身，拨开密密层层的苇秆。
那里躺着一束早已干枯的白色菊花。
花枝已经脆了，轻轻一碰就断裂。包花的透明玻璃纸被江水泡得发白，里面还残留着几片没有腐烂的花瓣。
覃易全没有去碰它。
他站起身，看着江水。
——五年前，你为什么没有走过去？
——因为不敢。
——五年后，你回来把这束花放在这里，陈远知道吗？
——他不需要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
——因为有些话，不说给当事人听，也要说给江水听。
覃易全转身，走向停在堤坝上的车。
身后，芦苇在风中沙沙作响。
江水东流，从未停歇。
